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Akid？

在我们这个时代，想要出人头地也许正变得越来越难，但想要摆脱饥饿，满足温饱，其实已经变得十分简单，特别是在中国这种自古以来人口较多，在粮食安全方面经验丰富，应对机制全面，且对吃食无比关注的国家来说。

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的开篇中就说，人类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怎样预防饥荒、瘟疫和战争，倘若如今再有饥荒、瘟疫和战争爆发而不受人类控制，我们会觉得一定是有人出了问题。

饥荒是无数人的饥饿，饥饿是一个人的饥荒。当我听到这个秋天，原供职于大象公会的自媒体人Akid因饥饿而死在了日本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震惊且不可置信——

尽管我有很多朋友目前在日本定居或生活，尽管他们很多时候的日常便是因下馆子太贵而选择自己做饭，这也仍远远无法导致一个大活人能够在和平年代，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饿死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发达国家。

各位读者朋友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自己如今突然失业(呸呸呸)，自己会饿死吗？这个结论几乎无限趋近于不会的。一方面我们的饮食花费的上下限近乎于无限大，两元钱的香雪挂面与上千元的A5和牛同样都能让人吃饱，另一方面，我们中的绝大多也都有朋友与亲人，可以在特殊时期获得一些接济，得以应对暂时性的走投无路。

哪怕实在是不行了，冲去身边任何一个街道办、警察局、甚至是消防局，他们都会引导你去正确的地方，提供绝对足以维持基本生命体征，甚至讲究一定荤素搭配的餐食，再帮助你申请一个贫困家庭的资格，跟你追踪一下进度(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小时候我家就是特困户，我母亲一开始跟着介绍的政府培训项目学习了按摩，后来又去学了针灸)，注意这并不是同情，而仅仅是出于职责所在。

▲某大学在体检结束之后询问学生是否需要援助

事实上，饥饿也许正是我们这个年代最好解决，也最为基础的一项需求。如今的我们虽然仍喜欢用“快饿死了”来形容自己，但它早已沦为了一种调侃，或是对生活整体压力的比喻，而总是被形容影响当代百姓幸福的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养老，也从来都没有饮食。

所以，当我看了维舟发布的那篇《这个时代辜负了她》时，我几乎是下意识地相信了维舟文中关于Akid有厌食症的这一说法。

——即便没有任何生活细节的佐证，没有任何医生出具的诊断书，最初知道有这样一位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去世的人们，怀着朴素的善意，仍然相信了一切都是疾病所致，是厌食症乃至重度抑郁导致的进食困难，身体虚弱，而不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饿死”。

▲日本动漫《欢迎加入NHK》，主角在直面饥饿带来的死亡威胁后，终于“摆脱”了家里蹲

那她是厌食症吗？

在对Akid推特与微博进行了一下午的浏览之后，我可以很清楚地表达笔者个人的观点——不是，而无数生活碎片的拼凑下浮现在笔者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被撕裂着的悲剧，处于悲剧正中央的Akid的一生，幸运而又不幸，善良而又残忍，体面而又疯狂，合乎礼仪而又亲手摧毁了一切，追求逻辑而又极度不符合逻辑。

在她推特动态上展的，有许许多多的复杂性，却唯独不包括厌食症。

▲现实版的“菊与刀” | 维舟不给的码，我给

Akid，顾名思义，她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字是“一个孩子”，维舟给她的评价是一个“混入成年人中的孩子”，并以其执着的理想主义去追随自己的内心，却低估了这有多难。

她爱笑，爱玩，爱看漫画，爱吃好吃的，爱分享生活中点滴，她比笔者正好大了一轮，公开信息显示她生于1986年生，可能和笔者一样属虎。

她自小聪慧，16岁考上吉林大学材料系，20岁跨专业考上另一所985大学——武汉大学新闻传播专业，而当她23岁硕士毕业时，在那个大学还很难考的时代，一些同龄人才刚刚本科毕业。

很快的，她开始从事起了本专业的工作，而那个年代的公共知识阵地，以及互联网舆论风向，我们都知道是个什么操行。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中期，21世纪伊始，随着大量的国际资本及配套方法论涌入中国，与之对应的，是前革命时代话语权的全面崩塌、瓦解、与否认，面对这明显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旧时代话语体系，人们争先恐后地怀疑书中的历史，质疑原有的方法，抛弃既有的理论。

如果说今日的舆论主旋律是基于中国创造与制度自信的民族信念重塑，那么当时的风气，就是基于国家发展所必然的在客观上技不如人的阶段，所进行的民族无限自我矮化。

扑面而来的新世界并没有给人们吸收、沉淀的时间，大家一门心思地想要完成单纯的追赶，无数的学者、学界、时尚界、媒体、个人，都在疯狂拥抱与学习新大陆的同时，回首对着过去的中国扇去一个个大逼兜。

直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几乎加速了所有的进程，人们在更甚以往的信息与机遇中几乎完成了一系列全球化所必须的学习、融合、更新、与改造，并作为曾经梦寐以求的“世界的一员”开始新的漂流之后，大家才终于有了时间与精力真正以自我为出发点，忽略所有杂音，去探索新的时代下作为“中国人”这一主体究竟该如何自居。

▲文化几乎总是滞后于经济

作为其结果，这一阶段舆论场上的争论与矛盾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顶峰——

当人在超量的自卑与自贱之后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从此在客观上不再大幅落后于人时，人究竟应该去寻找平静，还是保持一如既往的疯狂？

如今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而在当时这一新旧舆论时代交替下开始尝试新闻工作的人之一，就有Akid。

此时在她身边的，既有因与现实的结构性冲突导致反智程度更甚以往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无数经历了认知重构，在政治主张上大幅转向的公知——就像肌肉只有经过不断的撕裂与再生才能变得强壮，经历了触底反弹的民族自信心，也开始走出了意志的健身房。

但Akid大概是没走出来。

在那段时间里，她加入了一个当时的知识分享小组，并认识了许多在今后的日子里与她来往不多，却在她去世后，第一时间用其朋友身份进行募捐的“挚友们”。

2013年，黄章晋创办大象公会，开启了与西方千丝万缕的意志与资金联系，Akid随后加入，就我所查到的信息，直到2020年初，Akid也仍在为其供稿。

七年过去，舆论战场早已物是人非，无条件唱衰与抹黑的国内媒体变得无比显眼，人们开始注意其背后的资金来源，此时距离大象公会被封，也还有一年时间。

这个时候的Akid，在过去的“老师”，后来的“朋友”，如今的“工作性质”的影响与相互影响下，已经彻底变成了自我的嘲讽者与轻贱者，过去时代的影响还在发力，新时代的作用只有无与伦比的排异反应。

2021年7月，老东家被封，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但这个时候的Akid，已经因失业以及炒币跟投资NFT(虚拟数字藏品)的失利，而过得愈加穷困潦倒。

▲还在国内时，由于穷困，就已经十分依赖他人的“投喂“

待到2022年，生活上窘迫，消费却没有降级，Akid仍然被美好的事物所包围，而食物似乎总是被最先省去的那个。这个春天，因为外表看起来已经很不健康，健身房里陌生的阿姨都在关心她。

终于，2022年秋天，作为曾经最早“备润”的一拨人，她离开了厌恶多年的中国，前往了象征自由与文明的日本(与主流说法中的2020年离开不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认知没有改变，饥饿却更甚以往。

在看着她的社交账号时我许多次都在疑惑，一个人究竟是如何做到如此割裂的？

作为一个年轻人，就像很多再普通不过的青年那样，她想去看大友克洋阿基拉主题的画展，她会转发石原里美代言的吉野家新品，她想要喜欢的动漫周边，会分享窗外的雨声，欣喜于远处的天空中将会有看不见的烟花。

她知道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不给社会添麻烦。

而作为曾经的媒体人，时事评论者，她认为中国有关日本731的资料全部系伪造，相信新冠病毒的起源是武汉病毒所的某次实验，她觉得称赞中国龙芯一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不配得到各国的投资，并坚定认为即便乌克兰输掉了战争，它也依然能加入欧盟，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她希望“无可救药的中国”能被核弹移平。

常态化的饥饿几乎贯穿了这些善良与残忍，喜爱与憎恨，脚踏实地与不切实际，在国内时，食物尚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甚至还可以某种程度上关注美味，可等真的到了日本之后，高昂的学费、瞬间提升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压缩了她的选择空间，烧鹅，成了别人不要的菜叶子。

她还是想吃烧鹅，想喝冬瓜排骨汤，想吃新鲜水果，想吃寿司拼盘，肉和鸡蛋，想吃一碗香喷喷的鳗鱼饭，或是一盘肉有很多的干炒牛河。

可现实是，她只能负担得起过了赏味期限的食品，吃房东与同学出于体贴和同情而赠与的食物，连续四天吃冰冻过的西兰花，并安慰自己没有肉也可以很幸せ(幸福)。

本来就十分瘦弱的她逐渐变成了皮包骨，而长期的饥饿也深刻的影响了她的身体，重度的营养不良几乎写在了脸上，随时摔跤的体质使得她无法顺利的找到几乎所有我们熟悉的兼职工作，从而更加没有钱去治疗甚至是检查一下身体，亦或只是挂一瓶葡萄糖，生活逐渐陷入了死循环。

她从来都不想死，却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会因饥饿而死，这与医学上所知的厌食症——患者出于担心肥胖而过分节食、拒食，从而造成的体重下降与营养不良，甚至是并发抑郁而自杀的情况南辕北辙。

而这一切，在她一声招呼都不打地出国以后，被动决裂的国内亲人们根本就无从知晓，至于朋友...国内国外时都未曾接济...就不提了。

等到了7月，连经常给她投喂的同学也不来了，生的希望几乎完全消失。

最终，在那个穷困潦倒，眼看着因饥饿与疾病而死的八月，她的绝信中的，不是最后的求助与挣扎，也不是去到日本的政务部门寻求接济，哪怕日本同样有救济食品，而是对中国的诅咒...

可以说，Akid以我至今也无法想明白的惊人的意志力扛过了饥饿这一人类最难以抵抗的原始冲动直到最后，把完整的体面留给了日本社会，把云淡风轻留给了社交媒体，却把饿殍遍野的诅咒，留给了祖国。

人只能以自己的认知来看待、评价、祝福、与诅咒他人，在过往的几年中，饥饿与求之不得几乎是Akid的每一天，所以饥饿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她所能想出的最恶毒的诅咒。

可这时的她，已经37岁了。

不是7岁，也不是17岁，甚至不是27岁，而是37岁了，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孩子”。

我能想起我因父母不顺我的意而恶毒地发誓将来不给他们养老的幼稚的7岁，也能想象因为对世界认知不清，对历史一知半解，把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文化产品当本质的17岁，却完全无法想象，一个以他人生命为代价的27岁、37岁，她的诅咒中甚至包括了自己的家人。

一切的终局发生在8月23日。

这个在国内连吃包子，都只吃包子馅，不吃包子皮的姑娘，最终被发现因饥饿，亡于自己的出租屋内，而当初那个曾经宠着爱着自己的父亲，如今却在疫情早已放开的今天，不愿前往日本为女儿收尸。

终其一生，Akid都是一个十分坦诚的人，至少我们可以确信、甚至感谢这一点，否则今天我们将无从得知如此之多的有关她的事情，也无从细致地梳理她的人生脉络，遑论去直面那些与她日常中的琐碎，可爱的小想法近乎平行的从未停止的对祖国的憎恨中，所潜藏着的巨大割裂。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标题的问题，

究竟是谁杀死了Akid？

答案几乎呼之欲出——

是曾经帮她塑造了基础三观的新闻传播学的“老师”们，是面临时代的重大变革却无法及时调整思维的自己，是目的与资金来源从来就不单纯的“工作内容”，是每当她崩溃、认知失调、主观与客观不相符时，便反复强调“错的不是你，而是这个时代” 的所谓朋友们，一如维舟在标题中写到的:“是这个时代辜负了她”。

一切就像一场风暴，裹挟着漩涡中心的人不断前行。

而当某种受害者身份确立以后，作为曾经的对客观事物的总结，对各领域的鞭策，“祖国的落后”就成为了超越一切的硬性条件，甚至是无比期冀的结果，而每当现实不遂人意，高速发展的客观世界不再适配自己的主观时，爱也就生出了恨，技不如人变成了“必不如人”。

恨国，也许是Akid与友人所在圈子里的大前提，成为了不论晚上吃的是红烧肉还是锅包肉，都需佐白米饭那样的“前提”。

讽刺的说，她的死因，其实就是某些人所最爱重复的那句话——时代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可他们自己，却也只愿听到一种声音。

正是这种主观自愿与他者合谋下的蒙眼过弯，使得Akid错过了一个又一个调整自身的机会，并一步步从曾经的那个品学兼优的少女，成为了一个认知极度失调的，旁人眼中的“疯子”。

而这一切，维舟知道吗？我想大概是不知道的。作为未曾参加讣告撰写，通过朋友的一番提醒才隐约忆起这位十四年未曾谋面的老友的人，比起真诚地想要悼念发生在Akid身上的一无所知的悲剧，借助这一事实抒发自己在创作上的桎梏与理想中的痛苦，恐怕才是真心。

很讽刺吧，当你死后，你的“朋友”大力地夸赞你的“理想主义”，却不知你的理想主义，是让包括他在内的人全部去死。

换句话说，这篇充满了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引经据典而又主体错乱的文章的真正主人公，正是维舟自己，而文章的真正标题也应是“这个时代辜负了我”。

这种无处释放，而又不愿合流的幼稚的英雄主义，对逝去故人毫不客气的利用，也恰恰反映了如今仅剩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看似无比团结，而又一团散沙，走投无路，却又坚决不改的奇特景象。

▲如果、如果、如果...

在文章里，维舟引用了电影《奥本海默》中，前女友Jean离别前的一段话：“不要疏远那极少数能理解你的人，有一天你会需要他们。” 在这里，笔者也同样想说: “适当地远离那些看似能够理解你的人，也许有一天，你才能真正地看清他们。”

至于事情的真正解法，就像莎士比亚在《终成眷属》中说的那样，“一切办法都在我们自己,而不是上天(Our remedies oft in ourselves do lie, Which we ascribe to Heaven)。”

时代并没有对不起Akid和维舟们，时代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认清现实，好好吃饭，善待父母，看清朋友，拒绝赌博，与时俱进，终身学习，这也许就是这个夏天，Akid的悲剧，所能警示我们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