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台呆了两年半，社牛导演和路人“尬聊”了2000次，拍了一部《阳台电影》

“我可以站着不动，如果我站得足够久，世界就会来找我”。

为了捕捉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新闻团队和纪录片制作人通常前往城市广场和交通枢纽。波兰导演帕维尔·洛津斯基 (Pawel Lozinski) 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没有寻找他的对象，而是让他们来找他。

在洛津斯基位于华沙的公寓阳台上，在他的摄影机转动时，他与路人聊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进行了近 2,000 次对话，向每个路过的人提出了一些简单的问题：你是谁，你要去哪里，你带的是什么？邀请他的对话者分享他们的故事。

所有这些的结果便是100分钟的《阳台电影》。

有些人正赶着去上班。

其他人则以较慢的速度移动，逗留的时间足以揭示他们的秘密。

一位中年妇女悄悄承认，自从丈夫去世后，她更快乐了。

一个男人为失去他的伴侣和一段曾经秘密的关系的结束而悲伤。

到最后，整部电影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到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故事要分享，任何人都可能是任何故事的主角。即使我们进行最微小的行动，每个人都承载着重量，也许在生活的任何阶段，任何事情都不会最终解决。生命总是在变化中，好的或坏——在每一步中，幸福总是可能的，心碎也是。

在 2021 年和 2022 年的国际电影节放映后，这部纪录片现在可以在 MUBI 上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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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距离”的概念我们都应该还记忆犹新。帕维尔·洛津斯基在疫情迫使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之前两年就开始制作《阳台电影》，但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和他的拍摄对象之间的分离气氛还是能让人感觉很熟悉。

2018年，在完成一部关于心理治疗的电影《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后，洛津斯基有点沮丧，“因为我对我的下一部电影没有任何想法”。

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阳台，他经常坐在阳台上喝茶喝咖啡，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在这里他还在无意间偷听路过的行人的对话。他开始好奇他们是谁，他们要去哪里，以及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于是他决定向路人提问，“但是没有摄影机我做不到，因为那会很奇怪，所以摄影机是我问他们提问的借口”。

“我在想也许我的路人邻居最后会等同于一部电影”。

“通常，当我拍电影时，我会在华沙和其他城市寻找主角，有时不仅在波兰。但这次我在想，让我们改变规则吧。这意味着我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会来，我会打开摄影机，然后我们会聊天。”

“这是一个实验。我想看看我能不能把角色颠倒过来，不拿着相机追人，而是等人来找我。我想把世界封闭在框架内，直到里面充满人。我喜欢电影的局限性，我喜欢结构，那种禁欲主义的形式对我来说特别有趣。我没有环顾四周，也没有盯着树木看；我去掉了所有无关的东西，专注于8平方米的铺装，把它变成了我所说的‘生命之流’。”

《阳台电影》沿袭了波兰著名的纪实报道风格，“我们相信世界是一滴水”——这经常被认为是波兰纪录片教父卡卡齐米日·卡拉巴什最早提出的想法——电影可以看似简单，但却充满意义。

“红白蓝”三部曲的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 1980 年的短片《被访者》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他采访了 79 个各个年龄段的波兰人的生活；一种精简的形式，产生了丰富的反响。

《阳台电影》借鉴了这个概念。它驳斥了伟大的纪录片需要与著名人物或公开的政治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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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忏悔室”

《阳台电影》的叙事动作是由电影本身的制作启动的。首先是摄影机静静地观察下面的人行道，然后电影制作人进入画面将麦克风连接到他的栅栏上。

当人们经过他的阳台时，洛津斯基从镜头后向他们呼唤，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并占用他们片刻的时间。

有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没有停留，有的人抬头看着他的阳台，满脸惊讶和好奇。他让他们靠近麦克风，有些人接受，其他人拒绝停下来或迅速走开。

洛津斯基向他的拍摄对象明确地解释了他的电影的概念，告诉他们他正在他的阳台上制作一部关于路过的人的电影。洛津斯基的解释让一个受访者问道，“等等，这会出现在电影中吗？”

正是这种赤裸裸的呈现，使得《阳台电影》既深刻又搞笑。对于洛津斯基来说，形式主义孕育了喜剧，电影制作的机器——摄像机、麦克风等——也成了狡猾的喜剧工具。

早期，声音困扰着《阳台电影》的创作。路人离麦克风太远或太近，而洛津斯基无法捕捉到高质量的声音不仅令人沮丧，而且成为一个流传的笑话。

自始至终，取景、声音和电影“演员”普遍缺乏合作，共同创造了各种微妙幽默的电影噱头。

比如，一个小女孩在洛津斯基的镜头前徘徊。她拒绝配合他的询问，他告诉她，为了“出现在电影中”，她必须做点什么。无奈之下，他请她唱首歌。然而这个小女孩什么歌都不会。洛津斯基就像一个找不到合作志愿者的生日魔术师。

像这样的小而幽默的时刻帮助营造了影片整体轻快的氛围。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拍摄的继续，角色出现了。电影制作人与他看到的人开始建立联系。

罗伯特是最近获释的前科犯，他在洛津斯基的窗下向路人寻求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建立了融洽的关系，洛津斯基送给了他一件衬衫，这样他就可以去参加工作面试了。

甚至这种善意的姿态也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闹剧时刻，因为洛津斯基不得不用一根棍子把衬衫递给阳台下围栏外的男人。

在电影接近尾声的一个寒冷的冬夜，罗伯特走到洛津斯基的阳台前，尽管洛津斯基显然睡着了，但摄影机还在拍摄。罗伯特给他留了一条信息。“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因为你所处的环境。你被爱，你有温暖，你有一个家，有家人，还有一条狗。生活稳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罗伯特。

另一个回归的角色是看门人女士，她在洛津斯基家外面清扫人行道。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看着她坚忍地拂去树叶和后来的雪。她与洛津斯基谈论她死去的丈夫，一个绝望的酒鬼。

相反，另一位女士在匆匆走过时大声喊叫，从未停下，但在他们匆忙、忙碌的交流中，她向电影制作人讲述了她已故的丈夫以及他的去世给她的生活留下的空洞。

在一次神秘的交流中，洛津斯基得知一名女士的前夫已经去世。她拒绝透露细节，但通过电影制作人的微妙探索，他发现这个女人最终没有失去，而是感受到了自由。

波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神父和虔诚的人们路过，就连当地人似乎也把这个过程当成忏悔。

一位喜气洋洋的年轻女子解释了为什么她在社交媒体上精心打造自己的形象；

一个男同性恋者的伴侣去世了，他说他们曾住在一起，但对周围的人假装他们只是兄弟；

一个人终于戒了酒，现在必须明白生活的意义。

“拿着相机站在那里这么久，我创造了一个对话空间，一个忏悔室，每个人都可以停下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洛津斯基说。

通常，人们在接受采访时会比较犹豫。一想到摄像头和麦克风，人们就会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阳台和人行道的距离可能会影响采访者分享更多关于他们生活的舒适度。

“我意识到这五米的距离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入我的画面或随时离开我的画面，所以他们可以感到完全自由地说，‘再见，今天我不会和你说话’而不会觉得会冒犯我。这就像剧院里的场景。人们进来，有人可以说点什么，唱歌或跳舞，或者只是出现五分钟，我就在这里等他们”。

在镜头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波兰的整个季节，从阳光明媚的春天到忧郁的秋天，再到冬天的严寒、雪和淤泥。就在一扇窗外，华沙的生活光彩夺目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尽管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洛津斯基并没有回避波兰生活中的问题，从同性恋权利到民族主义到波兰的退化邮政工人对公共医疗系统的问题。

但它也有一种真正普世的感觉，捕捉生活中所有的混乱、奇迹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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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次相遇

人们会对阳台上拿着摄影机的陌生人倾诉自己的负担，这让洛津斯基明白即使没有疫情，现代生活也是多么孤独。

“我认为人们是如此孤独，我们不再倾听，我们没有人可以说话。因此，假设有一天，阳台上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准备好倾听他们的声音，他只为是他们而待在这个地方，人们就会持续不断地来。”

洛津斯基最开始的想法是，当遇到一些有趣的角色时，就离开阳台，然后以一种有规律、正常的方式跟随这个角色，“因为我恐怕观众很难从相同的角度看待现实，看到唯一相同的电影画面”。但最终他却没有离开，而是在阳台上呆了两年半。

“我意识到我有那么多有趣的角色，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以至于他们会用他们最私密的东西来接近我，比如那个和他的伴侣同居 40 年后出柜的男人，或者那个正在谈论在她生日那天她有多难过的女士，我意识到我已经拥有它了。当然，我对新材料很贪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站了两年半”。

“让我呆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是好奇，好奇下一个进入我画框的是谁？这就是为什么我日夜站立。我想把这种感觉传递给观众，我们有超过 2000 次相遇，然后选择了 700 个标有‘好吧，也许吧’的标签，但在电影完成时我们可能有 80 个主角“。

“我认为我的好奇心和我在阳台上度过的时间得到了回报。我遇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他们大胆地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给了他们时间和关注，作为回报，我得到了亲近和诚实”。

“我的原则是我不为任何主角选角。这意味着我不会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要求他们出现在镜头前或其他邻居面前。这只是随机的机会。所以这就像生命之流“。

“当然，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有自己的悲伤，都有自己的梦想，作为人，我们是非常脆弱的。同时我们也非常强大。我们正在变老，我们正在悲伤，我们有很多问题，但生活仍然值得过，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信息”。

在影片最后、最震撼人心的时刻之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回答了洛津斯基一直在问的问题，“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在她的看护人向她重复了问题之后，她给出了影片最恰当的回答：“生活就是意义”。

 良仓今日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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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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