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罗伯特·奥本海默(昵称“奥丕”)在一起，象征着他们的友谊之花盛开的照片(图1)。后来，他们的个人关系因敌对、猜疑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恶化。照片拍摄于新墨西哥州的佩罗卡连特，奥本海默和他的兄弟弗兰克在那里租了个农场。照片上没注明日期，但时间想必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两人都穿着那种皮革能护到小腿肚的马靴，背景是他们刚骑马郊游回来的沙漠。欧内斯特双腿叉开站在那里，就像年轻的马克·安东尼[1]，向周围下达命令；他穿着紧身的格子纹夹克，里面是V领羊毛衫，打着领结，对着镜头咧嘴一笑。罗伯特则懒散地倚靠在他的帕卡德汽车的挡泥板上，他的皱巴巴的黑夹克上沾满了灰尘，头发蓬乱得像拖把，浓眉下的一双眼睛对着镜头闪着不信任的目光。

图1 罗伯特·奥本海默(左)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处于他们友谊的第一个也是最温暖的阶段，时间大概在1931年前后。照片拍摄于新墨西哥州的佩罗·卡林特牧场。

是什么将这两个具有不可调和的分歧背景的年轻人聚到一块？在了解他俩的人看来，两人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共同创建了大科学，并主宰美国物理学界。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罗伯特·奥本海默是最神秘的一对：欧内斯特，信奉路德教的教师的后代，在中西部地区长大，在政府赠地学院接受的教育；罗伯特，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出身的后代，毕业于哈佛，游学于欧洲的伟大庙堂。劳伦斯一副宽阔的肩膀和运动员的身板(罗伯特曾对他那“难以置信的活力”发出惊叹)，总是收拾得整齐利落；奥本海默的体格则出奇的单薄，头发永远凌乱，香烟几乎从不离嘴。甚至他们个性上的反差似乎也像彼此在照片中所流露的那样。欧内斯特喜欢营造一种世俗的美食家的氛围，但事实上，在他这里实验室的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罗伯特则表现得像个苦行僧，但他的嗜好既多而人又放荡：酒、女人、美食、音乐和政治，不一而足。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性格外向的劳伦斯正准备与他将要结伴一辈子的女人订婚；而性格内向的奥本海默来到伯克利时则已经有了好几场恋爱经历，而且未来还会更多。

他们生活中的共同点是物理学。但这不是答案的全部，因为他们的科学工作方法也大相径庭：奥本海默是一位理论家，很少去用扳手拧螺栓；劳伦斯则是实验物理学家，他的那些闪现着灵感的小玩意儿改变了物理学——包括奥本海默的物理学。也许这就是秘密。他们似乎是互补的一对，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整体，就像粒子和波的表现合在一起定义了光子一样。“劳伦斯的实验天才与奥本海默这位理论大家合起来，就形成了你能想象的最强大的物理学团队，”詹姆斯·布兰迪(James Brady)多年后对采访者说道，“他们总是在一起。”

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冲动，就是要将他们所选择领域的新发展开拓到其逻辑的终点——大科学(但其着眼点则看似荒谬地聚焦在无限小的粒子上)。他们要把他们的学术家园变成该领域的学习和探索的主导中心。劳伦斯将提供设备并开凿所需的新的资金和赞助的来源，使它变得更强大；奥本海默则提供劳伦斯的机器得以建立的知识基础。双方失去一方都不足以实现他的目标。

这将是两人生命中最重要、最持久的职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将让全世界产生共鸣。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罗伯特·奥本海默之间的结合将深刻影响到核物理学本身的发展，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战略，以及战后岁月里民用和军用核政策的发展。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像他们这样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差不多是在欧内斯特·劳伦斯到来的整整一年后来到了伯克利。而且他的每一点滴小事都如同巨雷不同凡响。

这是1929年的夏天，新学期开学前的几个星期。奥本海默在哥廷根马克斯·玻恩的指导下提前两年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哥廷根，他一直与沃纳·海森伯和保罗·埃伦费斯(Paul Ehrenfest)这样的量子力学的后起之秀交往。他似乎轻易地就掌握了量子理论中那些令人目眩的难点。在他的博士学位答辩结束后，一位在答辩中给他出难题的考官——当时刚获诺贝尔奖的詹姆斯·夫兰克(James Franck)——告诉同事：“我得赶紧走。否则该他来考我了。”

在他接到的邀请他回美国发展的10份聘书里，奥本海默选择了两份：一份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另一份来自伯克利。这一选择的原因是他可以做出一项不寻常的综合安排：能同时兼顾两个地方，轮流到两所大学教课一个学期。这对大学有好处，对他自己更好：他可以在伯克利这片理论“沙漠”上创建一个新的理论物理学派，同时又能通过加州理工学院更为传统的物理系来保持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了解。他回忆道：“伯克利没有理论物理学。它的实验物理也是相当老旧，死气沉沉……这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又是一项挑战。我认为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非常全面，我不会完全孤立。”两所大学愿意共同分享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合格的理论物理学家，特别是像奥本海默这样耀眼的理论物理新星，非常缺乏。在十年的时间里，奥本海默的理论学说和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回旋加速器将会使伯克利变成如同加州理工学院一样的超级学府——它不再是沙漠，而是卓越的国际核物理研究中心。

奥本海默来到伯克利不像几个月前他前往加州理工学院时那般富于传奇色彩。当时他驾驶着那辆在路上因车祸有两处严重受损的破车穿过沙漠按时赶到了帕萨迪纳。刚结束旅程，他便吊着胳臂出现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实验室，宣布道：“我是奥本海默。”而在伯克利，他一来便搬进了教师俱乐部——单身汉的天堂，那里有欧内斯特·劳伦斯做邻居。当时劳伦斯28岁，奥本海默要比他大近3岁。俩人就这样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

虽然就一位有着高学历的科学家而言，广泛阅读专业以外的东西不是很常见，但奥本海默的兴趣范围则非常广泛。在哈佛，一位同学曾惊叹道：“他将这里的知识洗劫一空。”沉浸最深的是物理和化学，当然还有数学、哲学和法国文学。但他为了阅读柏拉图的原著，居然学会了希腊语，后来为了研究《薄伽梵歌》又去学了梵文。在欧洲逗留期间，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一个讨论会上可以用自学的荷兰语来做演讲。他回忆道：“我不认为我的荷兰语非常好，但还行。”多年后，他让他在伯克利的一个研究生助教里奥·尼德尔斯基(Leo Nedelsky)替他做一次讲座。“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告诉尼德尔斯基，“内容都在这本书里。”当尼德尔斯基指出这是本荷兰语写的书时，奥本海默回答道：“没有什么比荷兰语更容易学的了。”

然而，奥本海默的这种强迫症般的博学多识也带来了他的一个突出的知识缺陷：他对于让自己持久地钻研一门学科缺乏耐心。这肯定是他作为最有成就的美国物理学家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做出开创性的工作。在这段物理学史上史无前例的知识酝酿期间，很少有哪个方面是奥本海默没有公开发表过通信或论文的。这些论文都是原创的，大都有广泛影响，甚至是开创性的。1930年，他预言了正电子(一种带正电荷的电子)的存在。但作为一个理论家，在提出这个问题并“认为自己得到了正确的结论”后，他便失去了兴趣。结果是卡尔·安德森——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发现了这种粒子并因此荣获诺贝尔奖。在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通过对天体物理学的研究预言了中子星的存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预言了黑洞——大质量恒星坍缩成的巨大引力源，其引力大到连光都逃不出去。但中子星直到1967年才被探测到，而黑洞的证据则要到21世纪才发现，我们低估了奥本海默的成就，也酿成了他神奇的未竟事业的悲剧。

“奥本海默能很快看透物理本质，然后在信封的背面做计算，并得出所有要点，他的这种能力极强，”他的同事罗伯特·谢尔博(Robert Serber)回忆道，“但要做完并做成一项完美的工作……那不是奥本海默的风格。”恰恰相反，他的一些最著名的论文正是由于存在很初级的数学错误而大为减色，偶尔甚至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谢尔博又说道：“他的物理很好，但他的算术很糟糕。”

奥本海默的真正才华表现在他的综合能力上。他对物理学的把握使他能够为几乎任何新的实验发现建立起理论基础。1939年的一天，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劳伦斯的辐射实验室里最杰出的成员之一——就见证了这一点。那天下午，他闯进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和他的助手弗里兹·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宣布发现了核裂变。所谓核裂变就是重铀原子核分裂成两块。奥本海默站在勒孔特大楼他的办公室的黑板前，当着在场学生的面当即宣称道：“这不可能。”然后他便在黑板上演算起来，想必一定是哈恩和斯特拉斯曼搞错了。这就是奥本海默表现出的知识上的傲慢，他最不讨人喜欢的品质。但紧接着第二天，他参观了阿尔瓦雷斯的实验室，见证了对这个现象的演示。“还不到15分钟，他不仅同意这个反应是真实的，”阿尔瓦雷斯回忆道，“而且还推测出，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额外的中子，这些增生的中子可用于分裂更多的铀原子，从而产生出能量或制造炸弹。”这是对奥本海默的非凡的科学洞察力的最经典的示范。抛开自己当初的失误，他立即领悟了这个现象的基本物理机制，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能够像国际象棋大师看到以后几十步一样，设想到这个发现的延伸意义。

奥本海默在伯克利所展示出的这种个人魅力和知识吸引力的奇特组合，使得他日后当之无愧地成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计划的有效率的领导者。在校园里，他一向以“理论物理的吹鼓手”的面貌出现，谢尔博后来谈道。阿尔瓦雷斯也许是出于嫉妒，曾称那些追随奥本海默的人为他的“随从”。他们模仿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怪癖。他们学着一支接一支地抽他抽的“切斯特菲尔德”品牌的香烟，并模仿他的长腿走路的步态和他几乎听不见的嘟囔声。他的艺术品位成为他们全体共同的品位：“我们真不该喜欢柴可夫斯基，因为奥本海默从不喜欢柴可夫斯基。”一个名叫埃德温·尤林(Edwin Uehling)的学生感叹道。每年春天一到假期，奥本海默就去了加州理工学院，这些随从便乘坐一辆大篷车屁颠屁颠地跟着他南下。到了8月，他们再一起迁移到北方。

奥本海默的课堂风格很有点与众不同。他大多时候是背对着学生，在黑板上随便找块空白处就写下复杂的公式，有时在大家还没来得及记下时就将黑板擦了腾出地方写新的公式。“我还记得他特有的写黑板的姿势，一只手拿着一根粉笔，另一只手夹着一根香烟，头被一团烟雾罩着。”爱德华·杰约伊(Edward Gerjuoy)回忆道，他是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带的博士生。他讲话像是喃喃自语，时不时还会停下来发出一声嘟囔，被学生们讽刺为“尼姆-尼姆-尼姆”。他的朋友埃伦费斯特从欧洲来访加州理工学院，在一次演讲时，坐在前排的他忍不住插话让奥本海默声音大点，最后他问道：“奥本海默，这是秘密？”

听他讲课，不仅是他的喃喃自语让人不知所云，而且主题也非常模糊：甚至对世界上最资深的理论家都是个挑战。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卡尔·安德森花了几天时间在拥挤的演讲厅里听奥本海默讲量子力学，但愣是没听懂。最后，他向奥本海默承认，他实在是听不懂，他不得不放弃这门课程。奥本海默感到不安，他透露其他每个注册的学生也已经做了同样的事情——大厅里挤得爆满的学生都是不要学分的没注册的学生，这样不用冒风险。他请求安德森不要退课，如果没有一个学生选修，这门课当然就不能算作加州理工学院所开课程的一部分。安德森照办了，并得到了一个A。“即使所讲的内容令我头大，但好歹这门课总算过了。”他回忆道。

与熟谙讲清楚概念但不耐烦课堂教学的负担的劳伦斯不同，奥本海默喜欢教书，他只是不是很擅长讲课。他讲课时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反映了他自己对新发现的现象也吃不准，这些内容甚至在今天理解起来也需要有一番全新的训练准备。“在那些日子里，”他怯怯地向一位责怪他讲课学生听不懂的研究生解释说，“我只是想教育我自己。”

奥本海默的粉丝圈外的那些人对这一切非常困惑——甚至连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都感到不解，他应该算是深知这种行为的，因为他也是他自己的学生的崇拜对象。1940年，费米在伯克利参加了一场由奥本海默的一群学生主办的研讨会，费米发现自己根本听不懂这种嘟嘟囔囔的讨论。后来，他对他的朋友和同事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è)说道：“我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可让我沮丧的是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有最后一句话让我振作起来。说：‘这就是费米的 β 衰变理论。’”

但奥本海默就是这样建立起了这个国家的领先的理论物理学派。在1929年到1943年(他前往洛斯阿拉莫斯之前)期间，他在伯克利指导了20多篇博士论文。这个数量占美国在此期间授予的博士学位论文总数的一个很大的比例。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他是当时美国少有的几位直接受教于欧洲的量子力学鼻祖的教师之一，同时也是少数几位将其知识传授给新一代的人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欧洲的独裁和战争乌云使得欧洲的物理学家开始向美国大量移民之前，奥本海默几乎是一个人独占美国市场。在1937年年底，当杰约伊还是纽约城市学院的本科生时，他向他的学业指导老师询问他是否可以继续他的理论物理研究，结果“他们告诉我，唯一公认的团队就是奥本海默的团队”。

在同住单身宿舍的前些年，劳伦斯和奥本海默几乎形影不离。他们一块儿出去社交，一起玩耍，有着一些相同的习惯，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他们都抽烟，但奥本海默是不停地抽，而劳伦斯则是偶尔抽一支(似乎遵从他的清教徒的教养，只是偷偷地抽)。想搞清——或仅仅是理解——劳伦斯和奥本海默之间的关系成为认识他俩或他俩身边的许多人消磨闲暇时光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化学家马丁·卡门(Martin Kamen)简明地总结道：“奥本海默——非常理智和内省，有时变得傲慢而迷人——不断受到不安全感的困扰。他拥有非凡的分析能力，但动手能力很差。劳伦斯——理智稍差但直觉强大——几乎从不自我怀疑并且动手能力超强……一个的理论智慧正好与另一个的实验技能形成互补，这种亲密关系有一个基础，它使得两人之间知识上和文化上的差异被降低到最小。”在一个方面，他们相互间配合得可谓完美，卡门观察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驱动力，就是成为舞台的中心。”

让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同寻常的是，在这个核物理诞生的初期，理论家和实验家通常会以一种既谦虚又怀疑的态度审视对方。他们有着典型的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世界观，甚至不同的政治观点。“理论家们在政治上倾向于更自由，自由到变得激进。”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温·麦克米兰在几年后这么评论道，他是劳伦斯实验室的助理，也是劳伦斯的连襟。麦克米兰在战后年代回顾道：“实验者……在政治上更倾向右倾。”当时战争已使科学政策失去控制，毁了很多人的事业和声誉，但甚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看待物理学的方式，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都还不存在问题。

但劳伦斯和奥本海默明白，他们双方如果失去对方就不可能有所成就。“劳伦斯严重依赖奥本海默。”布兰迪说。例如回旋加速器产生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劳伦斯的反应总是：“让我们去问问奥本海默。”

“因此我们就去找奥本海默，”布兰迪回忆起一次这样的经历，“劳伦斯还没说完第一句话，奥本海默便打断说：‘不，不，不，不，不，这不可能。这将是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的。不可能！’于是劳伦斯只好说：‘好吧，那就忘了这茬。’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工作的。”

从奥本海默这方面看，他则被劳伦斯这部宏大的机器所产生的洪流般的结果深深地刺激了。“他们(用回旋加速器)发现的东西经常是如此惊人，我简直不明白这怎么可能，”他在晚年回忆道，“有时我肯定是被惊到了。我错了。”

他同样痴迷于劳伦斯的创新型的定期俱乐部活动，每周一次的自由交流科学数据和新闻，参加的有研究生、物理系教师和偶尔来访的著名学者。奥本海默称它为劳伦斯的“另一项伟大发明”。由于住在伯克利，奥本海默很少错过这种交流机会，而且还经常主持组会，尽管在这些场合，劳伦斯总是退居到听众席上，像其他人一样费力地辨别着奥本海默的喃喃自语。

当然，奥本海默也不像出席组会的其他理论物理学家那样，在劳伦斯和他的伙计们面前表现得那么自大。劳伦斯的成就，他判断：“自己不是在理解自然的领域，而是在理解研究自然的问题的领域。他和所有人一样，对整个物理学风格的形成有贡献。”在理论家中，很少有人能像奥本海默那样认可劳伦斯的方法——简单感知自然，不抽象——的价值。他认为：“抽象基本上不在劳伦斯的菜单里。他的菜是建立并扩展一种技术。这是一种工具性的方法，没有它天文学和物理学就走不远。”

在表面上，他们热络的友谊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但个人生活上和职业生涯带来的各种变化使这对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的裂痕在扩大。欧内斯特依然是佩罗卡连特的常客，在那里他会穿上“非常合身的马裤”，骑上英国式的马鞍。在家里，他会和奥本海默一起围着伯克利散步到很远的地方，甚至走入加州北部田园般的森林里。“我们谈物理学。”奥本海默回忆道。他知道欧内斯特的知识兴趣比自己窄，他可能不是特别愿意谈论像东方哲学和西方艺术这样广泛的内容。

有件事情可以见证他们的相互信任和关怀。1931年10月，奥本海默的母亲得了不治之症，要他去纽约，劳伦斯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劳伦斯清楚地知道母亲的去世对奥本海默的打击会有多大。“离开这么久，我感觉很糟糕。”奥本海默对劳伦斯的关怀这样回应道。他甚至问劳伦斯：“你能为这个搞理论的孤儿做些什么呢？”——尽管他心里想的是，这位大实验家可以做的是对奥本海默的学生保守秘密。

那年年底，这两个朋友在新奥尔良召开的美国物理学会的会议上重新相聚。在会上，他们的声望与日俱升，俩人的关系也显得形影不离。一个同事的妻子目睹他们站在电梯口的两侧长时间交谈，电梯到了，劳伦斯进去又出来，与奥本海默做进一步交谈，直到电梯操作员发话他们才结束这场谈话：“分手吧，甜心。”

同样是这次会议，欧内斯特显露了他的另一面，它更明显地展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成熟：这种关系很有点像默尔·图夫在欧内斯特前往伯克利之前所发挥的顾问和导师的作用。在向会议作论文报告时，奥本海默一直受到一向以尖刻闻名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罗伯特·密立根的非难。密立根对奥本海默挑战他的宇宙线起源理论耿耿于怀。在过去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为自己的理论作强烈辩护(但最终被证明是错的)。奥本海默深深感激欧内斯特在这件事情上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也就是你，欧内斯特，那么可爱，在星期三的会议上对我说了那么些安慰的话，”奥本海默在几天后给欧内斯特的信中写道，“我当时真的非常需要这些安慰，我为我的报告感到羞愧，更是被密立根的敌意和无所顾忌的攻击所苦恼。”就像是要回报劳伦斯的安慰的话，奥本海默透露，密立根的行为已经让他开始与加州理工学院切割，以后将更多地致力于伯克利，只要“不与加州理工学院完全破裂”就行。

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奥本海默作为理论家的声望越来越高，但劳伦斯的职业地位的上升则完全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劳伦斯在20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家伙，确实是这样，”奥本海默回忆道，“他把我看作一个潜在的非常好的物理学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那种世俗的、没有经验也很不明智的那一类。”

奥本海默承认，他们的社会背景注定是不同的。罗伯特和他的妻子凯蒂乐于同波希米亚人[2]和政治左派交往；他们选择的物理学家朋友圈也多是那些在音乐和艺术上兴趣广泛的人，像谢尔博夫妇和加州理工学院的莱纳斯·鲍林 (Linus Pauling)。而劳伦斯，随着职业地位的提升，他的社交圈渐渐移向成为他的资金赞助人的银行家和石油巨头们。早在1932年，斯普劳尔就赞助他成为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是旧金山最难进入的名人社交圈。而对于奥本海默这位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和犹太人来说，要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是不可能的。

的确，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可谓逆势而动，反对行业和学术界上层的反犹太主义风气。1936年，他倾力争取对罗伯特·谢尔博担任他在伯克利的研究助理的任命，但伯奇拒绝将谢尔博的微薄的薪金提高到超过1200美元。(在奥本海默的请求下，劳伦斯从辐射实验室另支了400美元给他)但他为谢尔博争取助理教授的努力没能成功，几年后，谢尔博才发现原来是伯奇在从中作梗，他当时曾写信给一个朋友：“系里有一个犹太人就够多的了。”

然而，真正使劳伦斯与奥本海默之间关系疏离的是政治。在20世纪30年代，劳伦斯认为自己属于新政[3]民主党人。但他刻意让实验室与政治保持距离。他认为，科学家从事任何政治活动都是不合适的——那是“政治鬼混”，正像他在与奥本海默的一次谈话中所称的：“你干嘛要傻不拉叽地去从事这些政治？”一次，他这么询问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他当时也在辐射实验室工作：“你别去了——你是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很有预见性的提醒，因为弗兰克·奥本海默与劳伦斯的实验室的联系突然终止了，接着他的早期共产党员的身份就被揭露出来。

罗伯特·奥本海默无法摆脱政治就跟他无法放弃音乐和美酒一样。这些都是他与外部世界保持接触的方式。他的政治活动最让劳伦斯受不了的不仅仅是其激进主义色彩，对这一点欧内斯特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而且罗伯特对由此给大学，特别是物理系，造成的可能损害态度冷漠，因为在战后的几年里，大学可接受的政治话题的广度已大大缩小。起初劳伦斯对奥本海默的轻率还能够冷静处理，但那天，奥本海默在辐射实验室的黑板上出了一则为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力量提供救助而举办鸡尾酒会的通知。劳伦斯在日常巡视实验室时发现了它，他一句话没说，操起黑板擦就将它擦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很难对朋友的政治态度保持沉默，终于有一天，他对罗伯特从事的所谓“左翼活动”给予了谴责，并告诫他，这些活动可能会限制他在大学和工业界发展的机会，并且随着战争一触即发，成为他为政府服务的障碍。

几年来，这种紧张关系一直被掩盖着。在劳伦斯将他的新娘莫莉带来伯克利之后，奥本海默仍然是这个家庭圈子里的亲密的一部分。在劳伦斯的次子于1941年元旦出生后，他们为他取名为罗伯特，以纪念他们家与奥本海默的亲近关系。1940年11月，在奥本海默将他的新婚妻子——离异的凯瑟琳“姬蒂”哈里森——带来他们在伯克利的家的这一天(姬蒂已身着孕妇装)，劳伦斯夫妇最先在城里设宴欢迎他们的到来。

但随着他们的事业和他们的政治活动的发展，他们之间的距离开始变大，他们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更根本的东西。多年以后，当罗伯特·奥本海默面临他一生中巨大的公共危机时，欧内斯特·劳伦斯的一句话就可能使他免受政治动机的考验，吉姆·布兰迪问劳伦斯，为什么他和他在伯克利的团队没有为奥本海默作辩护。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劳伦斯回答说，“我们是唯一真正了解这个人的人。”

“在我看来，”布兰迪认为，“这个理由几乎是个人的。”只有时间才能揭开这个谜。

会议主席、法国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问起劳伦斯他要讲的演讲大纲，劳伦斯回答说，他将报告一种全新的氘核(氢的重同位素，在另一个核的撞击下会碎裂)理论。劳伦斯非同一般地声称，他保证将改写物理学基本定律，其支撑的基础就是从回旋加速器得到的广泛的实验结果。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结果已被奥本海默从理论上予以验证。奥本海默高兴地看到，他们破坏了某些他完全不认同的欧洲的量子动力学理论。正像奥本海默在会议前夕高兴地写给他弟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劳伦斯“肯定已经确立了2H核的不稳定性。它在碰撞下分解成中子和质子……在我看来它将成为海森伯的伪核量子力学的令人绝望的障碍”。

这原本可能是劳伦斯和奥本海默合作的最伟大的时刻：一项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的惊天动地的实验结果就将揭晓。但事与愿违，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犯了一个世界级的错误！大科学，尽管已经崭露头角，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大白于天下。

■ 注释

[1] 马克·安东尼，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凯撒军队中最重要的指挥官。—中译者注

[2] 也暗指那些放荡不羁的文人。—中译者注

[3] NewDeal，指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救济、复兴和改革。目的是通过政府干预将美国尽快从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中译者注

文章2023年8月31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墨子沙龙 （大科学时代中的奥本海默），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