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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i人,拍了一部很i的电影

一个i人,拍了一部很i的电影

电影


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不虚此行》是一部关于「i人」(内向者)的电影;它的导演刘伽茵,也是一个典型的i人。她以电影为职业,但更喜欢在家里看片。她也很少发朋友圈,生活里当然会发生有意思的事,但的确少有公开分享。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教创作,十几年没有拍自己的作品,也是有一些故事的,但那些故事属于自己,她更愿意让它们「私有」。


不过,这一次,她用《不虚此行》讲述了一个关于倾听与表达的故事。


刘伽茵今年42岁,其实她的电影才华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现。200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读研究生时,她用一台DV机拍摄了长片处女作《牛皮》,以极富实验性的镜头展示了她与父母的家庭生活。电影获得包括柏林国际电影节在内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和关注。在那之后,刘伽茵毕业、留校任教,做着「关于创作」的工作,但那不是创作本身。

她在行业内没有音讯。她的老师曹保平每隔几年就过来提醒她,还是要拍自己的作品。但那时候的刘伽茵,怀揣着被确认过的天赋,还没有下定表达的决心。

直到2015年,一个叫闻善的形象出现在她脑海,一个失意的编剧,以写悼词为生。闻善是那么的普通,但刘伽茵决定把他写下来,让他成为一个故事的主角。这是她「平视生活」的方式。8年后,《不虚此行》诞生了。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的奖项。但在上映后,它没能冲破文艺电影的票房圈层。刘伽茵导演从一开始就知道,这部电影有它特殊的地方,但她也相信,这部电影有它的观众。

编剧柏邦妮在看完《不虚此行》之后,在豆瓣写了影评,她形容主角闻善,「一个似乎在回避人的人,却这么在乎人。」这句话,似乎也是在形容刘伽茵。

8月29日,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她。她个子小小的,留短发,带着黑色的圆框眼镜,看得出来,她不喜欢做一个显眼的人。那一次见面,她严谨地选择词句,辨析内涵,以确保意义的精准,但我们似乎没有找到沟通的路径。

我们又约了第二次见面。这一次,她专门在紧密的宣传期腾挪出一整个下午的时间。见面是在她的家里,她放松了许多。事实上,用一种流畅的叙事来包裹自己的故事,对她来说并不难。但她不想做这种流于表面的交流,「因为我真的想回答你的问题,我得负责,我需要这么一个(思考的)过程。」她愿意花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一场认真的沟通。

这种显著的认真贯穿在她的创作与生活中。在她这里,没有什么能够轻飘飘地过去。在她看来,生活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选择和决定所构成。现在,她已经认真地做好了自己的决定,有一个故事,她想要表达给所有人听。

一个内向者,一个内心极其丰富的内向者,如何找到向外表达的决心?这是刘伽茵导演的故事。




文|王媛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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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不虚此行》故事的最初,我就是想写一个写悼词的人。我的点在于,他在做一份独自一人就能完成的工作。

我对「独自工作」的那些职业,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上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我看到一部纪录片,拍的是一个动物学家在亚马逊的雨林里,画鸟。那个地方的植物都非常高大,他要用一些工具把自己吊上去,固定在那个位置,然后坐在树冠那儿,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地画。这可能是我十几年前看的了,但我到现在还能非常清晰地记得他长什么样子,记得他的嗓音,那一头卷发,穿着浅蓝色的洗旧了的牛仔裤。我觉得我对他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理解这个工作,我理解他选择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我理解那个事情是他所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做了「决定」要去做,我理解他的这个决定。我觉得每个人活到一定年纪之后,我们的生活都是由自己的决定塑造的,只不过可能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决定,或者没有意识到决定对你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写《不虚此行》的剧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你下决心,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去表达的人。大家很难想象你拍电影获了那么多的奖,但是那么长时间你却不去拍。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跟我性格有关系,在性格里面,我不是一个喜欢表达的人,这个特质和导演编剧的工作之间是非常冲突的,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不行。

那天为了做节目,我测了MBTI(16型人格测试),我的内向指数是71%,他们说你真是不容易(笑)。我真的就是不爱出门,我更喜欢自己在家看电影,我的电脑里就有我工作需要的一切。然后我也喜欢跑步,骑车,也都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但也不是说我这个人就很怪很闷,我朋友也很多,我也喜欢去三里屯和朋友吃饭。你说我不创作是因为想不出来故事吗?那肯定也不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不是没有写故事。但是我不想分享。我有了这个故事,我把它记下来就足够了,没有觉得它就必须变成一个作品。就像我也很少发朋友圈。今年上影节我发了一条,再上一条就已经是……(翻手机)三年前了。我甚至是百度了「怎么发朋友圈」才把今年那条发出来的(笑),我都已经忘了该点哪儿了。

我的父母,之前还常常跟我提起怎么没有创作的事情,后来都不问了。就像别人的生活里父母是催孩子结婚,到后面都不催了一样,在我这儿就是把结婚这件事儿替换为创作。你说难道我没有压力吗?但其实我也没有决定说以后就不再创作了,它只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然发生了,最后大家把它总结为,刘伽茵很久没有创作了。

但是这一次,我很坚定地去讲闻善的故事。可能确实是一种召唤。我也知道我很害怕回到创作的轨道上。就有点像你知道前面是悬崖,往前走就会掉下去,但是你不知道哪一步会掉下去,你就只能一边恐惧着,一边往前走,去靠近。我甚至会庆幸能把这个剧本写出来,让它彻头彻尾地被分享。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失败过很多次的人,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的。闻善是一个被否定、被忽略的人,但是他非常认真地生活,非常认真地去倾听。

我很想让大家看见闻善。他是一个能给他遇到的人带来安慰的人。他在收集慰藉,收集那种点点滴滴的善意,这些东西其实都漂浮在这座城市里面,闻善把这些都收集起来,然后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在大家看见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身上被看不到的,被自己和这个世界所忽略的那个部分也会被看到。

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生活中,不仅是别人会忽略我们,我们自己也会忽略自己,为了能生存下去,为了能继续去工作,你必须得忽略自己的一部分,不然你可能会痛苦。我们身边的人,有几个人能拍着胸脯说「我过得好」?我觉得《不虚此行》的故事,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过得不好的人,短暂地认识了一些也过得不好的人」。在生活里面,所有人都可以站在这样一个人前面,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所有人都站在闻善后面。

这一次,这个大家看不见的人必须是主角。

《不虚此行》中胡歌饰演的闻善(右) 



2


写这个剧本的过程,就像一场折返跑。我不知道多少次,「回到」我生活的某一天,某一个场景,去感受一个很具体的情境,调动你的生命经验去回忆它的情绪,光线,气味或者颜色;然后再「回来」面对这个文档,一趟又一趟。因为我觉得闻善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处境,它在生活当中是普遍的。对我来说,创作与生活是平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不美化它,也不丑化它;不夸大它,也不贬低它,也不利用它。我拒绝去「表现」普通。

比如说电影里,闻善租的那个房子,就是北京非常普遍的那种6层的,没有电梯的房子,一般60多平米。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要管它叫「老小区」,因为太多了,就牡丹园、小西天那一片,大量的这种房子。我觉得这是北京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建筑,一种居住环境。租房就是在北京这个城市当中很典型的,很重要的一个行为。

在勘景的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找一个这样的房子,还是我们要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稍微新一点的。因为也有客观上的拍摄原因,剧组的人、设备都要进去。其实你看很多表现城市生活的电影里面那些家,它即使是反映平民生活的,也是精心设计过的,一种特殊的四合院,或者一个loft。

但是这部电影的命题就是围绕着普通人,所以我从剧本到拍摄,我选取的就是在北京最常见的那种小区。有点老旧,但其实它破吗?还有无数个家庭就在这里生活,我的朋友也在租这样的房子住。我跟摄影说,这就只能克服困难,就得在这样的房子里拍。

我们最后找到的这个房间,就是上一个租户刚刚搬走,它还有强烈的生活的痕迹。它曾经被精心装修过,但是现在它旧了。租房子就是只要70%的条件符合了你就租了,对不对,不可能是那么合适的。而且这种房子里面会有别人留下来的东西,房东不想搬走又不想扔掉的那些,作为租客你就只能凑合,只能跟它们相处。所以电影里的阳台上就有房东和历任租客留下来的家具,上面蒙着一个单子。还有大量别人留下来的家具,比如说房东女儿留下来的床,闻善就继续去用。

包括房间里面的光线,也是我们还原了它真实的光线。闻善显然不是一个需要哪里都很亮的人,很多写东西的人都是这样,我们白天没开灯,然后傍晚屋子里的光线就慢慢变暗了,但是你又真的懒得起来去开。可能你中间去上过一次厕所,结果路过开关的时候你就没想起来,一屁股坐下之后,真的是很难再站起来开灯。于是你就继续坐着,直到夕阳余晖都下去了,你实在不得已了才起来去开。写东西的人对屋子逐渐变暗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熟悉了。

从《牛皮》到《不虚此行》,我觉得关注普通的生活,可能算是我的一个创作母题。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差别心的人,普通的生活和那种传奇性的故事,在我这儿是平等的。因为恶是有冲击力的,但其实善也有。如果你在电影里去美化,或者过度修饰普通的生活,我觉得这就跟这部电影是违背的,因为它意味着你仍然认为真正普通的生活是不能成为主角的。

在剧本写完之后,我把它发给曹保平老师,曹老师向我推荐了胡歌。我一开始是不太能把闻善和胡歌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因为我们电影有一个巨大的普通的概念摆在这里,我确实担心胡歌是不是能够真的去呈现一个普通人。

但是和他开始在微信上聊创作之后,我就把这些事都忘了。我们聊闻善聊了很久,在故事开始之前的7年时间,5年时间,闻善在做什么,他可能有一段时间老坐着吃垃圾食品就胖了,但后来,因为他写悼词之后生活平静了一些之后,形体又回去了,所以他衣服穿在身上就感觉大了。我和胡歌两个人真的像在聊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人一样去聊闻善。

在这样的交流之后,我觉得我作为创作者,我会更相信闻善是存在的,更相信他经历过的这个过程。而且从我对胡歌的理解,胡歌自己也有闻善身上的一部分性格在。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底色和闻善有重叠,所以对他来说,出演闻善更像是成为闻善。「成为」两个字其实说明了很多。所以在对闻善的呈现上,才会那么统一。当我开机那一天,真的坐在监视器前面看到他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是闻善回家了。

 电影里闻善在北京租的房子


3


电影里面的北京,就是我对这座城市的感觉,它就是由来自各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城市。我在北京出生和长大,一定程度上这是我唯一了解的城市。这部电影肯定不是典型意义上关于北京的电影,但对于我来说,这个故事是只能发生在北京。

从小到大,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有一种疏离感。我家原来在崇文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区了,变成了东城区的一部分。大家都说北京大,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生活的区域是非常小的,就在东二环东三环那一片,我反而对这个城市的大小没有感觉。

因为崇文区是「小」的,小时候我从我家到我的初中都不需要过马路,到高中才需要过那种大的马路,然后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就会路过小时候的幼儿园。你和这些建筑之间是有关系的,你就会觉得这些地方是近的,是小的。

是在去到海淀区上大学之后,我才逐渐发现北京有多大。我1999年的冬天去海淀考专业课考试,北京的冬天那种灰蒙蒙的天,就一下会让你觉得它是远的,硬的。而且海淀的建筑时代感很强,你会在环路边上见到一堆80年代的楼,然后旁边就是90年代那种楼,他们旁边会出现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建筑,没有人在乎这些建筑在一起(是否和谐)。海淀的建筑、道路、旁边的设施,和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虽然电影学院和我家只相隔20多公里,但我甚至有了一种离开了家乡,去了另一个城市的感觉。

我在电影学院从上学到教书,已经待了24年,但是我跟学校附近的环境,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我对学校是很熟悉的,但对周边的环境,在日常生活上始终没有完全适应和习惯。人和城市的关系,其实也是人和人的关系。我很喜欢去固定的,熟悉的地方,比如我会去同一个地方剪头发。所谓固定的地方,其实是固定的人的意思。我平时去买烟的店就在小区出门口右转,它不光是一家店,它还包括你买烟的时候打交道的那个老板,和老板的老婆,他们有一个小孩,还养了一只猫。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住得离学校非常远。我觉得它挺好的,绿化好,树多,公园多,也比较不乱。我很喜欢运动,平时我可能每天,或者隔一天就会跑一次步,在我家小区旁边的这条路,从南边一直跑到北边,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公园里看看那些踢球的人。周末或者有比赛的时候,球场上都会特别热闹,我就特别喜欢那种氛围。

所以我的通勤时间也很长,有的时候能有一个半小时。打车或者坐地铁的时候,我就会在路上工作。可能别人听起来有一点「卷」,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日常生活,我是非常平静地在路上打开电脑,然后就可以做一些事了。包括《不虚此行》的剧本,有一些就是在地铁上写的,你需要把腿翘一下,要不然电脑会滑下去,除此之外我不太受那个环境的干扰。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骑车去学校,每天上下班骑几十公里。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非常自由。因为北京的路很正,你不需要停下来看地图,不需要确切地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你就知道现在往南走,然后可能应该再往东去一条街就行了。都说北京人分东南西北,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过这件事,直到我上大学,我爸告诉我,「电影学院在蓟门桥北边」,就这一句话,我就分清了,之后我在所有的地方就都知道了。到了别的城市,我也会试图去分辨,其实那边可能都不需要分,但我就是喜欢看。

我对其他城市的了解,也是基于来自那些地方的朋友,是他们组成了其他城市的细节。电影里面的长沙口音,就来自于我的一个朋友,他前几年还给我寄过他外婆自己做的剁椒。还有台词里面提到的随州,也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随州人,所以我知道随州是有编钟的。一个人身上就是会带有家乡的水土,这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也是日积月累的。因为认识了这两三个朋友,你就会对这座城市有了一种亲近感。

工作中的刘伽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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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的时候,电视台播了一套纪念电影百年的专题片。那是我对电影兴趣的开始。可能你们现在想象不出来,因为现在什么资源都有,但是1994、1995年那个时候,什么电影资源都没有,大家也不会去讨论什么院线片。突然很偶然地打开电视,看到它把百年电影史梳理了一遍,提到了电影是怎么缘起的,后来产生了哪些流派,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电影,他们还可以讨论这些话题。

那个里面有很多经典电影的片段,比如《一条安达鲁狗》,当时先锋派搞的那些;然后到新现实主义;再到安东尼奥尼《放大》什么的,里面全都有。我当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影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电影的主题、这些导演所关注的事情。我当时就印象很深,我不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可能更多感兴趣的不是电影里面的故事,而是电影这个方式本身,或者说它作为一种语言。你就是被那个电影语言给吸进去了。

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喜欢这个东西。它很显著,你是不可能忽略它的。但其实我看不到任何一部电影,那个时候都没有碟片,VCD是后面才有的东西。所以初高中的时候,我就只能去书店,买电影相关的书来看。普通书店里面可能也不会卖,因为没有需求,不会有人买,所以我去了一家电影出版社,到那里去直接买。所以我很多电影史的知识,都是初高中自己看的。不是为了考试或者任何什么,仅仅就是兴趣。我也没有跟同学交流过,没有人能交流,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今年6月份,在上影节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场《阿拉伯的劳伦斯》,我就赶紧用我别的电影票去跟他们换,在那里电影票就像一个流通货币一样。在大光明电影院,我就和1300多个观众一起看了这部电影。那天的观影气氛特别好。我当时在电影院里面边看边哭。就是你十几岁的时候先在书上看到它,然后高中的时候,又有了它的VCD,因为这部电影特别长,有4张碟片,你就得蹲在电视前面换碟片,分4次看完。有了电脑之后,你又下载下来看。这么多年之后,你终于是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它了。我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激动。

在90年代,电影是不挣钱的,也没有人理解说为什么你要去考电影学院。那时候我家里的经济条件非常不好,电影学院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很奢侈的选择。但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考电影学院,他们也是战胜了比较大的困难,我上大学的学费都是借的。

所以如果别人用其他的词描述我上大学时候的状态,一些夸奖,我可能不见得那么心安理得;但是如果你说我是学习最刻苦的,我可以很坦然地点头。我就是那种在教室里面会有相对固定的位置——一般都坐在教室左边靠前一点的地方——埋头学习的。它不是针对一两个专业课,是对所有课,全方位的刻苦。因为对我来讲上电影学院很难得,你真的喜欢,又好不容易考上了,你认真刻苦就是理所应当的。

在我的性格来说的话,它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应当应分的。在大学期间我没有娱乐,我可能所有的好奇心都放在了电影里面,所以我对之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奇心。那时候流行去五道口,离学校也比较近,我上学期间一次都没有去过。那时候我也开始去外面做一些工作,我不会在路上停留。这个东西在你的血液里面,我的大脑里就只有这一个设定模块,就叫认真刻苦无差别对待。这个档位里面就不包括放松、休息、跟同学出去玩。

现在让我来看那段时间,我完全不会觉得有遗憾,我喜欢我的大学时光。它确实会让我在同龄人当中有一点格格不入,但我那时候从来没有在乎我同学怎么看我,因为我根本没有精力,其实就是我的眼睛里面也没有其他人。我觉得那种认真和非常专注的投入是特别好的。可能真的就是性格,这就是我这样的人18岁的时候应该过的生活,我就义无反顾地过了这样的生活,我觉得非常好,完美。

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喜欢去电影学院的二楼学生食堂吃饭,食堂挺好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包子很便宜,一开始是5毛,后来涨到6毛。现在我去二楼食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能回忆起十八九岁的自己,我觉得我是跟她一起去的。从食堂走出来,对面就是操场,校园跟我上本科的时候也不一样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依然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环境。

刘伽茵和胡歌在拍摄


5


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我拍了《牛皮》。大学期间我写东西挣了一些钱,买了一台当时非常好的机器,那个时候DV时代开始了,我就拿那个机器开始拍片。当时我有两个比较主要的想法,一个是我想实践自己对于电影的一些想法,更多的是电影语言上。比如在《牛皮》里我经常使用一种局部镜头,还有一些长镜头里面的场面调度。它会有一种很严格的方法,作为你取舍的依据。因为我十几岁的时候一开始喜欢上电影,喜欢的就是这个部分,电影作为一种语言或者说方法。

第二就是,我想保存我当时的家庭生活。我是在我的生活里面选取了20多个段落,然后去写剧本,但也很难讲它跟生活是不是1:1的。写完剧本之后,大概今天有时间,就拍一些,明天再拍一些,就边生活边抽空,三三两两地拍出来。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方法。

电影拍出来之后,我应该是拿到了我去的所有电影节的奖。这种认可本身是非常难的,因为我和我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容易被否定的。我本来就不规则,《牛皮》又是一个实验电影,也非常的不规则。但我也没有把这个片子获奖和我就要怎么样(进入行业)联系到一起,我当时没有把拍片子当作一种职业选择,我就是把它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就是伴随我的生活而来的。拍完之后我就继续生活,继续过日子,该干嘛干嘛。毕业后我就留在电影学院文学系任教,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学校工作。

《牛皮》

上课这个工作,它一定程度上跟我的天性是违背的。你想我又不喜欢人多,我又不喜欢表达,但是每个礼拜我都得走进教室,推开教室的门,就会有一屋子的人坐在那里。一次一次地推开那扇门,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但是你认真地上课,它又产生了很多有意义的瞬间,让你去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真的对我来说重要,所以才能让我一次次地这样去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反复地确认了这个意义。

我的年龄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学生,本科生,永远是18岁到22岁。做老师时间长了,我会越来越明白,这件事情的重点是他们,是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故事。我不想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以我35岁、40岁的经验去告诉他们,你这个故事应该怎么样。我不能忘了这是他的故事,这是他20岁的表达。这种教学方法是很疲惫,因为你也是要做折返跑,回到你自己20岁的时候,去理解那个时候他们会遇到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他们在这个年纪还没有一个真正和成年人平等交流的经验,我不能鲁莽地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放在他们身上,他们会被那个东西PUA的。我厌恶那种高高在上的位置和权力。我希望他们能讲出属于他们的那个故事。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属于自己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宝贵,不容侵犯的。

我对学生是很宽容和拥抱的,我经常跟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有事,你可以不来上课,虽然我自己上学的时候没有学习以外的事情,但我非常理解学生在这一天可能有他更感兴趣的事,我身体力行地去支持他们去做。但同时我对他们也是很苛刻的,特别是我自己带班的那几年,就是留大量的作业,会要求完成度。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大学的期间尽可能地多做练习和磨练。因为你知道编剧这份工作,它就包含了你在不想写的时候也得写,包含了你对自己的一种要求甚至是勉强,包含了你要去战胜很多困难,它包含了不愉快。我希望他们能更早地意识到这件事,因为在学校里面去感受这个东西,它仍然是安全的。

我是在挺大年龄,30多岁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就像闻善为人处世的方式并不规则,我也是一个不规则的人,所以我需要在很多东西里面搏斗,我在一些事情上是早熟的,但是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是很晚熟,我意识不到那个所谓约定俗成的系统的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认真是一件少见的,奇怪的,给大家带来麻烦的事。但是我在我活过的时间里活得非常认真。

认真会改变很多事情,这个不是别人教我的道理,它是我从自己的生活的体会中来的。认真会赋予这些事情不一样的意义。我相信它,然后我一次次地去履行这件事,一次次地反复去验证。所以我也是一个在乎结果的人,那种期待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是因为你的那种投入。我是一个需要把事情做成的人。

《不虚此行》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小尹,是闻善做编剧时没有写出来的人物。我觉得小尹之于闻善就像闻善之于我。你会和你写过的角色共处一室,展开对话,你也会对你写过的或者没写完的,但又投入了很多情感的角色,有一种愧疚。小尹就像是一个具象化的,闻善的未竟之事,包括他那些失败的经历、懊悔的时刻。

闻善的压抑不一定来自于客观的生活,而是来自你对自己的生活的思考。我眼中的闻善,能在这种压抑当中,依然很坚韧地继续下去,不放弃这种思考,成为自己,要用自己认同的方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程度上这是我羡慕他的地方。这种抗争是无时无处无刻不在生活里的。我们都是追求生活的答案的人。

完成闻善的剧本,对于我来说,也是我成为自己的一步。在创作的每一个具体的流程里,都包含了一些原则性问题,然后拍摄也是一个很具体的复杂的全流程的工作。这个剧本最终的呈现,是能够对得起我的认真的严肃的创作的,它能代表我自己。完成这个剧本,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那个我要去表达的阶段

闻善和小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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