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哲学的现状与趋势
文｜刘诗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8月21日—25日，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资助的研究生暑期高端Fist课程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哲学在光华楼西辅楼207教室密集展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吴冠军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绍臣、祁涛、张寅副教授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当今社会现实，为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和部分本科生学员们呈现了多场内容详实、见解深刻的学术讲座，现场同学们积极提问，反响热烈。
吴冠军 “电影哲学与影像政治学”课程现场
8月22日上午，吴冠军先从一个基本问题出发来启发同学们进行思考：什么是媒介？两位同学分别给出了他们的回答：媒介是一种交换信息的方式，同时也是建立起我们与其他人类和整个世界互动的中介。在此基础上，吴冠军围绕“使得人类能够看到以及无法看到某种东西的机制”展开讨论，通过援引麦克卢汉、黑客帝国、元宇宙和沉浸式体验的观点和案例，带出了一种面向奇点的政治哲学方案和关于世界化的公式理解：Worlding（世界化）=Wording（语言表达）+Ai generating（Ai生成）。在这种全新的公式框架下，世界不是一个先于人类而存在的系统，而是人在参与世界构成的过程中使其变得有意义。最后，吴冠军再次援引斯蒂格勒的观点，即技术加速所造成的“系统性愚蠢”使当代人只满足于速度的狂欢，而忘却了反思与批判的存在论意义。技术加速使得数字自生简化了神经系统的反思功能，实现了控制论创造者的预言，人类只有在技术与媒介发展过程中紧紧守住世界化这一维度，才能克服技术加速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8月22日下午，吴冠军为学员带来Fist课程讲座系列之量子政治学，试图建立起物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提出了人是社会性动物的看法。但吴冠军指出，这些看法都是前科学时期作出的判断，当我们将视野聚焦于当下，政治学与物理学有没有理论上可能的交叉点？政治学研究者能否从量子物理学中得到启示？吴冠军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分析了政治学和物理学之间交叉的可能性，例如波和粒子的二象性显示了自然界的无政府特征；现实并非是整体和规律的，而是由不统一性和拒绝服从规律来定义；概率、不确定性、失败和不完整是宇宙内在的特征。吴冠军还提到，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从个体出发，但是量子力学却以亚原子层面为研究起点，若我们接受量子力学的洞见，则能够从亚个体的新视角推翻很多现代社会科学得以建立的三个理论预设（机械主义、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区分以及精确测量和预测）。
8月23日上午，吴冠军围绕两个基本问题来启发同学们进行思考：在何种意义上，人与地球相关，以及进一步地，人与地球政治地关联？吴冠军认为，若要实现一种面向未来的政治，就需要站在大的生态格局和宇宙格局上来思考问题。哲学家蒂姆·莫顿基于网络状的事物提出了一种所谓“超对象”的概念，在吴冠军看来，这种分布在时空中无形的存在带领我们突破了传统对自然的认知，走向了对更深层次存在本质的探索。吴冠军指出，良好的共同体（community）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相互存在（being-with）和存在于共通中（being-in-common）的关系模型，这种共通性并不仅仅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结，而是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指向了人与自然、无机体的关系。随后，吴冠军总结了当前政治在面对生态问题上的几种常见立场：（1）加速主义政治，用政治方式来确保科技的不断进步；（2）逃离主义，厌倦现在的地球状况，为了保留文明的火种，逃离地球到其他星球上开发新的资源；（3）寻找共同的敌人，如许多科幻作品中所表现的异形、反叛的人工智能。吴冠军最后指出，为了真正实现生态学与政治学的相互包容和相互关联，当下的我们依然有必要去研究人类世的政治哲学研究，去探讨一种不断从亚稳态到稳态，从不断熵增到实现有序熵减的生态政治学道路。
8月23日下午，吴冠军为学员带来Fist课程讲座系列之“电影哲学与影像政治学”。吴冠军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指出：在电影院这样一个密闭的环境中，唯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发光的荧屏，而人们也得以在封闭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中品味作品每一分钟所揭示出的丰富意蕴和深刻内涵。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逐渐进入到了一个后电影时代，正如斯科塞斯、苏珊·桑塔格在20世纪就已经预见性指出的，电影院变成了完全娱乐性的场所，这也导致电影本身生命力的衰退，手机短视频的兴起则是表明观众希望直接体验最高潮、最精彩的部分来获取快感，对电影本身的鉴赏不再具有原初的审美完整性；吴冠军在第二部分中认为，首先，电影中关于爱情的记录，往往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即爱者有潜能将自身拽出周而复始的日常状态，进入一种不可名状然而又极其激烈的存在论向度之中，而处在观影状态下的受众也往往能够激发出这种潜能，暂时性地转型成为爱者；其次，吴冠军结合电影哲学重新解读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相关论述：电影中关于死亡的叙述和表现往往能够激发我们关于激情自由的深刻思考，并给予我们当下的超乎日常生活的震撼。因此，本真并非是一种设置好的状态，自由也并非是理性反复考量后的选择，而更多指向在随机和偶然性中被抛入另一个向度，同时也开启了新的叙事可能。
8月24日上午，张寅为学员带来题为《唯物主义如何介入政治哲学》的讲座。该讲座试图从反面和正面两个角度论述马克思早期唯物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在“神学政治的颠倒”部分，张寅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一定是成功的唯物主义。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框架下，二者代表了一种颠倒关系，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区分：自上而下是指国家用各种指令来对社会进行调节，而自下而上通常意味着个人能够以一种不同于国家暴力的方式对国家产生影响和反作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颠倒”关系，张寅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哲学家波菲利所构造的“金字塔的存在结构”之中，并对其进行了说明：波菲利的金字塔结构预设了一种中间结构，而不管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的观点都可以放在事实基础上去做出价值评判的模式之中，但这正是为什么他们两人的彼此颠倒的观点都是不足的；而在“原子与灵魂不朽”部分，张寅指出，马克思预设了一种更加积极地介入政治哲学的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指出，“抽象的个别性只有从那个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才能实现它的概念——它的形式规定、纯粹的自为存在、不依赖于直接定在的独立性、一切相对性的扬弃”。张寅对上述关于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哲学解读做了政治哲学式的延伸：主流政治哲学总是持有一种启蒙的高傲姿态，从而认定它所宣扬的某些政治理念的天然合理性，却无法觉察到自身理论的局限性，即依赖于特定社会坐标相对性而存在。与之不同，马克思通过分析伊壁鸠鲁的原子理论，从而得出一种全新的自由概念：所谓自由、共产主义解放不再是一种被社会坐标规定的立场或者称谓，而是对社会有所扬弃才能够实现的，当然，这一观点也具有较为浓厚的黑格尔哲学的思辨色彩。
张寅 “唯物主义如何介入政治哲学”课程现场
8月24日下午，祁涛为学员带来题为《权力与主体：权力政治的主体性生产》的讲座。讲座围绕“权力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对抗的，还是构成的”这一核心问题域并围绕三条理论线索展开。第一个理论线索是回溯18-19世纪政治思想史中的权力问题。祁涛指出，在这一时期，个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分别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中加以不同的侧重：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下，政治权力被理解为最为经典的内涵，它意味着相对于个人的外在权力所进行的强制。在康德至韦伯的传统里，支配性权力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张力，大体在个体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划界中加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的传统里，权力不再局限于政治权力，它格外强调了蕴含于社会生产的抽象统治。它一方面扩充了权力运作机制的讨论，另一方面也就此提出不同的解放思路，即社会权力本身的反转将会是更有效的自由实现。
第二个理论线索以福柯与阿尔都塞为中心。祁涛认为，在两位当代思想家的论述中，权力与主体的关系更加微观化、机制化，但最为明显的是，他们开创了权力问题的主体转向：在福柯的权力论述中，内化为个人生活中的权力塑造了主体；而在阿尔都塞的理论里，主体在仪式过程中被询唤为主体，主体存在着一个奠基的物质过程。福柯和阿尔都塞关于权力问题的主体转向对巴特勒的讨论具有深远影响。
因此，在第二个理论线索的基础上，最后一个理论线索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对权力－主体问题更为心理学化的诊断。巴特勒的处理方式是区分了“屈从”“服从”的差异，前者是经典的强制模式，后者是主体主动的跟从权力，后者才真正形成了权力主体。巴特勒另一个贡献在于，她意识到对于权力的反抗之所以往往失效，也在于主体对于权力的依恋，这种依恋是与主体的存在分享了同一个存在理由，因此反对权力也就是反对主体本身。祁涛最后做出总结：在这个叙事下，巴特勒推进了当代解放政治的内涵。
祁涛 “权力与主体：权力政治的主体性生产”课程现场
8月25日上午，鲁绍臣为学员带来题为《文明的政治与哲学内涵》为主题的学术讲座。该讲座从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关于卢卡奇对现代西方文明的不满与批判。从《小说理论》到《心灵与形式》，卢卡奇坚持通过“生命哲学”的浪漫主义共同体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僵死经济”，这一批判精神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社会关系的普遍商品化和生产过程的普遍机械化和物化的批判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鲁绍臣认为卢卡奇的批判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但其批判主要停留在文化、伦理、价值和灵魂的层面，未能触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深处，也未能阐明能给予“恶”或人的欲望以适当安放的文明类型与社会形式。
鲁绍臣在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思想，伴随着技术统治不断的深入，马尔库塞看到了技术发展的支配与统治的本质，并且作为生存斗争的主要依赖手段，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财富的增长与劳动日益分离，技术的发展与奴役和不自由的增长并行不悖地存在着：一方面是生产的日益自动化和财富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不幸、艰辛与苦难的积累和劳作时间的增加；在“建立在永远需要劳动与生存斗争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文明中，个体无法充分地发展他的潜能，实现他的个性，马尔库塞结论是：“只有在价值和政治经济结构层面发生根本改变的新社会中，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解放”。鲁绍臣认为，马尔库塞一方面未能找到真正的革命主体与力量，另一方面在最接近政治经济批判的地方远离了政治经济批判的出路，只能在艺术和审美的乌托邦想象中思考一种“被压抑物回归”的可能。
最后，鲁绍臣结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文本，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理论为何能兼顾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与哲学批判，为现代文明的出路提供切实可行的洞见。鲁绍臣特意提到“弹钢琴”这一活动所表现的辩证性：一方面，弹钢琴需要勤奋练习，不断提升弹奏钢琴的技术；另一方面，弹奏一首优美的钢琴曲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要表现出个人与共同体的生活境遇，激发和动员人们去创造并改善自身的生活处境，这种时间性是积极存在状态的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时间，在以自由时间为基准的新文明类型中，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的冲突将真正得到和解和辩证的统一：“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和资本主义文明以劳动时间为轴与尺不同，自由时间构成了新型文明的逻辑，中国古代的“君子”和“士”的人格与其具有某种内在的相通性，是辩证地超越现代资本文明逻辑的重要思想和精神资源。
鲁绍臣“文明的哲学与政治内涵”课程现场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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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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