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厂采蓝莓，我依然没躲过996

2022年4月12日，我来到玉溪澄江，以采摘工的身份入职蓝莓基地，开始自己的农场打工生活。

去农场是十年前就有的想法，只是当时没能实现。大学毕业后，我进入阿里，做了八年产品经理。这近乎是互联网时代最好的公司，我也做了自认为最合适的岗位。我似乎应该感到知足，但还是常常困惑。我看着在北京已经有两套房的领导，还在痛苦地逼迫自己每天高强度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会想，这是否是值得我努力下去的未来。我看着同事们为了绩效和年终奖焦虑，理智上能够理解，但又不明白这些追逐究竟是为了什么。

于是我又想起更年轻时遇到的人们。大学时，我常一个人背着包在西北旅行，每到秋天会遇到一群坐火车去新疆摘棉的妇女，她们大多裹着头巾，随身带着馍馍，坐在硬座或蹲在过道里，话不多，像雕塑一样安静地看着窗外。她们的生活比我辛苦很多，物质上的回报却又少得多，这样努力生活的动力来自哪里，她们是茫然无知的、充满笃定的，还是也和我一样困惑？

为了寻找这些答案，我从阿里离职，在30岁重启自己的打工计划。

入职蓝莓基地

蓝莓基地位于云南省澄江县西侧大概三公里的村庄里，大约有5000亩田地，种植本地特色的早熟蓝莓。每年的4-6月是成熟期，高峰期大约需要5000名工人同时采摘。本地工人不够，于是基地每年都从云南周边市县大量招人。

我入职的过程不算顺利。虽然我在劳保用品店里换了全身的行头，招工处的负责人还是疑惑地看着我，觉得我不像是来干农活的。我只好杜撰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的身份，说是来写论文的，又说自己是农村人吃得了苦，才被允许入职。

招工的工头通常和基地有点关系，每介绍一人会有几十块的抽成。大部分工友都是他们的家乡亲朋，年龄主要在40-60岁，以家庭妇女为主（男女比例大概1:9），名字多是芳、梅、凤。还有一部分工友是在快手上看到了工头招募，通常也有点朋友关系或朋友的朋友，询问情况后报名。

相比客观信息（合同、公司资质、注册资本等），这里的人们往往更相信人。他们不会信任不认识的招聘渠道。工资发放周期、请假制度等也要靠向熟人打听。在入职签合同时，基本是看也不看的就按了手印（我扫了一眼合同上的内容，包含主动放弃工伤赔偿、公司有权调整工资支付周期等）。

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一般会被分到一个班里，通常是60人左右，配备一个监工班长，班里又会分成3-5个小组，每个组各配备一个监工组长，同时负责培训、验果和纪律管理。采摘的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这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

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三个小组，由班长和三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

采摘工的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首先需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

新员工有五天的培训期，每天固定工钱150块，通过考核以后开始计件采摘，计件每天的价格不同，由监工当天早上贴到工棚里，平均下来大概每盒蓝莓两块钱左右，采摘熟练工一天能有200块左右的收入。如果考核不合格则有两天的补习班资格，补习班再不通过就会被淘汰。

有些工友会不适应严厉和高效率的管理方式，刚入职一两天时，就开始有人要离职，往往都是三四个人结队要走（大多是一起来的，有一个人产生离职情绪就会带动其他几个人），每次有要走的人时，班长都会谈话挽留。

挽留方式一般软硬兼施。“你们告诉我哪里还有更好的工，有的话我跟你们一起去打（严厉语气）”“你们不要听人家说赚不到钱，听人家说摘不到，这些后面都能解决（柔和语气）”，他并没有摆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双方的交流也不是出于逻辑的分析，更多还是情感压力和气势压迫。大多数人最后都被劝回来了，真正坚持走掉的大概只有三四个。

因为淘汰走的人则要多一点，她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嬢嬢（阿姨）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

被漠视的规则

今年春天气温低，蓝莓树遭了霜雪，成熟的果子一直很少，这让基地陷入了两难。如果计件算工钱，工人们嫌摘得太少赚不到钱都会走掉，等后面蓝莓大规模成熟后，就会人手不足。而每天付大家150块的固定工资，又实在成本过高。每天监工们都会说明天就要计件了，第二天来了又总是公布还得继续赚天工。

直到我培训期结束后的第七八天，农场才正式开始计件采摘。计件前一天，有工作人员拖着打药车满基地打药，工人之间也开始流传着各种传说，有人说是正常杀虫的农药，有人说是让蓝莓快速成熟的催熟激素。我去看了打药的罐子，上面什么字也没有，打药的人也忙着没法搭话，所以最终打的是什么无从得知，只是那之后的两三天里，工友们偷吃的情况明显减少了。

计件之后，大家的工作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采摘蓝莓时不再按照要求的手法（两指捏住蓝莓后手腕旋转，可以防止蹭掉果粉，避免尾部破皮），变成一把一把地往下抓，过分级板也不再是一颗颗过，而是一把扔上去直接分大小。

监工为了确保产量，也有意无意地放松标准，大小只用肉眼检查无需再过分级板，部分看起来不是很严重的红果（还未成熟的果子）都会检验过关。之前一天只摘三十几盒的阿姨们，大多达到了将近100盒的产量，每天能有近200元的收入。

但质量问题很快被发现了。计件后的第六七天，我们班的果品质量被点名批评，公司派了两个技术指导员到现场指导采摘和验果的工作。指导员是两个年纪很轻的小姑娘，在她们来之前，监工就专门嘱咐，“等人家来了一定要好好配合，说什么我们就好好听着”。结果还是起了冲突。

戴阿姨六十多岁，跟丈夫耿叔一起来基地打工。那天指导员来地里视察，看她摘的红果比较多，大小也没太分好，于是成了指导员抓的典型。她们专门到戴阿姨的垄沟里，把不合格的果子一颗颗捡出来，用严厉的语气说“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你都摘！”说了几句之后，戴阿姨的面子实在挂不住，反驳起来，“你这个小姑娘才多大，话也不好好说，有什么问题你说嘛，你吼我干什么！”于是双方逐渐吵了起来，耿叔看老婆被吼，也过来加入了争吵。

其实两边的态度都可以理解。我们基地更像是从广东工厂里学来的制度，上级严厉地对待下级是常态，小姑娘的管理方式是普遍且被认可的。但耿叔夫妇过去是跑大车、个体户经历，按年龄也是家里比较高的一辈，估计很久没有被谁管理或者指责过。

这场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两种观念的碰撞。如果说真有什么问题，大概是耿叔夫妇在一辈子未受管束之后，却要在如此年纪出来打工的不适吧，而这种不适，也许还要在未来给他们的工作生涯造成不小的困扰。

付出与回报

在蓝莓基地，劳作的辛苦是最不值一提的事情。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每天上班和下班时需要排队点名。中午午休一个半小时，晚饭休息一小时，吃饭由送餐车送到工棚，一般是一大份米饭和一小盒菜，大家就在田埂上席地用餐。

但计件一开始，很多人就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六七份（有些人直接放弃了吃午饭）。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刚开始有人7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六点半、六点，天还没透亮就带着头灯下田。

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他们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150左右，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块就是“贴钱”（亏钱）了。

事实上，基地的工价每天都在调整，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公司会根据前一天的产量，来判断熟果的密度和采摘难度，产量多了就会降价，大体上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两百多的水平。大家来得越来越早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估计要不了多久，可能就要在田里干到半夜了。

其实纯以工友们的付出和收入的角度来看，工价的调整创造了一个并不健康的竞争系统，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努力，但是得到的总收入并没有变多。年纪大的阿姨们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感知，不过年轻的工友们倒是都有体会，一位哈尼小哥告诉我，他以前在厂里做工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那时候我们在浙江做汽车档位的把手，一开始挺好的，干到六点一天就有二三百块，后来来了个人一天赚了一千多，老板就把价格下调了，最后我们拼命熬夜才能赚到原来的钱，当时我们都不待见那个人”“现在没办法，你也没法跟阿姨们说什么，她们就是傻，不懂这里的事情”。

我在村里闲逛时，打听到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在我们基地，周围其他园区也都是一样。可即便是基地也是被动的，如果不尽量压低成本，那公司在市场上也会被其他公司干掉。

工作到第10天左右，监工通知大家，工资并不是如工头最初承诺的10天一发，而是要到第15天时，发放前10天的工资，依次后推，主要原因是财务需要时间走流程。

消息一出，工地上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人说去年在这里打工，最后有好多钱没有拿到，也有人说自己的老乡过来20多天了，也没拿到一分钱。这些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一些工头招工的快手视频下面，就有不少说去年“钱不好拿”的评论。

这里的工友们之前大多都有被拖欠工资的经历，哈尼小哥跟我说，现在找工作最关心的就是“钱好不好拿”，但他对好不好拿的判断标准也很模糊，主要是看人，“我微信里有很多老板，有些老板的钱就好拿，一结束就给了，有些老板就不好拿，拖很久，几年都不给的也有，恼火得很，我再出去打工只给好拿的老板做”。

所幸，在我们工作第15天，确实拿到了前面10天的工资，不过这时工地上又有了新的传言，“这次的工资只是为了哄你别走，后面就不一定这样发了，去年就有好多人后面被欠钱”。

被效率打乱的生活

耿大叔是工友中最有范的一个，和戴阿姨是夫妻，俩人一起来基地打工。他个子很高，黑色西装外面套着一个紫色的围裙，无论晴天雨天都要戴着一副大墨镜，大家平时都喜欢戏谑地叫他老板。

他每天的话很多，人很幽默，总喜欢和大家开玩笑，见到年轻姑娘就让人家当儿媳妇，见到年龄大的阿姨们就开荤段子。有天我们一起在田埂边吃饭，耿大叔抽着烟说“我现在这个时候，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个了（指烟），像这个（指老婆），离开多久我都没关系”（工友笑，老婆白眼），然后对着我，“你们这个年纪啊，要是离开了老婆，哪怕是临时的也要找一个”（工友大笑）。

耿大叔一共生了三个儿女。两个女儿一个嫁人了，在家做鸡肉批发的生意，还有一个在读免学费的师范定向生，去年跟大叔说想要考研，耿大叔说自己60岁实在供不动了，让女儿还是早点毕业去当老师。

还有一个儿子，之前是当老师的，后来不愿做辞职了，跟爸妈要钱在昆明花卉市场创业做花朵批发，结果被人骗了七八万块钱，现在在家里呆着，也帮忙照顾照顾生意，用大叔的话讲叫“天天瞎混，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要不是为了他我怎么会来这干这个”“只是对不起我老婆了，这么大年纪了还得过来干这个”。

后来我才知道，耿大叔天天戴墨镜并不是因为耍帅，而是眼睛有问题，他之前是个大货车司机，老婆负责押车，两口子靠拉货养活了三个儿女。结果有次修车时不小心砸伤了眼睛，光医疗费就花了七万五，最后也没能治好。出院之后，因为眼睛的问题，驾照管理部门把他的A2驾照降到了C1，大叔问人家那我的生计怎么办，结果对方白眼着说了句，我养你呀？

于是两口子只好把货车卖了，在农贸市场里租了个摊位，做起了卖鸡肉的生意，一开始也不错，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一千多的营业额，平均下来每天也有六百多，每年能存下来十多万。

但是最近一两年又不行了，一天就能卖出一两百块，两口子只好出来打零工赚钱。

耿大叔的计划是，先在蓝莓基地做着，等疫情过去了到昆明去开出租车，“我朋友说了，租一个出租车牌照每天300块钱，两个人轮班跑，他说每天怎么也能跑个三四百的，我老婆在家里卖鸡肉，赚得少点也还能维持一下生活”。

我问大叔为什么鸡肉生意现在不好做了，大叔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清楚，可能很多原因吧”。

其实我大概明白是什么原因，美团和拼多多的社区团购如今拼得如火如荼，外卖的兴起又导致年轻人根本不在家做饭，饭店都是定点采购，也不会到菜市场的小摊位来，所以只怕之后他们的鸡肉生意会越来越差。

耿大叔想的去昆明开出租的计划，也未必像他朋友说得那样容易。

滴滴、高德的入局导致网约车竞争越发激烈，疫情之下很多人丢了工作，让近两年有无数的新增司机，再加上时不时的封控管理，出租车的生意其实并不好过。可是大叔没有这些信息，他只有朋友说的还不错。

也许有一天别人问起为什么出租车干不下去了，大叔的回答也是说不清楚吧。

之前我看实体店的人批评电商的时候，其实一直充满傲慢的鄙夷，觉得他们不理解时代效率的进步。可是和耿大叔成为朋友之后，我开始反思之前的自己，是不是只是因为自己生活的顺利，和恰好幸运地进入了好的行业，不自觉地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而互联网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收益，是不是也只让包括我在内的小部分人受益了。

时代效率提升的方向确实不可阻挡，可是那些因为时代变化而淘汰的人，其实并不是我之前想象的，都是不够努力的无能的人，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开明的家庭和出去见世面的机会。他们在小地方生活了一辈子，以为生活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突然有一天这一切都以他们不能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他们也只能在自救之余发发牢骚。我想，在拥护效率进步的同时，或许也需要对所有被时代甩下去的人多一分悲悯，尊重，甚至抱歉。

作者  小木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Cl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