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归来：刀尖与人间
8月下旬的一个周末，陶勇从北京赶往广东两地参加活动，紧接着飞到香港帮学生联系科研项目。我们的对话在他候机时展开，期间，他接到两个来自医院的工作电话。
我问他如今身体能否适应这种工作强度，陶勇慢条斯理地回：“努力，但是不拼命。我觉得还行。”
8月15日，陶勇在社交媒体发出一张照片。他戴着色彩鲜艳的手术帽，专注投入手术。这张照片被点赞十几万次，“陶勇医生重回手术台”的话题登上热搜。
时间回到三年前，北京朝阳医院的恶性伤医事件引燃公众怒火，倒在血泊中的陶勇有多让人痛惜，如今他再拿手术刀的消息就有多让人动容。
无数祝福涌进陶勇的留言区，感动之余，陶勇将这些关注归结于网友的“恻隐之心”：“每个人都希望看到那些被命运打击的人能重新站起来。这是一种善良，也是一种天性。”
他的声音依旧温煦，坚定的力量夹杂其中。
2021年初，陶勇就已回到手术台。
那是一台白内障手术。陶勇本意推脱，患者家属殷殷恳求：“我爸说了，瞎都要瞎在你手里，你做他就放心，你不做他就不做。”
患者的信任催促陶勇迈出这一步。他拿起手术刀，生活的创口随之开始愈合。
和陶勇一起上台的手术团队都是资深医护，还有一位主任医师坐镇一旁，以免陶勇力不从心，也不至于伤害到患者。他的左手仍无法进行太精细的操作，好在左手在手术过程中只是辅助。
手术在十分钟内完成，全程由陶勇独立操作，毫无意外的顺利。
回想整个过程，陶勇用了个比喻：“像骑自行车似的，只要会骑自行车，就算是隔几年不骑，蹬两下也就又上手了。”
陶勇重回诊室
现实，或许并没有陶勇所说的云淡风轻。
眼科手术要求十分精细，陶勇曾如此形容手术的难度：将一张卫生纸上涂满胶水，揉在一起，一年后再将卫生纸揭开，恢复原样。
2020年之前，陶勇对此十分拿手。
他做过15000台眼科手术，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做86台，每台只需5分钟。不到40岁，他就任主任医师，成为博士生导师，他的诊室经常迎来进修的医生。
他的好友李润如此形容他：陶勇是一个“非正常人类”。他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也是一本能直立行走的百科全书，是天天打满鸡血的励志达人，也是同情心泛滥的爱心大使。他仿佛天生就是为从医而生的。
受伤前，陶勇于西藏拉萨进行手术义诊
恶意，也出现在这个诊室。
北京朝阳医院的眼科门诊，曾被陶勇比作“菜市场”。专家号号源珍贵，患者们排队焦躁，争吵与插队的现象频频发生。
2020年1月20日下午，正在看诊的陶勇身后挤上来一个人，陶勇本以为是插队问诊的患者，但后脑遭受的重重一击砍碎了他的错觉。
他被袭击了。凶器是一把沉重锋利的菜刀，行凶者是他曾救治过的病人。
凶手是北京怀柔的无业人员，生来高度近视，后来右眼视网膜严重脱离，在别处做过三次手术，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陶勇见到对方时，他的眼球已经萎缩。经过陶勇的诊治，部分视力被保住。
可陶勇没有想到，也难以宽恕的是，自己为病人争取来的光明，变成锁定自己的黑暗。
他的脑后被砍中三刀，枕骨差点被砍碎，右臂也被砍伤。更为严重的是左手手臂，神经、肌腱、血管两处断裂。这对外科医生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陶勇正在治疗的左手
恶性伤医事件引爆公众的怒火，同时被打碎的还有陶勇原本平坦顺遂的人生。
在自传《目光》中，他写道：
“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一条清晰的人生之路——我要在行医坐诊的同时，致力于科研，沿着医学界前辈的路踏实地走下去。然而，突如其来的灾祸像一阵飓风将我腾空卷起，让我重新审视那个埋头行进中的自己。”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陶勇并没有就此沉沦，反而迅速从绝望的飓风里脱身而出。至于能够重启人生的最主要原因，他说：“因为得到了很多帮助。”
更准确地说，是他常提到的：我是在五个人的帮助下活下来的。
大概半年前，陶勇路过医院公示窗，看到陈护士骶骨骨折的消息。
他赶忙联系陈护士：“你咋样了，怎么这么不小心。”陈护士宽慰他并不严重。后来陶勇听科室的护士聊起，受伤的原因是陈护士看到一位病人差点摔倒，扑上去救人时被砸了一下。
陶勇感慨：“好人永远是好人。”
时间回到2020年1月20日，陶勇从7楼眼科诊室逃至6楼，陈护士看到浑身是血的他，立刻冲上前，将陶勇拖到自己的检查室，把门反锁，为他急救。
同在诊室的志愿者试图阻拦歹徒，后脑被砍中，肿起的血包三个月都没见好。隔壁诊室的杨硕医生听到外边的混乱，冲出诊室，赤手空拳与歹徒搏斗，“耳朵被削掉了半个，头上一个大包”。
一位快递员看到浴血的陶勇在躲避追砍，顺手抄起广告牌——事后，陶勇在办案人员的口中得知对方的存在，立刻要来联系方式，表达谢意。陶勇还给这位“救命恩人”发了3000元的红包，对方没有接收。
还有一位患者家属田女士，也在阻拦行凶者的过程中被砍伤。陶勇问过她，为什么会选择挺身而出，她回答：“你把我当自己人，我也把你当自己人。”
陶勇与田女士及家属
田女士的孩子罹患白血病，又引发葡萄膜炎，常年求医问药。她租住在河北，为了看病，每周要往北京跑三四趟。有时来不及挂号，陶勇看孩子可怜，就让她们在诊室里等一会，等常规挂号的人看完病，顺手给她的孩子治疗。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对陶勇来说稀松平常。受伤前，陶勇的诊室时常会亮灯到深夜，因为担心异地求诊的患者挂不上号，在北京寻找住处并不便宜，陶勇不会限号。
也正是陶勇的无心之举，让田女士选择出手相助。后来，她还将自己收到的6000元捐款悉数捐给盲童，她在给陶勇的信息里写：“很多爱心历历在目，我们也特别希望把爱心传递下去。”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能快速从伤害里走出来，因为我看到原来世上真有不少好人。”陶勇总结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田女士与陶勇的对话
2020年5月份，出院仅1个月，陶勇回到诊室，还是原来那间。
恢复出诊的原因，陶勇下意识地解释：“因为葡萄膜炎是个慢性病，（治疗时间）隔得太长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后遗症。”他放不下那些患者。
此外，他也认为“最好的康复办法，是让自己有事可干，而不是天天养在家里”。
陶勇（中间座位）恢复出诊后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天，陶勇单手敲完《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一书的后记。那时他颅内水肿，伴有出血，他担心会有不可控的后遗症，想尽快将书出版。
眼内液检测技术不仅能帮助年轻医生缩短学习曲线，还能在发病早期就有效确定病因，避免更多患者因病致盲。
十年前，陶勇独自开始这项技术的研究。彼时，因为眼病患者并不占多数，投资人也不看好，同行者寥寥无几。2016年，社会号召“大众创业”，他顺势成立检验所，在医院的工作之余兼顾研究，“我坚定地认为，哪怕只有一个患者需要，这项技术也是有价值的”。
目前，眼内液检测技术已推广到全国700家医院，累计帮助8万多名疑难眼病患者。
陶勇并没有想就此成为企业家，他说：“我不懂公司管理，我的梦想不是成为企业家。我只是没办法，要用企业这种形式才能把检验技术推广得更快、更好。”
他的梦想依旧是一个普通眼科医生的梦想：治病、救人，推动眼科技术和诊疗模式进步。
10岁那年，陶勇陪母亲去省城看病。
母亲患有沙眼，时常双眼通红流泪。陶勇亲眼看见医生用一根极细的针从母亲的眼睛里挑出满满一盘“石子”，母亲舒服了许多。
“我选择学医，就是我觉得人体特别神奇，生命的现象很有意思。一方面，能够在人体身上探索，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又能帮助别人，很有价值。”
1997年，陶勇考进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被合并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那时，他长大的江西南城县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有近1500公里，坐火车要坐两天一夜。
陶勇与父母一路站到北京，搭上公交车先到天安门，教科书中的建筑就立在他的眼前，他与父母相拥流泪。
少年陶勇
陶勇曾说，自己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克服自卑。
北京的大学人才济济。他的舍友里有国家二级运动员，有人得过书法比赛一等奖，有人会弹吉他、踢足球，“我这些方面都比不过大家，但我想挑战一下”。
大三那年，学校组织献血。献完血后，陶勇去批发市场进了两筐枣，在学校食堂门口摆摊卖。有位同学给他编了顺口溜：“嘴大吃八方，还是枣儿香”。
研究生期间，因为医院住宿条件紧张，他被分配到后海附近充当临时宿舍的旅馆。宿舍旁边是四环市场，陶勇就去卖肉的摊子转悠，买实验用的猪眼珠。
对话过程中，他变换语调，模仿着自己和肉摊老板对话：
“我要买这个猪眼。”
“你就要俩眼珠子，这哪儿行呢？”
“您看这眼珠对我们也挺重要的，人家买猪头肉的可能也不在意眼珠有没有。”
“那行吧，五块钱一个。”
“您猪头肉才卖多少钱啊？”
最后，他还价还到3块钱。陶勇兴奋地讲：“我努力地克服自卑内向，我做了小小的举动，并且落地执行，那是我给自己的肯定和鼓励。”
陶勇在北大就读时
在陶勇看来，医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感受快乐。只有在学习时体会到温度，才会在从医后用有温度的听诊器为患者检查。
只是，在主观的快乐之外，医学的严肃也不可忽视。同样是与猪眼睛有关的叙事，陶勇在书中记录下另一个角度的故事。
从医早期，他执刀白内障手术，切口总不合适，他的解决方案是买来几百个猪眼睛，一个动作重复练了两天。“别人吃饭的时候我练习，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学习，只有别人娱乐的时候我休息。”他如此写道。
受伤前，陶勇进行眼科手术
2007年，27岁的陶勇从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毕业，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
没有人能清楚地讲出，从一个自卑的小镇学子到头等学府的优秀毕业生，这10年医学路到底有多难走。
如今回想起来，陶勇想了许久，发现自己记住的都是快乐。“我不太能记住那些很痛苦的事情。记忆力是一种能力，遗忘力也是，可能对我来说，遗忘力的天赋比记忆力还要强点。”
这次毕业生发言，被陶勇视作人生中的一座里程碑。
成为人生关键节点的考虑因素倒不是学校的名声地位，“因为我喜欢的是学医，不是说非得在某个固定的院校”，他觉得，这是对父母的一个交代。
2007年，陶勇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
陶勇的母亲曾在新华书店工作，她能力突出，多次代表书店到省里、市里参加比赛，但为了培养孩子，母亲无奈放弃许多在职业上的发展机会。
为了让陶勇早饭吃得健康，母亲会拿着自家碗筷等在早餐店门口。等老板的笼屉一打开，母亲就去夹最先出笼的包子。“她担心打开的时间太长，别人到处翻的话，包子可能就弄脏了。”
陶勇的父亲也是如此。父亲是遗腹子，家中清贫，却从未在物质上短缺过陶勇。儿时陶勇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有一排书架，摆满各类书籍。
今年7月份，43岁的陶勇给父亲庆祝生日。父亲对他说：自己没有见过父亲，不知道合格的父亲该是什么样子，他一直有些紧张，总觉得哪里做得不好。
陶勇想，当自己成为北大学子中的佼佼者，父母或许就会得到一个证明：“这些年做父母是成功的。”
同样被陶勇称作“里程碑”的，还有其他两件事。
其一是女儿的出生。陶勇还记得，刚出生的孩子皱巴着一张脸，手指甲有些长，“跟小老太太似的”。
父亲的责任与生活的压力瞬间涌起，他开始考虑孩子的未来。
2020年，陶勇的女儿已经9岁。她在一次演讲中提到，那段时间她被困在噩梦里，她想不明白：为什么爸爸没有做错事，却要遭受伤害。
陶勇没有对女儿多解释什么，“因为这么复杂的社会现象，你很难解释清楚。生活需要她自己去经历，答案也要她自己去找”。
如今，12岁的女儿生活依旧。陶勇的社交平台里呈现的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小姑娘，为了藏手机与爸妈斗智斗勇。当她看到承受伤害的爸爸没有一蹶不起，她自然也觉得天不会倒塌。
陶勇与患者
剩下的一座“里程碑”，是陶勇决定去医管中心挂职。
那是2015年，陶勇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计划进行眼内液检测技术的研发。他想成立检验所，但咨询过身边人，都不清楚医生是否有资格成立公司。陶勇干脆向学校申请名额，到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医疗护理处挂职，去了解“红线”到底在哪里。
也是在挂职的这段时间，陶勇遇到一件影响至今的事情。
2016年初，一段视频在网络上传播，视频里一位女子站在北京某家医院的大厅怒斥黄牛：“300块钱的号，他要4500。”视频引起轩然大波，没过多久，北京推出“京医通”挂号服务，患者可以在网络上预约挂号，缓解挂号困难。
陶勇还记得，当时领导给他们开会说的那句话：“我们要把坏事变成好事。”
四年后，经历过死里逃生，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这句话，他想：“我们没有办法挡住坏事的来临，我们要想办法把坏事变好事。”
陶勇（右）受伤治疗期间
2020年下半年，陶勇发起“光盲计划”，致力于为全国1700多万盲人和低视力人群，包括十万多盲童提供服务。
“光盲计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采用科技和科普的手段，让光明留在眼底；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公益项目，比如培养视障音频主播，让盲人拥抱社会。
陶勇在社交平台里写：“我从未想过要‘红’，如果可以，我情愿不上热搜，但既然已经‘红’了，我就想好好使用这么多人给我的‘红利’。”他的身份也由此发生改变，之前他是“陶医生”“陶教授”，如今他成了科普博主。
同样，质疑随之出现。
小时候，陶勇长得胖，同学给他起外号叫“陶猪”，幸而父母坚定的爱意与优异的成绩，让他没有迷失在嘲讽声中。
后来，他在诊室被无端砍伤，哪怕他认为自己的诊治方案毫无问题。
再之后，陶勇在荧幕里频频出镜，有一些声音开始出现，质疑他离开医生本职，要走“网红路线”。
面对这样的言论，陶勇再次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人生就像是在过桥，别人的评价是桥上的扶手，我们就在桥中间走，没必要去摸扶手，它就是一个起到提醒作用的边界。”
恶意就像是庄稼地里的杂草，“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恶意，你不可能消灭掉，你得尊重它的存在”。既然草没办法除净，不妨让庄稼长得更旺盛一点，让恶意得到压制，让善意得到释放。
意外发生后，陶勇在眼科诊室的墙上挂起几幅油画，“希望让大家进到这里，觉得像进到艺术殿堂”，让高雅的环境自觉约束人类的素质。
他又请来志愿者在诊室服务。当患者与医生遇到难以处理的矛盾时，志愿者前去沟通，患者多数会冷静下来——“他（患者）没法投诉志愿者，而且人家说得也在理。”
陶勇与小小志愿者
陶勇形容自己，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
最开始，他的目标是学医，于是考上医科大学。他在医学领域铆劲前行，31岁，他成为副主任医师，35岁，成为主任医师。
2011年，他就职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教室中挂着一幅韩启德的题词：挑战疑难眼病，拯救视觉损伤。“挑战疑难眼病”六个字抓住陶勇的眼睛，“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只是要做一个手术匠，我为什么要上北大医学部”。
这一年，他开始专攻葡萄膜炎，彼时全国48000名眼科医生中，专职葡萄膜炎诊治的不足10位——这个数字至今仍没有太大变化。
葡萄膜炎在眼科还有个名字，是“难病穷病”。病因复杂，病变发展速度快，而且患者多数患有自身免疫疾病，比如白血病、白塞氏病，常年的治疗早已掏空家底，陶勇形容这个专业“既冷门又不赚钱”。
既然认定这道桥，桥上的扶手他就不再在意。
受伤前，陶勇进行手术
2020年底，陶勇被邀请登上一档脱口秀跨年的综艺，至于决定登台的原因，他笑着说：“到年底盘点了一下，说一年到头来遭遇糟心事的，好像我得排到前十名。”
他没有过多考虑，就应下邀约。同样的想法也出现在2021年的一档求职综艺中，他作为“加油团”出现在观察室，探讨医学生们在真实医院环境中经历的悲欢离合。
陶勇说，他想要通过这个节目，给那些重压之下的年轻医生们一些信心，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医学生如何成长。
他聊起现在年轻人的“丧文化”，认为不能怪年轻人。“今天的丧有时候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没有办法改变现状才表现出来的状态。如果真的能够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希望，让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未来从业的过程中能够真的实现他们的情怀。你放心，他绝对不会丧，马上爬起来了。”
至于成名、金钱的话题，陶勇始终没主动提起。
陶勇作为年轻医生时
陶勇并不富裕。
二十年间，他在北京四处租房，挤一个多小时地铁去医院上班。2020年下半年，他终于在妻子单位附近买下房子，他笑着说：“我都43了，也不能再租房了啊。”
此前，他也会被邀请到外地或私立医院做手术，但他没有坚持。他总惦记这些病人的术后管理，无法亲自查房，心理压力太大。“可能是我的内心性格决定的。我的内核是不断探索。（外出）做手术是赚点钱，但是会觉得生命的质量没有意思。”
他提过多次，从医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理想主义。
“（选择学医的人）对于物质利益看得没有那么重，只要能达到他的生活标准，他都能接受。特别爱钱、喜欢奢侈品的，他也不会来学。”
意外发生时，有陶勇曾经救治过的患者发声，说陶勇曾给患者垫付2万块做手术。陶勇在书里讲起这件事：“其实大多数医生都会这么做，因为我们接触到的是和生命相关的事情，在生命面前，其他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陶勇与患者
人们总是好奇，陶勇究竟是如何从巨大变故中重启人生，一句他常说的话，或许可以解答：
“当你到过银河系的边缘，就不会允许自己的世界里只有月亮。”
2009年，29岁的陶勇第一次登上“健康快车”，去往江西乐安。
那是一列被改造过的火车，车厢里搭建出一间简易眼科医院，行驶至目的地后，火车驻留三个月，给当地患者做免费白内障手术。
出发前，老师嘱咐陶勇量力而行，“复杂的不要去碰，因为很有可能失败”。陶勇却在这里遇到王阿婆。
王阿婆有严重的驼背，白内障的程度十分严重，肚子里还长了肿瘤，手术操作难度极大。比手术更难的，是她的余生：阿婆丈夫过世十年，儿子也在事故中遇难，当地有个习俗，如果不是自己亲手制作寿衣，“到了那边会见不到自己的家人”。
陶勇为王阿婆做了手术，半个小时后，手术成功。
后来陶勇得知，王阿婆在手术后一个星期离世，离开前，她为自己做了寿衣，将儿子和丈夫的照片缝进衣服口袋。她还托人告诉陶勇：谢谢你，帮我找到回家的路。
2023年5月，北京朝阳医院眼科承担“健康快车”新疆巴州站手术任务，陶勇再次登上列车。这是他第五次出现在这里。
时代大跨步前进，眼科技术飞速发展，陶勇在“健康快车”上找到不变的叙事——患者的尊重，这是在专家云集的北京很难体会的感受。
当他来到医疗资源匮乏的乡镇，“一听说是北京的专家，（患者）眼睛里都放光，我会觉得我对他们很重要。”
他在书里写：“理想主义的人更贪心，他们要的是自己内心的满足。”
2021年之后，陶勇告别复健，他的左手依旧不能正常伸展，“反正也接受了这种状态，吃得香，睡得着，找到了自己适应的工作状态”。
他的生活经历一次短暂的错轨，又回到他预想的桥上。只不过，当有人走在他的背后，或者在楼道里比较昏暗时，他有时会心生紧张，“但也不会非常焦虑”。
生命短暂，浪费在恐惧中太过可惜。
身为医生，见识过太多死亡，又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如今，提起死亡对他的影响，陶勇分享了一段话，来自荷马的《伊利亚特》：
只因在劫难逃，万物更显美好。你永远不会比此刻更美，我们也永远不会重回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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