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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坏女人》:一部轰炸了父权制的电影

《中华坏女人》:一部轰炸了父权制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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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家庭影像FamilyLens

        《中华坏女人》映后对谈       

顾雪:咱们先从片名聊起,我觉得《中华坏女人》这个名字起得棒极了,小培导演您可以聊聊怎么就是坏女人,从哪儿坏起?
何小培:我在英国读书期间,看到一本书叫作《中国好女人》,里面讲了许许多多女人受屈辱的故事。当时我和朋友去参加新书发布会,我朋友就说了一句,怎么好女人都这么悲催呢?什么时候能出本书叫《中华坏女人》,我当时就想《中华坏女人》这个名字太棒了,就老想着用这个名字做点什么,后来刚好做电影,就用上了。
《中华坏女人》片花
顾雪:我们能看到在《中华坏女人》里,三代女性对于自己的生活,对于现有的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突破。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们的关系,最后一场戏,她们在餐厅里的对话,当时看得特别激动。你觉得在拍摄、剪辑过程中,跟她们的关系有没有变化?
何小培:其实最大的变化是我和女儿,原来跟她也没那么近,但这段时间因为剪片一直看素材,发现她需要我的关注,就像是我需要我妈妈的关注一样,而像我妈忽视我一样,我忽视了她。以前我们都不怎么通电话,我觉得她长大了,我也觉得女人要独立,没什么必要天天交流。后来发现她是真的想要我,我也发现我真的想要我妈,但是我没有要到。甚至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在国外,我当时都愤愤不平,心里想说你专门挑我不在的时候去世,特别多的怨恨。
我觉得做电影倒数第二版时还有特别多怨气在里面,后来一个心理学老师看了,就说你怎么那么多气啊,老师说她不理你也是一个关系。
《中华坏女人》导演何小培
然后我就开始去想为什么我妈不理我,其实素材没怎么变,但理解地角度稍微换了一下,我就想那个社会塑造了她这样一个人,她可能没想要跟一个男人结婚,这个家庭不是她想要的。然后就在剪辑的过程中慢慢地去理解我妈,当然更多看到我的不对,我其实忽视了我女儿的感受,我当时是不懂得,其实我妈对我的关系就延续到我对我女儿的关系。做完这个片子发现还是挺好,现在我和女儿关系特别好。
艺术策展人、评论家廖雯女士
廖雯:这个片子太好了。首先我觉得题目特别好。我90年代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展览叫Bad Girls,其实是非常有立场的一个展览。而且不同于老一代的女权那种很生硬很直接地去反抗,它带着很多的幽默感,居高临下地调笑很多男权的不公,我觉得态度特别好。你这个题目用得非常好,因为它是有立场的。还有我特别喜欢整个电影的结构,这是很有能力的。你用了特别多种不同的镜头和手法,然后把它穿插起来,看似是跳跃性的,但实际上内在联系非常清晰。
你的素材又有不同时代的,网络的,现实的,采访的,视频的,照片的,我觉得这多种元素的自由且恰到好处的使用和剪辑,其实是非常需要技术和感觉的。还有我觉得整个的片子对谈的部分,聊天的部分,其实基本上是叙述的,回忆的,这个很有意思。而且你们一家三口其实都是天生带着幽默感,然后在回忆时老发生笑声,所以你经历了一个事,当时可能那个事有各种不同的感受和情绪,但是你在过了多年之后叙说的时候,其实就是带着你叙述人的这种幽默和对这件事的重新的感受,处理得特别好。还有这个片子讨论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三代人的不同,包括各种的关系,情感关系的DNA的传承等,有特别多的问题包含在片子里头。
《中华坏女人》观众现场
观众一:这片子特好,特幽默,泪点也挺多的,每次都想哭的那一刻又给憋回去了,因为太逗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导演,结尾的时候女儿问对她的成功有没有期待,我个人认为结尾好像差了口气。女儿问这个问题,妈妈好像确实对她的成功是有所期待。不知道您的女儿看这个电影了吗?她有什么反馈?
何小培:第一次放映的时候她来了,还跟我一起做问答,当时做了一个多小时,好像也都是年轻人问她挺多问题。我其实粗剪的时候给她看了,她说这是你所有电影里最好的,因为特别逗,她特别喜欢。但是她也确实不同意我最后把她现在的那些设计都放进去,她觉得和电影的主题没关系,我就把这些片段拿下来了。
何小培导演签名海报
观众二:导演您好,我特别喜欢这部影片,尤其是结尾您和您女儿对话那部分,我中间的时候也是跟着大家一直在笑,但那部分我确实没忍住就哭了。有一个小问题,在影片中你用的素材的时间跨度特别长,也用了各种不同种类的素材,想请问一下您是在生活中一直保持着记录的习惯,还是您从什么时间开始构思和计划做这部影片的?
何小培其实我在国外学的东西有点像人类学,也有一些朋友做口述史的教授,我开始对口述史比较感兴趣。后来对我妈当右派的这件事想做个记录,我不好问她,所以就让我女儿去问她。刚开始就想给她做一个记录,我以为没有右派的电影,后来才发现有人已经做过了。所以就开始把我的故事放进去,也找朋友来拍,后来把我女儿的故事也放进去,也是为了穿插,但是后来剪着剪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剪成这个样子了。
当然剪的时候也有别人指导我讲性别的问题,讲跟国家发生这么多变化都应该有关系,所以也是剪了2年,其实这个版本还是特别粗,也没调色,也没做声音,什么都特别粗,以后再调一调。
何小培导演和自己的海报合影
观众三:我很好奇的是您在拍的时候有没有拍男性,比如你们眼中的男性。片子里看到这样的素材很少,基本上还是纯讨论女性的,有很多问题也是女性的问题。我就比较好奇女性眼中的其他男性是什么样子。
何小培: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电影叫《唐皇游地府》,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电影。我是学性别的,但我当时都没看出来电影里一个女性都没有。后来就有一个朋友跳出来说你们这个电影就是谋杀女性,把女性都给杀了。我听了以后就想,我是学性别的,以后做电影就得谋杀男性。
一个朋友最早看了这个电影,他说这个电影是轰炸了父权制,就是没有男性。其实这个电影刚开始关于我爸都一点没有,还是一个老师说,你这讲家庭怎么能没你爸,我就愣是加进去几段照片。
然后我觉得我的女性主义的观点和立场都在我的电影里面体现了出来,因为我想炸掉父权制,不让男性出现,不让他们出声音,不让他们出影像。其实我拍同性恋形婚的电影里面有拍到男的,但我都不让他们讲,都是女的讲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跟男人结婚,为什么不跟男人住,为什么不跟这些结了婚的男同性恋生孩子,都是女的在讲。我想说社会都是有男有女的,为什么好多电影都没有女性,所以我觉得我得有一个立场,用电影来表达。
顾雪导演主持映后交流
观众四:我有一个问题,您刚刚在交流的时候也说有一个心理学的教授觉得您电影的初版是有很多的怨气,包括您母亲去世的时候,可能您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情绪,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幽默的化解式的方式。我想问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想呈现和表达的?是不是那些气已经在制作过程中消解了?
何小培:是的,我刚开始做电影剪辑,就是想散气,想发泄,想抱怨她怎么对我这么差,就像最后电影里面我女儿骂我,我差不多就想用这个电影说你怎么是这么差劲的一个妈。但是说实在的,你有怨气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后来心理学的教授说了出来,我的气就发出来了。
我就想电影不能这样剪,光撒气又有什么意思。也是有人慢慢引导,在剪后来那一版的时候,气确实好多了。当然没有最后的和解,因为她去世了,我们没有最后的机会说什么,但确实好多了。现在我看也挺高兴,因为她真的帮了我的忙,讲这么多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
纪录片导演叶云
叶云:我想跟您分享一点我的感受,我觉得你的女儿真的很爱你,您的影片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者,您的女儿她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在帮你问你想要问你母亲,但是你的母亲不会对你开口的问题。其实我感觉那个时候她对你不太有安全感,但她很想讨好你,所以她就帮你做这件事情。到了影片最后,你去展示她的设计作品,我觉得那是一种柔情,母女两个人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一种支持。所以我觉得是要有一些,它跟整个影片是有关系的,这是我的想法。
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你,一个是看这部影片我很兴奋,我觉得如果每个中国的家庭都这么多元,大家就会快乐很多。我觉得您不是一个传统的母亲,但是您为什么会在影片最后跟你女儿说,你去生一个孩子,我来帮你养。我就很好奇您怎么会讲出这么传统的,每个妈妈都会讲的话?
第二个问题是,您是拍摄者,然后您也有很多在摄影机前面的画面。我特别想知道你会在镜头前面想你自己的角色吗?因为你既是镜头后的人,也是镜头前的人,你会在镜头前想镜头后的东西吗?
何小培:关于要小孩这件事,其实她在那次跟我讲话的时候,她说决定不要孩子,而且她说关于不想要孩子这件事好像有一点抑郁症了,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劝她,只好这么说。我就说我来帮你养,其实她可能也知道我不会帮她养,但是我放在电影里就是想让她知道我多喜欢她,还是为了让她高兴。
关于镜头前后我其实没什么想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剪的时候是比较有想法,拍的时候想法不是特别多,而且我好像对镜头也特别不喜欢,我不喜欢表演,但这里面反正是讲故事就无所谓了。我是特别不喜欢入镜,但是在我其他拍别人的电影里面我都被剪进去了,我还有一点不喜欢。然后冯艳看了我的电影,她说你怎么老习惯性出镜?我说都赖剪辑师老把我剪进去,因为好像提问你也不能空着,最后就变成不是习惯性出镜,干脆全出镜了。但是我基本上没什么想法。剪的时候会想,但是不会想我在前还是在后,而是讲跟整个剪的线有什么关系。
电影结束后何小培导演和观众继续聊电影
观众五:导演你好,我觉得看了这部片子以后终于能找回点做人的感觉来了,现在大家被各种标签和要求束缚着,感觉好像失去了人味好久了。我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关于制作的,我觉得里边影片里音乐的应用挺有意思,从一开始《中华坏女人》标题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音乐挺有意思,调子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您做音乐的过程中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做妈妈妈的问题,一开始看您的片子,我觉得您和您妈妈一定是很不一样的人,但到最后女儿的对话出来以后,发现您还是成为了妈妈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母亲的角色,或者说母亲对女儿的影响,或者这种不想成为自己想反抗的人,最后却又活成了她的样子,是为什么?
何小培:音乐是一个黑人音乐家做的,他是苏倩的前夫,苏倩跟我离婚以后跟一个黑人音乐家结婚了,他们有一个黑人小孩,后来他们也离婚了,但是我们还是像一家人似的。现在他是我的御用作曲人,我要什么我就告诉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也不用看,他就给我发了,我觉得好用我就用。
关于当妈这件事,其实我对刻板印象特别有意见。我觉得人们应该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妈,去做女儿,去做自己。不要觉得应该有一个所谓妈妈的样子,但肯定也是特别有挑战的。你不是这个样子,小孩他也难受嘛,别人也看你都不对,但是我觉得你得让自己舒服。
《中华坏女人》导演和观众的合影
观众六:我觉得这个影片是比较颠覆我之前对家庭影像的认识,因为一般家庭影像都是有一个缺席的父亲,在故事当中父亲又无处不在。但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我感觉你的妈妈以及你其实是一个缺席的母亲,但是你们在跟女儿的这三代关系当中,是重新找回母亲,或者是重新找回母女关系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在想,你和你的女儿其实是在爸爸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大家都成长成了非常好的人,所以我想这个电影是不是想要讲传说中的母职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其实是想说男人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在叙述女儿在找回母亲,母亲到女儿代际相传的一个寻找的过程。是不是有这样的含义?
何小培:是的。因为我们都在做自己,而且我们都打破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些传统的固定的规范。所以我是让这个东西作为我们三个人的传承这么剪下来的,而且不是编的。你看我妈那个时候女孩不让上学,她非得要上学,她结婚也没征求家里意见,类似这些事在我们仨身上特别多,就是反对当时的那些传统的观念,我就想让这些东西作为我们这三代人的东西传承下来。
END
文字整理:孙莹
排版编辑:大可
图片摄影: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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