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落下前，是谁抬着日本「神轿」冲向深渊

编者按：

电影《奥本海默》讲述了一个人类困境的故事，一连串链式反应形成一种合力，最终走向失控，把很多人的命运引向悲剧。

电影聚焦于美国。其实在完整的故事里，在大洋另一边的日本，也有着同样的链式反应：战争败局已定，日本却停不下疯狂的步伐，最终栽入核爆的深渊。这股合力是如何形成的，谁是其中的责任人，各方又是如何回望这场战争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商兆琦专注于日本近代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通过他的讲述，我们或许能对二战前后日本的政治生态有更全面的认知。

投降前一年，败局已定

虽然日本 1945 年才正式宣布投降，但败局其实在 1944 年就已经注定。

1944 年菲律宾海海战后，日本海军基本全军覆没。美国的空中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从精准打击到开始袭击平民。不管是军事力量还是国力储备，日本完全落了下风。从理性角度看，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必要继续下去。

但当时日本天皇和军政要人，都还幻想可以有转机，采取了很多极端作战方式，包括神风敢死队，以及万岁冲锋，也就是喊着「万岁」的口号进行自杀性攻击。有统计表明，从 1937 年到 1945 年的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有约 310 万人死亡，其中一半以上乃至百分之七八十死于战败前一年。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日本为什么还不投降？

那时的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但并没有出现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反而是权力分散于不同势力手中，以至于任何一个势力都无法真正发出声音。

日本当时的最高权力者是天皇，理应规划国家道路，但在宪法规定下，天皇要保持统而不治的状态，不能随意发言，政治由内阁大臣运作。然而，掌握最高权力者不发表意见，下属也很难明确表达个人观点，因为一旦这样做，就有「篡权」嫌疑。

与此同时，天皇又兼有陆海军大元帅称号，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天皇拍板前，没有人能够决定是否投降。而为了能在享受权力的同时摆脱政治责任，天皇很少表态，少表态就可以少犯错，进而少承担责任。

抬「神轿」的人

丸山真男就此提出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战前日本政治运作就像「抬神轿」。「抬神轿」是日本一种民间习俗，在祭典活动中，民众用轿子抬着神像游街。

在丸山真男的比喻中，天皇就是神轿里长着人的脸但不说话的「神像」；运作政治的人就是抬轿子的人，包括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的军官；旁边还有起哄、围观的人，包括要在日本实行法西斯化的青年军官，以及要求实现天皇亲政、打破政党政治的右翼分子。

日本最终冲入战争深渊无法回头，就是这三股力量合力的作用。坐在轿子里的天皇该表态的时候不表态，默认事态发展。

抬轿子的人很多时候是跟着感觉走，感觉哪个方向力量大一些就往哪个方向动。日本是权力分散、多头并行的政治结构，首相、外交大臣、军部大臣等从等级来讲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政治决定都需要各部门合作，一旦有部门不配合，事务就难以推进。而一旦决策业已形成，没有能够串联所有部门力量的角色，也很难扭转。当时，最强硬、最有势力的，就是要把战争继续下去的军部。

从 1885 年日本开始实施内阁制，到东条英机在二战期间担任第 40 任内阁总理大臣，也就是换了 40 批抬轿子的人。无论是最开始抬轿的人，还是最后一代抬轿子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负有责任。

第三股力量是起哄的人，被丸山真男称为「不法之徒」，虽然不掌握权力，但他们可以制造恐怖气氛，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清除反对国家法西斯化、反对推行军国主义的人。而起哄的人认为自己连抬轿子的资格都没有，自然也不负有责任。

最后，这就形成了一个无人负责的局面，但追究起来，都有责任。天皇不说话不代表没有责任，他作为最高权力者是第一责任人，其他人推动或默认事态发展，也都负有责任。

战后的声音

日本国内关于为什么要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也有很多讨论。这种提法对日本人而言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从中国等其他受侵略国家来看，是很奇怪的，仿佛这场战争有胜算就应该打。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日本不管有没有胜算，都不应该发动侵略战争。

战后，日本国内对于这场战争主要有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民族主义的，认为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是日本的民族英雄，要去纪念，而完全不反思这些人给受侵略国家带来过什么样的伤害。他们甚至觉得这些人给日本战后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因为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日本战后经济高速成长，和平才能到来。

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这场战争把日本搞得满目疮痍，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日本在战后会不会发展得更好？但民族主义者不会这么想，他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洗刷战争罪责。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日本的右翼势力。

第二种是和平主义观点，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他们认为战争虽然也给其他东南亚国家带来不幸，但日本自己也很不幸，遭受了原子弹和大规模燃烧弹的轰炸，很多人死伤，失去一生的积蓄。

在和平主义者看来，糟糕的是战前不负责任的人，是那些政治家、军人，糟糕的是战争，我们不要战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的「九条会」，他们拥护「和平宪法」，支持日本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第三种观点和解主义，承认日本确实做了很多坏事，要深刻反省，要通过道歉寻求周边国家的认可，重新获得道德立足点，重新站起来。

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等左翼持这一观点，认为日本必须正视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责，要切切实实向中国、韩国、朝鲜道歉。

在日本，持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的是少数，最多的还是持和平主义观点。

如今我们回看这段历史，日本好像曾经到过一个历史关口。在上世纪 20 年代，日本其实有很好的机会，完全转型为一个立宪国家，但由于社会等各方面原因，最终转型失败，并彻底抛弃了这条路线，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在这个关口，日本没有跳过去，反而掉下去了。

归根到底，历史是人的历史，讲的全是人性。我们所期待的，就是把人光明的一面放到最大，把缺陷的、黑暗的部分尽量控制住，或是能有一种机制，把黑暗的东西引向光明。这对于国际政治而言尤其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无秩序的丛林社会。但大家还是应该打起精神，继续努力，就像以前做学问时老先生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