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教材事件,我终于理解教员为何对文化文艺如此重视
各位读者,为防不测,请大家关注一下备用号“斐君大视野”,已关注过的请忽略,谢谢!
通过这次教材事件,我终于理解了教员为何对文化文艺如此重视。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中,毛泽东大概是对文化、文艺、意识形态最重视的,也是这方面发言最多、著述最多的一位。
毛泽东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1964年9月21日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
建国后,毛泽东对于部分领导同志最大的意见,就是认为他们过于埋头于具体的行政事物(包括经济问题),而不注意“文化领导权”问题。
他在1966年10月总结建国以来所发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讨论时这样说:“去年批判吴晗,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是个别抓,抓不起来。看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他每次对文化文艺问题的介入,都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更体现了他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深广忧思。
一句话,文化领导权至关重要,如果这块阵地守不好,就无法在头脑和精神上真正站起来,头脑和精神上站不起来,很多已经取得的其他领域的成绩就要大打折扣,这个负面作用是乘数效应的、是指数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一些眼前的、短期的工作。
——全文完,想看更多精彩原创好文,敬请关注“斐君观点”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