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解释研究

经济刑法解释研究

摘要：只有在面对具体的案件事实的时候才存在法律文本的解释问题，脱离具体案件谈论法律的解释没有意义。解释者先罗列“意义方案”，然后“评估结果”，产生“意义期待”，并通过“合理化”实现“意义期待”，其目的就是实现“法律的目的”。这个过程是“目光的往来顾盼”，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涵摄”和“类推”。 

 一、解释与具体案件

1.脱离具体的案件对法律的解释没有意义。

所谓脱离具体的案件，就是在解释法律的文本的时候，不考虑当前或者将来具体的案件，仅仅从法律的文本出发，阐述文本的含义，类似“天马行空”，其阐释的文本的含义，仅仅是阐释者根据“过去”自己学习或者经历的具体的案件，阐释的“过去”的含义，而不可能是“现在”和“将来”的含义。比如，职务侵占罪，（1）某公司的部门经理，将单位配发的汽车变卖，并将款项据为己有；（2）某公司的员工，将本公司生产的手机显示屏带出变卖，款项据为己有；（3）某公司员工在出差的时候，虚开发票伍万元，在本公司财务报销。等等。上述案例，要么是解释者学习法律的结果，要么是自己办理的案件的结果，无论哪种情况，都是针对的“过去”，解释者的知识和经验的“边界”，决定了法律的文本的含义的“边界”。

其次，人们在理解一个法律的文本的时候，总是从法律文本或者概念的“中心”去理解，至于法律文本和概念的“边缘”，则很少涉及。比如上文中的职务侵占罪的含义，上述三种情况属于职务侵占罪的“中心含义”，也就是最典型的情况，至于非典型的情况，则属于“边缘含义”。比如，某甲成立一个人独资企业，企业名为“烟台市宏达铸造厂”，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工厂聘请了王某为总经理，王某在经营工厂期间，让客户将货款打到自己的个人账户，并将货款据为己有，对此王某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本案的关键是，个人独资企业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单位”，如果是则构成职务侵占罪，否则则不构成犯罪。任何一个法律的概念都有“中心含义”和“边缘含义”，而且从“中心”到“边缘”，逐渐变得模糊。与此相对应，处于“中心含义”对应的“典型（简单）案件”；“边缘含义”对应的是“非典型（复杂）案件”。刑法教科书在论述各种犯罪的时候，总是从法律概念的最典型情况出发论述法律的含义，在对各种犯罪类型进行区分的时候，也是将此罪的典型情况与彼罪的典型情况出发进行区分。比如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的区别，教科书上说，两者的重要区别是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职务侵占罪是将本单位的资金据为己有，而挪用资金罪则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而是使用的意思，侵犯的是资金的使用权。这听起来两者泾渭分明，但是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时候，法条和教科书上的论述给不了办案人员任何帮助。比如，某甲将本单位的资金10万元打到自己的账户并用于个人消费，案发时账户余额15万元，对此某甲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对此肯定有争议。

所谓没有意义，是指过去对法律文本的理解，以及教科书对法律文本的论述，对当下的案件处理没有意义，换言之，对当下案件的处理没有帮助。比如，我们现在面对的案件是：张三为某甲公司的经理，张三成立了某乙公司，然后通知某甲公司的客户某丙公司，称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系关联公司，以后由某乙公司做和某丙公司的业务，从此，张三用某乙公司生产的和某甲公司的同类产品和某丙公司交易，谋取利益，对此张三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你会发现，你之前学习的关于职务侵占罪的知识，办理的职务侵占罪的案件，对本案的办理没有任何帮助。即便你将职务侵占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全部都背诵下来，对本案也没有帮助。如果说之前的知识和办案经历已经“走出了一条道路”，但是在面对本案的时候，你发现你走到了“道路的尽头”，或者说是“穷途末路”，面对未来，你必须独自开辟一条“道路”，并通过本案，让道路“得以延长”。

2.只有面对的具体案件的时候才存在对法律文本的解释问题。

就上述张三职务侵占案中，张三成立自己的某乙公司，并让某乙公司和某丙公司做生意，这种行为在理论上称之为“篡夺公司机会”，《公司法》规定，张三利用职务便利，篡夺公司机会所获得的利益归公司所有，某甲公司可以行使“归入权”，换言之，某甲公司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让张三返还所获得的收益。当然，这是《公司法》规定的维权途径，笔者问题是，既然《公司法》规定，篡夺公司机会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张三将这种收益据为己有，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呢？此时，就存在“两端”：一端是法律的文本；一端是案件事实，司法的任务就是将两者“拉近”，让法律的文本能够“涵摄”案件事实，或者让案件事实能够“进入”法律文本这个“皮囊”中，充实法律的文本。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而要让法律的文本“涵摄”案件事实，就需要对法律的文本解释，让法律的文本能够“适应”案件事实，这就好像法律的文本就好像一件“衣服”，而案件事实就好像一个人，法律的适用，就是如何将这件衣服“穿到”案件事实这个人身上，因此，司法人员就就要对这件衣服进行裁剪、修改，让案件事实穿上这件衣服正好“合身”。

司法人员可以这样解释：张三之前代表某甲公司和某丙公司做生意的获利情况是清楚的，比如说，之前的成本利润率是30%，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再次和某丙公司做生意，成本利润率也会在30%不相上下，这种可能是95%以上的可能。张三看有利可图，成立某乙公司和某丙公司做生意，获得了32%的收益30万元。我们可以将这个商业机会当成一项财产权，并认为这个商业机会的价值就是30万元，张三将这个商业机会据为己有，就等于将这价值30万元的商业机会据为己有，从而构成职务侵占罪。通过这样解释，法律的文本和案件事实就“合二为一”了，也就是法律的文本“涵摄”到案件事实之上了，或者说案件事实“进入”到法律文本的“皮囊”中了，或者说法律文本的这件“衣服”给案件事实“穿上”了。可以将法律的文本看成一个“探照灯”，“涵摄”就是将案件事实纳入到“探照灯”照射的范围之中。德国法学家托马斯·M·J·默勒斯说：唯有对案件事实的每个棱角都了如指掌，才能得出某种法的解决方案。

二、解释与“结果取向解释”

1.解释者首先要拿出“意义方案”。换言之，人们对当前的法律的文本有几种可能的理解，然后将这些可能的理解罗列出来。以上述张三职务侵占案为例，司法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律的文本能否“涵盖”当前的案件？如果不能涵盖，是不是涵盖其他的案件？因此，可能的“意义方案”，无非是（1）能够涵盖；（2）不能涵盖；（3）属于公司法的上的纠纷。

2.解释者进行“结果评估”，进行“结果取向解释”。（1）如果能够涵盖，则张三的行为是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行为，通过打击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违反公司忠诚义务的行为，可以有效维护公司的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同时也其他人的吃里扒外的行为的可是一个有力的震慑。（2）如果不能涵盖，则张三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就不能打击张三的这种行为，这样就给人一种“这不是犯罪行为”的印象，则会鼓励其他人通过这种方式侵犯公司的利益。（3）可以作为公司纠纷进行处理，但是公司诉讼耗时较长，且当事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弱，无法获得有力的证据维护自己的权利。然后，司法人员评估哪些后果是能够接受的，哪些后果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后果能够接受，则采纳这个“意义方案”，否则则放弃。德国法学家托马斯·M·J·默勒斯:在解释工作的最后阶段，即需要分析、衡量解释的结果，若其结果无法令人接受，则应对结论进行必要的修正。理想的情况下，要对法官的裁判做出评价，即先判断其会产生什么结果（结果预估），其接受程度会是如何，以及如何依循所欲达成的结果而对其加以调整（结果取向的调控）。如果让笔者进行评估，笔者采取方案（1）。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这种不同的选择，由司法人员的价值观、偏见、知识结构、个人经历等多种的因素的影响。比如，有的人可能担心办理这种案件，有“插手经济纠纷”的嫌疑，或者“这种疑难案件很难取得共识，沟通成本太高”，为了避免这种不利情形，于是解释者就说这种行为是公司法上的纠纷，不构成犯罪。笔者选择方案（1）也是由笔者的价值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笔者认为，虽然有上述不利因素，为了实现法律的目的，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张三的刑事责任是值得的。

3.解释者产生“意义期待”。选定了结果以后，司法人员就希望法律的文本能够涵盖当前的案件事实，这就是“意义期待”。

4.解释者实现“意义期待”。为了达到目的，司法人员就需要将当前的案件事实“合理化”和“正当化”:张三之前代表某甲公司和某丙公司做生意的获利情况是清楚的，比如说，之前的成本利润率是30%，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再次和某丙公司做生意，成本利润率也会在30%不相上下，这种可能是95%以上的可能。张三看有利可图，成立某乙公司和某丙公司做生意，获得了32%的收益30万元。我们可以将这个商业机会当成一项财产权，并认为这个商业机会的价值就是30万元，张三将这个商业机会据为己有，就等于将这价值30万元的商业机会据为己有，从而构成职务侵占罪。

三、解释与“目的论的解释方法”

所谓目的论的解释方法，就是探究法律的目的，就是探究立法者为何制定这样的法律？制定这样的法律目的何在？通过这样的法律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如果获得法律的目的，那么就探究可能的“意义方案”中，哪个能够实现法律的目的？解释者就选择那个能够实现法律目的的选项作为自己的解释结论。默勒斯说：目的解释在于探究法内在的理性，即探究一部法律的精神与目的。立法者意欲通过规则实现什么？其所保护的是何种法益或者利益？规范总是要服务于中保有理性的目的，故而我们应当摒弃全无理性的目标，并确立一种对理性加以判断的标准。

以上述职务侵占案为例，刑法职务侵占罪的立法的目的是什么？其目的是维护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并且通过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从而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甚至还可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只有维护公司的利益，股东的利益才能保障，公司才能够给员工发工资，公司才有钱对债权人承担责任，甚至公司才有钱交税，提供就业，从而让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在上述的“意义方案”中，哪个方案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当然是方案（1）了，于是在这样目的指引下，通过上述上述解释法律的方法，将方案（1）“合理化”和“正当化”。

四、解释的过程是目光的“来回顾盼”

默勒斯说，解释的过程就是目光在法律的文本和案件事实之间“来回顾盼”。用恩吉斯的话说，就是“目光交互流转于规范之构成要件和案件事实之间”。以上文中的职务侵占案为例，一端是法律文本，法律规定职务侵占罪的对象是公司的财产；另一端是案件事实，即张三成立某乙公司和某丙公司交易获利。解释者在“意义期待”的驱动下，其的目光先从案件事实到了法律文本，也就是大前提公司的财产，发现这种公司的“交易机会”好像不是财产，于是解释者的目光从法律的文本又回到案件事实，发现张三将公司的“交易机会”变现了，此时产生“意义方案”：可否将这种交易机会视为一种财产权？目光又回到了法律的文本一端，然后拿“交易机会”和财产权进行比较，发现两者都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利益，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于是将交易机会“涵摄”到“公司的财产”这一概念之下，从而得出结论，张三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这个过程还可以称之为“对流思维模式”，对流的两端是水底和水面，水底和水面代表着法律的文本和案件事实。

五、解释与涵摄和类推。

所谓“涵摄”，就是将案件事实纳入到法律文本可能的含义范围之中。法律文本的可能含义就好像“探照灯”的光线范围，涵摄就是将案件事实纳入到“探照灯”的光线范围之下。所谓类推，就是将当前的案件事实与之前的案例进行比较，如果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么就将之前案件的法律后果应用到当前的案件事实之上。无论判例法还是成文法，都具有类推的性质。在成文法下，法律的文本和一系列的案例构成一个法律的“类型”，这个“类型”有两部分构成，一个“皮囊”，也就是法律的文本，也可以称之为“躯壳”，二是皮囊内一些列的案例。以上文中的职务侵占罪为例，类型就是职务侵占罪的刑法规定和上文中的典型案例。在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要拿当前的案件事实和之前典型案例进行比较，观察两者是不是“本质上相同的”，如果是“本质上相同的”，则将之前案例的法律后果应用到当前的案件事实之上，同时也就当前的案件事实“涵摄”于“职务侵占罪”的“探照灯”的范围之下。判例法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本质上相同”也是通过解释“合理化”和“正当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