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家长花费大量心血，希望良好的教育和名校文凭能保证孩子的好工作和美好未来。但是，在经济学家何帆看来，这恰恰是许多教育焦虑的由来，因为它不再匹配当下的环境——经济换挡，新旧岗位不断更迭。比起找“好工作”，如今的教育更需要教会孩子“找事”的本事。
这与C计划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不谋而合，我们的社会正从学历社会转向能力社会，未来学历不再是稀缺，真正有效助力自身发展的是底层能力，以批判性思维为内核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注：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外滩教育 (ID:TBEducation)。文：柯察金，编：Luna。
如果说在过去，一个家庭操心的，还主要是怎么把孩子培养进还不错的大学，那么现今，这种“纯粹”不复存在了。
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超过2.67亿青年人群，处于“无工作、无学业、无培训”的“三无状态”。在国内，“留学百万，月薪几千”和“与其职场受气，不如做全职儿女”等种种案例，在网络上被热议，也折射着当前年轻人就业的现实困境。在学历通胀和经济下行的双重背景下，孩子“出身高校”与“立足社会”之间的相关性愈发微弱。与此同时，出生在经济衰退期的孩子，恰恰是对挫折和磨难准备不足的一代人。社会学家简·特温格将这代人称作“Gerneration Me”（自我的一代）——他们有着超强的自我意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要享受美好生活——很难想象，这些孩子怎么去面对日益黯淡的前途。如何帮助孩子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找准属于自己的定位？著名经济学家何帆在他的新书《找事》中，重新定义了“找工作”的内涵——重要的不是找工作，而是找事做：找到感兴趣、擅长，同时还具有社会价值的事做。作者：何帆，著名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他总结自己几十年来对于工作与事业的深度思考，以新鲜的视角和清晰的逻辑，给迷茫中的孩子，乃至为孩子而迷茫的家庭指点迷津。在当前的工作困境下，内卷的和躺平的年轻人，都不好过。进入大厂卷的，每天都在忙，可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至于躺平的，很多时候是一种自嘲。嘴上说躺平，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慌张。在何帆看来，不管是内卷还是躺平，都是为了摆脱焦虑而被动给出的动作，是焦虑的不同表现形式。“焦虑是一个报警器，它告诉我们有些什么事情不对劲了，需要做出改变。”而如果陈旧的认知模式不解决，那么不管年轻人选择的是内卷还是躺平，到头来都摆脱不了焦虑的困局。寻根溯源，是过去被人们笃信的“好工作”神话破灭了。
“好工作”神话在过年几十年的中国，被无数人奉为圭臬。其“公式”大概是：个人的努力=好好学习=上名牌大学=找到好工作=出人头地然而，“好工作”公式之所以流行，与中国独特的时代背景——经济的高速崛起密不可分。经济的高速增长，造就了金融、地产、科研、教育等各行业大批的新兴就业机会。于是，中产阶级在中国从无到有出现，并如雨后春笋般壮大。那时候的人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自真心地相信“好工作”的公式。可是，这个公式如今已然摇摇欲坠，经济换挡、新技术革命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等各因素综合作用，将每个环节的等号都彻底打破。“坐快车”的父辈和“坐慢车”的年轻人，很容易聊不到一块去。父辈一代会迷惑，怎么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奋斗了？年轻一代则会说，他们哪方面不如上一代，为什么机会全被上一代人拿走了？“坐慢车”的年轻人，倘若是出生在中间阶层的，也许又是受到冲击最多的一代。工业革命和历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早就显示，阵痛期虽然终将过去，但要持续三四十年的时间。在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以及人们尚未看清楚的各种新技术，将纷至沓来，带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阵痛期的首当其冲者，不是上下两层，而是中间阶层。何帆提出，未来人们的收入会呈现“U型”曲线：底层工作的收入会提高。以后随着人口进一步老龄化和少子化，脏活累活的成本必然会水涨船高，廉价劳动力将变成过去式，或者说廉价的反倒变成白领；食利阶层的地位宠辱不惊，因为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游戏。前段时间，“孔乙己的长衫”成了网络热词。不肯脱掉长衫的，说的不是别人，就是中间阶层出身的年轻人。他们普遍有着体面的学历，有着修身齐家的内涵，拿的却可能是比蓝领还低的薪水。文凭像是疯狂印钞票，越印越不值钱。经济换挡后，好工作的供给也在缩水。中间阶层的衰落，将带来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大部分会被精英阶层占据。中低收入阶层的孩子，想要和以前一样靠好工作实现跃迁，以后将越来越难。有一次，何帆在高铁上偶然听到一位父亲给儿子打电话，捶胸顿足地告诫儿子定要专心准备考研，才能找到好工作。何帆当时心里哭笑不得：现在就业市场是最受挤压的，恰恰是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啊。这位父亲依旧抱着过去的执念，听不进孩子的其它选择——可如果最后孩子没有找到“好工作”（高概率事件），这位父亲又该相信什么呢？时代变了，再守着“好工作”的神话做梦已经不现实了。“上一代人的生活经验本就贫乏，想要在互联网上找些有用的信息，才发现互联网更加贫乏，每个人都在为了流量人云亦云。家长又怎么看到这个世界的新变化，帮助孩子做出明智的选择呢？”何帆强调，自我变革的重要一环，是认知模式的转变。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同样，未经省察的工作模式亦不值得追求。提到工作，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朝九晚六，一周5天班，严一点的单位甚至精确到分钟打卡。然而，这种“传统”的上下班的工作制度并非无可辩驳。实际上，它是近300年才出现的“一种很怪异的制度”。现代工作制度的两大特点，一是让人们用时间换金钱，二是心甘情愿主动被人约束——这无疑是违背人类天性的。不算很久的以前，没有聪明人会自愿遵循这种奇怪的生活方式。追寻到西方的“新教改革”可以发现，原来，苦哈哈的现代工作制，起初竟是靠宗教的力量才推进的，堪称对打工人最早的PUA。到了消费主义时代，PUA变本加厉，工作本身竟变成了一种炫耀：马斯克宣称自己曾连夜睡在工厂的地板上，要求手底下的员工也变成工作狂；贝索斯认为亚马逊的公司文化，是所有员工都不知疲倦为何物；工作狂模式备受精英推崇，上行下效，让“过劳死”成功被收录到牛津词典。何帆指出，300年前，人们还没有现今的工作概念。但是，不管30年前、3000年前，还是30000年前，人们都会“找事”做。自古以来，人们都要做事，这是不变的。“心流之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表示，在工作制度没有出现之前，人们做事的时候能找到自得其乐的感觉，甚至分不出在干正事还是玩游戏。重要的不是找工作，而是找事做。换一个视角，年轻人会发现，可做的事情很多，而工作只是其中一个子集。成功人士的鸡汤这几年不断被袪魅，可能是因为，年轻人终于发现精英的“找事”方法不好使了。乔布斯是无数年轻人的偶像，和他的产品一样有名的，还有其富有魅力的演讲。言语之中，流露的是对工作的无限热爱——对此，何帆却认为，乔布斯并没有透露实话。乔帮主年轻时，最喜欢的其实是禅宗，甚至三番五次要去庙里修行。可为什么他最后还是回到压力山大的硅谷开公司了？“原因在于，热爱并不是找事的唯一考量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关于找事，有简明的思路可以参考，即“兴趣－天赋－社会需求三要素模型”。这个模型所有人都能想到，但令很多孩子困惑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孩子觉得找的“事”既有社会需求，自己也感兴趣，但奈何就是没天赋。这种情况当然棘手。可关于“天赋”，其实年轻人很容易产生误区。在不少人的观念里，一个职业像是一棵树，不同职业之间位置分明。但在何帆看来，真实的职业其实更像一套生态系统。举例来说，娱乐圈就是生态系统，做不了歌星，可以做经纪人；当不了导演，可以做制片或场记；运动也是生态系统，做不了奥运冠军，可以做教练或运动康复师；就算是爱好游戏，也有多种选择，做不了电竞选手，可以做职业经理人或游戏博主……何帆认识中国男篮里的一个小伙子，叫靳星。从小热爱篮球，但身高只有178。他在职业球队里待了一年后选择退出，做篮球教练，创业开办体育公司，后来学员遍布全国，达到7万多人。在自己喜欢的职业生态系统中，睁开眼睛多去寻找，就能找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生态位。此外，大多数人似乎认为天赋是极少数天才的专利，但这种思考方式并无裨益。普通人当然也有天赋，或者，更好的表述是“特质”。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霍兰德根据人的特质，做了6种分类，包括“现实型”“研究型”以及“艺术性”等。年轻人只有充分了解自己的特质，取长补短，才能做出更理性的判断。何帆介绍了一种发现自我特质的好办法，那就是，观察身边的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向自己求助。有可能是别人电脑坏掉的时候，有可能是别人买衣服寻求建议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单纯的别人打听八卦的时候……都反映了被求助者的特质，同一个社交圈中的人，会更了解自己最有市场的技能是什么。大可不必再抱怨没有天赋，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特质，把自己变成解决问题的高手。年轻人喜欢做，也有天赋去做的事，没人买账也挺头疼。在唐代，写诗写得好的更有机会做官。但现在，好像没听过什么人写古诗来求职的。伟大如英国诗人艾略特（1888-1965），也得靠银行职员的工作，资助自己的理想。不过，社会在发展，何帆以为，社会需求缺席这事放今天，须重新讨论。当今职业的演化速度越来越快。孩子进出大学至少有4年的时间差。4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行业由盛转衰，或是让另一个行业异军突起。一些新的红利，比如何帆所称呼的“生活家红利”正在形成——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社会需求从吃饱穿暖，进化到丰富多样的精神追求，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怎么过花样的生活。所以，以前是“先富带动后富”，现在是一部分会玩的，带动更多人玩起来。什么人最会玩？自然是年轻一代。一些五花八门的新职业涌现，如上门喂猫师、游戏捏脸师、密室剧本设计师、铠甲铸造师等。宏大叙事的时代已经过去，“在经济生态系统发生剧变之时，了解小趋势，对微观个体来说更有价值。”相比考虑社会需求存不存在，年轻人现在更需要关心的，是多技能的组合。因为未来的职业靠的不只是专业，而是一组技能。专业只能选一个，技能却可以攒很多。善于学习技能，组合技能的人，才能脱颖而出。不管在互联网大厂，还是光鲜的投行，拿着高薪但厌恶工作的年轻人大有人在。今年有本畅销书，名字就叫《狗屁工作》。对于这种情况，何帆觉得年轻人在着急辞职前，首先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对于其他职业有过于浪漫的想象？隔行如隔山，锅里的好像永远比碗里的香。然而何帆采访过很多不同职业的从业者发现，世上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是“完美”的，总有一地鸡毛的一面。比如马戏团里的驯兽师骑着海豹在水里穿行，看起来很酷很好玩，但观众看不到他们在台下的日常，是一遍遍地清理动物的皮肤和粪便。另外，所谓“兴趣”很有欺骗性。大部分的兴趣其实很难被发现，而且有时候，在表层的兴趣下面，往往还隐藏着真实的兴趣。何帆在成都访问过一家叫“先锋”的另类学校，在这所学校里，老师会陪着不想上课的孩子打游戏，没日没夜地打。绝大部分孩子很快发现自己不是电竞选手的料。可能有的孩子认识到，自己感兴趣的不是游戏，而是游戏里的某一项元素，例如剧情——那么小说、电影的剧情不是更精彩吗？这就是找到了兴趣底下所掩藏的真实兴趣。在学校教育和职业体验脱钩严重的现状下，很多孩子在“找事”方面只能靠想象。何帆认为，如果有条件，应该让孩子尽早、尽可能广泛地接触现实生活，这样才能让他们尽快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没兴趣，而是压根没机会找到兴趣。在何帆看来，为什么做事以及做事的心态，会直接影响一件事的结果。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发现，绝大多数人是通过人脉找到工作的，依靠的不是亲戚朋友这些“强联系”，而是一些只有点头之交的“弱联系”。不少年轻人对这句话的领悟，是加上大佬的微信，然后直截了当地问能不能进入他们的公司。何帆指出，这种做法100%会失败。因为如果只是伪装自己，想的还是找份工作，马上就会被老手识破。向别人请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一直建议年轻人用心地去设计自己的职业采访，向对方传递真实的信号：我是谁？我对这个行业有多热爱？以及我是否适合这个行业？有意思的是，当年轻人转变心态，不再关心找工作，而只是关心如何做好一件事时，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会变得更真诚，更有活力，也更能展现出优势和潜能。要让孩子明白，找工作最紧要的是找事，是寻找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结合。新一代的家庭里，父母投入了很多资源在孩子的教育上，虽然花的钱越来越多，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却越来越低。何帆指出，经济学里有一个求最优解的方法，即先确定最后一个决策的最优解，再逐步倒推，直到求出现在，也就是第一个决策的最优解。这个思路，也可以帮助父母去看孩子人生道路的最优解。以前的思路是“好工作”等式，才会有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但是，这种教育方式最终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就出在，终局搞错了，进入高校仅仅只是开始——过一个充实、圆满的人生才是终局。从终局倒推，我们能看到的不是考试排名，也不是爬藤进名校，而是孩子各种重要的技能：不断吸收新的知识，能在新的领域快速切换，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有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能承受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循着这样的思路，教育需要大的调整。核心技能的教育，需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会玩”的能力很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吃到“生活家红利”；对美的感知能力也很重要，尤其是中国正在爆发一场“颜值革命”，能做出美好事物的企业更容易收获“审美红利”……这意味着家长把心放宽，像园丁种花一样等待孩子成长，而不是像木匠一样强求做出一模一样的家具。未来稀缺的，再也不是学历。孩子在漫长人生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宽阔的视野，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于是大道多歧路——这部分，其实是家长能提供给孩子的最大帮助，尽管不同家庭所能做到的程度不一。
所以那句自嘲是有道理的：鸡娃不如鸡自己。只不过后者离舒适圈更远。何帆认为，虽然经济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变，旧物种会消亡，但新的物种会出现。新的物种很可能不再是像恐龙和鲸那样的超级物种，而是在细分市场上找到自己生态位的个人。放弃旧有的偏见，提升底层核心能力，并最终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找到自己的定位——孩子便可能变成生生不息的超强新物种。
诚如何帆老师所言，未来稀缺的已不再是学历，而我们能做的更好的准备则是优化自己的认知模式，进而才能找到我们自身技能最好的组合方式。而如何提升认知这一底层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C计划思辨阅读课，可以引领孩子从阅读、思辨中逐渐掌握思考工具，拥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让他们能更好应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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