2011年3月11日，地震和海啸之后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图源：Digital Globe, CC BY-SA 3.0，维基百科
2023年8月24日，日本开始向海洋排放第一批来自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00多万吨经处理的核废水。预计这一排放行为将持续30年。日本的这一行为虽然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的支持，但依然受到了多方的强烈批评。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发生的第二宗“七级”国际核能事件，也就是“最严重意外事故”。据估计，与福岛核事故相关的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数总计达10 000人，导致撤离的核难民约15万人。 后续对事故的调查显示，即便是像日本这样技术发达、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国家，在应对核事故时，也会出现许多混乱与突发情况。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上的核事故吸取什么教训，那么首要的就是重视安全问题，提高警惕，时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Serhii Plokhy ｜ 文
福岛第一核电站是日本首批建造并运行通用电气公司沸水反应堆的核电站之一。1967年7月，该核电站6座反应堆中的第一座于本州岛太平洋海岸、东京东北方向约225公里的大熊町和双叶町之间的位置开始建造。1971年3月，第一座反应堆实现并网，这对福岛县政府来说无疑是喜事一桩。自1958年起，福岛县政府就开始游说，力争在该地区建造核电站，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日本最大的民营电力企业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简称东电或TEPCO）同样十分欣喜，因为福岛沸水反应堆是它冒险进入核工业领域的初步尝试。福岛第一座沸水反应堆的总装机容量仅为460兆瓦，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到1979年10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又建造了5座反应堆，其中功率最大的反应堆总容量达到了1000兆瓦。核电站总功率达到了4700兆瓦电力，发电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排到第15位。1981—1986年，东电在附近的福岛第二核电站建造了4座沸水反应堆，在接下来的10年间，又在全球最大的核电站——柏崎刈羽核电站建造了6座沸水反应堆。日本需要更多的电力，东电能够承担供电的重任。
将通用电气公司的核技术带到福岛，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名嘉幸照便是其中之一。他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核工程师，后来又出任一家公司的社长——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东京电力公司的承包商。同他的祖国日本一样，对于美国的核技术，名嘉幸照也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抗拒到最终接纳的转变，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曲折。名嘉幸照生在一个渔民家庭，从小在冲绳岛长大，期间参与过学生运动，反对美国在岛上驻军并部署核武器。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他决心离开冲绳。后来，他成为一名海军工程师，在世界各地漂泊。一位前美军核潜艇艇员劝说他到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名嘉幸照决定试一试，便接受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培训，成为一名沸水反应堆操作员。
1973年，名嘉幸照来到了东电管理的福岛第二核电站。“我把一本通用电气公司的培训手册译成了日文，这也是东电沸水反应堆培训中心的第一本培训手册。”名嘉幸照回忆道。“见识过世界各地的情况后，”他继续说，“我相信，对于资源贫瘠的日本来说，核能会是唯一的能源。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但他在东电工作期间，注意到公司的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回忆说：“在20世纪70年代，有很多东电的工程师都在核电站厂区工作。”他很喜欢和管理层一起开会或讨论，一名公司副社长还经常来厂区视察。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名嘉幸照回忆道，“东电就将核电站的运营交给了承包商和制造商。显然，他们认为只有管理效率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
不过，最大的变化是对待反应堆安全的态度。就像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气氛一样，对他们来说，完成生产目标要优先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名嘉幸照记得，1988年底，一个水泵的叶轮叶片发生了破裂，使得一片金属落入了反应堆堆芯，水泵的振动也更加剧烈。于是，名嘉幸照建议管理层降低输出功率。“有人告诉我，现在正值年底，降低输出功率是不可能的。”他回忆道。管理层关心的是完成年度生产目标。名嘉幸照十分担心会发生事故，甚至一度失眠，直到1989年1月反应堆停堆他才如释重负。这座反应堆经过大半年的维修，在反核活动家和当地反核支持者抗议的声浪中重新启动。在与抗议者的见面会上，负责该反应堆的主管竟然中途退出了会议。“我们……被宠坏了，因为我们掩盖了事故信息，逃避了来自公众的压力。”名嘉幸照回忆道。
2002年，一则重磅丑闻曝光，称东电员工早在1977年就开始伪造安全报告，没有进行安全检测就提供虚假信息，还在报告中掩盖存在的问题，虚假报告的次数不下200次。东电的会长、社长和一名副社长被迫辞职。对此事的内部调查由62岁的公司高级主管胜俣恒久负责。调查结束后，他升任东电的社长。以思维敏锐著称的胜俣稳步升至公司领导层，于2008年从社长升任会长。
胜俣和新任社长清水正孝一道竭尽全力整顿组织，完善安全标准和企业文化。东电旗下的反应堆经历了更多次的停堆检查，清晰地表明公司渴望洗心革面、重新开始。2007年，东电管理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因地震而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发出警告，声称福岛第一核电站不符合新的抗震安全标准。作为回应，2010年，胜俣和清水建立了一个应急控制中心，可在重大地震灾害中充当应急指挥部。
但达到新的安全标准之后，东电就止步于此。根据设计，核电站能承受不超过7.0级的地震，而东电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提升核电站其余部分的整体抗震性能。另一个从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大海啸。同日本其他核电站一样，福岛第一核电站也建在了海边，这样就不必建造成本高昂的冷却塔，能节省一部分费用。作为替代措施，他们将混凝土管道引入大海，用海水冷却反应堆产生的蒸汽，待其冷凝为水，再次供反应堆加热。但问题就在于有发生大海啸的可能性。
如同日本所有的核电站一样，福岛第一核电站设有消波块和很高的防波堤，以防海水侵入，防波堤的高度接近5.7米。不过，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认为这还不够，并于2006年向东电发出警告，认为海啸有可能切断核电站的外部供电。2008年，东电的内部专家得出结论，浪高超过15.7米的海啸就可以越过防波堤，淹没核电站。胜俣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决定再研究一下。“公司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可能发生重大海啸。”胜俣后来说道。对胜俣、清水及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来说，他们的“研究”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戛然而止，因为在距日本东海岸约12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发生了矩震级高达9.1级的大地震。这次地震被称为“东日本大震灾”，是由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洲板块之间的挤压运动所致。太平洋板块的面积约有1.03亿平方公里，承载着太平洋；而北美洲板块的面积约7600万平方公里，位于北美洲、和西伯利亚部分地区之下。数百万年来，两大板块始终在移动。太平洋板块会俯冲到北美洲板块之下，以每年超过一米的速度将加利福尼亚拉向日本。通常情况下，板块运动都十分缓慢，不会骤然大幅度移动，但板块之间的某些部分偶尔会相互挤压。为了释放相互挤压所产生的压力，板块会突然移动，形成可引发海啸的地震。日本恰好位于两个板块的交界处，这个岛国每年发生的有感地震接近1000次。有时候板块运动的幅度更大，比如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地震就是千年一遇的特大地震。那天，太平洋板块沉积千年之久的挤压力突然释放，并向西（也就是日本方向）一次性移动了将近40米。3分钟内，本州岛向东移动了8—20厘米，更靠近加利福尼亚，使得地轴偏移了10英寸之多（3米多一点）。此次地壳运动发生在太平洋海底以下29公里处，释放了极大的能量。这场最初测定为矩震级8.9级的地震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整个日本群岛均有震感。地震产生的震动和脉冲持续了3分钟以上。这次地震引发了巨大的海啸。如普通的海啸一样，此次海啸有三波巨浪。第一波速度较快，但能量和破坏性相对较低；第二波威力更强、破坏性更大；最晚到来的第三波则最具破坏力。大部分海浪和驱动海浪的能量被引至开阔的海洋中，在海浪抵达北美洲西海岸之前，它的强度已经大幅度降低，但日本东海岸最接近震中，受到的冲击也就最大。由于地震发生在日本近海距海岸约70公里处，第一波海浪不到10秒就抵达了群岛。这只是警告——速度更慢但破坏力更强的海浪即将到来！这是日本有史以来人员死伤最惨重的一次海啸，共有15 899人死亡，还有2529人失踪，6157人受伤。而这次海啸中最大的“受害者”当属福岛第一核电站。在7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56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正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并等待参加下午3点开始的大型站外活动。突然，他身边的物品开始摇晃起来。此时是下午2点46分，第一波地震袭击了本州岛。吉田意识到发生了地震，他祈祷地震不要太严重，并试图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却发现即使自己紧握桌沿也很难站稳。地震由横波转为纵波后，他觉得自己最好躲到桌子底下，但震波太强，他一时间弯不下腰，只得继续抓紧桌子站着。他面前的电视机摔到了地板上，几块天花板也掉落在地。伴随着隆隆声，地震持续了5分钟——这是吉田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地震终于停了，吉田冲出办公室赶到大厅。然而，一打开门，他发现大厅受到的破坏比他的办公室还严重。他最先想到的是厂区内的6000多名员工，还有那些要前往站外参加活动的工程师和工人。当吉田冲出办公楼时，他看到几十个跑出办公室的人正在室外瑟瑟发抖——当时的气温不到8摄氏度。他迅速赶往新启用的抗震应急控制中心，这个中心是前一年开建的，并于同年3月早些时候进行了测试。随后，他命令下属快速清点人数，查明是否有人在地震中受伤。这是3天内发生的第二次大地震。3月9日，日本群岛遭遇了7.3级地震，自动安全系统触发后将控制棒送入了反应堆活性区，使反应堆紧急停堆，核电站没有受损，反应堆也很快重新启动了。人们希望这次依旧如此。应急小组成员刚刚在控制楼二楼集合，吉田便开口问道：“反应堆紧急停堆了吗？”“一切正常，站长，”他们回答说，“反应堆全都紧急停堆了。”他们指的是1号、2号、3号反应堆。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在几周前停堆换料的4号、5号、6号反应堆也很安全。52岁的反应堆机组值班长井泽郁夫亲自监督1号和2号反应堆的停堆工作。两个反应堆机组共用同一个控制室。下午2点47分，第一波地震到来后，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反应堆的控制台上亮起了警报灯，表示“所有控制棒完全下插”。97个控制棒开始自动插入反应堆堆芯。下一步是确保冷却水仍在流向过热的反应堆，就在此时，井泽意识到发生了意外——停电了。由于地震破坏了输电线路，供电中断。于是，他们启动了柴油发电机，使控制台和设备重新运转起来。水再次流向反应堆。井泽很满意，心想：“一切都很顺利。”此刻，井泽的主要任务是在一片警报声和闪烁的指示灯之中保持镇定。火警警报尤其令人烦躁，于是，井泽决定把警报关掉——如果警报声一直响，他就无法集中注意力。现在，他们可以在控制台上监控反应堆的运行，并分析当前的情况。恢复供水后，反应堆迅速冷却下来。实际上，1号反应堆的冷却速度太快了，他们不由得担心蒸汽会在反应堆容器中冷凝。蒸汽冷凝有可能会产生真空，致使连接反应堆的管道破裂。一名操作员关闭了隔离冷凝器的水流，隔离冷凝器是位于反应堆顶部的冷水箱，可以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只靠重力给水，为反应堆维持3天的冷却水供应。这是防止发生冷却剂丧失事故的绝佳方案，不过前提是冷凝器必须打开。而现在，他们将冷凝器关闭了，这似乎很合理——等到反应堆冷却速度放缓时，他们把冷凝器重新打开就行了。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大错特错。不到半小时，机组再次停电，这次连应急供电都没有了，井泽和他的组员无法再次恢复供水，甚至不知道供水阀门是开着还是关着。供电中断的原因不是地震，而是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距离震中约180公里，第一波海啸到来时，核电站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下午3点27分，也就是地震发生40分钟后，第二波更凶猛的海啸袭击了核电站。不过核电站依然安然无恙，5.7米高的防波堤轻松地挡住了3.9米高的海浪。下午3点35分，第三波海啸来了。这次的巨浪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浪高超过13米，海水越过防波堤，淹没了沿途的一切。巨浪冲垮了房屋和商业建筑，卷起并冲走了船只和汽车，未能及时察觉危险的人也殒命于海浪之中。几分钟后，反应堆厂房高高的白色围墙就被淹没在满是残骸的棕色脏水中。当时，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两名技术员恰巧在其中一个反应堆厂房的地下室中，二人再也没能返回地面。那天下午，巨浪不仅带走了残骸、汽车、设备和尸体，还使得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关键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核电站已经陷入瘫痪。核电站反应堆和涡轮机的位置高于海平面10米以上，但包括应急水泵在内的大部分设备和装置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最先被大海吞噬的是向反应堆冷却回路通入海水以冷却淡水的混凝土管道和水泵。袭来的海浪还灌进了存放备用发电机的较低楼层。地震发生后，输电线路受损，供电中断，反应堆供电只能依靠备用发电机。但海水随即淹没了备用发电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在地震后，核电站的3座反应堆紧急停堆，需要电力来维持冷却水的供应。隔离冷凝器不需要通电，仅靠重力就能运行，但在1号机组，冷凝器的水流也被切断了。“柴油发电机跳闸了！”1号和2号反应堆联合控制室的一名操作员喊道。当时是下午3点53分。所有人都不愿相信，甚至不敢想象他们所听到的。但是真凭实据就在眼前——控制室内的灯光熄灭了，仪表盘停止了运转，控制台上的指示灯也都全都灭了。井泽喊道：“SBO！”——“全厂断电”（Station Black Out）。他连忙拿起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应急控制中心。这时，一位浑身湿透的操作员突然冲进了控制室，大喊道：“我们完蛋了！”反应堆厂房里也进了海水。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次断电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涡轮机机房地下室内的应急柴油发电机被水淹了。在应急控制中心内，站长吉田昌郎有些不知所措。“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他后来回忆道，“我们都没有亲眼看到海啸带来的水。”他们也从未预料到海浪会超过10米。吉田明白了当下的情况，不禁疑惑为何自己碰上了这种事。如果他们无法为反应堆供水，将会发生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堆芯熔毁。吉田回忆道：“当时情况的危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先前设想的所有严重事故。”他补充说：“我本应感到慌张，但奇怪的是，我一边担心福岛成为下一个切尔诺贝利，一边告诉自己要保持镇静，并开始思考应对的策略。”但应该从何开始呢？吉田首先想到的是调来发电车，恢复控制台的正常运转。他打电话给东电总部，要求尽快调派发电车到核电站。总部同意了。他还想到让消防车直接向反应堆送水，但核电站三辆消防车中的两辆都被海水淹了，只剩一辆可用。因此，吉田请求部队派一些消防车过来。与此同时，赶到应急控制中心的值班长也派出他手下的操作员前往反应堆厂房评估情况、检查设备，并准备消防车到达后可立即使用的水管。下午4点55分，第一组人员离开了控制中心，他们肩负的一项任务就是检查1号反应堆隔离冷凝器的状况，也就是已经被操作员关闭的那台隔离冷凝器。反应堆厂房内的情况十分严峻。在1号和2号反应堆的联合控制室内，控制台上的仪表都已经失灵了。他们唯一可用的设备是个人剂量计，但读数很令人忧心。在1号反应堆厂房四楼门口附近，剂量计爆表了，第一组人无法查看冷凝器的状态，只得原路返回。唯一的好消息来自3号反应堆，这里的备用发电机依旧在发电，控制台仍可运转，操作员能够通过隔离冷凝器向反应堆内注水。然而，1号和2号反应堆的情况仍然不明。自从到了应急控制中心的电视会议室，吉田一直忙碌着，从未起身。“我一整天都腾不出时间抽根烟或上洗手间。”他回忆道。下午5点19分，他们派出另一组人员，配备全套辐射防护装备前往1号反应堆厂房。到了6点30分，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将水管和反应堆的应急堆芯冷却系统相连。虽然由于电话线路中断，沟通愈发困难，吉田依然忙着协调他手下的员工。后面的日子里，吉田还将作为主要联络人，穿梭在受灾核电站、东电总部、各政府大臣和首相办公室之间。地震发生时，64岁的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在国会议事堂参加一场参议院会议。当议事堂开始震动，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开始摇摆时，菅直人依然从容镇定。他看了一眼吊灯，将文件放到一旁，把眼镜装进上衣口袋，然后紧握座椅扶手，任凭身体在座椅上随着震动前后晃动，有些议员已经躲到了桌子下。助手和安保人员冲到菅直人身边来帮助他。最终，议长宣布休会，首相随后离开了议事堂。对菅直人来说，此时休会也不全是坏事。地震发生时，参议院的审计委员会正在就他接受外国人的政治献金一事展开盘问。2009年9月，由菅直人任党首的日本民主党战胜了执掌日本政坛数十载的自民党，因此，菅直人的一举一动如今都被置于放大镜下。他回忆说：“我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他像是一个忘记做作业的小学生，但由于发生了某些紧急情况，学校突然放学了，他没有被老师叫去谈话。无论菅直人对会议突然中断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毫无疑问——他刚刚经历的这场地震规模极大，造成的危害也将非同小可。菅直人和他的助手们直接从国会议事堂赶往危机控制中心，这个中心设在了首相官邸的地下室内。菅直人以实干家著称，做事雷厉风行，毫不拖延。他曾在东京工业大学主修专利法，其间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参加了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抗议活动。当选国会议员后，他以猛烈批评对手而闻名，获得了“暴脾气”的绰号。2010年6月，也就是地震发生不到一年以前，他当选日本首相，也把他的暴脾气带到了首相办公室。在首相官邸的危机控制中心，菅直人坐在椭圆形大会议桌的中央，各大臣和应急响应小组的成员围坐在四周。他们都带着电话，随时接收各自部门的最新进展。情况看起来不妙，不过这也不是日本近期第一次发生大地震或海啸。政府机构非常了解常规处理程序和后续处置方案，从灭火到处理倒塌房屋，再到封锁被水淹没的路段，再到照料流离失所、受伤的人们。“我们收到消息，在地震发生后，自动应急系统立即关停了福岛的反应堆，”菅直人回忆道，“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松了一口气。”下午4点55分，菅直人穿着浅蓝色防灾服向媒体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了8.4级的大地震，本州岛的东北地区（福岛县也位于这里）受灾严重，他向受灾的民众表达了衷心慰问，并要求公众保持警惕和镇定，继续关注由电视和广播发布的报道——他已经成立了一个紧急灾害指挥中心，由他本人亲自指挥。讲话很简短，只有四段，但有一段专门讲到核电，内容令人宽心。“至于我们的核电设施，其中一部分已自动停止运行，”菅直人说道，“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有关放射性和其他物质影响周边地区的报告。”那时，菅直人还未收到有关福岛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坏消息。不过，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不久，他就得知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紧急情况。在菅直人的新闻发布会开始前10分钟左右，东电就通知日本政府，操作员无法测量核电站1号和2号反应堆中的水位。一场核事故极有可能发生。下午3点42分，也就是海浪越过核电站防波堤并破坏备用电力供应的7分钟之后，东电高层宣布核电站进入一级核紧急状态。二级核紧急状态意味着全面紧急事故，只能由政府宣布。菅直人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和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长寺坂信昭那里得知了福岛核电站的状况。“应急柴油发电机无法启动，”菅直人在自己的一条笔记中写道，他很清楚这是何种险境，“核电站正在失控。”后来，他承认自己“极其震惊，脸都开始抽搐起来”。海江田要求首相宣布进入二级核紧急状态，但菅直人想知道更多信息。于是，他转而询问寺坂的意见，但一无所获。寺坂回忆说：“我只能告诉他，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菅直人问道：“你了解核技术吗？”寺坂表示自己不了解，还解释说他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之前所领导的是商业部门。菅直人总结道：“赶紧找精通核技术的人过来。”下午7点后，菅直人认为，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的情况已经糟糕到足以宣布发生全面紧急事故，也就是“核能紧急事态”。他成立了由他指挥的核应急响应中心，并要求下属为这个新的日本“神经中枢”找一个合适的办公地点。由于对此次意外事件没有丝毫准备，工作人员只找到了一个位于一楼夹层的地下室。事实证明，这个房间虽然对核事故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避难所，但对于应急响应却不太适用，因为房间太小，只能容纳10人左右，而且只有两条电话线路。由于超出服务区范围，这里无法使用手机。房间内的电视机成了主要的信息来源，用以追踪这场迅速恶化的危机。直到第二天一早，他们才将核应急响应中心搬到位于首相官邸五层的菅直人办公室。但他们首先得熬过这一晚。下午7点45分，菅直人的二把手——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对媒体发表讲话。他试图安抚民众，并保证宣布发生紧急事故只是一项预防性措施。他说：“目前的形势不太可能造成危害。但这种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影响将极其严重，因此我们宣布进入核紧急状态，确保万无一失。”不过，福岛县政府的人不相信这番说法。下午8点50分，他们自行采取预防措施——疏散反应堆周围2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居民。枝野认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下令疏散。上午9点，他召集了众大臣和政府专家开会，讨论福岛第一核电站迅速恶化的态势。“首相已经宣布了进入核紧急状态，”枝野对与会人员说，“关于我们应如何安排当地居民疏散的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发表一下意见。”政府的指导方案建议疏散反应堆周围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由于涉及人数众多，暂时还无法确定事态的严重程度是否值得如此大费周章。经讨论，他们决定遵循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宽松的方案，即将3—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区域划为“防范区”，疏散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下午9点23分，会议开始后不到半小时，福岛县政府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将疏散区的半径从2公里扩展到3公里，并规定半径10公里区域内的居民不要外出。大熊町约有12 000名居民，双叶町约有7000名居民，这两个町距离核电站很近，是疏散命令针对的主要对象。鉴于两地的地理位置，当地的居民和建筑也遭受了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受灾程度不亚于核电站。惊恐万分的幸存者刚刚从灾难中缓过一口气，就不得不背井离乡，躲避核辐射的危害。当地广播反复播报，广播车也开上了街头，向居民发出有关最新紧急情况的警报。警察和消防员挨家挨户上门，叮嘱居民收拾行李、准备撤离——他们告诉居民核电站出了问题。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普里皮亚季不同，福岛县基本没有安排公共汽车疏散人员。大部分居民不得不沿着半毁的道路自行离开，而路上还挤满了对向行驶的车辆——应急车要往核电站去，灾民们则要逃离这里。他们不知道能去哪儿，只知道往远离事故反应堆的西边走。很快，疏散中心人满为患。新来的人被拒之门外，只得再次踏上拥堵的道路，继续向西边走去。晚9点左右，首相菅直人和他的助手终于迎来了一名“了解所有核技术问题”的顾问——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他来到了临时核应急响应中心所在的地下室，参加由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召开的会议。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促进核能发展，并为各省各厅的涉核事务提供政策指导。在促进核能发展方面，班目可谓是最理想的委员长人选。他毕业于东京大学，获得了机械工程博士学位，曾在东京大学核工程系和核工程研究实验室任教并开展科研。他是反应堆安全方面的专家，也是核能的坚定支持者和最具权威的倡导者之一。2007年，他代表运营滨冈核电站的电力公司出席作证，驳斥了年轻学者石桥克彦发出的警告——石桥担忧一旦发生大地震，核电站可能会彻底断电。班目则说，若是按照这种猜测，“什么也别想造了”。2010年，班目成为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委员长。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石桥所警告的那类事故——外部输电线路和应急发电机均无法供电，导致冷却剂丧失的事故。他试图保持乐观的心态。“现在的情况并不像辐射泄漏至外部大气那样严重。虽然供电存在问题，但核链式反应已经完全停止了，”他对政府官员说，“剩下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冷却反应堆。”不过，问题是该怎么做。东电的代表武黑一郎此时也被叫到了首相官邸，班目问他：“让我想想，核电站地下室应该有两台应急柴油发电机，对吧？”武黑一郎答不出来，班目也无法与东电总部直接联系——他们都是通过房间外的一部电话传达信息的，班目要求的传真机要两天后才能装好。班目发现核应急响应中心集结的团队连福岛核电站的蓝图都没有，不由得勃然大怒。“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有一份副本，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提供给首相团队，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任何信息？”班目吼道，“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在搞什么？”急需的蓝图副本没拿到，而且因为没法使用手机，取得这份文件也并不容易。想要和应急响应中心之外的任何人沟通，他就必须先离开房间。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隶属经济产业省，未能提供文件和信息说到底是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的失职。“没有手机，我们就完全孤立无援了，”海江田嚷道，“我们到底要如何收集信息？”主持会议的内阁官房长官枝野问班目：“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会发生什么？”枝野陈述了对所有略懂反应堆的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结果：“如果我们仍旧无法向反应堆注入冷却水，燃料棒就会暴露，对反应堆堆芯造成损害。”围着桌子坐成一圈的专家们一致认为，现在的第一要务是重新连通输电线，让水泵恢复运行。没有电，反应堆就无法获得冷却水，而完成这项任务看起来并不容易。枝野继续提问：“如果我们无法释放热量，该怎么办？”“那我们就必须给反应堆容器排气。”班目回答。东电的代表武黑一郎也同意这个看法。给反应堆排气意味着辐射将泄漏到空气中，因此班目和武黑表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采取这一措施。现在，他们重点关注的是如何让水泵尽快运转起来。枝野在地下室集思广益寻找解决方法，实际上却切断了他与外界的有效联系；另一边，首相菅直人正在五楼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努力将电和水送往受灾的福岛核电站。应核电站站长吉田的要求，东电调配了其他核电站的发电车赶往福岛第一核电站。但道路已被地震和海啸损毁大半，发电车遭遇交通堵塞，不得不绕路行进。菅直人急切地想要亲自参与。他问经济产业省官员：“发电车的尺寸是多少？重量呢？能用直升机运送吗？”东电调配的发电车有20辆，但由于道路拥堵，菅直人决定尝试用直升机运送发电车，并向防卫省寻求帮助。他问防卫省的代表：“能做到吗？”对方回应：“做不到，首相。太重了。”的确，每台发电车重达八吨。不过，菅直人没有放弃，他打电话给位于东京市区以西30公里的横田空军基地，向驻日美军寻求帮助，但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否定的。与此同时，首相的助手也在打电话，安排警力护送因交通阻塞而无法行驶的发电车。晚11点左右，终于有一辆东电派出的发电车抵达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接着，又有三辆日本自卫队派出的发电车抵达。在发电车抵达之际，站长吉田却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击。在发电车的帮助下，操作员测得了反应堆钢制安全壳内部的压力读数，吉田刚刚感受到的一点宽慰立刻消失无踪。他惊惧地看到压力读数已经超过了安全壳设计的最大限度。晚上7点左右，由于没有供水，反应堆内部的铀燃料包壳已经开始熔化，加大了安全壳内的压力。必须要赶在安全壳爆炸之前把压力释放出去。因此，需要尽快给反应堆排气。吉田命令员工们做好准备。“虽然有可能遭受核辐射，但我想拜托你们去现场手动操作。”他这样对操作员们说。不过，排气的决定权并不在吉田手中。3月12日，危机发生的第二天，凌晨0点30分左右，他通知东电总部需要给反应堆排气。东电批准了，但公司高层也想得到政府的同意。于是，排气的请示被送到了位于首相官邸的核应急响应中心。凌晨1点，在首相官邸地下室的夹层房间内，菅直人召开了核应急小组会议。应急小组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如果反应堆内部的温度继续升高，10小时后将引发反应堆堆芯熔毁。现在的情况极其严峻。”班目建议给反应堆排气，他在会议上说：“为了确保反应堆安全壳容器不受损害，有必要采取措施释放内部压力。”据他们当时的估计，1号反应堆内的水位仍比燃料棒高出一米，这表明排气不会释放出太多反应堆内部的放射性物质。然而后来证明，他们的估计是错误的。官员们没有扩大疏散区，就决定执行给反应堆排气的操作。反应堆排气的时间定在了凌晨3点，留出了做好必要准备的时间。凌晨3点后不久，经济产业省和东电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在首相办公室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排气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一名东电的代表对一众记者说，“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已经开始排气了。”他们都担心落得掩盖真相的罪名，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哪怕要在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政府和东电操之过急了，反应堆排气还没有开始，这惹怒了首相官邸地下室中的政府官员。凌晨5点左右，菅直人再次离开了五楼办公室，前往夹层中的核应急指挥部。内阁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对推迟排气工作十分不满，他对菅直人说：“首相先生，反应堆排气尚未开始。”早些时候，班目和其他专家向福山解释了推迟排气的原因——由于断电，反应堆内部的蒸汽无法自动释放，而由于1号反应堆附近的辐射水平不断上升，手动排气对工作人员来说太过危险。“如果我们一直无法给反应堆排气，会发生什么？”菅直人问班目，“爆炸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班目的回答让人颇为揪心：“不是没有可能。”首相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比几小时前更糟糕。凌晨5点44分，在首相的指令下，疏散区的半径从3公里扩大到了10公里。当灾民们纷纷向远离核电站的方向撤离时，菅直人决定亲自去一趟核电站。“我一直是个事必躬亲的人，”他后来写道，“我认为，领导人在做出决定前要用自己的双眼确认真相。”起初，他想去核电站的目的是为了明确事态进展，但现在，他要做的是确保反应堆已经开始排气。相比其他面对类似情况的领导人，菅直人敢于将自己置于险境，能做到这种程度也算是史无前例。戈尔巴乔夫在事故发生后近3年的时间里都没有靠近切尔诺贝利，卡特前往三里岛核电站是为了安抚民众并展现其领导力。与他们不同，菅直人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是为了控制事态发展，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确，事后他可能会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当下，他认为自己必须这么做。菅直人即将前往核电站的消息是在凌晨3点后不久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我打算与当地的相关负责人谈谈，获取准确的信息。”菅直人对媒体说道。随后，大约早上6点15分，他乘坐的“超级美洲狮”（Super Puma）自卫队直升机起飞了。得知菅直人即将到访之后，吉田并不高兴，“我和首相打交道，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过后来，菅直人发现吉田是一个值得信任并且靠得住的人，二人的关系类似于卡特和哈罗德·登顿。早上7点15分左右，穿着防护服和防护靴的菅直人抵达了核电站，随行的助手和顾问有12人。在乘坐一辆中巴车前往核电站应急控制中心的途中，菅直人对东电的副社长武藤荣说道：“为什么还不给反应堆排气？快开始吧！只管去做！”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车上的所有人都在无意中听到了首相大发雷霆，包括记者在内。菅直人的助手要求记者不要报道这个意外，但菅直人自己并无歉意。“我们国家的命运都悬于这次反应堆排气上，但东电仍然优柔寡断、无可救药，”他后来说道，“我怎么能不沮丧地大吼呢？”等到他们到达应急控制中心，武藤把首相一行人安排在了员工队伍的最后，做完辐射检测之后才能进入大楼。菅直人已经受够了，他大吼说自己没有时间排队做检测。他回忆起自己当时说的话：“怎么回事？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个！我们是来见核电站站长的。”他冲进大楼，大楼里满是操作员和工人，有些人轮班之后疲惫不堪，直接睡在了地上。这番场景不由得让菅直人想起了战地医院。他和随行人员终于来到了二楼的会议室。菅直人用拳头敲着桌子，大喊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来这里吗？”武藤终于能回答首相在中巴车里问的问题了。他告诉菅直人，还需要4个小时才能开始给反应堆排气。“4个小时？我们等不了这么久！再快一些！”菅直人要求道。吉田打圆场说：“我们一定会给反应堆排气的，即便要组建敢死队，我们也不会犹豫。”菅直人终于冷静了下来。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我就知道吉田是能够跟我一起战斗的人。”上午9点过后不久，刚得知中央政府指定区域内的居民已疏散完毕，吉田组建的“敢死队”就来到了1号反应堆厂房。敢死队分为两组，每组两人，都穿着防护服和防护靴。第一组操作员来到反应堆厂房的二层，确定了相应的阀门，并把它打开了差不多四分之一。这时，剂量计显示他们必须离开了。他们在厂房停留的10分钟内，吸收的辐射剂量达到了2.5雷姆（25毫希沃特），相当于年辐射剂量上限的四分之一。第二组操作员来到地下室，打开了第二个关键阀门，但他们的剂量计读数瞬间升至90毫希沃特/分钟以上，他们不得不折返。即便如此，其中一名操作员吸收的剂量也超过了10雷姆（100毫希沃特），达到了年辐射剂量的上限。他们中止了作业，没能手动释放反应堆蒸汽。到下午2点，吉田组建的“敢死队”借助以电池供电的便携式压缩机实施反应堆排气作业。很快，聚焦于核电站的电视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了明显的变化——1号和2号机组共用的烟囱开始冒出白烟。反应堆正在排气，辐射也随之释放——不过，目前的重点是避免反应堆爆炸。还有一些好消息传来。电工终于将交流电缆连接到了2号机组的水泵上，消防软管也被接到了两个机组的冷凝器上。消防车准备开始将水注入反应堆。然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淡水可注入反应堆。有人提出了不可思议的建议——将海水直接注入冷却回路。由于海水有很强的腐蚀性，使用海水就意味着将反应堆摧毁，使其无法再运行。这对东电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但公司高层知道，现在已经是紧要关头了，不能再考虑反应堆成本了，于是批准了这一提议。快到下午3点的时候，吉田下令准备将海水注入反应堆。这场危机已持续了超过24小时，他似乎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下午3点36分，一场巨大的爆炸让1号反应堆和周围的建筑猛烈震动。就像几分钟前从烟囱冒出来的白烟一样，这次爆炸被福岛第一核电站高处山丘上安装的一台自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一次，深灰色的烟团从福岛反应堆的白色墙体上方升腾而起。吉田后来回忆道：“我听到了一声巨响。”他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情况，但随着带着伤的人们纷纷涌进他的应急中心，爆炸的严重程度已不言而喻。“由于不知道厂房内的状况，我们设想了最坏的情况——安全壳容器爆炸了，放射性物质逸出了容器，”吉田回忆道，“我感觉，如果堆芯进一步熔毁，反应堆将会彻底失去控制，那时一切就都完了。”他觉得自己会命丧于此。自动摄像机拍摄的视频在几分钟内就被传到了局域网上，吉田和应急中心的其他人看到了爆炸的影像。下午4点49分，国家电视台播出了这段视频。一名助理告诉菅直人：“首相先生，您一定要看看这个！”房间中的所有人就这样得知了核电站发生爆炸的消息。此前，班目曾向首相保证过不会发生氢气爆炸，因此所有人都觉得菅直人会把班目骂得狗血喷头。但明显大受震撼的菅直人并没有批评班目。后来，菅直人这样说：“他只是没能预测到爆炸，我跟他再啰嗦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想得到更多关于这次爆炸的信息，但仍然一无所获。“为什么东电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不提供任何信息？”首相明显很恼火，向助理们问道，“吉田应该在核电站。他不应该告诉我们为什么发生爆炸吗？”一个多小时后，也就是下午6点左右，内阁官房长官枝野面对众多记者却无话可说，因为首相办公室所知道的也仅限于电视录像。他谈到了“类似爆炸的现象”，但无法确定爆炸是否发生在1号反应堆。下午6点20分左右，菅直人决定将疏散区的半径从10公里扩大到20公里。在他发表电视声明的时候，人们对核电站发生的事故有了更多的了解。公众得知，爆炸确实发生在1号反应堆厂房，但钢制安全壳完整无缺，也没有太多辐射泄漏出来。吉田手下的工作人员用临时装配的仪器测量了反应堆内部的压力和水位。他们随即发现反应堆堆芯仍完好无损，这表明发生的是氢气爆炸，真是不幸中的万幸。爆炸发生在厂房大楼内位于反应堆上方的服务层。尽管爆炸炸毁了反应堆厂房的房顶，但并未损坏反应堆安全壳。爆炸造成五人受伤，并将辐射散布至整个厂区，但尚未致人死亡。吉田猜测是涡轮发电机所使用的氢气a发生了爆炸，但随后他们发现涡轮机器厂房完好无损，证明这个猜测是错的。后来有人提出，暴露在空气中的燃料棒温度激增（达到了2800摄氏度），导致锆金属包壳氧化，锆包壳在蒸汽的作用下产生了氢气，氢气又与空气中的氧气混合，从而发生爆炸。尽管反应堆在目前的水位和压力水平下依然完好，但如果不提升水位，安全壳仍有爆炸的可能。与压水反应堆所用的混凝土安全壳不同，钢制安全壳的问题在于一旦遭遇冷却剂丧失事故，其内部没有可供蒸汽膨胀的空间。“马克I型”沸水反应堆安全壳的设计师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了一套循环系统——一旦发生冷却剂丧失事故，产生的蒸汽会被通入水中冷却，待其冷凝成水后再泵回反应堆。不过，这套系统虽在理论上可行，实际运行起来却有不少问题，因此通用电气不得不改进“马克I型”安全壳。即使有所改进，但蒸汽爆炸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被解决。为避免发生爆炸，唯一确定可行的方式就是向反应堆内供水。如今，有了发电机和消防车，他们准备向反应堆内注入海水。这次的命令来自政府最高层，由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口头通知。下午6点，第一波海水被注入了1号反应堆。为了避免反应堆发生爆炸，他们只能动手将其摧毁。接着，在晚上7点过后，吉田接到了首相官邸应急行动小组打来的电话。来电话的人是身在核应急响应中心的东电代表武黑一郎。武黑对吉田说：“在向1号反应堆注入海水一事上，首相担心可能会发生链式反应或者其他问题。”“的确，赢得首相的理解至关重要，但我们已经开始注入海水了。”吉田回答说。“那就快停下来，”武黑命令道，“首相办公室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吉田随后与东电总部取得了联系。而总部认为他们不能违背一个听上去像是首相下达的命令。吉田倍感沮丧，知道如果推迟向反应堆注入海水，很可能导致第二次破坏性更大的爆炸，于是决定无视首相和东电的命令。后来，吉田回忆道：“我选择继续注入海水是基于我的判断，因为当下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他叫来负责注入海水的主管，告诉他说：“我一会儿会命令你暂停注入海水，但不要真的停下来。”随后，他在与东电总部连线的远程通信系统的摄像机前，大声下令停止注入海水。虽然下达了正式的命令，但注入海水的工作实际上仍在继续。晚上8点前的某个时候，菅直人同意向反应堆注入海水。后来，他表示自己从未说过海水有导致链式反应的可能，也从未试图阻止注入海水。显然，他从一开始就没意识到注水工作已然开始，还想让自己的助手在开始注水前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到了晚上8点20分，东电告知吉田可以继续注入海水了。直到后来展开调查，背后的真相才浮出水面，这让菅直人和吉田两人都遭到了批评，菅直人被指责干涉危机管理，吉田则被指责违抗东电总部的指令。夜色渐明，到了3月13日清晨，人们希望福岛第一核电站最糟糕的危机时刻已经过去了，但好景不长。坏消息来自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3号反应堆。在危机最初的两天，3号反应堆相对不需要太多关注。它的其中一台备用发电机没有在海啸中受损，还能够为水泵提供动力，将水注入反应堆堆芯。然而，12日午夜前的某个时候，反应堆的主冷却系统停止了工作。操作员启用了备用的高压冷却剂注入系统（HighPressure Coolant Injection System），但这个系统很快也不能用了。吉田向东电总部报告称，3号反应堆已于凌晨2点44分丧失了冷却功能。几小时后，吉田得到了更多的坏消息，“干井（反应堆安全壳容器上部）的压力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可能出现跟1号反应堆一样的情况，发生氢气爆炸。”下午3点后，核电站在1号反应堆爆炸后已然很高的辐射水平开始继续攀升。在反应堆的中央控制室内，辐射水平达到了12毫希沃特/小时。“这一情况不容乐观，”吉田在和东电总部的另一场电视会议中说，“考虑到那里发生的情况，这对3号反应堆来说尤其是坏消息。”而吉田和其他人并不知道的是，3号反应堆内部的燃料已经开始熔化了。尽管吉田疯狂地为反应堆供水、排气，燃料仍然一直在熔化。到了下午5点，他们看到3号反应堆的烟囱排出了蒸汽，如同1号反应堆爆炸前的情景一样。新的爆炸随时有可能发生，吉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当东电高层询问每个反应堆内都注入了多少水时，他对着电视会议的话筒喊道：“我们这里一个聪明人都没有。你们一直缠着我们胡乱问问题，别指望我们能给出你们想要的答案！”出人意料的是，3月13日并没有发生新的爆炸，但3号反应堆的情况也没有在这一夜里好转。“从今早6点10分开始，水位进一步下降（到低于燃料棒的底部），”吉田向东电总部汇报道，“坦白地说，我想我们已经到了可触发事故的水平。”2号反应堆也存在问题——由于辐射读数不断上升，他们很难接通管道将海水送至反应堆容器中。现在，没人再试图通过阻止海水注入来拯救反应堆，他们唯一想要的就是阻止反应堆爆炸。所有人都以为3号反应堆会在13日爆炸，但实际发生爆炸的时间却是14日上午11点，这令吉田措手不及。当时，他正和东电总部开着另一场电视会议。“我听到了爆炸声。”吉田后来回忆道。电视会议的摄像机拍到了控制室上下震动的景象。“我们遇上大麻烦了，”吉田对总部说，“3号反应堆刚刚爆炸了，可能是蒸汽爆炸。”一名东电高层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快报告你那边的辐射水平，以便我们决定是否需要让你们撤离。”这次，远程摄像机不仅拍到了爆炸产生的烟云，还拍到了一个火球。反应堆堆芯熔毁产生的氢气聚集在反应堆厂房顶部，炸飞了屋顶，并损坏了厂房的部分墙体。爆炸造成11人受伤，其中包括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Central Nuclear Biological Chemical Weapons Defense Unit）的军事人员，他们当时正在向反应堆喷水以进行冷却。随着放射性粒子释放到大气中，辐射水平有所上升，残骸碎片也纷纷掉落在地。核电站厂区的辐射读数达到了1雷姆/小时，3号反应堆厂房废墟附近的辐射更是达到了30雷姆/小时。每个工作人员可接受的辐射剂量为10雷姆。虽然吉田的应急控制中心还没受到影响，但3号和4号反应堆的联合控制室已经不再安全了。虽然3号反应堆的爆炸跟此前1号反应堆的情况一样，只破坏了厂房而没有摧毁反应堆，但爆炸却影响了3号和2号反应堆的冷却设备，还损坏了2号反应堆的电路、安全壳排气管线以及核电站工人搭建的临时注水管。到了晚上7点，他们终于克服了执行注水作业的种种新旧障碍，开始向反应堆注入海水。吉田想先给反应堆排气，但身在首相核应急响应中心的班目否决了他的提议。很快，他们发现海水并没有像所有人期待的那样使反应堆冷却下来。首先，过热的燃料从包壳中迸发出来，提高了反应堆内的压力水平，使冷却水更难进入反应堆；其次，即使水能够进入反应堆，也会在不断上升的高温下迅速蒸发。吉田需要新的、更强力的水泵，但这些设备不仅现在没有，短时间内也无法从他处调来。首相菅直人要求直接与吉田通电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试一试，”菅直人听到了吉田疲惫的声音，“但我们手头的设备不够。要是有能在反应堆高压下工作的水泵就好了。”在东电总部，人们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下一个发生爆炸的可能是2号反应堆。据估计，反应堆堆芯会在晚上8点后熔毁。电视会议的录像显示，东电总部的一些人绝望地用手捂着脸，其他人则异常沉默。现在看来，给反应堆排气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喂，吉田，”一名东电高层建议道，“如果可以排气，就立刻执行，越快越好。”他们进一步向吉田强调了给反应堆排气的重要性——“如果排气阀一直无法打开，造成的局面将难以控制。所以赶紧把阀门打开吧。”吉田对此并无异议，但他向他的上司们恳求道：“请不要打扰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正尝试打开安全壳容器的排气阀。”东电的管理层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他们开始讨论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员工撤离到公司在该地区的另一座核电站——福岛第二核电站。这座核电站在海啸中受到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反应堆也没有受损。根据电话会议的录音记录，有人说：“现在是不是要把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所有人都撤离到第二核电站的访客大厅？总部有人可以确认吗？”不过，总部并不认为东电可以自行下令撤离。社长清水正孝与政府部门的人通话之后，对会议室中的人说：“首先请明确，现在还没有做出最终撤离的决定。我也正在继续推进向有关政府部门报批的工作。”撤离的建议最终没得到批准。清水联系上了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并告诉他：“我想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撤离到第二核电站。您能帮帮忙吗？”海江田拒绝了这一请求。内阁官房长官枝野直接打电话给吉田，以确保核电站的人没有撤离。他问吉田：“核电站已经控制住了，对吧？你们现在没必要撤离，不是吗？”“对，我们不会撤离，先生，”吉田回应道，“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对于焦虑的大臣来说，吉田的“尽最大努力”听上去不令人满意。他们叫醒了正在打盹的首相菅直人。“东电这是打算推卸电力公司的职责吗？”愤怒的菅直人问道，“难道他们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吗？撤离是不可能的。”他显然很沮丧。“当我听到撤离的请求时，我觉得必须要赌上自己的政治生涯来处理此事，”菅直人回忆道，“我认为提出这个请求实在太出格了。”菅直人的几名助手也赞成他的观点。“我们必须要求东电坚守阵地，就算是要组建敢死队，他们也不能退缩。”其中一名助理说道。东电高层后来否认他们曾提议让所有人都撤离现场，声称他们只是考虑让非必要人员撤离。不过，东电后来被迫发布的电视会议录像显示，事实并非如此，这证实了菅直人的想法——公司准备完全弃核电站于不顾。“如果我们不遏制住这场危机，东电就会放弃整座核电站，整个日本东部将会遭受灭顶之灾，”菅直人对他的随行人员们说，“我们不能逃避。如果我们临阵脱逃，那就活该受到外敌侵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时表示，“我甚至想到了我母亲在三鹰市（位于东京西部）的房子，不知道到时候那里是否还能住人。”凌晨4点17分，东电的社长清水正孝被叫到了首相办公室。“不能撤退，永远不能。”菅直人对他说。“是，我明白。”清水回应道。“我打算在东电设立一个对策总部，以便我们共享信息。”菅直人继续说道。实际上，他这是在接管一家私营公司的总部。“是，我明白。”清水回答。接着，菅直人询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去东电总部，清水答：“两小时以后吧。”“那太迟了，”菅直人斥责道，“缩短到一小时。”清水惊魂未定地离开了。首相在凌晨把他找来，还表示会马上到访东电总部，这可谓史无前例；而由政府设立对策总部、剥夺东电的法定权利和处置责任，这不仅闻所未闻，更是超出了法律框架。大约一小时后，菅直人走进了东电总部，准备对公司高层训话。他宣布成立对策总部，由他本人担任部长，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和东电公司社长清水担任副手。接着，他对东电高层发表了长篇讲话。“2号反应堆不是我们唯一的麻烦。如果放弃了2号，天知道1号、3号、4号一直到6号反应堆会发生什么，甚至可能连福岛第二核电站也保不住。如果我们放弃了所有的反应堆，那么几个月后，每个反应堆、每根核废料都将解体并开始泄漏核辐射。我们有十多个机组，核灾难的规模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两三倍。”菅直人对可能发生三倍于切尔诺贝利规模的核事故颇感忧虑。“由于日本拥有绝佳的核技术、卓越的专家和工程师，我曾经相信，切尔诺贝利这类的核事故不会在日本核电站发生。”菅直人后来写道，“惊愕之后，我逐渐明白这不过是日本‘原子力村’a虚构的安全神话。”他指责“原子力村”制造了一种“无懈可击”的错觉，而现在，他正在向“原子力村”的代表们讲话，还必须在这些人集体逃跑之前想方设法激励并动员他们。“在日本，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国牺牲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比方说，在冲绳战役这样的战事中，指挥官不仅要求士兵为国捐躯，对普通民众也做同样的要求。”菅直人后来写道。他也知道，在战后，最高的价值不是国家，而是个人——用他的话来说，“个人的生命重于地球”。然而，他还是决定诉诸旧有的价值观，表面上是请求，实际上是命令东电的工作人员为了国家利益而发扬自我牺牲精神。他诉诸愧疚感和使命感，最重要的是民族自豪感，此外还有牺牲精神。“除非我们冒死控制住局面，不然我们的国家就有可能灭亡。我们不能退缩，不能坐以待毙。”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其他国家就可能强行介入，夺取控制权……你们是这场危机的直接参与者。你们要豁出命去干，别想着逃……现在不能再考虑金钱了，东电必须竭尽所能。国家有难，任何人都不能撤退。会长和社长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你们担忧下属的安全，那就派60岁以上的人前往事故现场。我自己也准备去。”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穿着防护服的管理人员和员工通过屏幕观看了首相的讲话，他们都大为震惊。有人说，菅直人的原话是“就算所有60岁以上的管理人员都死在现场，也算不了什么”。核电站的一名值班长井泽郁夫默默想：“他这是在叫我们送死。我们如此努力做到这一步。为什么要听他使唤？”3月15日凌晨，在菅直人对忧心忡忡的东电高层管理人员发表讲话时，另一边，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试图给2号反应堆排气的工作人员听到反应堆下方传来了疑似爆炸的声音。2号机组似乎要重蹈1号和3号机组的覆辙。令所有人感到宽慰的是，在小爆炸后没有发生大爆炸。随着水的不断蒸发，燃料元件开始熔化，反应堆主安全壳的抑压室在爆炸中破裂了，其中的物质被排放到了厂房中。抑压室中的氢气原本会像前两个机组那样上升到厂房顶部，并在那里发生爆炸。但实际情况有所不同，1号反应堆的爆炸损坏了2号机组厂房的部分墙体，氢气和放射性气体得以通过墙体的缺口逸出。虽然2号机组未像1号和3号机组那样发生大爆炸，但这也不完全是好消息，因为现在放射物正自由地逸出2号机组。此刻，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爆炸似乎终于接近尾声了——地震发生时正在运行的3座反应堆都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爆炸。剩余的4号、5号和6号反应堆在灾难发生时并未运行，大概率是安全的。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仿佛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梦魇，笼罩着核电站和其他地区的人们。吉田等人筋疲力尽，已经没有余力应对新的意外了。2号机组发生小爆炸的几分钟后，一场巨大的爆炸掀翻了4号反应堆厂房的屋顶，摧毁了厂房的上层部分。“我在指挥部大楼里听到了爆炸的声音，”吉田后来回忆道，“那时，我还不知道爆炸发生在哪个厂房。”当时是早上6点14分。自动摄像机同样拍下了爆炸的画面，只是这次由蒸汽和放射性尘埃形成的肮脏云团要比之前更大。反应堆附近的工作人员为了活命，不得不逃离此地。由于4号反应堆发生的爆炸和辐射泄漏，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辐射读数从略高于73微希沃特/小时升至11 930微希沃特/小时——上升了160多倍。这是一场没有人能逃离的梦魇。首相菅直人还在东电总部时，就得知了4号机组发生爆炸的消息。他没有改变自己在撤离问题上的想法，但同时批准了清水正孝的请求，将共计650名工程师和工人从福岛第一核电站转移到第二核电站，留下70人在隔震建筑中待命。有另外一种说法称，撤离大部分工人、只留骨干人员是吉田做出的决定。吉田没有否认这个说法。“我只是无法预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后来回忆道，“我能想到的最坏情况是堆芯持续熔毁。那时，我们就都完了。”菅直人还批准了清水的另一项请求，将疏散区的半径从20公里扩大到30公里。此时做出这一决定并不算早。到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决定下得太晚了——风向已经变了，不再吹向大海，而是将放射性物质带到了日本群岛。4号反应堆发生了什么？专家们唯一可以想到的解释是反应堆厂房顶层的乏燃料池发生了爆炸。几天前，在4号反应堆停堆换料时，从反应堆中卸出的乏燃料就一直存放在这里。爆炸有可能是通常保持在约27摄氏度的水被乏燃料加热至蒸发后，燃料棒暴露所导致的。现在，他们采取了与苏联人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时相同的策略——使用直升机，不过并不是向反应堆投掷沙袋和硼，而是把水输送至冷却池。据分析，5号和6号机组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爆炸。因此，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全部六个机组都在这次救援行动之列。菅直人坚持要求使用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第二天，即3月16日，救援行动在防卫大臣北泽俊美的监督下展开。3月17日，除了直升机飞行员以外，来自东京的消防员和警察也加入了救援队伍，开始向乏燃料池注水，并用高压水枪向反应堆喷水。如同切尔诺贝利事故时的直升机行动一样，此次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用功，因为4号反应堆的爆炸并不是由过热的乏燃料引起的。直到许久之后的一个夏天，工程师才查明了4号机组爆炸的原因。4号和3号机组共用一个烟囱，由于海啸导致断电，用于防止机组间交叉污染的阀门停止了工作。3号机组产生的含氢气体通过3号和4号机组共用的烟囱不断释放，有些氢气倒流进了4号机组，聚集在房顶下方，随后发生爆炸。虽然在当时爆炸的原因还无人知晓，但吉田和他的工程师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在5号和6号机组的房顶上切出气孔，确保已经聚集和将要聚集在这里的氢气能够穿过气孔逸出到大气中。政府官员记得，3月14日那晚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时刻。15日一早，4号反应堆的爆炸成为事故中最出乎意料、最令人紧张的一起事件，同时也是核电站厂区发生的最后一次爆炸。幸运的是，爆炸虽然损坏了反应堆厂房，但没有损坏反应堆本体。尽管所有人都担心切尔诺贝利事故重演，但或许正是因为人们的关切，福岛并未发生切尔诺贝利那样的反应堆爆炸事故。3月15日，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只是仍在试图控制灾情的菅直人、清水、吉田和数百名工人、工程师、士兵和警察都不知道这一点。实际上，如果他们不继续抗击险情，危机就不会结束。乏燃料池可能引发爆炸仍然是所有参与救援行动的人最关心的事情，向反应堆供水依旧是当务之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已经到达了极限。3月18日，吉田告知东电总部：“我的员工连续8天昼夜不停地工作。他们多次来到事故地点，定期注水、检查、加油。我不能再让他们遭受更多辐射了。”他接着说：“所有工人都受到了接近200毫希沃特甚至更高的辐射。我不能让他们继续在强辐射中连接输电线路。”东电承诺将派遣增援人员。“我们当下正在大范围招人，包括以前聘用的员工在内。”东电的一名高级主管回应道。确实，他们已经竭尽所能了。截至3月21日，1号、2号、5号和6号机组已经恢复了厂外供电。第二天，3号和4号机组的供电也恢复了。这一天来得并不算早，因为3月24日传来了惊悚的消息——切尔诺贝利事故那样的反应堆爆炸有可能在福岛重演。1号反应堆的温度达到了400摄氏度，比设计的最大允许值还高出了三分之一。反应堆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幸运的是，随着电力的恢复，工作人员可以向反应堆提供更多的冷却水，反应堆的情况也在向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第二天，即25日一早，反应堆的温度回落到安全水平。救援人员还在继续向反应堆内注水，包括海水和淡水。3月29日，1号反应堆开始注入由一艘驳船运来的大量淡水。30日，2号和3号反应堆也开始注入淡水。然而，在注水冷却反应堆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受污染的水，需要对这些污水采取一定的处理措施。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相同的是，冷却水箱、地下建筑和建筑地下室内都储存了大量的放射性污水；与切尔诺贝利事故不同的是，福岛核电站有6座反应堆需要供水，而不是一座，注水过程也不只持续几个小时，而要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总共约有10万吨受污染的水从地下建筑渗出，进入自然环境，最终流进大海，污染了海水。到3月27日，一部分核污水已经流入了大海。30日，在东电总部的电视会议上，吉田说：“我不禁觉得我们在坐以待毙。”他还说：“一想到下降的水位，我就觉得自己的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他要求“迅速安装能准确地远程监控水位变化的装置”。东电总部承诺将调查海水污染一事。到4月2日，福岛的工作人员发现有更多的核污水外泄了。“我们确定发生了最坏的情况，”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名管理人员称，“这些污水具有很高的辐射水平，超过1000毫希沃特/小时，正不断流入大海。”2号反应堆附近的水池中出现了一条20厘米长的裂缝，虽然裂缝很快被填补上了，但据估计还是有520吨核污水流入了大海。4月4日，东电宣布了将另外1150吨核污水排入大海的计划。核污水排放对公众产生了影响。据东电估测，如果一位民众在一年时间里每天食用在核电站附近捕捉的鱼，吸收的辐射将达到年辐射剂量上限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冒险排污听起来还算合理。实际上这也是无奈之举——核电站正在把水箱中污染程度较轻的水排放出去，为污染程度更重的水腾出空间。4月6日，2号反应堆附近水池的裂缝被填补上了，核污水泄漏重新得到了控制。工人们带着些许宽慰回家休息，然而到了第二天，意外再次来临。4月7日，也就是灾难发生的第28天，又一轮7.1级的强地震袭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虽然地震的强度很大，但没有对建筑楼和反应堆造成严重破坏。辐射水平虽然还是居高不下，但与此次地震前基本持平。人们如释重负，到了该制定灾后处置方案的时候了。吉田记得，他们“直至6月底都在艰难度日”。据他所说，直到7月和8月，核电站的情况才完全稳定下来。2011年12月，所有反应堆全部完成冷停堆。同月，吉田卸任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的职务，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东电确实曾考虑过追究吉田的责任——3月12日晚他没有服从停止向1号反应堆注入海水的命令，但他绝不是因电力公司高层或政府的施压而辞职的。此次卸任是因为他确诊了食道癌，要去治病。东电的发言人向公众保证，吉田患癌和辐射无关，因为辐射诱发癌症会有更长的潜伏期。2011年8月1日，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注水。图源：日本防务省， CC BY 4.0，维基百科
吉田卸任了，也被载入了史册——作为核电站站长，他的境况和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被撤职的维克多·布留哈诺夫完全不同。如今，他是日本人民铭记的英雄，也是“福岛五十死士”之一——这是媒体对4号机组爆炸后留在核电站的骨干人员的称呼。事实上，至少有70名工程师和工人留了下来。根据对于这场灾难的众多演绎，人们认为是“福岛五十死士”拯救日本于危难之中，避免了一场更惨烈的浩劫。2011年12月，吉田昌郎的卸任为福岛灾难史的关键一章画上了句号，同时也开启了新的一章。后来，吉田于2013年7月逝世，享年58岁。2011年12月，东电和政府部门联合发布了《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退役的中长期路线图》。其中，第一阶段包括卸出4号反应堆厂房的乏燃料棒，预计将花费两年时间；第二阶段计划用10年时间卸出所有反应堆中的燃料；第三和第四阶段预计将持续30—40年的时间，目标是移除全部的放射性物质，完成核电站厂区的全面修复工作。福岛第一核电站中4座反应堆的退役成本最初预估为150亿美元。但随着对反应堆状态及周围地区的研究逐渐深入，退役成本大幅增长。2016年12月，政府估计放射性去污的成本将达到4万亿日元，即350亿美元。灾难受害者的赔偿金据估近8万亿日元，即接近700亿美元。一系列灾后处置的预估成本较之前几乎翻了一番，现在的预估成本约为21.5万亿日元，即1870亿美元。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将福岛核事故的等级从5级（具有场外风险的事故）上调至最高级7级，也就是与切尔诺贝利相当的“特大事故”。各国政府有权评定本国核事故的等级，而福岛核灾难的严重程度确实与切尔诺贝利最为接近。幸运的是，福岛核灾难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虽然堆芯经受了不同程度的熔毁，但反应堆没有发生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爆炸——这是由于沸水反应堆的设计优于RBMK，同时也归功于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日本工作人员——他们数日、数周不断加班加点，为反应堆供水。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导致两人当场遇难，另有29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因受到过量辐射而去世，140人被诊断出患有急性放射病。在日本，爆炸和过量辐射没有造成人员当场死亡。173名从事紧急作业的工作人员吸收的辐射剂量超过了100毫希沃特，6人超过了250毫希沃特的警告值，只有2名工人吸收的辐射超过了国际辐射暴露上限的500毫希沃特。最严重的一例吸收了678毫希沃特的辐射。时至今日，据估计，受福岛核事故影响而患癌死亡的人数最高为1500人，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估计造成了4000—50 000名乌克兰人死亡。据估计，因与福岛核事故相关的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数总计达10 000人。早期的估计值显示，福岛核事故所泄漏的辐射量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10%。今天，如果不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释放的惰性气体包括在内，这个比例依然成立。大多数研究显示，福岛核事故泄漏的辐射为520拍它贝可勒尔，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泄漏的辐射为5300拍它贝可勒尔。福岛核电站泄漏的大部分辐射（高达80%）随风飘向了海洋，同时，当初渗入土壤的辐射物也不断进入海洋。在福岛核电站涡轮大厅的地下室，核污水中铯-137的总含量据估计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释放量的2.5倍。辐射较小不代表没有危害，也不意味着没有产生后果。有学者通过研究福岛核事故对动植物群的影响发现，树木生长异常，鸟类、蝴蝶、蝉的数量减少，蝴蝶出现畸形。2011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半径为20公里的“限制区”，性质大致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隔离区，并禁止以前的居民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返回这里。考虑到放射性烟羽的移动，该区域还沿西北方向进一步扩展，建立了“计划疏散区”。尽管日本这两个限制区域的面积总和不到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一半（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海洋），但福岛周边地区在事故前常住人口众多，疏散的人数约有9万。如果加上两个限制区以外自愿离开的人，此次核灾难的难民总数约有15万人。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超过16万人撤离了乌克兰地区，这和福岛核事故的难民总数相差不多。但如果加上13万白俄罗斯难民、俄罗斯疏散的5000多民众，以及这三地决定自行离开、未纳入政府统计的人，那么福岛核事故的难民总数还不到切尔诺贝利的三分之一——根据现在的估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难民总数达50万人。即便如此，事故相关人员的健康和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因难民撤离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事故后，福岛县的人口减少了20多万。撤离人员的生活也很动荡，几乎一半的人不得不搬迁三到四次，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被迫搬迁五次以上。在受核事故影响的地区，恢复正常生活的速度非常缓慢。隔离区的一些地区依旧保持着封锁状态，不允许难民返回。事故发生后，共有15.5万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城镇和村庄，其中超过12万人获得了政府许可，并在政府的帮助下重返家园。尽管自2011年后辐射水平有所下降，但某些地区的辐射水平仍高达20毫希沃特，即核产业工人可接受辐射剂量的上限。政府制订了计划，要在东京夏季奥运会开始之前完成“归乡”工作，这次奥运会原定于2020年7月召开，但因新冠疫情推迟到了2021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那就是核电站1000多个水箱中储存的125万吨核污水应如何处理。2021年4月，也就是事故发生的10年后，日本政府决定于2023年开始将处理后的核污水排入大海，整个过程将持续数十年。虽然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的支持，但这一决定依然受到了日本国内外多方的强烈批评。日本国内的批评主要来自福岛县的地方官员和渔业协会；在日本国外，中国政府、韩国政府、海洋科学家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家罕见地结成联盟，共同谴责日本排污入海。批评者中有人认为，经处理的核污水应该采取蒸汽化排放，而非直接排入大海。但无论采取哪种办法，所有同位素都不会在处理过程中被清除掉，最后仍然会进入自然环境。谁来为事故后果负责？又由谁来买单？日本国会针对福岛核事故起因的调查指出，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东电管理层互相勾结。在外国机构和国际机构进行的调查中，作为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主要原因的技术和设备问题，在福岛核事故中相对较少被提及，更受关注的是广义的人为因素。调查发现，福岛核电站安全文化欠佳，操作员培训不足，紧急情况的应对方案存在问题。尽管经历了这么多次核事故，但核工业在这些方面依然鲜有进步。这场核事故也有特定的地理因素。除了需要改善核电站的地震警报系统外，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还与日本的监管体系、混乱的决策过程和对员工的过分要求有关。2019年9月，经过两年的诉讼，东京地方法院裁定，针对时年79岁、已退休的前东电会长胜俣恒久和两名前东电副社长的刑事指控罪名不成立。一旦这些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5年的监禁。相反，民事诉讼的进展则更为顺利，从地方法院到国家法院通常都支持核事故受害者。在核电站附近居民的支持下，一万多名疏散民众针对东电提起了数十次民事诉讼，声称东电本可以预测海啸的发生，且有义务采取措施预防海啸对核电站和公众造成的伤害。由于东电须赔偿由核事故造成的损失，日本国会于2012年通过了《核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法》，以保护东电免遭破产。政府设立了核损害赔偿支援机构来推进受灾民众的赔偿申请。其资金来自运营核电站的电力公用事业和政府发行的债券，总计620亿美元。东电每年会向该基金缴纳费用，期望能在10—13年内还清政府债务，并恢复其民营公司的地位。“世界核协会”（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称：“目前尚不明确国家政府和电力公用事业是否应共同承担无限责任。”如同美国的三里岛事故和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福岛核电站事故削弱了政府和核电管理机构的公信力，引起了反核情绪的抬升。不过，相比其他地方，日本的公众反应最为强烈，对核工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011年3月，日本拥有的53座反应堆贡献了全国电力供应量的30%。而福岛核事故中有4座反应堆爆炸，日本其余的沸水反应堆和压水反应堆均停堆进行检查，并计划在完成安全检查之后就立即重启。但因福岛核事故产生的辐射影响了全国，人们的忧虑不断加剧，并且怀疑海啸过后留在海岸上的碎片也具有放射性，导致辐射恐惧症进一步蔓延。因此，对地方政府来说，重启大部分反应堆在政治层面就没有可能性。2011年4月，超过17 000人在日本各地发起抗议，反对继续依赖核能。9月，仅在东京就有6万人参加示威活动。2011年秋，由于无法重启反应堆，日本遭遇了严重的电力短缺，但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了很多人所认为的濒死险境，电力短缺也未曾削弱反核的浪潮。日本经济遭到重创，但并未陷入停滞。为了应对核电站发电的缺口，人们一边节约用电，一边增加化石燃料的进口。一直到2012年5月，日本都是“无核”状态，在运的反应堆数量为零。由于公众认为菅直人和他领导的民主党应对灾难不力，民主党的支持率暴跌，在2012年12月的大选中遭遇惨败。不过，在民主党败选的同时，自民党重新掌权。自民党的看法是，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反应堆还是要逐步重启。2011年6月，重启核电的进程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9座反应堆陆续启动。日本政府希望能重新启用核能，到2030年生产全国约20%的电力。东京的政府官员表示，为履行日本在《巴黎气候协定》中约定的义务，核能不可或缺。核工业已做好了恢复运营的准备。不过，在福岛核灾难后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尤其是核监管局（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的成立，极大地削弱了菅直人和其他人所称的“原子力村”的权力。“原子力村”这个利益共同体中，包含了自民党、经济产业省中的关键成员和核电业的领军人物。2020年，日本只有6座在运的反应堆。如果说福岛核事故对核工业造成的短期影响在日本最为显著，那么受长期影响最严重则是遥远的德国。早在2001年，德国联邦议院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在21世纪20年代初逐步淘汰核电。但是，核反应堆为德国提供了22%的发电量，化石燃料发电也因气候变化问题而遭到抨击。因此，淘汰核电困难重重，甚至根本无法实现。2010年，德国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将核工业的寿命延长到了21世纪30年代。然而，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德国社会和政府的态度。2011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以高票通过决议，要求在2022年之前停运德国所有的反应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激起了德国的反核情绪，而福岛核事故则进一步助推了反核之势。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人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将核灾难归咎于苏联的体制。正如一些德国政客所强调的，如果像日本这样技术发达、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国家都发生了福岛核事故这样的核灾难，那么类似的核灾难同样有可能在德国上演。在福岛核灾难发生后，时任德国总理的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成立了能源供应安全伦理道德专家委员会（Ethics Commission for Safe Energy Supply）。该委员会强调了核工业的危险性，表示不能把乏燃料的问题留给子孙后代解决，并呼吁发展可再生能源。此外，他们还制订了计划，要将可再生能源在总能耗中的比例提升至18%，同时减少40%的二氧化碳排放，并将能源效率提高20%。福岛核灾难影响的范围不仅限于日本和欧洲。在中国，“核灾难”的消息引起了消费者的恐慌，有人囤积了足够用上5年的碘盐，因为他们误以为碘盐可以防辐射。灾难发生后，中国对在运、在建的核电站进行安全大检查。他们通过了多部新法规和一项新的安全法，这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忧虑所做出的回应。《2013世界核工业现状报告》（2013 World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Report）写道：“继2011年世界核电站发电量创纪录地下降4%之后，2012年又历史性地下跌7%。”虽然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有人称此次事故可能“为核能敲响了丧钟”，但核工业最终幸存了下来。尽管核能发电量尚未恢复到福岛核事故发生前的水平，但为缓解气候变化，人们呼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给核工业带来了新的希望。核能游说组织“世界核协会”主张提高核能发电所占的比例，从如今的10%提升到2050年的25%。
本文选摘自《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美]沙希利·浦洛基著，李雯露、王梓诚译，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预计2023年10月出版。《赛先生》获出版社授权转载。
回顾比较全球核灾难历史，各国如何应对危机；悬在人类头顶最危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否会落下？本书讲述了有关人类历史上六场重大核灾难的故事，还原美、英、苏、日等国在核能开发、事故调查、善后处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细节，深刻分析核事故发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原因。为避免核灾难、安全利用核能提供了历史借鉴。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哈佛大学乌克兰史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专攻东欧思想、文化、国际关系史，著有《雅尔塔：改变世界格局的八天》《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等十余部专著，获奖众多，包括非虚构类两大标杆奖项莱昂内尔·盖尔伯奖与贝利·吉福德奖，以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权威奖项普希金图书奖，他也是唯一两获普希金图书奖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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