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立场、价值观念或社会分析模型，大概都不能否定中国社会在过往四十多年中，在财富累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相对强劲，一度成为对资本主义泥足深陷的一种嘲讽和反思。 这种成功在日常生活中的外显，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旺盛的购买欲以及可观的购买力。比如，曾经的香港，每逢黄金周，大街小巷里挤满了手提大包小包的大陆游客。 很多本地人不单是对这些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感到惊讶，更重要的是，那种消费行为背后所浮现的对于打造美好物质生活的狂热让他们觉得陌生。那是一种经济腾飞期的国民所特有的对未来的亢奋情绪。 相信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逐渐走出匮乏时代所产生的满足感，反过来又会更进一步地刺激对消费的热情。这种负载着热情的消费狂热，很难说一定指向明确的“需求”。千里迢迢从日本背回来的马桶圈、电饭煲，固然有非常实际的作用，但它们所指之处并不简单是对生活的功能性改善。 消费意味着一种想象力，想象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世界当中。当消费的内容和方式成为标明“自我”的一个重要参照时，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消费主义”最惹眼的特征。
年轻人对消费主义的反馈很矛盾。一方面，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现时代消费对人的捆绑，以及这种捆绑背后的意义偏离；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觉得至少自己没有完全被消费绑架。 很多人会说，没错，我的很多快递到现在都还没拆箱，但是我自认为自己还算一个理性的消费者，更不觉得靠买东西能显示我的价值和身份。公允一点说，很多年轻人确实没有太多对品牌或者时尚的迷恋，不少人都比较朴素。 但值得注意的恰恰是这样一点：当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当中提及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和批评的时候，常常不是指那种一边跑一边任由春风掀起衣襟露出巨大logo的浮夸，也不是一个人刷爆十几张信用卡，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大多数已经脱离匮乏状态的人都不会那么赤裸地处理自己跟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消费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恰恰跟它的隐蔽、曲折有关系。比如，你对未来生活乃至人生理想状态的达成是不是可以转化为一系列购买行为的达成？买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车子，喝什么样的咖啡，要把孩子送去学马术还是编程等等。“消费主义”的特征不是疯狂，而是一种看似高度理性、自控的偏执。“我没有昏头，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花钱”。“消费主义”是一种巨大的意识形态装置，它不断输出对于意义、价值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它强调“购买”行为的唯一可行性。 也就是说，你要想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最后还是要落脚在你的消费选择上。在这样的前提下，“自我”的未来取决于一系列“比价”，只不过这里的“价”不仅仅是货币数字意义上的价格，还包括对象之上附着的一系列象征含义。工作和消费之间的联系，用一种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上班挣钱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花钱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工作和消费常常形成一个闭环，工作的意义就指向工作之外的消费行为，而尚未达成，但已成意愿的消费对象又是我们每天顶着黑眼圈在办公室搬砖的动力之源。这个闭环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意义系统。 有时候我们会听见有人抱怨工作的不如意，旁人或许会宽慰说：“先把钱拿到手，其余的以后再说。”劝说的人当然不会假定抱怨的人是老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只要看着账户里数字的上升就能产生巨大的满足感。 这里的“钱”指向购买力，而购买力则意味着对人生的适应力和掌控力。把消费看作是抵御人生不确定性的一道保障，而对这种保障的反复确认，实际上又映射着在人生不确定性的围堵之下既有意义体系的纷纷瓦解。需要澄清的是，学界对消费主义的质疑既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抨击，也不是吃不到葡萄的扭曲。在上述困境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人的无奈，甚至是些许悲壮。 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齐格蒙·鲍曼有一本引发讨论的书，叫《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2017年，91岁的鲍曼安详去世，留下了超过五十本著作，其中很多都与现代性（modernity）有关。《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不厚，却是鲍曼晚年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它的书名虽然叫《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但客观地讲，鲍曼在这本书中一直把“工作”当成障眼法，他真正想说的，还是现代性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形成的现代性的最新版本。 在学术上，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比如全球化的程度更深，福利国家的全面退场，全球资本流动所造成的产业重新配置。虽然鲍曼讨论问题的语境是西方社会，但是他所勾勒的景象，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我们想象明天的范本，所以他的批评或许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些迷思。 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谈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工作”，“消费主义”以及“新穷人”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新穷人”，就是丧失了工作机会甚至失去了工作意愿的绝对弱势群体，他们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 他们的不工作、不想工作，是一种近乎于生理学意义上的本质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使得他们完全无法加入人类社会“生产-消费”无限循环的游戏。所以，他们最主要的“罪状”并不是躺平，而是对建构“美好生活”没有意愿。鲍曼非常赤裸地把这些人称之为新时代的“废品”。 这种看法是怎样形成的？它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从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出发去讨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问题？鲍曼真正想要处理的其实是一些很宏大的问题。 鲍曼提醒我们，现代性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种很奇怪的想象，它没有一个完成的标准。所谓“现代”，永远指向“过往”，只要有“现代”，就一定会生成相应的“过往”。 现代性就是不断地以“现代”之名对“过往”发起清算，曾经非常前卫的东西，假以时日都经不起这样的审视，沦为需要被革除的旧事物。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所塑造的现代性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我们现代人大都会认可“工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感。往小了说，不工作没有饭吃；往大了说，不工作社会难以发展。我们或许会在潜意识里认为这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公理，历来如此。 但是鲍曼提醒我们，不，这种戒律式的工作伦理实际上是现代性的特征。这并不是说前现代的人就可以随意犯懒，随意躺平。 鲍曼强调，在现代性工作戒律当中有两个面向很重要：第一，我们必须做“别人”认为有意义的工作，以此来换取报酬和承认；第二，工作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获取积累和增值，以便过上“更好的生活”。一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是可耻的。 将这两点综合起来看，现代性的工作戒律实际上从根本上改变了手工时代人与工作的关系，一个人的工作不再是对他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工作的意义生成系统变成了一个外在的机制。当第一批失去土地进入城市工厂的劳动力出现之后，人类的绝大多数工作都不再跟个体生命意义发生关系，你需要把自己“交出去”。 这样一种工作伦理，实际上不再强调人的特殊性，尤其是手工时代工匠或者劳动能手们在各自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个体性和自由度。我们今天喜欢说“匠人精神”，一提这个词就会配上一个白发老者沉静地坐在工作台前手持工具恭恭敬敬的插图。这恰恰是对匠人的误解。匠人当然包含着踏实认真，但更包含一个人对某种技艺的掌控、理解、再创造。真正的匠人往往很有“脾气”，他跟自己手艺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尊重规律，另一方面又持续性地在探索前人所未能抵达的地方。在前现代的工作状态下，个体对工作的理解和掌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著名的哲学家密尔曾经感慨，资本主义工厂里机器轰鸣，但是工人们正在失去精气神，他把这个归结为人的衰落，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工作状态本身发生变化的结果。在机器大生产时代，人被看作是齿轮而不是独特的劳动者。 以前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革命的螺丝钉”，其实深究起来这跟具体的政治主张没有关系，而是现代性本来就倡导的题中之意。事实上，现代性始终包含着一种对于“人”的改造的冲动，哲学家边沁就认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功能就是改造人，改造人在传统时代所累积下来的各种劣根性。 所以，鲍曼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第二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负责生产“工作的人”。鲍曼在这里认同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观点，现代社会的这套工作伦理是渗透进入家庭，从家庭开始“塑造”准备进入工作的人。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干活换取工资，而是要进入一套社会分工，把自己交付给社会，同时必须按照累积的原则为未来奋斗。 鲍曼把上面这个阶段看作是现代性的第一阶段，是一个“生产者社会”，接下来进入的一个新的阶段是“消费者社会”。这个转型的原因比较复杂，鲍曼介绍了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其中比较突出但是鲍曼没有专门总结的一点是：现代性一方面要求人最好像齿轮一样，即插即用，随意调换；另一方面，现代性状态下的人，在失去了稳定的社会定位之后，迫切需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所谓“社会定位”就是我们确定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这个位置对于自我确认很重要。比如在乡村社会里，很多人不是他自己，而是“XX他娘”，“XX他爸”。“你是谁”这件事是由你在社会网络中的定位决定的。 大家设想一下，一个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浪到都市，进了工厂工作。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亲族、地域、邻里都不再构成他表达“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起点。现代性伴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而个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能够寻求回答“我是谁”的答案。所以现代性的个体是一个选择的个体，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选择的人”就是消费者的最初模型。鲍曼提醒我们注意，大生产是集体性的，因此它很难提供个体性的答案，所以逐渐的，工作很难再定义我们的身份。比如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社会可能有几千万人“在财务部门工作”，所以这个特征实在是不能够让个体脱颖而出。这个时候，消费出现了，消费提供无限多可以自由组合的选项，而且都建立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基础上。所以，所谓消费主义或者消费者时代，重要的不是消费，而是选择，我们坚信通过选择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的动作，可以凸显我们自我的个性，进而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消费地位的提升反过来又促成了“工作”的转变，人们对工作的评判也开始变成一个自我选择的美学问题。按道理讲，工作没有贵贱，自己适合、愿意，就是合适的工作选择。但是如果用选择的标尺来看，好的工作应该远离生计所迫，应该更强调带给工作者本身的“内在体验”。一个在码头扛大包的人，他有什么选择呢？他得吃饭啊。但是一个设计师，一个歌手，他们的工作好像跟天赋、跟个性有关，不是单纯为了混口饭吃，而且这些工作多风光，每天都在“创造”，每天都在“体验”不同的人生和不同的风景。 我们身上背负着双重枷锁：一方面要能够去消费，用消费彰显个性；另一方面，虽然挣的都是钱，但是高下有别，如果是不体面的工作，挣钱也没用。 这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无解循环：首先，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个性化”的工作是体面工作，能够获得不错的收入；其次，只有工作体面、收入体面的人才有可能通过消费掌握对生活美学的定义权，而这种定义权又是标识“我”之特殊性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意义来源。这样一来，就好像是代入公式一样，我们所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靠工作建立自我定位，而大多数人在工作这一关就彻底失去了入场券。徘徊在“酷工作”之外的人们只能徒劳地跟随花样无穷的消费游戏，因为消费游戏的规则是那些可以“定义”何谓“有品质的生活的人”所决定的。 所以，鲍曼所谓“新穷人”就是无法参与消费游戏的人，是没有能力进入“生产-消费”这个物质和文化意义双重循环系统的人。 2021年的奥斯卡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都颁发给了华裔导演赵婷的作品《无依之地》。这部根据非虚构作品改编的电影描写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被彻底抛入无所依靠境地的美国流民群体。“无依之地”的英文是“nomadland”，字面意思是游牧之地。 非常巧合的是，鲍曼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游牧”的问题，与赵婷的电影文本相对照，“游牧”所指代的似乎是底层群体的无家可依，但是在鲍曼看来，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吊诡的悖论：真正以潇洒状态御风而行四海为家无拘无束的其实是“资本”，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逐利而居，什么地方可以实现更高的利润，它们就迁移到什么地方。 资本是真正的“全球公民”，它们忽而看重越南胡志明市的劳动力储备，忽而可以卷起铺盖杀奔经济形势向好的卢旺达。资本的这种“灵活”所造就的结果是让全球大多数劳动力陷入一种本质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当中。 曾经，一家企业在某地发展，渐渐可以成为造就地方上几代人生活福祉的力量。但是现在，对不起，十年太久，甚至五年都太久，它随时在测算利润率，一旦稍有不如意就抛弃地方和人群。资本只需要对利润负责，而不会顾及人的长久和稳定。所以，一旦资本离场，我们就会目睹大量的人陷入无依之地。地方一旦失去了自己的造血机制，就会迅速朽坏。电影里的流民，只是这其中最为极端的状况。 鲍曼敏锐地指出，我们现下所持有的一种观点，是不再把劳动力看成是良性生产要素。“人”其实是一种随时可能成为累赘的东西。以前我们把丢失工作叫做“失业”，言下之意是暂时失去生计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在描述经济问题的评论中，常常可以读到学者们以赞赏的态度谈及企业通过裁员的方式排出“过剩”的人力。这些人也许劳动技能并不差，性格秉性也都是良善公民，但是在效率的标尺之下，他们统统是“剩余”。 相信大多数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人，还没有坠入赵婷镜头下的那种境地，但是我们在各行各业都随时有可能成为“剩余”。在很大程度上说，你是否成为“剩余”，并不取决于你的工作质量，而是被所谓利润曲线所支配。一个单亲妈妈、一个酗酒者、一个从墨西哥偷渡来的打黑工的移民，他们之间或许经历迥异，但是一旦被作为“剩余”排出，他们就是同一类人，一种“废弃物”。 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有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叫《扫地出门》，他关注的是美国的住房问题，尤其是那些因为难以缴纳房租而不断地被驱逐，始终为了一块落脚地而疲于奔命的人。在书里面，德斯蒙德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他发现，很多人之所以陷入住房问题的恶性循环，其实都源于一次或两次短暂的人生困顿。从这些人的生命史内部来看，这些困顿在当时甚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却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持而不断恶化。通俗地说，这些人如果当时有办法喘口气，或许很容易就可以回到正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拖家带口四处求人，只为一小块容身之地的人对自己不负责任。但是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只是因为偶尔的不走运与结构性的困境叠加在一起，从此便万劫不复。 鲍曼对此有同样的发现，他在书中很细致地介绍了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瓦解。所谓“福利国家”可以理解为一种兜底机制。福利国家的政策有很多，但它的基本假设是，当国民陷入困境时，帮助他们托住生活，不让他们继续坠落，他们就有可能重新回到工作当中。在这里，福利国家仍然尊重现代性工作伦理的要求，既然工作非常重要，那么国家的义务就是保持人们找到稳定工作的可能。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英美两国率先放弃了这种假设，其理论假设就是“点儿背不能怨社会”。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独立选择能力的个体，你自己的人生失误当然要由自己买单，关国家什么事？ 这样一种把人的困顿解读为“选择失误”的策略，成功地改写了现代性工作伦理的内核。在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工作伦理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出去工作。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消费者时代，一个人的失业首先被理解为他的选择失误，进而可以怀疑他是不是天生好吃懒做。工作伦理的内容没有变化，但却变成了一种对内在道德品质的怀疑。在结构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不但要承受实际的后果，还被迫要证明自己的内在“属性”没有问题：“相信我，我并没有不想工作，我在找，在找……” 鲍曼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谈论了与新穷人群体有关的诸多问题，一路延伸到对整个西方世界丧失自我反思能力的批评。身处中国，我们和鲍曼的语境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他所揭示的不稳定工作制度和消费游戏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或许有人会预想，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大概就是“断舍离”或“管理你的欲望”之类的陈词滥调，但是很显然，鲍曼的思考没有这么简单。他仍然站在现代性反思的角度提醒我们：如果说在生产者时代，工作律令尚且以一种强迫而霸道的方式督促我们出去搬砖，那么到了消费者时代，工作律令引申出一种更加无理的判断模式，它一方面仍然强调“为他人工作”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却又贬低大量基础工作，认为身处其中的工作者廉价、低效、随时可以被替代。 在引入“消费”这个更难以捉摸的游戏规则之后，我们一边忍受着就业的严重不稳定，一边又必须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在为美好生活“奋斗”。躺平？不可以，这是一种彻底的不负责任，是一种精神上根本缺陷，你连自己都不关心，怎么能指望别人看得起你？几年前，媒体爆出了所谓“裸条”事件。很多不法借贷者，要求年轻女孩以露骨照片作为借款的抵押，很多人难以按期还款，他们就以此相威胁。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因为这些借款大多都只有几千块。真的有人会为了几千块钱冒这样的风险吗？那时我刚刚结束在华北一个三线小城的田野调查，我接触过很多非常普通院校的大学生，以及收入低阶层群体。他们的生活费或工资一般就是每月两三千块。这意味着很多人需要月复一月的精打细算。也就是在这样的群体中，你很难想象一款新手机能带来的满足和社会承认，很难想象它对于“美好生活”所能带来的改变。那些受到胁迫的女孩们，她们的工作，她们的大学生身份，与此相比都显得寒酸。鲍曼没有像人生导师那样教导我们“过一种极简的生活”，他想要表明的是：在一个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状态下，我们既要反思谁把工作说得一文不值，也要警惕，不要认为你所有的价值都体现在你所能搭建的那个物质世界之上。“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比消费明细要复杂得多。最近，有关烂尾楼和停止还贷的新闻正沸沸扬扬，鲍曼的提醒，在此刻别有意味。本文为《工作与人生：无限人生书单第六季》节目第4集讲稿，主讲人袁长庚，内容有删减。点击“阅读原文”收听节目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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