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后，他们逼我生下强奸犯的孩子 | 我会拯救你10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有一群女性专门杀死孩子，孩子的妈妈非但不恨她们，还对她们充满感激。

在当时的社会里，流产意味着犯罪。即使是在被强奸的状态下意外怀孕。

为了帮助女孩流产，有一些女性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她们在电线杆上张贴小广告，告诉大家可以拨打“珍妮的电话”寻求帮助。

这个故事来自于电影《珍妮热线》，但它并不只是一部电影，也是发生在1940年美国一起真实的历史事件。

在2018年的澳大利亚，类似的事件再次重演了。

有个白人女孩遭遇性侵，她身边所有人都强迫她生下强奸犯的孩子。但这次的施救者不是当地女性，而是一个中国女孩。

当时，无论医生、警察都不愿意伸手援助。在法庭上，她还因为运动员的身份被律师质问：“你身体素质这么好还不反抗，是不是自愿的？”

我的朋友社工侯小圣决定帮她堕胎。即使代价是两年牢狱之灾，和不再能从事司法社工的工作。 

这是我第三次见到白翠。

她的状况肉眼可见的没有变好，还是手抖，脸色发白、眼底发黑，稍微说两句话就紧张得满头大汗。

她说她想自杀。

我是一名司法社工，主要工作就是用法律、心理学等等一切知识帮助陷入困境的人。但我竟然找不到办法帮这个女人。

最开始我判断她有重度焦虑，让她去看医生。白翠表面答应了，后来却告诉我她没去，因为“不爱吃药”。

我担心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可是问她，她又说没事。

实话一句没有，说她一句不听，为什么又第三次来找我？

我领着白翠往咨询室走，脸色不太好看。而她一言不发，时不时盯一会儿摄像头，然后迅速地把头低下。

咨询室的门关上后，白翠说了自己今天的第一句话：“你能帮我找个信得过的医生吗？”

我问她要找什么医生？

白翠不说话，又盯着咨询室里的摄像头看来看去，突然把手里的个人信息表翻过来，在背面的空白上写：“我要堕胎。”

她犹豫了不到半秒，又补了一个单词：“强奸”。

写下那两个词后，白翠握笔的手开始剧烈发抖。

我下意识看向她的肚子。

白翠避着摄像头，微微提起衣服下摆，我看见里面有个很宽的腰带，紧紧勒在她肚子上。

“‘它’就是不死。”她急促地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我勒着肚子，跑步、遛狗，还去游泳和攀岩，故意摔下来，但没用。”

所以，她绑着这个腰带，是想用来“勒死”孩子的？

可能是我盯着腰带的眼神太诡异了，白翠突然抓住我的手，贴到她的肚子上。

摸到的一瞬间我才发现，那个腰带很硬，是一条松紧带。

白翠的小腹和肚子都被勒紧，边缘的皮肤已经发红，橡胶的纹路深深地印在皮肤上，有些地方甚至是紫色的。

我有点惊慌，说你得先把这个解下来，我去给你找剪子。

白翠不说话，只是不停摇头。

我干脆把两只手都塞到松紧带下面，用力抻开它。

我看见白翠的肚皮，上面起了大片的红色的小痱子，还有的地方已经破皮，流出带着血丝的黄色脓液。

她一动不动地和我僵持了一会儿，但这个松紧带的拉力太大了，我的手开始发酸。

白翠“体贴”地说，你快松手吧，说不定再勒几天“它”就能掉了。

终于我力气耗尽，只能把手贴着她的肚子放着，手背蹭上了化脓的皮肤，想抽出来已经来不及了。

我也不确定自己手上有没有伤口什么的，下意识地骂了一句：“你最好告诉我你没传染病。”

白翠则回答：“是不是有传染病，我就能堕胎了？”

这女的已经完全魔怔了，我抬高声音说：“你现在、立马给我把这东西剪了，洗洗肚子、上药！你要堕胎就吃药或者去医院啊，你是原始人吗用这招？”

白翠被我训得垂下了头，轻声说：“我不能。”

她说她是从凯恩斯来的。

和中国不一样，在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堕胎是非常有争议、甚至可能违法的一件事，比如这个凯恩斯。

在凯恩斯，任何理由造成的怀孕都不能堕胎，一经发现，堕胎妇女会获得3年左右的刑期。

就连帮助堕胎的人也会被判同样的罪名，平均2年有期徒刑。如果是医生之类的职业，还可能会被禁止执业10-15年不等。

但此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手好疼，她的肚皮好烫，我得让她赶紧把这玩意剪开。

“你只要别继续自残，我来想想办法。”

白翠听话地让我剪开了松紧带，我拎着它直接冲到后院扔进了有害垃圾桶里，再骂骂咧咧地冲回来说，你最好别再让我看见那玩意。

白翠眨巴着眼睛看着我，手上拿着她被强奸的案子的档案。她说她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用。

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把手里的酒精递给白翠让她涂药，一边翻看她给我的档案。

白翠也没有再逼问，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我的问题。

白翠说，她最开始没想过，被强奸怀上的孩子，会有法律禁止她堕胎。

发现怀孕后，她请教了一些朋友。她的朋友们都不太懂法，其中一个信誓旦旦地说，只要她找个律师上个法庭，法官就会宣布她有“资格”堕胎。

于是白翠开始一家一家地拜访律师。这时候她才发现，没人能接这案子。

澳大利亚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白翠老家凯恩斯所属的州恰巧正在推翻反堕胎法的讨论中，进度条拉了90%，始终没满。

就是大部分人都觉得堕胎应当合法，但法律还没来得及改。

而这落在一个真正怀孕的女人头上，就是100%的违法。

每个见到白翠的律师，都先是露出同情的神色，然后宽慰她，社会福利能够帮助她养好这个孩子的。

我理解这话的意思就是你就生呗，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后终于有一个律师给了她相对可行的建议：找一个有资格的医生开一份病历，证明这个孩子会危及自己或者母亲的生命，所以“必须”要流产。

但通常医生是不会为病人撒谎的。

那位律师言尽于此，但白翠理解了其中的意思，她可以把这个孩子弄到“不得不流产”的地步。

她买了这个松紧带勒住肚子，想通过剧烈运动来流产。但她膝盖的伤还没好全，即使跑步、游泳，也只能是小动作而已。

后来她又找了一家攀岩店，报班学习攀岩。

她特意穿了一双很薄的平底鞋，走在有水的地面都会打滑那种。但开始真正攀岩之前被教练发现了，硬逼着她去场馆租了一双运动鞋。

说她胆大，她又很怂。白翠告诉我，教练给所有人讲安全事项的时候，她故意走神了。

她怕自己听到了那些知识，在摔下去的时候，就会潜意识保护自己，最后导致孩子流不掉。

在上岩的时候，她故意没有系安全背带的卡扣，而是捏在手里，迷惑了保护员。

爬到三米左右的位置，趁着保护员没注意她这边，她像跳楼一样，直直地往地面上一冲。

保护员以最快速度拉紧了绳子，她只来得及把上半身从安全背带里抽出来。

所以最终她没能成功地肚子着地“摔”下来，而只是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

白翠第一反应是沮丧，以为自己失败了，但接着，她的下体开始涌出鲜血。

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地奔向她，只有她感到了由衷的解脱。

这种解脱没有持续多久，在救护车上，血自己止住了。

医生高兴地通知她，孩子没事。

她试着问医生，孩子要是有什么事，她能做流产手术吗？

医生好像没听到一样，又重复一次，孩子一切都好，就是你得休息，为了你的孩子，以后不能做这么危险的运动。

“为了你的孩子”，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这个孩子，在白翠的叙述中，一般被称为“它”或者“这个东西”。

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顽固？”

只要想到这个孩子，她就会想起那天晚上的痛苦，想起那个强奸犯。

那个男人在她的记忆里没有脸，就是突然从路边冲出来的一个黑影，先是抓住她的手腕，接着把她踢倒在地，她的膝盖砸在地上。

档案里记载着白翠对警察说的话：“我当时居然在想，我再也不能打球了。”

在那一晚之前，白翠是一名女运动员。

她8岁就开始学网球，理想是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加入本地官方注册的球队，如果有机会，能替社区乃至家乡打比赛。

截止到26岁这年为止，她已经能打盈利性质的比赛了，还是一名专业的网球教练，同时教成人和儿童。

而这成了她在法庭上被怀疑的关键。对方律师质问她，身体素质这么好却不反抗，是不是自愿的？

档案里记录，白翠当时一边哭，一边徒手捏爆了自己手腕上的腱鞘囊肿。

她说她是网球教练，这样的囊肿她双手长了不止四个，罪犯当时正好捏住了她手腕上有伤的部分，她是因为这个才疼得无法第一时间反抗。

律师没有再反驳。

白翠在庭上的发言，是我见过的受害者中比较有条理的。如果不是档案记录她流泪了，我会以为她真的不害怕。

我夸她已经做得很好很勇敢了，她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谢谢你。

她说，在你这比法庭好多了，我现在就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

但即使是在法庭上被盘问，也没有怀孕可怕。

开庭当天，强奸犯面对几项指控全部回答了“我认罪”，他说他只是随机作案，想这么做，就做了。

最终犯人被判6年有期徒刑。

白翠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家人朋友都劝她，既然罪犯已经服刑，她应该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尽快走出阴影。

她很努力了。她仍然在工作，跟着她学球的孩子们都没有提出换教练，让她躺着提供动作指导就行。

医院原本告诉她，她的膝盖很难再恢复到能打球的程度，但白翠坚持联系了康复机构。

终于有机构告诉她可以做个韧带重建手术试试。她每天都在做康复训练，准备手术。

她还计划过，以后可以往运动理论研究方向发展，做不了运动员，能学习做个裁判也可以。

但白翠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由于当地法律连短效避孕药都有限制，所以，她没有吃药。

两个礼拜前，我第一次见到白翠。

当时她来机构咨询，在前台登记时，前台让她讲讲具体怎么焦虑，她就被吓得突然跑出机构，差点撞上安全门。

我正好开门，差点撞上她的脸。我记得她抬起头惊慌地看我，额头和人中上全是汗，头发一缕缕地贴在脖子上。

现在回想起她当时的情况，恐怕是真的走投无路。

攀岩流产失败后，白翠研究了澳大利亚各个地方的法律，发现我们这是允许合法堕胎的，于是独自坐了三个小时飞机过来。

第一次咨询的时候，她登记的住址是一家小旅馆。

但很快她就会发现，“偷渡堕胎”是完全行不通的。

任何一家医院在给她做手术前，都会要她的信息。只要她还没有“注册”成为其他州的居民，就必须遵循老家的法律，不能堕胎。

注册的流程要6-8个月，而且如果被人发现她怀着孕，是不可能通过的。

这就是为什么白翠每一次来找我，越来越绝望，甚至反复提及自杀。

从那时候开始，那条腰带就一直勒在她的肚子上。

但是与之矛盾的是，她又跟我说了很多未来的事，活下去的未来。

她说她怕怀孕让自己的身体变重，压坏还没康复的膝盖。

她以后不想生活在老家了，因为六年后那个强奸犯就要出狱了，她怕万一碰见他。

她想流产后她就可以去做韧带重建手术，有一线希望，她能回到赛场上。

她说她来维州，除了为了堕胎，还因为墨尔本有全国最好的运动理论专业，她想以后研究运动理论，可以来这里考试、读书。

她想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自由的世界，她花了那么多精力去想象未来的生活，没有阴影的生活。

为了那样的生活，她甘愿冒着死的风险。

我听说过很多反堕胎法闹出来的悲剧。

比如有些人会求助于黑诊所，但黑诊所没有任何保障，都是赤脚医生，手术水平很吓人。这些医生冒着坐牢的风险做手术，收费也高得吓人。

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在美国，每年有47000名女性因为在黑诊所做流产手术而去世。

我还在网上见过一些更极端的例子。

有的女人会喝肥皂水、喝洁厕剂让自己中毒流产，还有用含磷火柴堕胎的。

我不确定是不是吃下去，只知道副作用是急性磷中毒，幸存者可能要切除受感染的下颌骨。

物理一点的方式是用毛衣针、卷发棒甚至保龄球瓶子，直接捅进下体。

最常用的是衣架，做成扭曲的铁丝。它甚至可以用来刮宫，保证流产得干净。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麻药的，因为她们只能自己、亲手捅进去。

如果想要生效，大概要捅进小臂那么深。

也许是因为这些办法太痛、太难了，有的女性会选择直接自杀。澳大利亚那些民风比较保守的地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不知道一个造成这样惨剧的法条，为什么还要遵守它。

我的同事接过一个这样的案主，她和丈夫分分合合好多次，最后彻底决定分手时已经怀孕24周。但她一个人无力抚养这个孩子。

本地法律虽然不像白翠老家那么严格，但这么大的胎儿，堕胎还是要求有社工或医生做担保人，而且得去法院向法官申请，说明自己为什么必须堕胎。

上法院还得排很长时间，同事当时查了一下，发现约上的时候这个案主可能都快生了。

最后同事只能委婉地暗示她，有些事，也不一定非要去正规诊所。

但对方是个老实人，完全听不懂，最后失望地走了，再也没来过。

其实即使她听懂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她死在黑诊所的手术台上，谁能说我们不是凶手呢？

我因为这个和同事吵过架。同事说了很多反堕胎法存在的理由，比如保护生育率、避免性别选择等等。

我则质问对方，如果碰到强奸怀孕的情况怎么办？反堕胎法是不是成了二次伤害的帮凶？

同事大声反驳我说，事情发生了就只能按现行法律去做！为受害人争取最大权益才是当务之急！

我们是司法社工，不管法律是什么样的，都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出建议。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和能做的，遇到强奸怀孕，也是一样。

当时我没有接话。

现在，我对白翠说，我会帮你。

我可以带你去新首都地区，我会用社工的身份向医生担保你是新首都人，然后让医生给你堕胎。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毫无疑问，这是犯罪。

所以我们不能在这儿做，因为白翠以后想在这里念大学，可能要生活很久很久，我怕她会被查到手术记录然后东窗事发。

我竟然还有闲心想到，这好像还是个只有我这个中国留学生才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如果我是维州本地人，肯定又会面临盘问，为什么维州人跑来新首都当社工？只有中国留学生，可以合理地在澳大利亚任何一个州出现。

我告诉白翠，我把这个计划命名为“拿掉”行动——因为我担心“堕胎”这个词就是违法的。

白翠沉默了好一会儿，又问：“你确定吗？”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做假担保，虽然不是id之类的重要文件，但也铁定要停职；非法堕胎罪，平均获刑2年，停职10-15年。

我说我确定。

下班时间，我约白翠在公园见面。我们一项一项地确认，新首都堕胎有哪些流程。

白翠真的是个挺“艮啾”的人。

我说我们开车去新首都，她说要是我们过检查站的时候，人家说车上所有人都要出示证件，会不会发现她做假证？

看到做手术要打麻醉，她问我如果不清醒的时候说胡话把这事说出去了怎么办？病房里会不会有监控？

最离谱的是她问我，要是医生看我是中国人，但他是种族主义者怎么办？他会不会直接给我们赶走？

我说这得是什么五毒俱全的医院，医生种族歧视，堕胎手术有监控，那敢情好，我马上把他们告到破产，然后我们拿钱买一个医院，专门用来给你打孩子。

白翠露出那种“我是不是遇到疯子了”的愁苦表情。

我让她把那些忧虑都抛在脑后，就记住，在医院里一定不要多说话，问什么答什么，其他的我来负责和医生沟通，见招拆招，不行就撤。

我们一句一句地彩排，如果医生发现疑点要怎么回答。

“如果医生问你，为什么你的医保卡是凯恩斯的，你要怎么说？”

她结结巴巴地解释：“因为，因为我刚搬家。”

“那你现在住哪？”

她低头翻找我刚编好的地址，头也不抬地读了一遍。

这姑娘是真楞啊。我说不行，你是患者，医生必然在细节上重点盘问你。

我让白翠假扮医生，我来给她逐字逐句地展示该怎么回答。

在说到“刚搬家”的时候，要表现得坚决一点。

问到婚姻状况的时候，就说“不想多谈”。不要让别人打探这个孩子的来历。

我说到时候我会帮你打岔，如果是女医生，我会在边上补充“男的嘛，都一样”，如果是男医生，我就说“婚姻嘛，都一样“。

我们还商量了一下，医生问到电话号码的时候，是看一眼手机照着念比较自然，还是背出来比较自然。

最让人振奋的是，白翠怀孕的时间大概在8周，预约的诊所官网说我们可以选择药物流产，只需要和医生面谈并拿到处方。

一刻也不能等了，我约了早上最早的时间段，打算连夜开车过去。

这是我第一次开远途夜车。开往新首都的路要走7个小时。路上正好经过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区。

拐弯的时候我没忍住，指给白翠看，说我就是在那栋楼上课。

上学的时候我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干这种事，带一个想要堕胎的女人去别的州，替她杜撰身份，我们甚至十几天前还素不相识。

车里放着我的歌单，白翠听不懂中文，但也跟着胡乱哼哼，每一首都夸张地说旋律很美，问我歌词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你爱我我爱他他爱她，你看看材料有没有忘带的。

白翠被我噎住。

我突然想逗她玩，于是说你看啊，我其实是司法社工，你这个事儿是违法犯罪，如果我现在把你送警察局去，你怎么办？

白翠脸色一白，我都感觉我能听到她脑袋在高速运转。

最后她强装镇定地说：“那你上高速干什么？你还特意把我送到别的州的警察局？”

我哈哈大笑，心虚地夸她聪明。

南半球的银河很美，这里的天空总让人觉得更低，像深蓝色幕布被均匀地铺开，跟着车前进的方向，有星星在流淌的错觉。

后半夜的时候，白翠问我，想不想生孩子？

我说我不想。

她犹豫了一下说，她是喜欢小孩的。

她说她教学生打球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会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弟弟妹妹在边上等，有时候顺手把襁褓放在草地上，让孩子们晒晒太阳。

她很乐意看那些小小的婴儿，在太阳下皮肤白得反光，能看到细细的血管，被暖洋洋的风吹得很开心，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爸爸妈妈说过，她刚出生的时候只有小猫崽那么大，满身通红，眼睛张不开，但知道找妈妈。

她也想象过自己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想象过她要在孩子还在肚子里的时候，给它唱歌听，准备衣服和鞋子，和丈夫一起猜测孩子的眼睛会像爸爸还是妈妈。

说到这里，她沉默了一下，我知道她想起了强奸。

于是我打断她，语气轻松地说，孩子还是别人家的可爱，看看得了。

这段路很少有人开夜车，有几十公里，长长的路上只有我们。树木一闪而过，只有反光路标提醒我车距和目的地。

临近天亮的时候，我们路过加油站，我停下来去买冰沙，回来看见白翠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我顺着她目光看过去，那里写着“距离目的地还有30公里”。

她突然问我：“我们一定能成功吗？”

“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我告诉她，“每个环节都可能有阻碍，比如医生不接受社工担保，这倒没事，我约了不止一家，总有地方接受担保。”

“要么就是怀疑你的籍贯，但你的档案现在是归我管的，我只要不紧张到露馅就没事。”

“或者有的医生借此机会让你多花点钱，这是最简单的，你带了不少现金。”

“如果真的不行，那就回家。”

于是剩下的路程我们没人再说话。

入境口没有车，州界的工作人员心不在焉地举着一杯咖啡，看了看我的驾照，甚至懒得问我来干嘛，一挥手放行了我们。

诊所前台的护士非常亲切，她确认了一下白翠的基本情况，量了血压和脉搏，又问了她一些简单的问题，就说要带她做个检查。

检查照了超声，医生让我们先等超声结果，要一周。

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又到了诊所。

白翠先进去，很快医生来叫我。白翠本来坐在诊疗床上，看我进来，她走下来站在我斜后方。

医生盯着我带来的全部材料，包括白翠的情况说明，我自己写的风险承担同意书，和我给她做的担保。

感觉好像过了一年，医生开口问：“没有任何其他的诊疗记录吗？”

我正准备开始发挥，白翠毫无预兆地哭了。

她一边大哭一边还能清晰地重复：“我唯一一次看医生是在警察局里！我只是一个证据！”

我完全不觉得她有什么演技——如果有的话，她应该记得我给她的剧本是离婚而不是强奸。她就是真的情绪在这一刻突然爆发了。

等白翠平静下来，医生没有再问什么，直接拿走了我的风险告知书原件，然后打开了他的处方本子。

我能感觉到白翠从身后掐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滑腻潮湿，整个人在微微地发抖。

“护士会指导你怎么用这个药，”医生把处方笺递过来，“如果你觉得在医院里不舒服，也可以选择回家，然后打电话给医院，会有人在电话里指导你。14-21天之后需要你做个检查，确定药物流产成功了，它成功的概率有98%。但也别担心，即使没成功，就回医院来，我们会帮你处理。”

一直到坐上车，白翠还是呆呆的，一直念叨着“难以置信”。

我没有放歌，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跳。那声音像音乐，到高潮的时候我们举起手在空中打着节拍，大喊“Take it off！Take it off！”

这一刻我觉得这个计划的名字起得真的很好。

我们“拿掉”了那个胚胎，拿掉了所有人勒在她肚子上的那条松紧带，拿掉了性侵笼罩在这个女人身上沉重的影子。

我第一次感觉到，她真的是一个女运动员，可以轻轻跃起，跳得很高。

我在车里听着她拨通了那个药流电话，语无伦次地预约了第二天一早去取药。

第二天下午，我收到她的短信：结束了。

我和白翠约好，确认她的流产已经完成后就不再联系。我没有再见过她。

2018年8月，白翠故乡昆州的议会宣布，正式将堕胎合法化。

我在新闻转播里看到，有许多反堕胎人士跑到议会去游行，手里举着血淋淋的被流产的婴儿的照片，上面五颜六色地贴满了标语，“堕胎是耻辱”，“堕胎是犯罪”。

然后镜头一转，是一群女人，一群安静的女人。

她们怀里抱着新出炉的法案，静静地、坚定地往前走。

我和朋友们一起坐在图书馆里，抬头看着直播屏幕。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看完这个故事，我想起《我不是药神》。

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有个叫陆勇的人，因为帮白血病病友购买印度的便宜仿制药被捕。

300多名受帮助的病友联名为他呼吁。如果不是陆勇，他们每个月要多花近两万元买续命药。

最终陆勇被无罪释放。三年后，相关法律也得到修订，“非法进口药”不再被认定为假药。

侯小圣说，其实她并不觉得自己做的完全是对的。只是当她的手被放在白翠的肚皮上、被松紧带紧紧地勒住，她不能再看到这个女人这样痛苦。

同时她是一个非常尊重甚至喜欢法律的人，学到某些法条的时候甚至会想哭。

我觉得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法律是会进步的，并且始终需要进步。只是有一句话几千年没有变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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