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14日傍晚，位于北京后海的醇亲王府迎来了慈禧太后生前的最后一道懿旨。就在这道懿旨下达前半个时辰，被囚禁于瀛台多时的光绪皇帝驾崩，年仅38岁。根据老佛爷的最新安排，光绪帝的侄儿爱新觉罗·溥仪将以“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形式，继承大清皇位。还没听完太后的懿旨，溥仪的祖母、老醇亲王奕譞的侧福晋刘佳氏就悲痛欲绝，她担心自己的小孙子将要重复光绪帝悲惨的一生。另一边，年仅3岁的溥仪根本不明白皇位传承的意义，只晓得对前来恭请他入宫的小太监一番捉弄。为了尽快平息这慌乱的场面，所有人都希望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尽快拿定主意。然而，面对如此变故，年轻的载沣只懂点头，完全没有把控局面的能力。紧要关头，全靠溥仪的乳母挺身而出，这场闹剧才最终消停。慈禧本以为自己还能实现第三次“垂帘听政”，但光绪驾崩不出一天，她亦因病情过重薨于紫禁城。如此一来，年幼的溥仪以及年轻的摄政王载沣，就成了大清最后的“希望”了。光绪帝驾崩半个多月后，1908年12月2日，大清最后一次登基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按照坊间传闻，登基大典当天，没见过“世面”的溥仪被吓得大哭。在群臣三拜九叩之际，摄政王载沣为了安抚儿子，用严厉的语气说：“别哭，一会儿就完了。”溥仪不哭了，但此话如同谶语，提前为大清敲响了丧钟。
▲幼年的溥仪。图源：网络
对于历史进程而言，这种说法自然不必当真。不过，与以往历次登基大典相比，溥仪的这场“皇帝秀”，还是非常特别的。据1909年的《纽约时报》记载，这场登基大典从早上六点开始，持续了五个半小时。期间，御林军先进入皇宫东门，照例列队站好。紧接着，文武百官像往日早朝一样，鱼贯进入紫禁城。待时辰一到，内侍便在紫禁城广场上打出三声鞭响，宣统皇帝（溥仪）率领群臣在先皇帝和皇太后的灵牌前摆上祭品、叩头。随后，在嘹亮的号角声和动人心魄的锣鼓声、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宣统皇帝步履蹒跚地独自走上龙座。他是自己一个人走上去的，没有显出需要谁协助。如果他打个踉跄，许多反应迅捷的手臂当然会将他扶住。根据该报报道，溥仪正式坐上龙椅前，还给他的继母、隆裕太后叶赫纳拉氏磕了个头，之后才端正坐于龙座上，接受帝国所有王子与高官对他行礼。待这些仪式完成后，溥仪又在随从人员的协助下，从龙座上走下来，重新穿上他的小丧服。从记载的细节来看，摄政王载沣似乎全程都没有干预过溥仪的行为。但在历史事实层面，此时的清朝真的快完了。由于溥仪年纪尚小，早在登基大典开始前，载沣就借溥仪的名义给自己下了道圣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施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待到登基大典结束，载沣又谕令内阁会议，拿出一本《摄政王礼节总目》，确立了监国摄政王的十六项特权，以此来杜绝隆裕太后垂帘听政的可能性。新官上任都要烧三把火，更不要说摄政王上任了。载沣大权在握，当然得有人倒霉。
▲袁世凯。图源：网络
载沣与袁世凯结怨，据说是源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期“变节”，出卖过自己的哥哥光绪帝。不过，这大概只是载沣除掉袁世凯的一个幌子。正如载涛所说：“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但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所以，载沣上台，袁世凯必然下台。袁世凯并不甘心如此“败北”，他选择全力支持溥仪继位，同时派人去找英、法、美等各国公使，说服他们支持大清新帝登基。这样，凭借“拥戴之功”，袁世凯初时并无性命之虞。可载沣并不买账，待登基大典结束，他就想以袁世凯欺瞒摄政王、私通外国使节的罪名，借溥仪之手把人杀了。然而，“杀袁”的筹谋不仅遭到奕劻、军机大臣世续的反对，就连一向与袁世凯意见相左的张之洞也不同意。他告诉载沣：“杀了袁世凯，朝廷控制得住北洋军吗，万一军队叛乱了怎么办？”在满朝大臣的庇护下，载沣饶了袁世凯一命，以其有“足疾”为由，打发回河南老家赋闲。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张之洞是慈禧临终前给载沣指定的辅政大臣，也是唯一一位有幸活到宣统年间的四朝元老。对于这位清廉耿直的老臣，载沣一向客气有加。但敬重归敬重，载沣并不赞赏张之洞勤政的表现，更不允许他过分插手朝政，教自己做事。大清在经历庚子兵祸后，终于决定推行所谓的立宪改革。就在立宪改革准备提上日程之时，陕甘总督升允投了反对票，并以辞职相要挟。升允是清廷公认的忠直之臣，也是清末陕甘新政的主持官员。在他的任期内，陕、甘两地不仅拥有矿务学堂、农林学堂、巡警总局等一批新式机构，更是扛住了德国人的压力，拿回陕西石油矿权。在升允及陕西一众官员、石油技师的努力下，1905年，中国陆上第一个石油厂——延长石油厂诞生，结束了国内陆上不产石油的历史。
▲成立于晚清的延长石油厂钻出了我国陆上第一口石油井延一井。图源：网络
而听闻朝廷准备实施立宪，升允直言：“立宪为时会所趋，非二圣（慈禧和光绪）本意。”他解释说，立宪实际就是当初康、梁等维新派主张的“抑君权，伸民权”的延续。虽然君民合治的理念很具前瞻性，但处于传统帝制下的统治者，一向以“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为执政要领，立宪所要求的“伸民权”却给了刁生劣监发表个人意见的机会。若不加以节制，立宪所欲达到的“靖民气”，恐怕只会变得民气愈嚣。张之洞认为他说得在理，建议载沣暂缓立宪事项并对升允从宽处理。可载沣早被升允激怒，不仅没有对其加以挽留，更是借皇帝的名义连发圣旨，要求升允立即去职，并在给升允的回函上批复：出言不逊。升允去职后，载沣的亲信、伊犁将军长庚立即接任陕甘总督。对于张之洞苦口婆心的劝说，载沣只当听不见。但升允之事只是摄政王对张之洞置若罔闻的开端。有人告发，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吕海寰、帮办大臣孙宝琦以下多人贪污。津浦线是继京汉铁路之后，中国近代第二条重要的南北铁路干线。按照施工前规划，津浦铁路的修造款项以“借洋债”为主。这就意味着贪污不仅影响铁路的施工，更会引起清朝与各国外交关系的波动。因此案发之后，清廷格外重视。摄政王载沣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就决定撤掉吕海寰、孙宝琦等人，另着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带领一帮满洲贵族前去主理津浦铁路修筑。徐世昌主政东三省时，发起的“徐世昌新政”曾使清廷数千万两打了水漂。张之洞担心，徐世昌一旦总办津浦铁路，只怕会旧态复萌，到时清朝不仅把钱花光了，还会将借钱的欧美等国得罪了个遍，于国不利。况且，徐世昌是袁世凯的亲信，此番若是办差得力，得朝廷赏识，握了大权，保不齐袁世凯会趁机返回朝堂，这相当于载沣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之洞告诉载沣，徐世昌虽然“才堪继任”，但“舆情不属”，不能服众。
▲晚清重臣张之洞。图源：网络
载沣居然笑呵呵地告诉张之洞，徐世昌得以出任，靠的正是京畿绅士们的支持。看到载沣的自我陶醉，张之洞愈发着急。他又不便把话说得太直白，就称百姓的利益和士绅们有所出入。既然载沣主持的立宪要讲究舆情，那做事情就得考虑全局，不能只看官员士绅的态度就贸然决定一项重大决策。没想到，载沣以为张之洞是在教自己做事，当即表示：“不要怕，咱有兵在！”此话一出，张之洞差点气死。此后，因身体原因，他再也没给清廷上奏一语。据说，张之洞病重期间，载沣还曾带太医前往探视，要张之洞好好保养。张之洞却没了往日精神，只是感慨：“国运尽矣！”朝廷上没了张、袁二人，载沣主持推行的立宪倒是顺利多了。根据“预备立宪，维新图治”的目标，1909年初，载沣首先借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城乡地方自治章程》，命民政部及各地贯彻落实。紧接着，他又根据已出台的《咨议局章程》，正式在各省设立咨议局，议员由当地有名望的地主、官僚以及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组成。作为清朝地方实施宪政的重要机构，载沣尽力使咨议局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机构。除了让咨议局负责审议本地区的预结算、征收地方税务、主持地方社会公益活动外，还允许咨议局行使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相类似的职能，对地方行政参谋、纠议。可咨议局的产生仍存在着许多不足与弊端。例如《章程》规定，咨议局在处理政务时，与地方督抚权责发生冲突时，不得对其越界或违法的行为进行弹劾，只能将地方的问题层层递交至中央资政院核办。而一旦地方督抚发现咨议局有上述相同举措时，则无需照会中枢，可自行中止或解散咨议局班底，重新组建新的地方咨议局。由于各省咨议局的大部分成员与地方督抚均有良好私交，故长此以往，双方不仅未能出现掣肘，反倒因从前的人事关系变得愈发紧密。借助于《城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督抚与咨议局议员开始把“矛头一致对外”——向清政府索权以实现真正的地方自治与君主立宪。宣统元年末（1910年1月），各省立宪派向清廷请愿，“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让清廷君主立宪既有改革之名，也有改革之实。载沣对此充耳不闻。袁世凯走后，北洋军群龙无首，此刻正是朝廷收回兵权的最佳时机。他不顾他人反对，在立宪初见成效之际，就给自己加官进爵。他以皇帝的名义，任命自己为新任“大清帝国陆海军大元帅”，规定在宣统皇帝亲政前，清朝的大小军务需经其批准方可实施。他的两个弟弟载洵、载涛也先后出任清朝筹备海军大臣以及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分别负责筹建清朝新海军以及管理军谘府事务。
▲着新式禁卫军装的涛贝勒。图源：网络
清朝的军谘府，大致类似于同时期日、德两国设立的“参谋本部”，主要负责统率调度全国武装力量。载沣、载洵、载涛三兄弟齐上阵，足见清朝皇室收拢兵权的决心。可三个平均年龄只有20岁出头的王爷，一下子总揽全国一切军务，难免让地方督抚、将军都统乃至宗室亲贵眼红。他们私底下将载洵、载涛连同另两位立宪派宗室载泽、毓朗称为“内军机”，嘲讽清朝中枢的无用以及载沣兄弟的独断专行。载沣专程找到曾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海军元老萨镇冰，请其协同载洵重建大清水师，恢复甲午前的帝国海军荣光。在萨镇冰的指导下，载洵上任伊始就考察了杭州、上海至广州一带海防边线上的实况。根据考察结果，载洵很快提出了一个宏伟的清朝海军发展规划。按照他的设想，未来新海军应在七年内至少完成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艘、各式兵轮10艘的基本目标，以便在短期内速成新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福建、广东各省舰队及鱼雷舰三队的编练。然而，载洵想在七年内完成全国海军升级换代，无异于天方夜谭。当时，清廷除了历年需赔付给列强的巨额战争赔款外，庚子年（1900）后推行的“新政”也需要耗费巨额的银子。以同为军事改革的北洋新军36镇为例，根据清朝户部统计，每建新军一镇需军费100余万两，常年经费约一年200万两，仅建军和军饷所需，即达1.2亿两。而宣统年间清朝国库收入一年约在2.5亿至3亿两上下，仅编练新军一项就要占国库营收近一半。不过，在清末部分官员眼中，这项海军重建计划的失败也跟领头人的贪腐脱不了干系。曹汝霖曾回忆道：“亲贵贪污，首推载洵！他在海军大臣任内，卖官鬻缺，贪得无厌，后到英国定购战舰，议价未成，先讲回佣，声名狼藉，贻笑中外。”在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大佬的带领下，以同盟会员为主的革命党人依靠帮会等团体，先后发动了镇南关起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等反清起义。然而，这些起义都宣告失败。尽管此时大部分革命党都将帮众视作盟友，但他们并不愿意与真正实施暴动的帮会人员有过多的实质往来，这便导致了革命党与会党之间实际形成了“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只要钱给到位，帮会混混哪怕因起义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在缺钱的状态下，孙中山只能施展其个人魅力，辗转各地拉动“天使投资”；黄兴则辗转河内等地联络同志，募集革命款项。但由于清廷与列强间存在利益关系，孙、黄二人不仅没有筹到钱，反因清廷之故，成了各列强国内张榜待缉的要犯。
▲孙中山。图源：网络
更令革命党人难堪的是，在清廷大肆宣传“立宪”的背景下，革命浪潮跌入了一个低谷。在香港，自摄政王载沣宣布成立咨议局和资政院以来，同盟会会员注册数量不断下降，到1910年初，香港同盟会仅剩200名会员。要知道，香港当时并不直接受清廷监管，同盟会员人数的极遽下降，更加说明国内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对于与孙、黄一样拥有革命激情的同盟会员而言，搞出大新闻，或许才是重新掀起革命浪潮的最佳方法。暗杀政要，便成了这个阶段革命党人的主要任务。宣统二年（1910）春，七个年轻人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守真影相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同盟会员背景，为首的人名叫汪精卫。那时的汪精卫血气方刚，计划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取清朝掌权王公亲贵的性命。根据事前筹谋，一行人决定先干掉庆亲王奕劻，引发清廷内部骚乱。奈何，此时的奕劻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头，平日里极少出门，几个人蹲点了大半个月，愣是遇不到这只老狐狸。于是，汪精卫与配合其执行暗杀计划的喻培伦、黄复生、陈璧君等人商议，将暗杀目标变更为摄政王载沣，务要把事情搞大，最好能如喻培伦手中的炸弹那般，把大清彻底炸瘫。最终，他们选定醇亲王府二里地外的银锭桥作为伏击地点。可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银锭桥为南北向单孔石拱桥，要想将炸药埋在此处，非得凿穿石块不可。几个人趁着夜色开工后，他们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周边居民的注意。百姓怀疑他们是逃亡的江洋大盗，遂将七人一并揭发至衙门。当七人被捕时，载沣顿起杀心。但由于清政府当时还欠着甲午战争赔款，在肃亲王善耆及其日本友人的劝说下，载沣被迫放过了汪精卫。汪精卫的行刺失败，使得孙中山重新调整革命方针——结束与帮会团体的雇佣关系，转而依靠同盟会精英及潜入清军内部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鉴于此前发动的起义皆带有地方特色，黄兴决意画出一张更大的蓝图，他开始号召全国革命党共同举事，并派出老同盟会员谭人凤奔走两湖，设法聚拢光复会、共进会等其他革命党力量。在孙、黄二人的通力合作下，1910年11月13日，同盟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广州起义的筹备会议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秘密召开。会议决定让黄兴在香港成立起义筹备部，并担任前敌总指挥。孙中山则负责全盘的后勤支援。除此之外，陈炯明、赵声、姚雨平、方声洞等革命党人也扮演着起义各个环节总统筹的角色。考虑到此刻革命人心不齐，孙、黄二人决定先以林觉民、喻培伦、韦云卿等800多名同盟会年轻精英打头阵，以唤醒人们对革命的认知。会议商定，广州起义将于1911年4月13日发动。届时，由800名壮士组成的敢死队将分十路杀入广州城，占领城内各大要塞，阻断交通，围捕督抚。
▲抗清义士林觉民。图源：网络
怎料，起义还未正式发起，来自南洋的同盟会员温生才就在广州与华侨兴业社等革命党取得联系，并私自接受了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任务。宣统三年三月初十（1911年4月8日），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进行飞机试飞表演。一时间，官商云集，热闹非凡。料定李准会出席的温生才，旋即潜伏在广州城东门外咨议局前的悦来茶馆里，伺机暗杀。直到日落时分，不知谁喊了一句：提督大人驾到。神经高度紧张的温生才立即飞奔出去，对着外面的八抬大轿连开数枪，新任广州将军孚琦因此毙命。温生才暗杀得手后，未能顺利脱身。由于广州将军地位等同于两广总督，孚琦之死让清军抓紧了搜捕步伐，无处可藏的温生才束手就擒，被清军残酷杀害。而广州各大衙门听闻孚琦丧命郊外，也都加强了城内的日夜守卫及巡逻，两广总督张鸣歧更是督令各地抓紧查办革命党，并命人调驻重兵把守广州城郊的制高点，防止革命党突袭。种种变故发生，孙中山只能将起义计划延后。但这一次，黄兴和姚雨平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精心策划许久的起义若一直延后，除了靡费增加外，更会打击同志们的士气。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广州起义不能趁势而起，最后很可能以失败收场。姚雨平等一众志士直呼：多发枪支，按时发难，必胜！必胜！看着士气如此高涨，孙、黄等人最终决定将十路起义大军缩编成四路，交由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人以及黄兴率领，并决定于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发动广州起义。然而，没到最后一刻，谁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约定起义当天，四路人马仅黄兴一路准时到场。在会场里喊声最高的姚雨平起义首日即失联，而陈炯明、胡毅生两人则干脆在起义前一天（4月26日）宣布退出不干了。广州起义毫无疑问又失败了。不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用热血唤醒了底层百姓潜藏已久的革命热情。
自从第一次国会请愿没有得到清廷正面答复后，咨议局的议员们在1910年又开始了第二、第三次请愿。此时的咨议局只是地方级的参谋机构，议员们上达天听的提案必须经过京师都察院审核。所以，请愿国会的路一开始就不好走。都察院的部堂老爷们习惯了旧式的呈请模式，看着每天衙门里堆满来自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意见，他们也不胜其烦。对于这种状况，各省咨议局议员倒是早有准备。他们公推清末状元、江苏咨议局局长张謇为请愿带头人，让他出面说服江苏巡抚瑞澂，由瑞澂以地方督抚的身份联络各省督抚。在张謇、瑞澂等人的努力下，速开国会以及组织责任内阁的议题很快得到了清朝十六个省的支持。为统筹整个“国会请愿运动”，十六个省的议员和地方督抚又联合协商，决定成立“各省咨议局请愿联合会”，并以直隶咨议局代表孙洪伊为总干事，率领一支由各省议员代表组成的33人请愿团赴京请愿。同时，向各地宣传“速开国会”之意愿。
▲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图源：网络
为配合各省议员的联合行动，江苏巡抚瑞澂、浙江巡抚增韫、山东巡抚孙宝琦等又纷纷向朝廷施压，要求摄政王及太后“俯从舆论，速开国会”。由于各省咨议局筹谋周密，“国会请愿运动”影响广泛。不少在京旗人听说请愿开国会是为了“伸民权”，也自发“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或许是各省督抚的奏折与旗人的参与对清廷产生了积极影响，摄政王载沣于1910年11月初宣布，将原定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改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重新公布了立宪时间表：1910年厘定内阁官制、弼德院官制；1911年，设立内阁、弼德院、行政审判院，颁布施行中央和地方官制，颁布会计法；1912年，颁布宪法、皇室大典、两院制的议院法、议员选举法，选举议员，确定预算决算，设立审计院，实行新刑律、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续办地方自治，县以上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续筹八旗生计；1913年，颁布召集议员令，开设议院。清朝国会的召开时间提前了三年，对于大部分请愿代表来说，这个结果虽然仍不尽如人意，但从详细的立宪时间表中确实能看出政府在一点点改变。于是，请愿代表也作出让步，并依照政府的要求，劝说各界同仁返乡以观后效。在清朝国民请愿开国会之际，一帮日本学者捏造了所谓的“间岛悬案”，恶意歪曲“间岛”范围，将纵十里、宽一里的滩地，扩大到今天的海兰河以南、图们江以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企图将中国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地划为朝鲜领土，并借《日韩合并条约》“合理”吞并。消息传出，深受日、俄侵略之害的东三省议员及海外友人就对清政府日前决议的立宪排期表示不满。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一篇感言，警告说：“若不速开国会，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宣统五年’一词！”▲梁启超。图源：网络
连一贯主张改良的梁启超都如此愤慨，请愿代表们岂有回家之理？于是，在孙洪伊的带动下，在京请愿代表又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迫使清政府答应立即召集国会、组建责任内阁的请求。而东三省请愿代表则自觉返回奉天（今吉林），组织咨议局成员向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愿，逼迫其代表百姓上书朝廷，要求载沣当局不必再计较筹备时间，速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收回清朝“龙兴之地”，与民更始。锡良的奏请让清廷下不了台。为了解决眼前困境，载沣即令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并专门找了个由头把直隶请愿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充军，杀鸡儆猴。与此同时，清廷还发布谕令，要求各省举行欢庆活动，以示对朝廷“五年立宪”决策的拥护，并授权各省督抚，准许其对当地请愿代表或学生阻挠立宪予以自主弹压。从此，国会请愿开始变味。天津、吉林、江西、四川、湖北等地的学生请愿运动在各地衙门的弹压下归于失败。而随着越来越多地区的国会请愿活动偃旗息鼓，这场前后历时将近一年的和平政治运动无疾而终。
鉴于召开国会的年限缩短，清廷也加快了对责任内阁的筹划。终于，在1911年5月，经过多轮御前会议协商，清朝第一届责任内阁诞生了。根据摄政王载沣的安排，新的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下设外务大臣、度支大臣、学部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大臣、法部大臣、农工商大臣、邮传大臣和理藩大臣等共计算13名成员。除了奕劻，皇族另有6人入阁，而非皇族亦有6人。在非皇族内阁成员中，有两人为满族官员，另外4人则为汉臣。对于这样的安排，载沣并未觉得有何不妥。毕竟，比起从前清朝实施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这届内阁至少允许普通的汉官和满官参加，体现了清朝皇室一贯提倡的“满汉平等原则”。但，责任内阁名单一公布，不仅立宪派、革命派反应强烈，就连清政府内部官员也产生了抵制情绪。
▲清末摄政王载沣。图源：网络
责任内阁的不合时宜，致使原本与立宪派同抱民选意愿的地方督抚与北京朝廷离心离德。截至辛亥革命爆发，这些督抚们要么愤而去职，要么告老还乡，要么提前开溜，能坚持到清帝退位的，仅有4位。在如此危险的时局下，这个被讥笑为“皇族内阁”的责任内阁却还在走钢丝。盛宣怀是这届责任内阁中的邮传大臣，也是继和珅、伍秉鉴之后的清朝首富。由于他在内阁的官位是通过载泽的关系买来的，所以一上任就尽显商人本色，打算从他熟悉的政府路权业务上把好处捞回来。于是，“皇族内阁”成立后的第一条政令——“干线国有”就此落地。所谓“干线国有”，就是把地方官府修筑铁路干线的权力收回朝廷所有，将各地已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全部转型为国有企业。从本质上来讲，铁路收归国有不仅有利于清政府重建已经崩塌的财政体系，更有助于百姓建立起新的民族自信心。可问题坏就坏在这项政策落地之前，清政府早于1906年就通过了“干线国有”的试行办法，并依照当时的决议授权给地方成立了一大批半官半民的“国企”，以此吸收民间资本进入，替政府完成买办项目。因为铁路自始至终都是暴利行业，那些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铁路“国企”很快嗅到了商机。于是乎，那群带有政府官员身份的企业管理者年年向政府喊穷，即使有一两家利润丰厚的，也要想尽办法欺上瞒下，让政府和百姓相信他们的盈利水平低下，以此打着“爱国”的旗号向清廷及民间散户吸纳更多的钱财。盛宣怀让“干线国有”彻底落地，自然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他们停工罢市，抗议朝廷不公。而对于已经出资的广大百姓而言，他们已被无良的官员坑了一回。现在朝廷又要“依样画葫芦”，再搞一出合法的“民间集资”，他们岂能同意？铁路国有的政令一宣布，首期遭朝廷收权的粤汉、川汉沿线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就爆发了保路风潮，学生罢课，停捐纳税，摆出一副要独立的样子。其中，四川闹得最凶。“天府之国”四川素以耕地肥沃著称，当年负责集资修建川汉铁路的公司突发奇想，向广大农民出台了一项特色政策，名曰“田租入股”，简称租股。他们规定，只要农民每年收取的田租达到十石以上，“租股局”就要强制征收当年实际收成的3%作为修铁路的股金，这就是租股。当然，这些也不白收。铁路公司承诺，无论你是有田者，还是租田者，只要你入了股，就是铁路公司的股东，有权投票决定铁路国有的未来发展方向，并且每年都会根据盈利水平进行每股返本分红。听起来好像不错。然而，铁路公司对外发行的股票面值全都是50两的。农民即便每年以3%的佃租交股，也需极长的时间才能获得一股微薄的收益。所以，清廷再度提出“干线国有”，意味着不认旧账，四川底层百姓立马成立“保路同志会”，打算用武力抗衡朝廷的无道。四川保路闹得凶，给新上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眼见四川的局势急转直下，朝廷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赵尔丰被逼无奈，只能忠实地执行清廷的旨意。就这样，一群前来四川总督衙门向赵尔丰请愿的百姓，被他下令射杀，史称“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保路同志会义愤填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受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员，遂结合从前的斗争经验组建保路同志军，正式向清军宣战。考虑到保路同志军势单力薄，他们又把起义的消息写在大量的木片上，涂上桐油投入长江，以“水电报”的形式通告全国，号令有志之士共赴国仇。好巧不巧，这些“水电报”顺江而下，被驻扎于武昌的新军同盟会员截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旋即成立。两天后，湖北革命军攻占了武汉三镇，率先通电全国宣布独立。有了湖北的创世之举，各地革命派和新军、学生等也发动联合起义，推翻当地的清朝势力。截至当年11月初，在这股起义浪潮中，原先隶属清朝的十三个省先后宣布独立。而清朝派来镇压武汉革命军的部队，随后也在江西九江改旗易帜。
武昌的消息传来，尚在滦州巡阅秋操的载涛，立即命令第一混成协全协及第四镇全镇整备待命，并令丁士源留守滦州，将其预定计划告知各镇协领。但，他的部署很快被协办军谘府事务的贝勒毓朗给打乱了。毓朗是乾隆皇帝的后裔，也是清末宗社党的骨干成员。他认为，现在军谘府筹谋部署，还是会被内阁驳回。与其这样，倒不如直接交给内阁处理。只要大清不亡，咱们亲贵乐得没事。
▲满洲亲贵贝勒毓朗。图源：网络
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载沣的耳中，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搬救兵，只能找袁世凯了。可袁世凯是被自己弄走的，他实在拉不下脸去求人家。于是，他把这份“美差”给了旗人荫昌。荫昌早年在德国留学，有一定的军事理论基础。可他与新军没什么联结，受命带兵南下，谁都知道这很可能是条“不归路”，所以包括荫昌在内，都希望载沣放下成见，召袁世凯回朝主持大局。众人越是力推袁世凯，载沣就越是痛苦。最终他也别无选择，只能忍着自抽耳光的耻辱，发布上谕，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自从朝廷宣布他有“足疾”，令其回原籍修养开始，他就在河南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他知道，以清朝如此颓势，只听他命令的新军将是未来成败的关键。载沣如今只让他做一介封疆大吏，却还无意让其重掌新军，说明这位大清的摄政王即便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依旧放不下对他的成见。因此，接到圣旨的袁世凯赶紧说自己脚痛没好，不便启程。袁世凯不奉召，载沣拿他没办法。随着更多的省份陆续独立，这位摄政王再也坐不住了，他封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准允其统帅前线的大清陆海军部队，并保证朝廷不会加以干涉。同时，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还调拨了一百万两白银用于劳军。但，他也有条件，那就是要载沣、奕劻等朝廷重臣及内阁要员总辞职，废除党禁，赦免武昌起义一众新军，以及马上召开国会。在提出这些条件的同时，他也让张绍曾等驻扎在滦州的中央军主力发布通电，要求清廷顺应民心撤销皇族内阁。这下，载沣终于明白自己当初说出“不怕，咱有兵在”到底有多愚蠢。很快，载沣引咎辞职，袁世凯当上了新任内阁总理大臣。为了让清廷看到他的价值，袁世凯出山当天就让部下冯国璋带人火烧了汉口。一个月后，他遥控的北洋新军又拿下汉阳，打得湖北起义军连头都抬不起来。清廷更加依赖袁世凯了，可谁也不知道，救了大清的袁世凯，同时也想毁了这个腐朽的王朝。
1912年元旦，这大概是孙中山流亡海外十余年来过得最扬眉吐气的一天了。由于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员误打误撞发起的，所以孙中山成了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全国17省代表以16票赞同、1票反对的选举结果，公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与总统府职员合照。图源：网络
消息传至北方，袁世凯立即授意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将领联名通电，声称他们誓死反对共和政体。而下台的庆亲王奕劻也没闲着，秉着为了大清的忠心，他派人照会了外国公使，希望列强继续拥护清王朝。以英国公使朱尔典为首的外国使臣却认为，“今日之中国不必以君主政体为是”。在大家都不支持有君主存在的情况下，袁世凯只能硬着头皮于元旦次日改口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并着手与南方军谈判，处理后续事宜。这时，久不露面的隆裕太后突然表态，只要天下平安，她愿意相信袁世凯，也希望诸位大臣尽心办差。隆裕的话，实际上给了袁世凯极大的活动空间。此后，袁世凯“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给清廷制造恐慌，一面带兵南下要挟孙中山。考虑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成立不久，担心革命再一次失败的孙中山只能作出妥协。他对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深恶痛绝，所以，在随后发表的总统解职声明中再次强调：“如清室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据溥仪后来回忆，他度过的三年茫然的皇帝生活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毫无生气的宫殿里光绪帝的皇后用手帕拭着眼角，前面跪着一个胖老头，流着眼泪。幼小的他不懂两个大人为何哭泣，只觉得不可思议。那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那天他第一次提出了宣统帝的退位问题。这一次，他手捧隆裕太后的诏书，通令全国，宣统帝退位。伴随着皇室退位诏书的发布，清王朝结束了入关268年的统治。随之宣告灭亡的，还有自秦始皇以来，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王朝制度。然而，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独夫民贼”袁世凯摇身一变，成了民国大总统，而革命精神领袖孙中山则继续为革命集资筹款，一切像极了革命党人从前筹备推翻清朝的样子。一切看似变了，但又没变，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到来……参考文献：
佚名：《宣统政纪》，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11
[日]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周增光：《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华夏出版社，2017
张程：《辛亥革命始末》，红旗出版社，2011
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李细珠：《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