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奥本海默一生更复杂的，是美国科学体制的建立之路
丹尼尔·S·格林伯格｜ 撰文
二战粉碎了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科学界，而历史上一度捉襟见肘的美国科学界，虽然几乎完全投入为战争服务的工作，却因这场战争而备受鼓舞，变得更加富足。欧洲失去了费米和爱因斯坦，美国得到了他们。许多欧洲科学研讨会，由于战争的原因而日渐凋零，而美国的科学研讨会，却得益于科学和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得到加强。从战争的硝烟中解放出来之后，欧洲面临科学重建的任务，而美国科学界正在经历可能是战后的第一次变革，对科学寄予的期望不断升高。
这场战争不仅表明，大型组织、大型设备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不但与科学的创造力并行不悖，而且随着战争期间出现的仪器和技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应用，“大规模”在许多研究领域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特别是物理学研究。人们普遍认为，技术是基础知识的产物—知识导致机器设备等工具的产生，但事实上，战争期间基于基础知识而建立起来的工具和技术手段，也能够导致新的基础知识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的基础研究产生的基础知识，在雷达和制造原子能武器的核反应堆等技术当中，得到了体现。现在，为雷达技术而建立的真空和电子技术，为新一代粒子加速器的诞生提供基础，为更深入地探索原子打开了一扇窗户。同样地，为战争目的而匆忙建造的反应堆，也为建造新一代的科学设备，并广泛地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后来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主任、AEC专员、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利兰·霍沃思回忆，战前他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同学们，用汽油泵的零件组装成一个加速器。“那段时期确实很艰难……我们很穷，连一个40美元的变压器都买不起……”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也回忆起战前他在伯克利类似的经历。“在和平时期，当我们完成了一个部件，我们会将连接再小心地拆开，把所有的零件放回架子上。”战争期间，他们两个人都在辐射实验室工作，在那里，经费是完成工作的最不需要去考虑的因素。“我永远不会忘记，”阿尔瓦雷斯说，“在筹建辐射实验室的时候，孩子们去波士顿的无线电商店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
在规划钚项目时，阿瑟·康普顿提出的最初6个月的预算约30万美元。“对我来说，这个数目似乎很大，”他后来写道，“我早习惯了一年经费不超过几千美元的研究。”涉及13所主要大学1939—1940学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各学院“直接用于研究上的经费”（包括购买设备、仪器，寻求技术协助，与研究有关的出版费用，用于实地考察等的费用支出）的最高额，物理学方面为3.9万美元，化学方面为7.3万美元。相比之下，在战争结束时，OSRD的报告显示，该部门与麻省理工学院科研合同资金总额将近1.17亿美元，加州理工学院为8300万美元，哈佛大学为3100万美元，哥伦比亚大学为2800万美元。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是为了资助战争相关的技术研发，而不是科学。但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使用这些为满足战时需求而投入的、史无前例的大量资金，并在此过程中，第一次尝到了经费充足的甜头。科学家不希望再回到捉襟见肘的贫困之中。美国的经济条件和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成为战后科学家实现其科研雄心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怎么实现这一点的？什么样的资金支持机制，能够避免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和抵制的外界，特别是政府对科学本身的控制和干扰？
1944年，事态的发展使万尼瓦尔·布什意识到，现在是时候开始制定和平回归之后的科学发展计划了。科学界的大部分人太专注于战时的科研任务，而没有对战后科学研究的财政和管理工作，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但是到了1944年，战时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逐渐缩小，而且科研队伍内部也开始人心浮动。在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设计钚生产技术的任务即将完成。与在曼哈顿宏伟计划中的其他同事不同，他们摆脱了近三年的繁重时间表，于是不可避免地将他们的目光转向未来。无论如何，这些思想转变并没有在辐射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或其他任何任务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研究部门当中发生。但在芝加哥，任务的圆满完成使得科学家得以有时间静心思考未来，他们主要思考两件事情：他们帮助研制的武器在精神和政治上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从哪里可以获得资金支持，以继续他们因战时研究而开启的令人兴奋的各个研究方向。很显然，战前政治和战前的预算都不足以支持核时代的科学研究，但随着战争的发展，能否为一群由于特殊分工而快要变得没事干的科学家举行一场听证会呢？芝加哥科学家得出的答案是：噪声和口才是最好的权力替代物。不久之后，他们将受到鼓舞而投向布什和其他战时领导人。
1944年初，冶金实验室传言说，到6月份，90%的人员将被解散。由于担心手下杰出但不安分的工作人员被解雇，康普顿就逐步将实验室转变成战后的一个研究计划，向格罗夫斯将军寻求支持。但是，由于来自华盛顿完成原子弹任务的压力不断增加，格罗夫斯无权将资源从其主要用途转移到其他地方。他回复说，他原则上批准康普顿的提案，但是禁止对仅仅具有长远意义的研究做任何投入，不会有重大建设或详细的设计。格罗夫斯宣布，大约九月初，实验室将进入待命状态，并且他还建议康普顿做好裁减25% ～ 75%员工的准备。可能没有什么比这对康普顿的震撼更大，他含糊其词地承认：“展望未来，如果有些研究可以继续下去的话，这似乎会给芝加哥大学带来实质的优势。”
作为战时科学规划的设计师之一，康普顿将钚项目设在了芝加哥大学，尽管他自己也承认，“此时这些［研究］活动主要集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建立研究中心，不仅需要调动很多研究人员，还需要搬运几车的实验设备。”但这要由康普顿来做决定。欧内斯特·劳伦斯认为“芝加哥大学的节奏太慢了”，钚项目应该设在位于伯克利的他自己的实验室。除了力挺芝加哥大学，有人还向布什报告，康普顿正在试图说服费米永久性地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给他教授职位，还表示费米可以担当阿贡附近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核研究实验室的主任。因此，即使战争仍在肆虐，对战后职位的角逐已经开始。为了力挺芝加哥，康普顿任命了一个特别研究委员会，由塔伊·杰弗里斯率领—杰弗里斯是通用电气的冶金学家和行政人员，在芝加哥担任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费米和其他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委员会提出一份65页、耀眼夺目的报告《核子学计划书》（Prospectus on Nucleonics），阐述了如果联邦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核能和电子学研究的话，将会在科学、工业和军事领域产生巨大的应用潜力。
杰弗里斯的报告也提到了另一个困扰芝加哥科学家的问题—核时代的国家安全问题。报告认为，国际社会对原子能的控制，对于避免发生更具毁灭性的战争至关重要。保密或者试图暂停研究是保证不了安全的，而是要“建立具有警察权力的国际行政机关，这至少是能够有效地控制核战争的手段”。
在将杰弗里斯的报告转交给格罗夫斯将军的时候，曼哈顿项目副主任尼科尔斯（K. D. Nichols）上校附上了一份简短的备忘录：“请您特别注意第65页的建议E。”内容如下：“对大众进行的关于核子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启蒙应尽快开始，以使人们认识到科技的新发展给世界安全所带来的危险，并为应对这一危险而做出相应的决定和准备。”
科学和军队之间分歧的种子早已种下。现在，在战后如何管理原子能的问题上，它们开始逐渐萌芽。
对于布什和其他科学家领导人来说，政治和财政的不安是一个预兆，战后的科技规划必须立即开始。在布什的要求下，格罗夫斯将军的助理之一理查德·托尔曼领导了一个战后政策委员会，力图制定科学支持的综合计划。布什向康普顿保证，芝加哥的实验室不会被解散。同时，还有战争要打赢，尽管科学家们可能对政治家在战后如何对待他们会有所担心，但是能够左右局势的政治家需要把精力集中在更紧迫的事情上。即使在不那么动荡的情况下，政治家的反应可能也是一样，因为传统上，关于科学的政治问题最严重的一个总是（而且仍然是）：在科学的价值和科学在国家生活当中的地位问题上，没有几个政客与科学家看法一致。
队伍人心浮动，给了布什对战后科学进行规划的动力，但更大的动力来自国会山。在那里，来自西弗吉尼亚州、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参议员哈利·基尔戈（Harley M. Kilgore）担任军事委员会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一直持续关注新的问题，以丰富他的平民主义愿景。也许与大多数立法者相比，参议员更渴望能有什么问题需要他们出手解决。（《纽约时报》在他1956年去世时撰文：在他任职期间，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国家问题，他没有提供自己的特殊解决方案。他的同事总是几乎一致地忽略他的解决方案，但这并未让他气馁，总是提出更多的想法。）
看到科学在战争中的贡献，身为科学外行的基尔戈（这让身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布什感到厌恶）进而制定了一个战后科学与政府合作的伟大计划，这位参议员感觉在政府传统的行政程序框架内，这个计划就能够实现。参议员推论，这当然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联邦机构（某个基金组织）来支持科学研究。但是，与所有其他联邦机构一样，他认为该机构的负责人也要由总统任命。参议员认识到，基础科学有其特殊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他相信，通过组成一个特别董事会来担任总统任命的机构负责人的顾问，这些问题就能够得以解决。董事会将由8名公共成员（大概是科学家和行政人员）和9名政府官员组成，他们是该机构负责人，加上战争部、海军、内政部、司法部、农业部、商业部和劳工部的负责人或代表，以及联邦安全局的官员。
对于布什（他是“科学应由科学家，特别是学术科学家来管理”的信徒）来说，基尔戈提出的这个行政结构足以激起人们的警惕，而参议员还有其他的设计，这些设计甚至令人更加不安。基于美国基础研究的历史困境，以及基础研究人员长期谋求对基础科学脆弱性的政治认同，基尔戈把基础研究与开发型研究结合在一起。在基尔戈的设计下，新机构将被授权开展的研究，其范围从基础科学到“有利于小企业的方法和流程”等研究。因此，他忽视了战前为了谋求短期效用而牺牲了对长期和不确定的基础知识探求的支持。此外，科学和政府规划的平民主义、非科学家设计师提出，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所获得的专利应该成为公共财产。对熟悉科学研究成果市场转化问题的布什来讲，他认为这个提案对扩大工业研究是一次打击，无论思想上有什么优点，布什认为，事实上工业界开展的基础研究太少太少，如果任何一个工业竞争对手都能够免费使用研究成果的话，几乎不可能期望工业界能够与联邦政府建立科学研究上的伙伴关系。基尔戈认为，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建立理论科学而进行理论科学研究，其目的就是整个战争期间科学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激励科学家的初衷，即为改善人类福祉而做出贡献”。这是坚持美国历史上危害基础科学研究的另一种方式：强调实用性。
布什在参议员小组委员会面前宣称，基尔戈的科学支持理念“会危及科学的全面发展”。而20年后，布什评论道，“基尔戈的计划会打造出一个小配件制造者的天堂。”但是，最让战时美国科学领导人担忧的是，在处理科学与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问题上，基尔戈的方案似乎与一些关键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想法一致。
到了1944年，没有人再纠结于政府是否应该支持科学研究这个问题。斯特林·科尔议员（共和党，纽约州）在一次表明国会立场的声明中说：“……我们都一致同意，在无限期的未来里，一定要进行科学研究和发展。”但他对出现在敏感的战前孤儿和新发现的赞助人之间的关键问题做了补充：“问题是怎样能够最有效地完善它。”至于科学家，他们对政府的恐惧情绪如战前一样，依然没有改变，但这些都被经济现实主义和科学研究在战时得到政府资助却免予政府干涉的经历所掩盖。布什说：“我意识到，如果没有政府的继续支持，科学研究在战后就会摔个四脚朝天。”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寻找达成一致目标的手段，但是，非常具体地说，是：和平时期政府是否会把基础研究领域当成一块飞地，科学研究得以在慷慨、持续的支持和以OSRD为特色的自由当中继续运行。
布什现在展开了他的幕后手腕，这在他和同事在美国参战前夕，带领科学界为政府服务时，就表现得非常出色。那时候，经过与哈里·霍普金斯的磋商，和对罗斯福的短暂访问，他得到指示起草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总统指示他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现在，布什的第一步，就像他几年后解释的那样，是告诉罗斯福他对基尔戈设计的疑虑。不久之后，他呈给罗斯福一封信，在信中总统要求OSRD主任就政府与科学的战后关系提出一系列建议。总统署名，落款日期1944年11月17日；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全权委托布什，为继续和扩大政府与科学之间的战后关系准备一个蓝图。
当然，布什最关心的还是学术基础研究历来不稳定的地位。但布什除了是科学管理者，还是一名政治商人。（康普顿在回忆录中回忆道，1941年布什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建议罗斯福进行原子弹项目时，“由于布什的建议，估算成本被降低了，以免吓到政府”。）现在要着手制订战后科学计划，布什为罗斯福制订章程框架，着眼于科学能够为政府和社会做出什么贡献，而不是着眼于科学家对什么感兴趣，即政府能够为科学做些什么。
由布什起草的总统信中说道：“由OSRD、成千上万的大学和私营工业的科学家所开发的信息、技术，以及科研经验，在和平时期应该用于改善国家卫生事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及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具体来说，OSRD的负责人请求总统允许他就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一是与军事安全相一致，应该公开战争期间所积累的科技信息。这反映了布什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即军方会试图对战时的研究进展，特别是原子能领域，进行全面保密。二是成立一个进行医学研究规划的组织，布什和他的同僚认为这在科学上是值得的，而且政治上也会很受欢迎。三是提供政府援助，“帮助公共和私人机构开展研究活动”，这一点是信中涉及的与科学领导问题（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支持）最相关的一条。四是制订“有效的计划……来发掘和培养美国青年中的科学人才”—这是政府支持科学的一次新的冒险尝试，但这对科学的福音精神来说，肯定具有吸引力。有趣的是，布什—罗斯福的信中，没有明确提到基础科学研究，而这一点后来在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中成为焦点。
正是对基础研究的承诺，一种宗教般的承诺，在与政府联络的过程当中，推动着领导层以及科学界的大多数。即便是格罗夫斯将军—在很多科学家眼中，他是政府资助和主导科学的内在危害性的象征，也能够理解科学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关注和热情。在描述战后把军事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团结在一起所采取的措施时，格罗夫斯说，除了与武器研发工作相关的，“科学家们将会得到这些设备，他们将被给予时间从事某些基础研究……就我而言，这是他们的工资的一部分。”
布什迅速召集小组成员，主要由他的OSRD同事组成，来回答他让罗斯福问他的问题。1945年7月5日，他答复了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该报告附有一封常规的传递函，其中描述了本研究的起源，并附带说：“从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谈到科学时，他想到的是自然科学，其中包括生物学和医学，我是这样理解他的问题的。其他领域的进步，比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同样重要，但我报告中提出的研究计划值得给予立即关注。”从一个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帮助科学顾问委员会，将自然科学单独提出来寻求政府资助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现在，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学科中，物理学家是华盛顿议会所认可的使节，认为他们的工作应该在知识与政府之间的新伙伴关系中，得到优先考虑，这是他们自己的看法。
战后该如何支持基础科学？布什的回答是，应该建立一个政治渠道，使资金得以向科学从业者流动，但消除资金提供者控制科学研究的可能性。《科学，无尽的前沿》对“通过总统和国会对人民负责”这一点的重要性给予了尊重，但它紧接着又提出了一个行政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包含着资助而不控制的制度设计，在公共事务中给予科学以特权地位。一句话，科学研究由科学家主导，但所需资金由政府支付。
基尔戈曾提议基金会由总统任命的负责人管理，由政府官员和私人公民组成的董事会向负责人提供建议，而布什建议基金会由总统任命的约9名私人公民委员会领导，由他们来任命和监督基金会的负责人。这两者的不同之处至关重要。因为，对于布什的提议，虽然总统可以控制董事会的组成，而且可以通过国会控制对基金会的资金拨付，但是拟议的行政结构设计，使得基金会与行政控制之间的关联很微弱。在双方摊牌的时候，传统的政府机制当然会占上风，因为他们控制着钱包。但政府不是通过白宫和执行机构之间的胜负对决而运作的，而是通过不断努力来组织和调整联邦机构，使各个机构与白宫的执政理念相一致。但是在布什制度设计下，拟议的基金会不受执行纪律的正常进程约束。法律、传统或一般做法都要求，每年通过审结预算和国会审议，对政府支持的项目进行检查，但布什认为，基础研究的特殊性，需要给予特殊的政治认可和预算待遇。“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短期的支持会立即取得预期的成果，那就不叫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种方法，使得该机构能够根据当下的拨款情况，做出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资金承诺。”
布什是正确的，基础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与联邦预算过程的变幻莫测之间不容调和。但这样说对农业、军事规划和消除贫民窟的项目也同样适用。为什么要在公共财政上，赋予科学以特权，而拒绝其他资金申请者的特权要求？在寻找他为基金会提出的和平时期行政设计先例的过程中，布什注意到“过去三十年来推动飞行问题基础研究的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非常成功的组织方式，提议基金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方式和他们的职责界定”。但事实是，NACA是一个政治上的异类，凭借航空的魅力，摆脱了战前政治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模式。此外，在NACA的17个成员中，有9个是政府官员，这一点在基尔戈的建议中有所反映，但布什并没有遵循这个先例的打算。
这是布什所倡导的方式，他的经验、私人交际关系和关心的事情，与现在获得成功的物理学家最相近。但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和医学怎么样呢？这些学科如何融入布什所提出的战后科学和政府合作的设计之中？
关于社会科学，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在最近开始使用计算机和开展大规模调查之前，与大多数物理学科相比，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例如，战后一个关键粒子加速器的费用可能已经等于全美所有社会学和行为心理学多年的研究经费，以及渴望获得的经费。因此，社会科学家并没有受到让他们的物理学同事转向华盛顿寻求经济支持的鞭策和刺激。此外，原子科学和化学是非政治的，在道德上中立、无党派，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很难让外人理解这些知识。但社会科学本质上，常常涉及能够触发人们产生强烈感情的事物：种族，经济政策，教育技巧，性倾向—在这些问题上，每个人都觉得他有权与专家进行一番较量。现在，在寻求对物理学支持的关键时刻—在国家的整个历史中，物理学都没能获得这样的支持，科学政治家们不会把有争议的社会科学纳入讨论之列，而危及他们成功的机会。
为协助报告编写，布什发起多个咨询小组，其中之一是古根海姆基金会秘书长、职业律师亨利·莫主持的科学人才发现与发展委员会。在给布什的报告中，莫指出，“命令此次研究的罗斯福的信中提到的科学，正如人们通常理解或者从技术上描述的科学那样，是指现在国家科学院所涉及的范围内的科学……”因此，莫继续写道，他的委员会将把他们的建议限于物理和自然科学之内。随后他辩称，“科学的政治风范要求科学不仅仅关心科学……我们不可能向你建议把国家最高的人力物力不成比例地吸引到科学技术领域的计划，不会对国家造成伤害，不会让科学瘫痪。”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布什提到了莫的论点：“建立一个以牺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其他对民族福祉至关重要的研究为代价，去扩大自然科学和医学的方案是愚蠢的。”无论是否愚蠢，当详细规划基金会所支持的活动时，社会科学绝不在其中。当社会科学的问题摆到对拟设基金会进行考虑的议会面前时，克拉伦斯·布朗议员说：“有一种对社会科学的反感。”国家科学院前副院长、曾经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地理学家以赛亚·鲍曼回答说：“你的言论……代表了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的绝大多数科学家的观点。”布朗宣布，对社会科学的支持将造成“大量短发女性和长发男子陷入每个人的私生活之中”。奥本海默、科南特和其他几个战时领导人表示，支持将社会科学纳入基金会。很显然，科学界普通成员也持这样的观点。1948年，《财富》对大约四千多名科学家就各种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分享任何联邦政府用于研究的资金吗？”答案绝对是肯定的，81%的学术科学家，83%在政府工作的科学家，以及76%的工业科学家作出肯定的回答。然而领导层普遍认为，至少在开始阶段，物理和自然科学应该是联邦政府科学资金的独家受益者。“事实上，”纽约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霍默·史密斯说，“社会科学在立法过程中将会造成很多问题和困难，在我们看来，它们会给基金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基尔戈报告称：“我曾经要求九位知名经济学家给我一本关于经济学基础的、真正权威的基本书籍的名字，他们都说：‘没有这样的书。’”
就医学而言，他们最初并没有像他们在物理科学领域的同事一样，雄心勃勃地去争取这么大数目的研究资金，也没有想要与他们一道参与行政管理工作。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原因促使医学科学与其他研究领域分离开来而独立发展。由于大学的医学院要靠近医院，这经常导致这些医学院实际上与大学主校区距离很远，医学领域和非医学领域的教职员工之间几乎没有接触。战争期间，OSRD的医学研究活动仅局限在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虽然在行政上相当于科南特的国防研究委员会，但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战略和政治考察，而正是这些使得物理学家得以与军政高层进行紧密而常规的接触。此外，医学研究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神秘感和经济状况。纯粹的物理和自然科学可以在智力和经济上脱离社会事务而存在。爱因斯坦、费米、玻尔以及劳伦斯并非对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但是他们的基础科学实践与人的距离最为遥远。相比之下，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对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大大增加，大多数医学研究都与疾病有关，而非单纯为了寻求对基础生物过程的理解。这项研究往往由门诊医生或不再看门诊的医生进行，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医学科学研究界都带有医学界所具有的许多社会和政治保守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报告的医学咨询委员会主要由医学院校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组成，在寻求支持和研究独立方面要超过其他学科，他们强烈建议医学研究不仅要独立于政府，而且同时要独立于其他科学，这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联邦政府医疗研究机构应该从头重建，”委员会宣布“独立于所有现有的机构，这些机构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足以摆脱其研究兴趣的特殊性……”委员会对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大加赞赏，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是一个行政自主的机构，负责分配政府的资金。很显然，为了安抚美国医学行业，委员会进一步表明，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与任何医疗保险或健康保险无涉”。最后，医学研究人员一面重申研究资金的发放—而且是长达10年的资金支持—一定要没有附加条件，一面又在资金的数量要求上非常谨慎。他们说，在战后一段时间，每年“500万～700万美元就足够了”，不过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提醒说，“鼓励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或者根本不适合的人来完成任务，将会降低工作质量。”布什在给总统的报告中说：“第一年需有效地用于医学研究的资金数额，不应该超过500万美元。等研究计划开展起来，每年可以有效地使用20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他没有采纳医生们要求成立一个单独研究机构的建议。
战争结束时，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让他们获得长期以来他们专业未曾获得的支持。作为政治家，布什对他的某些同事提出的给予科学界政治上的全权要求做了缓和处理。例如，莫的咨询机构就直接提出，应该命令在军中服役的科学专业学生“在美国进行完全独立、综合的科学研究……绝不能允许任何一个指挥官为自己有用而把有科学家潜质的学生局限在某处”。这个提案是1945年6月提出的，当时部队正在为袭击日本的计划而集结。布什在最后的报告中，软化了这一提议，而建议科学学生重返研究工作应该“符合目前的解散计划”，“在军事上可能的情况下，越快越好”。但是，除了避免科学政治独立的极端要求之外，布什不想修改他为政府与科学界的战后关系所提出的设想。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要长期奋战的准备，不仅要确保学术科学在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学术科学界在政府自己的研究机构也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他建议，“应该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来与这些科学机构协商，并就政府机构从事科学工作的政策和预算向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提供咨询意见。这个委员会应该由与任何政府机构事务都没有关系的公正无私的科学家组成。”布什坚持要求政府雇用的科学家，在拟成立的科学基金会事务中，拥有很少的或者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他认为非政府科学家应该要能够影响政府科学研究的政策和预算，这是值得期待的。从美国政府的传统和实践背景来看，这个设想是粗暴而荒谬的。但是，考虑到科学的传统和实践，战前科学所遭受的痛苦和冷漠，以及科学家因战争的成功而产生的陶醉感，这是自然的、可预见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困难在于美国政府不会买它的账。
就像在战后早期的许多讨论中所做的一样，当一个国会议员第一眼看到科学界的时候，他很容易得出结论：科学实践方式充满好奇、矛盾和无政府主义—但非常有效。罗伯特·奥本海默战时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领导使他成为国家的科学英雄。他在尊敬的立法者面前辩称，基础研究是一个微妙、不可预知的行业，其成功取决于不要干涉研究人员，让他们追随自己的好奇心。研究人员不仅应当摆脱政府管理资金的账簿管理者未经训练的干涉，还必须免受来自自己科学同事的干涉。“让我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基尔戈说，“在大学里，一个实验室主任，或者学院的院长，总是想有一个特定领域，他手下的人都特别适应于这个领域的工作，对不对？”奥本海默回答说：“不应该这样，虽然有时候情况确实如此。”他含糊地补充道，“在一个很好的物理系，你看不出谁是老大。”奥本海默继续解释道，“物理学里的一半工作，基本物理学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去测量已知存在的量，而是要确定存在哪些量。对应于现实世界，就是去确定这是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概念……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研究的是什么，如果你能给它一个名字，并说‘我们不知道是10或20，但我们想测量它’，那么你正在做一些事情来增加知识的量，但不能实现知识的质变。”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回复道，“这个解释不错，但是……”这时，华盛顿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打断了他，对奥本海默评论道：“他也没弄明白你说的意思。”
科学家们可能会主张，研究人员个体应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在辩称应该由董事会而不是总统任命的人员管理基金会的时候，卡尔·康普顿宣称：“以我长期的经验，我已经对一个小型有能力的团体的综合判断、知识和智慧有很强的信心，比对由一个人做出最终决定的信心更大。”詹姆斯·科南特补充说：“我觉得最幸运的是，在我的大学里，我没有什么权力单独行事。”战时的领导人看不出自己立场的矛盾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什么矛盾。出于对拟建立的基金会由政治主导的可能性的担忧，他们在来自科学界和学术界的集体领导当中寻求保护。当很多人都可以领导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占据统治地位，研究者个人的独立自主也就得到了保障。但是，对从政府资金的使用要实行严格说明的传统中走出来的政治家来说，科学家提出的这个理论很让人伤脑筋。
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的人，确信科学和政府现在都需要彼此。但是，当他们要确定迄今为止一直是私人支持的实验室将要转变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持对象的时候，科学界的行为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科学家们无疑渴望联邦政府的资金，以支持他们战后花费高昂的研究工作。但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钱。也许与任何其他政府资金申请者相比，他们更担心伴随这些钱而至的附加条件。政府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支持，显然不可能仿效政府与工业界打交道的模式，它们与政府签订合约，完成指定的工作，以换取特定的金额。代表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很有说服力地辩称，基础研究是对未知的追求，因此不能受制于时间或其他常规的工作评定标准。但是，科学领导层非常棘手，坚持要免除传统的问责制，特别反对允许外行人评判基础研究价值的程序。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家和政界人士都在交谈。耶鲁医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布莱克可以断言（并且很正确），如果弗莱明不能自由地消磨他的好奇心的话，我们可能还认识不到青霉素的价值。这意味着，科学的“消磨”不能长期忍受公众及当选领导人的意志和不耐烦。虽然政府传统主义者几乎一致承认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要求，但他们心存犹豫或直接反对给予科学以资金补贴和自主权。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宣布：“每当政府的一项新举措让外人挤进来说‘我们是唯一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的人，我们不是官僚’的时候，总会有情绪在里面，虽然总是有些人希望他们会变成这样。‘我们不是政治家，你可以相信我们能把它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并保持下去。’”伊克斯下结论道：“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废话。”
然而，通过不断地重申科学的独特性、需要独特的政治待遇的观念，科学家们正在说服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时，”卡尔·康普顿解释说，“我一直跟他们说，如果问题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那么这个研究课题就不值得去做。”富布赖特在奥本海默的一次谈话中表达了对基尔戈提出的方案的疑虑：“这种感觉让我很烦恼，我感到（在基础研究当中）由于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也不能说清楚需要花费几千美元。把这个监督权交给政府官僚，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在旧体系里，总是应该拿出一个财务预算，并指明多少钱用在核研究，多少钱用在这个或者那个上……（基尔戈）法案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似乎给予了［由总统任命］的负责人很大权力，这就意味着这位负责人会告诉科学家该怎么做。‘你出去找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新东西。’我从你所说的话中看出，这与整个科学研究的精神相违背……你知道，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科学家提出要求。‘你要花这些钱干什么？’和‘我们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了吗？’，等等。那就是科学由政府控制的危险。”
战时科学界的领导人反对基尔戈法案，支持马格努森参议员提出的法案；该法案反映了布什所设计的政治隔离的飞地，科学家能够使用政府资金，而受到最少的干预。根据马格努森法案，基金会的负责人将由总统任命的董事会选定，该董事会成员的选拔则将“以工作能力为基础，而非职务高低”。因此，政府官员不会自动进入董事会，并且正如所期望的，董事会将成为科学和学术界的产物。最后，与基尔戈法案不同，马格努森法案并没有激起专利或小企业的问题。显然，这是美国科学领导层深刻的意识形态在立法上的体现。但是，无论是什么形式，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以支持基础研究的建议，很快就被一个完全无关的问题所掩盖和混淆，这个问题分散了科学界的精力，即和平时期对原子能的控制。科学家们正在逐渐认识到，政府事务要比科学事务复杂得多。
战后的原子能控制问题将布什及其同事置于复杂境地，使人们对他们精心设计的对战后基础研究的支持计划心生困惑。在政治界，他们科技知识水平最高；在科技界，他们最具政治头脑。但经过在华盛顿的五年时间，科学与政府之间的这些使者，在任何一个阵营中都不再受到敬畏。作为国际主义者，他们早就认识到，原子弹将带来世界关系的彻底改变。作为精湛的技术人员，他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国际合作和控制，而不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垄断企图，或全面的军备竞赛。但是，尽管他们在将原子弹从民族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方面，超越了政治人物的诉求，但是他们大大落后于国际主义者对原子弹制造设计的理念。钚工程一完成，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的大量科学家开始在资金支持的问题上感到，与华盛顿领导层极度疏远。因芝加哥科学界在原子弹使用问题上引发的道德风暴，这个问题尚未凸显出来。1945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詹姆斯·弗兰克率领的芝加哥科学家委员会，评估了他们参与制造的武器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影响，请求华盛顿不能将其用于攻击人口密集的目标。他们认为，“在所有联合国代表眼前，在沙漠上或荒芜的岛屿上，才能够最好地展示这一新型武器。如果美国可以对世界说：‘你看，我们有这样的武器，但我们没有使用它。如果其他国家加入我们，并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控制，我们准备放弃其使用。’那么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为国际协议的达成创造一个最好的气氛。”
另一方面，在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战争的国家首都，这个炸弹项目的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对如此脱离实际的看法的接纳。在一场历时4年、耗资20亿美元的豪赌当中，他们究竟要用所建造的武器做些什么呢？应该向日本人发出一场无害的示威，向他们展示他们所面临的灾难吗？奥本海默、劳伦斯、费米和阿瑟·康普顿，作为亨利·史汀生的临时委员会科学咨询小组召开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权衡，并得出结论：为了战后的国际管制与合作，美国应该向其盟国通报他们在原子弹研制方面的进展情况。但他们同时认为，安排一次无害示威，其中所存问题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原子弹直接用于军事用途。经过20年的辩论，为这一决定辩护的人认为，考虑到战争的瞬息万变以及当时所掌握的情况，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本身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制定关于使用强大而鲜为人知的技术的政策机制来说，这段临时委员会的科学咨询小组的经历给出了一个教训，对于技术的使用问题，不应该主要听从于技术的缔造者的意见。
临时委员会接受了科学顾问们的意见，随后对广岛和长崎实施了轰炸。这一事件打破了长期以来在科学界普遍存在的团结精神。
日本投降后的3个月里，3000多名科学家（大部分来自曼哈顿工程各个基地）分别组织了起来，最终这些组织发展成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他们派代表在华盛顿设立游说处，就原子能的民间与军事控制，国际主义与垄断，自由与保密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斗争。他们的具体目标是战争部起草、战时领导人全力支持（全部或其大部分内容）、旨在规范战后原子能控制的《梅—约翰逊法案》（May-Johnson Bill）。科学界从来没有如此积极地参与公共政策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如此大的分歧，对这些分歧也从来没有如此开诚布公。“我得承认，”芝加哥物理学家赫伯特·安德森写信给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同事，“我们的领导人奥本海默、劳伦斯、康普顿和费米，以及向临时委员会建言的科学咨询小组的所有成员，他们希望我们信任他们而不要影响这个立法，我对他们的信心是有所动摇的。我相信，他们都被骗了—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法案通过。让我们警惕任何违背我们作为人和公民的权利的事情。”
1945年后期，格罗夫斯悄悄地寻求与“叛逆”科学家的和解，向他们保证，他希望继续战时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活动，他正在加速撤销关于原子研究报告的保密。但是，正当格罗夫斯开始努力寻求和解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引起情绪化的新问题。11月24日，格罗夫斯与科学家在橡树岭和芝加哥见面之前不久，《纽约时报》报道说，占领日本的美军突然袭击了日本的五套回旋加速器，用火焰喷射器和炸弹把它们破坏掉，最后一股脑扔进了海里。回旋加速器是用于医学、化学和冶金研究的基础研究工具，没有军事价值。一份东京理化研究所所长仁科芳雄的痛苦声明说，占领军总部已经根据卡尔·康普顿的建议，授权允许回旋加速器的运行。卡尔·康普顿曾以科学情报调查的首席科学家身份访问过日本。仁科芳雄宣布：“不但这个授权会被撤销，而且在没有充分通知的情况下，回旋加速器也将被销毁，这几乎超出了我们轻信他们的限度。”
现在，在格罗夫斯访问前夕，橡树岭科学家协会宣称：“无法区分科学研究设备的科学价值和枪的军事价值的人，没有资格充当权威。”康普顿呼吁解除此次负责军官的职务；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致信战争部长帕特森，对此次破坏事件提出谴责。帕特森后来表示，他会为此事承担责任，而格罗夫斯解释说，机器之所以被摧毁，是因为他办公室下达的确保机器“安全”的命令遭到误解。格罗夫斯显然也是诚心诚意地对破坏感到遗憾，并承担责任，但是科学界此时的情绪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管将军做什么，都不会赢得平民科学家的好感。
回旋加速器事件，再加上对利用原子弹对日本进行轰炸的反感，使得平民科学家对战时领导层的任何管理设计都产生了怀疑，无论是有关原子能的控制，还是有关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哈罗德·尤里是原子弹项目的重要科学家之一，他后来荣获诺贝尔奖。他宣称，政府最初青睐的原子能法案是“国会曾经写过的第一个极权主义法案”。2个月后，尤里与其他200名科学家一起签署了一项声明，暗示支持政府坚持基金会承担政治责任。关于基金会领导人的选拔方式这一敏感问题，该声明简单地说：“虽然在由一个理事会还是一位管理人来负责行政管理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应该还是有可能制定出一个组织形式，满足对每种管理方式的主要反对意见。”声明接着说，他们的立场与总统“一致”。1946年底，白宫的一份工作人员备忘录表明，“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立法问题上，布什阵营和哈罗德·尤里—哈洛·夏普利—爱德华·康登阵营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更大阵营之间的分歧：一边是与几个强大的研究机构和大型公司（大多数战时研究在这里进行）联系密切的一小部分‘内部’成员，而另一边是一大批科学家，他们遍布全国，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科学研究和对科学研究的控制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里。”这种分析是尝试将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放到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当中。实际上，声明的签署者也包括了大量来自战时科研巨头机构的科学家，其中包括作为临时委员会科学咨询小组成员的费米。
因此，声明签署者的动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很大程度上可能不过是一种让基金会以不论何种合理的政治形式，尽快运转起来的愿望。声明所产生的效果，是让政客们更加感受到科学领导层采取了极端立场来寻求联邦政府支持并保证联邦政府对他们拥有极其有限的控制力。
与此同时，那几位科学界的领导者，也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感到失落，因为其在国会上遭遇不辨真相的崇拜或者怀疑。一方面，佐治亚州的拉塞尔参议员天真坦率地宣称：“我对科学家的态度……就像一个生活在乡下的男孩去看医生，觉得医生无所不能。”另一方面，有人听到得克萨斯州的康纳利参议员咕哝了一句“大学教授们”，他显然指的是即将出任莫斯科高层政治代表团的顾问康纳德，他的结论称，政府没有能够就国际原子能控制计划及时通报给议会。
路易斯·赖德诺尔代表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作证，争取科学信息自由。他认为科学没有任何秘密，结果反被康涅狄格州的哈特参议员教育了一番：“我预计，博士，当到了和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一样年纪之前，你已经改变了对此的看法，你会惊奇而讨厌地发现，别人如何轻而易举地获取我们的秘密。”
围绕原子能控制的斗争如狂风暴雨，消耗了那些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的科学家的时间和精力，并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布什的支持战后基础研究的政策设计上转移开来。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对科学家在战后围绕原子能控制的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总结道：“第79届国会会议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争取原子能平民控制的斗争耗尽了美国能言善辩的科学家如此多精力，结果科学立法议题被搁置起来，都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对。”1946年年底，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主持，近70个科学协会组织成立了科学基金会立法联合委员会（Inter-Society Committee on Science Foundation Legislation）。在纸面上，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表面上代表了数千名科学家的利益。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在被庇护的位置、可以毫不费力地提出诉求的手段，其政治影响很小。史密斯女士总结道，“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准备好，集中力量实现科学立法的通过”，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也已经投入围绕原子能的战斗当中。
1946年中期，以基尔戈的理念为重的基尔戈—马格努森折中方案在一个科学基金法案上达成妥协，该法案在参议院得以通过，但没能在众议院通过。第二年，新泽西州的亚历山大·史密斯参议员提出了一个反映布什立场的折中方案。杜鲁门总统迅速回应并否决了他的方案；总统的否决信息宣称史密斯法案“所包含的条款明显偏离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原则，我不能批准。实际上，它会将重要国家政策的制定，大笔政府资金的支出，以及重要政府功能的管理交到私人手中。拟设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将逐渐脱离人民的控制，直到显示出对民主程序明显缺乏信心的境地。”曾在1945年和1946年供职于国家财政预算局的美国科学和政府奖学金主任、哈佛大学唐·普里斯在总统否决之后不久评论，史密斯法案“触及了宪法能够允许建立的、一个实际上不对总统负责的政府执行机构的底线”。普瑞斯同时也预见到了许多科学政治家十多年来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这是他们的损失）：基金会“从史密斯法案极力去阻止的一件事情中获益良多—与总统直接、负责任的亲密关系”。直到1950年基金会才得以在杜鲁门的任期内成立。
当新成立的基金会的官员出现在众议院面前提出资金要求时，他们被告知，在朝鲜战争期间，人力和资金都不应该花费到基础研究那样回报遥遥无期而不确定的事情上。参议院提起的上诉也仅仅给他们带来了22.5万美元的资金。来自众议院的这个令人震惊的声明完全证明了，驱使科学界的领导层寻求政治安全飞地的恐惧并非没有道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观念上的失败，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不协调。在战后若干年里，美国科学界相对来讲非常繁荣。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军队（特别具有长期科技传统的海军）成为美国基础研究资金的主要资助者。军方主动承担了这一角色，因为整个战争期间，把美国科学界团结在一起的目标和领导力都已不复存在。美国科学界虽然已经逃脱了重新回到战前贫困境地的命运，但富裕中却变得群龙无首。
本文摘自《纯科学的政治》，【美】丹尼尔·S·格林伯格 著，李兆栋 刘健 译，方益昉 审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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