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毛主席逝世47周年。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实属罕见。
他曾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他提倡读书，还亲自编书和荐书，这也成为他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究竟喜欢读什么书？他的读书之道是什么？我们摘录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从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历时近十七年，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酷爱读书，广收博览
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一九四七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在我接手管书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但是他对书的酷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基本上配齐了。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都读过一些。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他说：“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直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也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最有兴趣。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做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一九五八年九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书柜一九五七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三月四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二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三月八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翁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
毛泽东对这副长联甚为赞赏，他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另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鹤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两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篇诗词的书给他。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六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吧！
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非说他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名著外，他读得很少；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也读得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毛泽东读书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我们也很注意为他收集这类图书，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辞海》《辞源》是过去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两部辞书，但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不甚满意。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的主编之一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试行本。新的《辞海》出版以后，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一条一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他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新《辞海》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九年重新修订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画的地方。当人们看到这一道道的笔迹，会深深地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这部书字太小，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部大字本的《辞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一九八二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虽不能说没有工具书则无法读书，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书，确为读书提供了便利条件，有时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毛泽东从长期的读书生活中深深地感到编好工具书的重要性。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说的书，是指《书经》。毛泽东把它推而广之，及于其他，就是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毛泽东在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作出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他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强调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了大量评论性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许多观点，但他自己认为，这还只是跟着书走，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他认为，应当以问题和论点为中心，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说，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而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
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他曾经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了。读者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每天管很多国家大事，哪有时间读那么多书？要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读书的效率也是很高的。他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加上深厚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读得快，记得牢，理解得深。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他能迅速而又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感受更深。读者大概都读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末几篇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白皮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的，不到十天，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评白皮书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四篇评论文章。他抓住并针对白皮书中的一些要害处，揭露了美国当局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再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毛泽东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像工作起来常常昼夜不眠一样，读书也是如此。他几乎把一切工作之余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了。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换取来的!它是毛泽东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结晶，也是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结出的硕果。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话，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这里，毛泽东把学习（认识世界）的主体，由个人推延到整个人类。客观现实世界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晚年的毛泽东，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一九七三年，他在大病恢复后不久，还同科学家杨振宁谈论物理学的哲学问题。一九七四年，他以极大的兴趣同李政道讨论“对称”“宇称不守衡”这些深奥的物理学问题。他还说：“很可惜，我年轻时，科学学得太少了，那时没有机会学。不过，我还记得年轻时非常喜欢读汤姆生的《科学大纲》。”一九七五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又重读《二十四史》，重读鲁迅的一些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杂志，并且提出给他印大字本《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到一九七六年，他还要英国人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至三卷）。根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的记载，毛泽东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也就是临终前的那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共读了七分钟。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讲过一句话：“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毛泽东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他五十多年前所作的诺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这里有一个书目，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这是从当时我的登记本里照录下来的，读者可以从中窥见毛泽东博览群书情况之一斑。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
他指示要以下一些：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2.《毛泽东选集》全部；
3.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
4.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5.《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7.《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8.《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9.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10.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11.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12.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13.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14.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15.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16.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
17.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18.《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19.《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2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21.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22.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23.《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24.朱熹：《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
25.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26.《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絜》；
27.《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28.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29.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30.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31.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32.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33.字帖和字画；
34.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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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沈望望
编辑 | 米禾 轮值主编 | 夏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