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珊瑚
74岁这一年，冯庆华用画笔在网上“连载”自己的人生。
故事该从哪里讲起呢？冯庆华想了想，没有太多犹豫，就从人生的开端说起吧。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她跟随父母从出生地，一个宁夏小县城迁徙到省会银川，雇了一头毛驴走了一天，夜里借宿在郊外人家，第二天天亮才进了城门。一家人在城里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后来，她画童年时的恶作剧，在公园爬墙翻树的日常，还有第一次吃冰棒，看着冰棒越化越小流出的伤心泪。在冯庆华的记忆里，那是她最欢喜的时期，“总觉得世界是美好的。”
故事按年份一点点讲下去，画作里的苦涩滋味也泛上来。18岁，她下乡当了知青。一个放农具杂物的库房，地上铺一层稻草，就算安置了住处，冬天漏风，夏天闷热，天黑没有灯，姑娘们就借着月光唱歌解闷。偶尔也会闲聊，问两句《复活》里的女主人公卡秋霞，“最后咋判决了？”有看过结局的人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冬天往田地里一趟一趟送粪，她想起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和油画里的人们一样，她拉着绳索，背脊弯得几乎与地面平行。她在画上写道，“几趟下来两腿无力，汗水浸湿了棉袄，大脑一片空白，只希望绳子一下断裂，扑倒在地上永远别再醒过来。”
有时画到过往一些伤心事，她忍不住流泪，但画笔从没停下过。然而画来画去，她只画自己人生的前30年，充满遗憾和错过的30年。
过去，画画对她来说，似乎更像是琐碎生活里一个普通的爱好。直到60岁那年，儿子给她在电脑上下载了一套《我在伊朗长大》的漫画书，那是女插画家玛赞·莎塔碧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画下的回忆录。她感觉书里“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几乎在一瞬间被击中，萌发了用画作记录自己人生的念头。儿子查理记得，冯庆华看完漫画，一直特别激动地和他讨论主人公的遭遇和种种故事。他回想母亲当时的表情，试图找到最恰当的那个形容词，“像一个人身处黑暗久了，突然看到一扇窗的感觉。”查理也支持母亲将故事都画下来，“我说不管别人能不能看见，我们自己留着，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记录，留下自己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查理觉得，对母亲来说，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宣泄情绪的出口，“有人用文字，有人可能会拍成电影，我妈妈就是画画。”冯庆华的绘画工具是家里淘汰下来的一台旧电脑。查理不会画画，只是教她点开电脑桌面的“画图”工具，还有关闭和保存这些最基本的操作。画图软件里有一些英文单词，她看不懂，“我上初中时学的是俄语，没学过英语”。她一个个摸索猜测，点错了就关掉软件，重启。在电脑上使用画笔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她往东画线，线条却不知怎么的往西拐去，“笔触不听话”。还有更心痛的情况，她曾不小心删掉过好几幅作品，找也找不回来，只能从头再来。她花了好几天狠狠练习，总算画顺了线条，但画面细看，一些地方还是有些粗糙。儿子安慰她，这也是一种风格。她开始把脑海里那些画面一点点画下来。她没有严格的作画计划，记忆碎片随机出现，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脑袋里像装了一台老式放映机，“不断出现一生记忆中最忘不掉的东西。”她画小孩去打酱油，弄丢了一毛钱，站在商店门前不停地哭泣，天都黑了，也不敢回家。那时冯庆华也只是个孩子，如今再把这场景画下来，她才更深刻地明白，“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岁月里，处处是琐碎的辛酸。”
她也画下一个“难捱的长夜”，一位同学的外婆夜里去世了，家人正准备后事，偏巧唯一的电灯泡坏了，他们想借一颗灯泡。可同学一家因为“思想问题”，从上海到了甘肃接受劳动改造，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那个晚上，同学一家只能边哭边熬着等天亮。还有在外打工的王大伯，春节前夕用一年的辛苦钱为家里添置了一头山羊，搭上顺风车深夜就往家赶。到了回家的路口，山羊却死活不愿走了，最后挣脱绳索跑了。王大伯在黑暗的旷野里，拼命追赶，“深夜在广袤盐碱地上一望无边，羊的逃跑速度是五十岁大伯追不上的，”冯庆华说，那幅画没画出来的结局是，“全家过年吃肉的希望落空了。一年的工白打了。”
她在那台旧电脑上断断续续地画，从不给自己定下规律的作画时间，全凭自己的心情和精力，找不到感觉时，也会好几天不动笔。
花了13年时间，一直画到去年年底，她才将自己想画的，不得不画的30年人生经历和故事都画下来了。儿子查理是位声乐老师，一位学生偶然看到母亲的画，很受触动，推荐他们可以将画发到社交网站上。今年3月底，查理尝试着为她开了一个账号，从童年开始，连载画作，取名“老太婆的回忆录”。让冯庆华有些惊讶的是，画作发布，竟得到不少关注和支持。有95后年轻人说，“谢谢您的画让我这一代能感受到您的年代。”有中年女性评论，“谢谢阿姨的记录，我们本来就不了解过去，现在更是快忘记了。”当然也有不善的言论，有人质疑她是“年轻人装老家伙”，有人怀疑画中情节的真实性。冯庆华平静地回复对方，“都是我本人的亲身经历。编故事需要费脑子，体验过的事情无需费脑子，自己就会流淌出来。”在一些时刻，冯庆华会想起自己青年时期的理想和追求，那时她一心想上美院，成为一名专业的美术工作者。从小，她就喜欢画画，每天在各种废纸本子和课本上乱画小人，老师批评她，但同学们都夸她画得好。上了初中，老师主动找她出板报，画教学图片，还被找去画过大字报专栏插图。
当知青时，为了早日摆脱繁重的农业劳动，她曾主动联系省里的文化馆，毛遂自荐，试图创作可供展览用的绘画作品。1972年，她画了一幅“代表归来”的作品，最后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选中展出。冯庆华还记得展览的第一天，许多人在画前驻足欣赏、赞美，那是她74年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但第二天，她的画就被政审人员摘掉了，没人知道原因。
后来高考恢复，冯庆华也试过考美术学院，可那个时候上学的名额不多，她过了初试，复试却没消息了。最终，她当了小学代课老师，教一到三年级学生的语文课，偶尔也会兼职上上其他科目。年轻时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她的社交账号上写着一句简单的简介，“画笔记录自己的一生。”她说，“现在作画，都是在总结我对人生最后的理解。”她这样解释，“人抵抗不过自己的命运，”有时追求理想，“除了自己的奋斗，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她始终没有放弃画画。现在人生已经走到后半程，她还在不断学习新的绘画技巧。她社交账号里关注的几乎都是绘画博主，风格多种多样，有国画，水彩画，手绘博主，甚至还有这两年才出现的AI绘画。她甚至会上B站搜索观看绘画教程。查理时常感叹母亲的自学能力，“她是一个上网上得挺溜的老人家。像B站这些，都是我跟她说上面有这些东西，她就会去百度，自己慢慢摸索。”过去她在纸上作画，60岁才开始学习用电脑绘画，查理给她买了手绘板，今年又买了iPad，“全是她自己学习怎么用这些工具画画。”在网上看到优秀的画作，她也常常和查理交流，“觉得人家这样画真的很好，她就学不会之类的。”冯庆华赞叹如今多种多样的学习渠道，只是有点遗憾，她人生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年轻时把最好的精力奉献给了黄土地，现在有条件可以干自己的事了，已是日落西山，风烛残年。”儿子查理觉得，母亲是一个“错位”的人。“除了她过去的经历，还有她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格格不入的，然后她就会遭遇很多现实的障碍。所以她的人生就是不断地在做妥协，艰难地自我修复，然后继续妥协。她想做的事情在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做成，这就是她的人生。”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后，当一名美术工作者更是一个不可及的梦想。冯庆华说，当知青时，她白天劳动，晚上还能抽时间画一阵，打打基础，“虽然生活艰苦但没有琐碎的家务压力。”成家以后，没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她却“立马变成一个免费保姆，单位忙，家里忙，像陀螺不停地转。”查理从小就看过母亲伏在书桌前画画，偶尔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母亲会画工笔精细的国画山水图。更多时候，母亲就是随意扯一片废纸，画一画这天遭遇的事，看到的人，“有点像我们记日记。”他也知道，母亲从来不耐烦干家务活，不喜欢下厨房，查理说得笑起来，“我母亲说过，如果我每天能够只画画，不需要下厨房多好。或者说一个女人整天把自己放在家务琐事里，人就荒废了，本来可以干好多事，都干不了。”但在母亲的年代，“他们不会离婚，只会为了家庭为小孩，硬撑着走下去。她自己的立场，内心真正想做的事都可以妥协。”查理说，“虽然她不喜欢，可是母亲该尽的义务她都完成了。”小时候他觉得母亲脾气有些暴躁，也常常会和父亲争吵，长大后他明白，那是母亲妥协后，“藏在心里的隐痛”。一直到60岁之后，她才终于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时间，可以做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她画过去30年的人生时，老伴有点担心，他们都是经历过风浪的人。冯庆华最终选择画下来，有些故事她不打算发出来，但也不想限制自己的画笔。去年年底放开疫情管控措施后，她和老伴相继染上新冠，老伴没扛过去，去世了。她熬过来了，但感觉记忆力似乎也不如从前，好多事情都记不住了。今年春节后，儿子将她从宁夏接到杭州生活，还给她买了一台iPad，她开始天天抱着iPad研究绘画工具。
她有两个计划，一个是将自己过往的人生经历都画下来，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了。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她想要记录当下生活里的人情百态，或者只是一些无聊小事。最近，她用iPad画了几幅新作，五月时画了在街道看见的一幕，槐花开了，人们在树下摘花。也画日常生活里的鸡毛蒜皮，比如邻近的两户人家因为垃圾占道问题，吵个不停。还有令人唏嘘的场景，有对小夫妻结婚半年就离了，她看到光鲜的婚纱照被扔进垃圾堆里。很多时候，冯庆华明显觉得自己精力不足，但至少，能画一点就是一点。她说，“只要我身体好，我就一直画下去。”没有什么能阻止她。
（应讲述者要求，冯庆华为化名，文内插画均由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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