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北京已经快十年了。过去的一年半里，我总会想起一个叫 premium mediocre 的东西。你可能听说过这个词。它最早由商业作家 Venkatesh Rao 提出，之后被翻译为“优质平庸”，并作为一种消费品营销手段被一些中文媒体报道过。所谓的“优质平庸”消费品，大概说的是那些经过包装，把普通商品变成“轻奢/高级体验”的劳什子们，“优质平庸是超级经济舱，是《权力的游戏》（在我们这里也许是《生活大爆炸》），是所有那些看起来比吃起来好的 Instagram 食物”。Rao 的原文并不只是在讨论营销手段，而是那种读过之后就一直跟着我的雄文：它借给了我一副滤镜检阅当代大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我作为假左翼青年的偏见：“新中产生活”，真是个笑话。但我知道自己对“优质平庸”的执迷远不止这些。它可能是击中了某处内心隐秘，一个我不太敢抵达的地方。直到前几天，一位在大半年前被我推荐了文章的朋友问我：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可能就是优质平庸本人？她把原文的一句话截图给我：“优质平庸，就是平庸被裹上一层‘优质’精装，但并不足以改变平庸内核。”我或许可以对优质平庸消费品的“虚假”光环嗤之以鼻，但我自己的确就是个优质平庸者。而“精普人”我，大抵是在过着一种“新中产傀儡”生活。
I
要讨论“精装普通人”，似乎得从定义“普通人”开始。所以，什么是普通人？
介于任何的收入划线和学历工作描述都要引来血雨腥风，我思前想后不如直接玄学上阵，将“普通人”定义为一种精神状态：普通人，就是不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不在意成为人群焦点，为自己的小确幸开心，也乐于为别人鼓掌。
我的普通人朋友们不会为了每天穿什么上班伤脑筋，鲜少在对话里暗示自己认识某重要人物，经常发（在我眼里）已经烂大街的网红餐馆要去打卡，并且即便是在蓝蛙也能发出赞叹，“哇，这个太好吃了吧！”
而他们的反面，就是“精普人”我。
同时“精普人”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挑挑拣拣（比如上上一段的最后两句）：我对北京餐馆80%的食物评价是类似于“北京有能吃的 Pho 吗？” “为什么要在餐馆吃 dry pasta?”“这个红烧肉根本就没有层次” 的 takedown，交谈中听到别人说起《老友记》《纸牌屋》或是爱死机要努力压住白眼，前段时间，上海两位朋友给我发她们的每日做饭 vlog，我第一时间最想说的总是，“为什么你们不能买个好点的砧板？”我知道这让我听起来很糟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糟上加糟，比如刚工作时的我总要在朋友圈发表一些红酒评论：
当时的我是完全不懂红酒这种乐子的。8年过后我虽然还是不懂，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在某些场合丢出类似“啊，真是什么都比不上2018年的巴贝拉”的评论（“2018年的巴贝拉”只是因为18年我读了一篇企鹅吃喝指南的卖货文章并且下单了两瓶，文章里面提到一句“今年的巴贝拉特别好”，请大家自动取消这句评论的合法性）。人们总是说“越自卑的人越爱显”，这句话被用到自己身上可真是不好受。可老实讲，我鲜少能感受到以上行为是出于掩盖自己的“不堪出身”，它更像是后天习得、混合上从小“不在场面落下风”的争强好胜、由此不断加固的应激反应：当我长期身处每日精心 OOTD、间歇性拽人名、习惯把各类生活方式和“TA 是怎样的人”挂钩并且嘲讽腔不断的“精普人”圈子里时，跟着这套规则走似乎是阻力最小的选择。我不是在打受害者牌，这些来回是一种互动而非由谁单边挑起，但鉴于瞎显摆的人总能轻易识破同党（“TA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跟我一样”），同时又要不断加码（“哦，我在两年前就开始用它了”），这些社交对话到最后总是让人精疲力尽又毫无满足感可言。更大的问题是，我日渐意识到我这种长期鼻孔冲天的状态正在疏远我的普通人朋友们（不是蔑称，参考本段开头）：大半年前，一位（在我单方面看来）感情基础深厚的朋友和我发生了不算什么大事的一次微信争吵后就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了，一位共同朋友的分析是：你整天一副什么都懂又比别人懂更多的样子，可不就是非常容易让人对自己感觉不好。这位共同朋友还建议我停止说话中夹英，“如果你在乎让自己更有亲和力一点”。这一点我真是做不了什么改变，我当时回复她，“I thought you guys like me 就是因为我精通一切城市生活呢。”这自然是一句玩笑，我所知道的80%都是因为“我读了一篇文章”（另外20%来自别人的微博），我只是非常擅长假装这是我“从小”的生活习惯，或者是装出一副3年前就读完了我在谈论的那一整本书的样子。就像上一篇我的自述稿里的某则评论：“她们看上去很丰富，实际上却无比贫瘠”，那是一朵我独自一人时赶不走的头顶乌云。
And here's a bigger joke: 我时不时会想，如果我不再有这些“精装”包装了，大家还会爱我吗？II
我完全清楚上一句话有多么荒唐，但请允许我提供一些上下文：我的工作。
更具体来说，这大半年来经常袭击我大脑的一个念头是：如果我没了这份工作，没有了“时尚杂志编辑”的抬头，那我是谁呢？
当我不去想那个抬头时，我对这份工作感受是很矛盾的：我的同事和老板都很不错，并且当“内容生产”进展顺利时我还能体验到传说中的 creative flow，但另一半时间里我也很恼怒自己生产了大量赛博垃圾，并且也几乎没什么机会“为自己写点什么”。
除此之外，有一部分工作内容我压根就不擅长，and to make things worse，我压根没动力把它做得更好。有一半的时间里，我都是硬着头皮交个行活，第二天因为自己的行活不达标而独自憋屈。
不少朋友都听我倒过上面这桶苦水，他们的反应基本一致：那你怎么不自己出来干，做点你想做的事呢？
每次听到这话，我心里就要死去一点点。我用过各种场面话把对话搪塞过去，不晓得朋友们是否有看出来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没有了这份工作，我该怎么描述自己？
没有了这个抬头，我的草包本质不是很容易被揭穿吗？
我知道这听起来是典型的通过自我贬低寻求关注的夸张说法。如果跳出自身，或是换做别人向我透露这一层想法，我也能搬出各种“把自我价值和工作绑定有多么愚蠢”的道理了结这场对话。但如果我对自己拿出80%的诚实，“没有了这层光环/抬头/工作身份的通行证我就要完蛋了”的担忧的确在我的生活中时隐时现：当信息流里出现“35岁大厂员工被裁是什么下场”还要手贱点进去看完，它会出现；当前两周妈妈发给了我老家表弟刚出生儿子的视频，顺便问我端午准备怎么过，碰巧我正在因为害怕交不出一个达标行活又刚刚点开另一篇“35岁在大城市失业”时，它让我蜷缩在沙发上哭了大半个小时。我大概需要解释一下最后一条是什么意思，虽然它注定要引起一些朋友的不适：我当初离开家就是因为我不想成为那个家庭的一部分，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我只是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快十年过去了，日渐明朗的实情是，追逐“更好的生活”只是把我变成了一个四不像：我大概是没有“想成为的人”要拥有的才华，也没有攀登主流成功所需要的坚韧。我所剩下的，只是在社交场合展现一些所谓的“品位”，抓着一个能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工作抬头，没有自己的目标只能不断满足“系统”对我的要求，在人前扮演一个“过得还不错的人”。与此同时，我又总是因为家人的简单问候手忙脚乱。我平时不和他们说话，被问起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想起之前一个美国华裔女生的文章里说，自己为了融入主流白人社会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有段时间甚至要通过翻译软件来和父母交流。我的具体状况没那么夸张，但又很相似：我有时怀疑我为了融入大城市，融入“新中产”生活，是不是已经删除了最初的自己。更糟糕的是，无论我如何嘴上滔滔不绝“新中产生活是个笑话“，我依旧放弃不了现在的这一切：大概是在担心，如果没有这些“精装”，我就会变成一只被倒空了的杯子，在地上无助打转；最初的自己似乎也已经找不回来了，那我到底还剩下什么呢？
III
我和三个朋友说起过这则“端午家庭短信事件”，前两个以为我被逼婚了，我再一次和他们解释我妈早已经不在乎了，至少表面上不会再提了。
最后一个朋友，和他已经认识了五六年。我很少主动找他说话，总觉得没必要用我的工作俗事和自怨自艾来干扰他（在我眼里）闲云野鹤的欧洲生活。
要不是他点赞了我前一天的朋友圈，我大概也不会大半夜点开对话框把这篇的前半截发给他看：
IV
我去搜索了一下“残酷乐观主义”，意识到我的这位朋友可能只是把《纽约客》的某篇书评改写了，也许他也只是刚好读了一篇文章。
但这不重要了。
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去追问幸福到底在哪里，如何才能更快乐。或许是外部世界的风浪已经把我们带到了疲惫顶点，我们看到了好多“回到原点”的回答：
新东方的董宇辉老师会说，回老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Sally Rooney 在书里会说，去找到亲密关系吧，去找到那个看到你本来样子的人；
还有选择了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或者是切换到一份“平凡”工作的同龄人会说，简单一些吧，回到柴米油盐、公园散步、回到烟火气里去吧。
都是很好很好的回答。
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能感受到我体内还有不服、不甘、跃跃欲试的冲动没有被燃尽，我只是经常不知道它们具体指向哪里。这是我总会被一时的场面风光和短期的系统奖赏牵着走的原因吗？也许吧。“不知道”和“不确定”好难熬啊， Laura Berlant 描述说，“像是在边界不清晰的水域里狗刨”。但就像那篇《纽约客》文章里最后提到的，Berlant 的一个秘密座右铭，是“我们拒绝被累趴下”（We refuse to be worn out）。
此时此刻的我尚不明晰要做些什么去打破旧的循环，但我开始相信远方有另一种“更好的生活”在等着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