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的儿童，谁能帮他们

“他们大部分都不是哭，而是呆住了。虽然他们也能和你交流，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呆滞的，也没有太多激烈的情绪流露。”

大多数时候，这是社工李涵对自己服务对象的第一印象。“他们”是一群未成年人，是强奸、强制猥亵等性侵案件的受害者。

近三年，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据最高检2023年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2022年，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同比上升20.4%。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一数据同样呈现增长趋势。

公益组织“女童保护”于同一天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指出，过去十年，我国儿童性教育、性侵预防等项目取得较好的进展，但被性侵儿童的救助和权益维护方面，却存在空白地带。

随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不断完善，作为专为未成年人服务、能够介入案件司法流程的社工，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不断摸索救助与保护被性侵未成年人的方法。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也使社会工作服务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与承认。

他们正尝试用自己的专业力量与人文关怀，填补这一片空白。自2013年以来，李涵作为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超越”）的一名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一直在向遭受性侵的孩子们提供救助保护服务。

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李涵的工作就是围着受侵害的孩子们打转。在办案场所，孩子和家长常常不知所措，李涵会向他们介绍办案取证流程，让他们有更多安全感；警察询问孩子时，她得在一旁观察，避免孩子因询问而再次受伤；案件之外，很多孩子面临心理创伤，或者需要转学、搬家，李涵会给他们提供心理干预、链接外界资源，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归新的生活。

对于孩子们而言，创伤的愈合往往是漫长的，而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希望能陪伴他们，走过漫漫长夜。

2023年7月，小天独自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东西时，作为店主的邻居性侵了她，事后还给了她一百块钱。

回到家后，小天爸爸看着女儿手里的钱，问她：“这钱从哪儿来的？”小天没有回答，只有崩溃大哭。

一个12岁广西农村女孩的日常生活，出现了难以平复的创伤。

先是父母意见的分歧。女儿遭到性侵，妈妈坚持要报警。但在农村“熟人社会”的压力下，爸爸很纠结。与在外务工的妈妈不同，他多年在村子里生活，会顾虑报案后两家人的关系将变得复杂，他无力应对。

事情僵持不下时，通过小天家亲戚的求助，广西同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广西同心源”）介入其中。这是一家公益组织，一直在广西开展困境儿童的保护和救助等活动。作为儿童工作者，他们有“强制报告”的底线。

社工海云来到小天的家，既给妈妈打气，也帮着劝说爸爸。论理，性侵幼童的犯罪者不应该留在村里，“他其实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我们应该把这个炸弹除掉”。论情，海云也让爸爸放下过多的忧虑，小天正要上初中，再过几年，她也会像其他孩子一样离开村子去城市发展，报案不会给她带去很大的伤害。爸爸有所动摇，然而，爷爷奶奶的激烈反对，仍然让他选择了沉默。

最终，小天妈妈带着女儿去镇上报了案。妈妈要让小天知道，这件事不是她的错。从村子到镇上，多是凭借摩托车往返，但爸爸并没有骑车送她们，最后，母女俩在烈日下花了两个多小时，走了七八公里的路，才完成了报案。

报案，对于性侵被害人而言，就是迈出面对创伤的第一步。2019年年底，广西同心源接触到一对长期被邻居猥亵的姐弟。社工从孩子们那里了解到，邻居的单身男人经常把姐弟俩带到家里，给他们看黄色录像，对他们实施猥亵和侵犯。

但立案调查之后，举证却很艰难。施害者虽因涉嫌猥亵儿童罪被刑拘，但仅有一个家庭的口供为证，施害者也并未认罪，案子最终没能推进到庭审环节。

但报案本身就是创伤疗愈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姐弟俩对性侵的认知很混乱。他们来自单亲家庭，爸爸工作繁忙，对他们缺少关注，连孩子们因为遭受性侵而出现“不正常”表现，都是社区志愿者先看出来。

在家庭关照冷淡的情况下，会带他们出去玩、给他们买好吃的、还会给点零花钱的邻居，在姐弟俩看来，反而成了“关心”他们的人。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让他们虽然不喜欢男人的侵害行为，却无法准确辨别这些伤害。

因为报案，他们有了新的认知，这个邻居就是坏人。“他们就明白了坏人不能这样对我，我们应该让坏人得到惩罚。”广西同心源创始人秦发源说。

但创伤是长期存在的，报案也并非伤害的结束。在小天的妈妈报案之后，新的矛盾出现了。施害者的家庭将矛头对准了小天妈妈，他们也经常找上门来辱骂小天家，“你们是要让我们整个家族蒙羞吗？”在一些邻里闲谈中，小天家“家风不好”也成了新的谈资。

这无异于给小天带去了二次伤害。小天在家里变得很沉默，她回避谈及事件经过，被问起来就会哭得很厉害。妈妈则被爷爷奶奶，甚至是自己的丈夫责骂，她感到孤立无援，连续几天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

被性侵儿童再次遭受来自外界的二次伤害，并非特例。秦发源介绍说，曾有一个女孩被表哥灌醉后遭到性侵，结果反被长辈指责：“如果你这个兔子不撅起屁股，人家怎么会这样做？”后来，事件传遍了当地，甚至传到了女孩的学校，女孩因此进一步受到校园欺凌。

在被侵犯的事实之外，外界的偏见，也成为了一把加深创伤的利剑。

创伤和发展，是遭到性侵后的孩子们面对的两个问题。“如果把外部环境营造好，他的个人心理调整得也不错，发展的部分慢慢生长，就可能覆盖掉他原本的创伤。”秦发源说，这两个方向的工作都是不容忽视的。

“发展”，意味着通过社工各项服务，帮助孩子的社会功能在未来实现良好运转。

面对外部环境的刺激，司法社工的介入，能够从法理和情感层面，为受害的孩子和家庭提供保护与帮助。社工海云一直和小天妈妈保持联系，给她提供支援。海云告诉她怎样保留证据、配合调查，报案之后又如何持续跟进案件流程，同时也不能忘了关注孩子的情绪。自介入案件以来连续五天，她们每天都在讨论案件进展。小天妈妈因案情难以入睡时，海云也能及时给她宽慰。

社工介入后，小天的人生轨迹，并未因性侵案件滑向悲剧的方向。立案之后，施害者被刑拘。在社工的帮助下，小天找到了合适的新学校。妈妈带着她离开家乡，准备在南宁开始新的生活。在小天妈妈发来的照片里，小天正在参加新学校的军训，她看上去很开心，还交到了新朋友。

小天依然期待着和爸爸、弟弟的团聚。社工和妈妈向小天解释，她只是和表姐、堂姐一样，离开农村，来城市上学了，妈妈和她现在在南宁租房，以后爸爸也会带上弟弟来看她们。小天听着，在一旁拼命点头。在她看来，一家人依旧完完整整，没有改变。

被性侵后孩子的发展，往往意味着转学、搬家、接受心理咨询，自然也意味着一大笔开支。与此同时，被性侵的孩子，很大部分来自底层家庭。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工许春琴告诉南风窗，在她接触到的个案中，底层家庭背景占了六七成。

因此，经济压力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考量。小花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2013年，李涵第一次见到了小花。这时的小花，和妈妈住在北京海淀的一间临时租住的小屋里。小花黑黑瘦瘦的，很漂亮，如果只从外表上看，她与其他普通小女孩无异，内向、害羞，面对来家访的社工有些紧张。

但和她聊天，李涵能察觉出她的惊慌和不安，同时也感到她身上有着“坚定”的另一面，把这些惊慌很好地掩饰了起来。

小花是到北京过暑假时，被妈妈的男友性侵的。妈妈报警后，又发现小花在老家读书期间，就曾被照顾她的继爷爷性侵。在海淀公安的委托下，北京超越的社工介入了案件，在案发之初，社工告诉小花和妈妈即将面对的警察问询、妇科医院检查等调查流程，为她们提供信息支持。

“因为那时候被害者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要应对陌生的程序，而且可能要描述自己很羞耻的事，甚至要说得很细。”李涵解释，在办案场所，为孩子们提供安全感和控制感，是最首要的工作。

由于小花的母亲是报案人，也是证人，无法作为监护人旁听警察询问，北京超越的社工便作为“合适成年人”（指社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到场开展监督、沟通等服务活动），旁听了警察的询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小花对提问感到不舒服，都可以随时求助社工。

办案结束后，李涵和其他同事一起去小花家家访。关于案件，小花选择了回避，不愿再次谈论。但李涵知道，小花之前已经向警察解释得很清楚，她并非对性侵没有认知，回避和掩饰，其实都是小花自我防御机制的表现。

发展小花的社会功能，因此被放在了首位。但这也给母女俩带来经济压力。小花不能再回到老家上学，她需要转去新的寄宿学校，但小花妈妈原本依赖男友生活，小花的学费要从哪儿来？作为非京籍学生，如果去民办学校就读，一学期的花费就在一万块钱上下。母女俩进退两难。

李涵和同事们先是从北京超越的资助金里，申请了两三千元给她们应急，又和公安、检察院一起，商讨怎么安置小花。多方协调下，小花得以进入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学校还减免了部分费用，小花只需要缴纳一些伙食费。

在新的学校里，北京超越的社工在那儿驻站，让小花随时能找到他们。最初，小花不适应新的生活，和同学闹矛盾了，她会来找社工倾诉。慢慢地，她有了新朋友，在学校参加社团，还谈了恋爱。直到毕业后面对择业的选择，小花还会给李涵发信息寻求建议。

用社工专业的术语来说，小花的“社会功能”发展得很好。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孩子们有自己的方式，李涵从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中明白，只要能看着他们的社会功能一点点发挥就好，“无影响不干预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原则”。

“到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这就是社会功能的运转。”李涵说，有不少社会功能受损的孩子，他们回避和人的交往，不能交朋友，也完不成学校老师的要求。严重的情况下，家长不得不把便盆放进孩子的房间，因为孩子晚上不再敢出门去厕所了。

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恢复自身社会功能的机会。

有一个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个案，李涵至今记得很清楚。女孩晓丽十六岁，她的身体始终往里缩着，保持防备的姿态，每时每刻都很警惕。和李涵一起等电梯时，看到有其他人走过来，她就马上往后退。任何人要和晓丽说上话都很难，即使回到家，她也一直躲在房间，不开口和人交流，就连父母要问她吃什么，也变得很费劲。

晓丽的应激状态很严重，已经没法靠社工常用的康乐活动来修复。李涵努力和她沟通，耐心等待她的每次沉默，让晓丽知道，她的想法都是重要的、是值得被尊重的。后来，也许是终于信任了李涵，晓丽同意和她一起去见心理咨询师。

“去了那一次之后，当时她说下次还来，但是下次就没有来。”李涵又向晓丽的亲戚打听，才知道她已经被送回了农村老家。

资源限制了司法社工的服务。当时，北京超越还不了解当地的社工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有什么样的资源能够为晓丽提供帮助，他们还未评估过。晓丽回到农村后，社工们更是力不能及。

至今晓丽怎么样了，李涵仍无从知晓。在她工作的十余年里，晓丽是最让她感到遗憾的一个。

更为直接的资源限制，就是钱。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服务，是提供给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公益服务，并不直接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开展服务所需的资金，往往来自公安机关、检察院、共青团等司法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购买。以北京超越为例，一个被害未成年人的个案服务，委托方会支付三四千元的费用，支持约3个月的服务期。

但总体而言，被害未成年人服务的资金时常是不够的。李涵告诉南风窗，在北京，一般而言，政府部门最多会重复委托三次，资金覆盖约9个月的服务期，但在实际情况中，被害未成年人的服务往往会持续一年时间，甚至更长。

在全国不同地区，司法社工的服务期与政府购买方式存在差异。例如，对于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而言，政府会以一年为单位与机构签约购买服务，机构的个案服务时长则与案件的司法流程各自独立。服务时长根据社工的评估有所不同，问题较轻微的，服务约持续3个月，较为严重的，则可能长达9个月。且所有的案子在结束后，都还会有6个月的跟踪期。

资源对于社工服务的限制，广西同心源的感受更为明显。他们面向的更多是农村的孩子，秦发源介绍，虽然此前政府对于困境儿童项目有不少支持，但因为孩子们身处农村，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加上文化差异以及专业人士缺乏，都使得服务难度和成本更高。对这类孩子的保护和救助，现有的政府购买支持也较为有限，因此需要更多社会资源的注入。

政府购买对被害未成年人服务的支持，属于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2018年2月，最高检与共青团中央签署《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议》，支持和指导各级检察机关未检工作机构，与本地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合作。2019年4月，最高检第九检察厅会同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署在40个地方开展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五年来，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正逐步展开。

最理想的状态是，司法社工可以参与到性侵案件案发后的全部流程。从警察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开始，到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再到孩子回归社会后的生活重建，每一个环节，司法社工都能够陪伴被害未成年人和家庭，充分满足他们的需求。

但在目前的实践中，实现全流程的被害人服务仍然面临挑战。这与目前的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进程相关，也与司法社工服务的购买方有直接关系。自2022年开始，爱佑慈善基金会儿童保护部门项目团队调研了司法社工被害未成年人服务的开展现状。如前文所述，司法社工服务的主要购买方是司法系统，其资金支持更聚焦于司法流程之内。然而，根据社工们的实践经验，这对于被害未成年人而言往往是不够的。

司法社工能否在案发第一时间介入，也成了问题。调研发现，很多地区是在案件流转到了检察院阶段，才会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委托司法社工进行服务。此时，距离案发可能已经过去了一两个月。

晚了一两个月，社工要与被害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建立信赖关系，就会更难。“在很多家长看来，经过这段时间，这一页至少表面上已经翻过去了，他们不想有一个陌生人重新介入这个家庭，再来揭开伤疤。”爱佑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张超凡说，如果这时才介入案子，社工们的服务常常会遭到拒绝。

对于被害人服务的介入时机，李涵有亲身的体会。她曾经接触过两个家长，他们16岁的孩子在一场群殴中离世。等到李涵和同事去家访的时候，案子已经到了中院级别，过去六个多月了。

给他们开门时，家长的表情很冷漠。社工们介绍完来意，他们才开口：“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来？”

服务介入的时机早晚、服务流程能否覆盖全面、服务时间能持续多长，指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谁来购买？

爱佑慈善基金会尝试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开始，爱佑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为“爱佑”）的“爱佑安生”——困境儿童救助保护项目在全国各地实施，一线的儿童工作者了解到，困境儿童除了面临家庭监护缺失、经济困难等显性问题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体遭受过强奸、猥亵等侵害，或者存在着遭受侵害的风险。什么样的儿童工作者最适合给被性侵未成年人提供服务？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因此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2023年6月，在“爱佑安生”项目下，针对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与保护的专项公益计划——云开计划正式启动，项目与全国各地十余个社工机构合作。项目负责人张超凡介绍，自6月开始，将由项目出资对机构接到的个案委托进行资助，项目也面向公众筹款，同时开展社工赋能培训等工作。

对于秦发源来说，有了这笔资金，他能支持更多社工去出差了。这也意味着有更多遭受性侵的孩子，成为了他们的救助对象。

要让更多被性侵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的救助，需要的不只是钱，更是社工专业能力的提升。

实践出真知，对于社工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有很多血的经验教训，如果不实际去做，这些经验你是总结不出来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超越的创始人席小华说。

北京超越也曾在实践中踩过“坑”。起初，警察出警时，机构只会派去一个社工，到现场才发现根本顾不过来。后来他们明白了，至少要两个社工一起去，一个人负责跟进案子，一个人负责陪着孩子家长。不论是掌握案件进程，还是和被害人建立关系，都可以更加从容。

“至少两个人”也被写进了服务标准。2023年3月17日，《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发布，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也是起草单位之一，而在不同类型的服务流程中，“每个未成年人应由2名社会工作者负责”都写在最前面。

下一步工作就是要继续细化国标。北京超越希望在爱佑项目的支持下，依托项目进程中收集到的个案经验，将目前国标的大框架，细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南。“现有的国标提供的是知识性的内容，那我们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把它变成工具性、技术性的内容。”席小华说。

除了实践积累，对社工的专业培训同样很有必要。

被害人服务的复杂性，对于社工的专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在北京超越，即使已有上百例被害人服务的经验，机构中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社工也只有10个人。

爱佑的项目开展至今，两个月开展了两次线上培训。内容分别涉及儿童保护工作的基本理念、原则，以及性侵相关的法律知识。在张超凡看来，大家都非常热情，不仅参与人数相比预期翻了一倍，还有很多合作机构之外的社工也参与其中。同时，各地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也参与进来，通过培训交流了解司法社工，了解社工服务之于被害未成年人的作用。

除了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参与等基本理念的再次强调之外，社工之间的交流也会给工作方式带来新的启发。在过去的培训里，北京超越的社工赵心怡了解到，面对被害人的第一次现场服务中，评估工作不能只局限于从被害人那里收集信息材料，更需要注意与对方建立关系的方式，在互动中获取非语言信息，例如他们对颜色、方向、时间等情况的感知。这能帮助社工更好地安抚孩子，也有利于公安调查取证工作的展开。

社工们能力的不断提升，往往也与他们的自我探索与成长并行。

“个人成长”是社工工作的必修课题。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服务中心的社工许春琴认为，保持情绪平稳，视角中立，不过度卷入受害者的经历中，可以说是社工的一项重要素养。因此，她也一直在团队内部为其他年轻的同事开展“个人成长”的团体辅导。

许春琴就曾有过因服务对象的案情而情绪崩溃的时候。过去做过三年心理咨询师的她，即使在工作中与来访者共情，她也能“稳得住”。但是那一次，许春琴因为受害者的经历“哭得停不下来”。那个受害者小女孩8岁，连续几年被好几个人强奸，她想，自己的女儿也是8岁，两个孩子的境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后来，许春琴不得不暂停了一天的工作，让自己回到稳定的状态。也因为这件事，她知道了自己的情绪爆点，也更容易守住情绪的边界。

在救助被害未成年人的工作中，赵心怡也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轨道。她在北京超越工作已有两年多。起初，赵心怡会预设出一个可怜的受害者形象，并因担心伤害对方而小心翼翼，时常导致两人之间氛围尴尬。用她的话来说，“刚上岗位的时候其实挺像个傻子的”。

但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她逐渐看到他们身上能量的涌动，创伤并未完全掩盖他们的生长，他们也是鲜活的人，而不只是一个木僵、苦闷的受害者。

小文是赵心怡接触到的第一个被性侵的孩子，她也让赵心怡看到了明显的能量变化。2021年的夏天，14岁的小文和妈妈一起来到北京超越的访谈室。第一次见面，小文表现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不论问她什么问题，小文都说“不知道”“无所谓”“随便吧”。

这种封闭的、自我保护的交流方式，也是小文压抑自我需求的表现。压抑来自小文的成长经历，在家里，小文的需求始终得不到妈妈的关注和重视，她觉得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也没用，所以就是“无所谓”。接案后，赵心怡每周和小文见一次面，她看上去很配合，“你说什么都行”。但赵心怡却感到工作很难推进，小文的配合，其实是一种“无所谓”的抗拒。

对于小文而言，恢复主动表达需求的动力与自信，是最首要的。社工的服务则从建立稳定安全的关系入手。赵心怡和小文每周见一次面，开展两个小时的活动或者访谈，让小文体验什么样的关系距离是合适的，什么样的表达是安全且能得到回应的，是不会让她受到伤害的。

一个多月后，能量的爆发就这样发生了。那天下午，赵心怡带着小文在外面散步，没想到小文突然暴怒，在大街上喊出了自己对母亲的不满。“凭什么这样对我！”她喊，“给我多少钱我还给你，我才不要你做我妈！”

暴怒不只是情绪的波动，也意味着能量“活过来了”。小文希望被人看到和重视的痛苦，一直被压抑在她的“无所谓”之下，现在也终于从这场暴怒里涌了出来。

赵心怡也从这场能量的爆发里，听出她的需求和矛盾。她借此机会和小文探讨如何表达、如何求助。慢慢地，小文知道，她可以向赵心怡表达意愿，小到这个路口往左还是往右，大到她想去诊断和治疗抑郁症。

后来，小文会主动策划她们的见面活动，也能很好地完成二人约定的任务。从原本的沉默、抗拒，到主动表达需求，再到对生活中的新鲜事物产生好奇，小文逐渐打开了自己。

“就好像一株植物，头一天你看它还是收着的，第二天就发现要结出花苞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其实就是在他们想要的方向上埋了一颗种子，比如给她创造每周下午两个小时轻松的互动，她自己就转变了，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去相信和发现这种生命力量，这就是赵心怡找到的答案。

而救助被性侵未成年人的司法社工，正是要帮助这些孩子，重新找回他们的能量，照亮自己要走的路。

（文中小天、小花、晓丽、小文均为化名）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受访者，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