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走进“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历史现场

公众号新闻

2023-09-15 10:09

自“文学革命”首倡以来，“新文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经由文学史的一再提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前驱的“新文学”理念早就成为了一种“常识”。但从当初的“尝试”走到今日的“常识”，其间的道路并不平坦，更不顺畅。

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老师在具体可感的时间线上，细致剥离与抽绎出文学革命发生期不同的思想脉络，呈现其各自生发并相互交织和扭结的历史过程，使得教科书中板结和固化的历史豁然生动起来。

“轇轕”一词兼具纵横交错与深远广大之义，以此描述文学革命中“工具革命”与“思想革命”的纠葛及其意义，可谓允当恰切。

工具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轇轕

文｜王风

本文初刊《文学评论》，转自“论文衡史”

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分卷主编基本都算得人。首当其冲的《建设理论集》，胡适作为主要当事人，“导言”开首就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种整个的叙述。”[1]而事实上，至少有关文学革命，胡适的叙事建构一直没有中断。《建设理论集》的“导言”，可以看作十多年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于新旧文学两面互换论述比重的新版。“导言”之后，专门作为“历史的引子”的《逼上梁山》，也可以看作《尝试集》自序的增订本。

胡适有他的自信。针对陈独秀所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2]胡适断言，“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3]。胡适提出“八事”，正值爱因斯坦创设广义相对论不久。爱因斯坦有言，如果他没提出狭义相对论，也会有别人提出；但广义相对论的情况却不一样。[4]“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所做的事，类于前者还是后者，陈胡各有主张。此无法求证，可不具论。

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向被叙述为文学革命的起点，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八事”。有关“八事”，胡适前后有好几个版本。按他自己的说法，最早于1916年8月19日给朱经农的函件中提出，[5]随即10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刊载他给陈独秀的“通信”，也有同一版本的“八事”，只是稍多些附注。估算邮寄到刊发的时间，应写于给朱经农信后不几天。接着就是《文学改良刍议》上的版本，内容未变，顺序却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除又有顺序调整外，为了映照新提出“肯定的口气”的“四条”，“八事”均改写为以“不”开头的句式。为清眉目，兹先简表如次：

	致朱经农函	与陈独秀通信	文学改良刍议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一	不用典	不用典	须言之有物	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	不用陈套语	不用陈套语	不摹仿古人	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	不讲对仗	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须讲求文法	不用典
四	不避俗字俗语	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不作无病之呻吟	不用套语烂调
五	须讲求文法	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务去烂调套语	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	不作无病之呻吟	不作无病之呻吟	不用典	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	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不讲对仗	不摹仿古人
八	须言之有物	须言之有物	不避俗字俗语	不避俗话俗字
出处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第12册，1916年8月21日记	《新青年》二卷二号（1916年10月1日）	《新青年》二卷五号（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四卷四号（1918年4月15日）

这几个版本，内容无甚差别，只是顺序多有不同。《文学改良刍议》各条的排序，从感觉上说，颇为混杂。其实此前函件中的两个版本，却有着相当清晰的相互关联。前五条之末附注“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后三条之末附注“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有着明确的分类。

形式五条，首先是“不用典”，次条“不用陈套语”，“陈套语”是对“典”以外的语言要求。再下来两条，其实都是他当年热心做白话诗的原则，“不讲对仗”关于形式，“不避俗字俗语”关于语言。最后的讲求文法结构，则是全体性的总论。内容三条与此相类，“不作无病之呻吟”是约束“有我”；“不模仿古人”是避忌“无我”。最后一条“须言之有物”，则是总纲。

“八事”还在美国留学生朋友中传阅时，第一条“不用典”就受到挑战。“吾友江亢虎君”论证绝对不用典之不可能，[6]也确实胡适自己函件中，都无以避忌。而到了陈独秀这儿，却是最后一条“须言之有物”遭到质疑。陈独秀的答言在大表赞同之馀，直截了当提到他的疑虑：

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馀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之与理想主义不同也。[7]

显然是为回应陈独秀的质疑，《文学改良刍议》将先前“第八项”一下子提到第一项，由此打乱了原来的规整秩序。胡适解释，他的“言之有物”并非“文以载道”，“吾所谓‘物’，约有二事”，即“情感”和“思想”，而“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8]。

陈独秀对“言之有物”所可能产生的“流弊”如此敏感，并一下子联想到“文以载道”，实在毫不足奇。陈胡都是安徽人，当时后期桐城派还是文坛最大势力。桐城派所标举的最有名最简洁口号，即方苞所谓“义法”，“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9]，约略类今之内容与形式。而发端于韩愈的“古文”，衍至宋元明清民国，所谓唐宋派文章，实不止是文章一事，还有正统意识形态的一面。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10]，正是桐城派的理想和准则。其“言有物”一说，乃与柳宗元“文以明道”、周敦颐“文以载道”相贯通。难怪陈独秀立即对此表示警惕。

《新青年》杂志（左）与陈独秀像（右）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和陈独秀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胡适回应说：“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11]而陈独秀关心的是，“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12]

晚清文学改良以来，就文学观念而言，大体有三路：一是梁启超以文学“改良群治”，影响范围最广；二是以文学为“美术”之一的纯文学观，自王国维以下，包括周氏兄弟，以及诸如“小说林社”的主张；三是国粹派的文学主张，又可分两支，即刘师培的“文言观”和章太炎的“质言观”。

宽泛而言，胡适对文学的理解，其实还在梁启超笼罩之下。他解释“物”指“情感”、“思想”，绝非“文以载道”那个“道”。而陈独秀所指，显然在于“言之有物”和“文以载道”在思路上的一致性，也就是文学为某种功利目的服务。在他看来，“道”固不可以文“载”之，胡适所谓“见地，识力，理想”，尽管在内容上绝异于“道”，但就性质而言，同样不能要求由文学来承担。因而，《文学改良刍议》文末的独秀按语，所称赞仅是胡适“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一点，而不及其馀。此后在答他人的通信中，间接地回应了胡适的辩解：

“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馀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13]

陈独秀对西方文学史有相当系统的认知。1911年初《神州日报》连载《欧洲文艺革新论》，其中有署名“仲”者，即陈独秀。连载内容截断在十八世纪末，首尾今已不可见。[14]四五年后，《新青年》一卷三、四号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大体可以看作续作。其叙述“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到理想主义（Romanticism），再到写实主义（Realism），最后到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进化论路径。并强调“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之感化”[15]。

因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尽管声称，“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16]似乎是作为侧翼和援军。但他的论述，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具体主张，与《文学改良刍议》几乎完全没有呼应之处。

胡适对自己的文学革命前史有着长篇累牍的不断叙述，1915年他和赵元任合作，在东美学生年会上提交有关“国文”的论文。赵元任分任“论吾国语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则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17]，文中断言“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18]。其后自为“诗歌革命”，并与留美同仁翻翻滚滚辩论了数个回合。因而“俗字俗语”入诗，是他此前主要的实践路径。发展到以后，就是白话为中国文学正宗的思路。

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文学”是置于“革命”大布景下，系“革命”的板块之一。文章以欧洲引首：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以此类于今之中国，“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当时陈独秀正致力于批判以孔教为国教的问题，以及其他诸多政治社会议题，于文学一项，只是馀力为之，且置于全体性革命的思考与实践之中。

随之他提出“革命军三大主义”，所“推倒”者，有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所“建设”者，有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三组，并不来源于现成的系统，似乎是他诸多思考杂糅而成。贵族与国民，属于阶级分类；古典与写实，当来源于西方文学史的流派分类。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回顾中，陈独秀并将贵族、古典合并使用。至于山林文学，所指最为含糊，却完全未涉及具体文学史事实，由与其对举的社会文学，饰以“明了的通俗的”看，[19]似乎系骈文律诗之属。而这个“社会文学”，是与胡适的主张最有交叉的了。

胡适后来一直提醒并强调，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兼顾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倒也确实。1916年4月17日的札记中，他总结“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20]这有关“内容”的总结，早于给朱经农和陈独秀函件提出“八事”前四个多月。今之研究，有指为“八事”来源于庞德（Ezra Pound）和罗厄尔（Amy Lowell）的意象主义宣言，[21]也有认为系因南社主张而立言。[22]但至少这有关的“内容”，文句皆其来有自，源远流长。而且这“三大病”于文学史上是受到一直的批评的——成语无病呻吟出自辛弃疾，本就是贬义词，即使做着事实上无病呻吟之诗文的人也会反对无病呻吟。而摹仿古人，即便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指也是文风诗风，没有人自承“摹仿”。大体是胡适由对当下诗文不择精粗的大量阅读，延续到对历代文学的考察，得出这样的主张，而以熟语出之。至于“言有物”，更早到《易》传。此后学衡派揭露胡适主张多袭古人，以为攻击的借口。其实陈独秀早就对此有曲折的敏感反应，《文学革命论》固然是声援，但于《文学改良刍议》不着一语，扭转方向自说了一套。

陈独秀所关心的急务，还在社会与文化。《文学革命论》后，他只是在通信中，对文学问题有零星回应。而很快加入的钱玄同，当行本色则在语言方面。由此《新青年》上的讨论，很快就转为胡适“八事”中的“形式”，也就是他所说的“工具”：

我最初提出的“八事”，和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都顾到形式和内容的两方面……钱玄同先生响应我们的第一封信也不曾把这两方面分开。但我们在国外讨论的结果，早已使我认清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23]

所谓“早已使我认清”，是胡适习惯的自我历史化叙述的方式。其实钱玄同“第一封信”，对《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也就寥寥“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数语。更著名的是提出“选学妖㜸，桐城谬种”一说。[24]而下一期刊发他第二封来信，则径直称赞胡适“‘不用典’之论最精”，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25]。本来，《文学改良刍议》道及，江亢虎对“不用典”异议后，胡适已经接受。陈独秀在回复常乃惪和陈丹崖的“通信”中，也直接说“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行文原不必故意禁止用典”[26]。如今钱玄同一下子又扯了回去。其主张依据来自章太炎理论，但太炎是区分不同文体的，远没有钱玄同一杆子打翻的极致。在非根本问题上，胡适一向有适度的弹性，此节很快就被悬置了。

那么几人的交集，就只是“不避俗字俗语”一条中，尊“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一总括性的断语了。如此，“八事”、“三大主义”事实上均被搁置一旁，“白话”和“白话文学”成为了1917年《新青年》接下来讨论的核心话题。

本年度《新青年》，发表胡陈二人的文学革命檄文后，有关语言文学的讨论，基本上转为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白话文学的估价。此前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已对“活文学”多所追认，此时正面系统立论，发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27]本文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作为立论基础，实则这一说法来自王国维。而王国维也其源有自，明代王骥德、清代焦循等都有类似说法。[28]大体上，胡适追溯白话文学，从唐代小诗短词、佛氏讲义，到宋人讲学语录、宋代部分诗词，再到金元戏曲，最后自然落到明清以及近代白话小说。

1917年的《新青年》，8月出满三卷六号后，到年底处于停刊状态。但此期间，实际上酝酿着翌年改行为同人刊物的计划。钱玄同于是开始频频访问“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29]。本年4月1日，周作人抵京，入住绍兴会馆，亦即鲁迅笔下的S会馆。[30]鲁迅是此前一年，亦即1916年5月6日，迁居此间的“补树书屋”。[31]半个世纪后，周作人回忆其时情景：

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我那时也是写古文的……[32]

周作人日记里，有随后购买《新青年》的记录，[33]但就兄弟二人的感觉，是既“没有什么谬”，又“并不怎么对”。换句话说，是既无附和的冲动，也没有驳斥的价值。周作人言“我那时也是写古文的”，实则兄弟二人，除最早期鲁迅翻译凡尔纳时试用过白话外，从来都是文言写作。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曾经考虑过改行白话。

周作人到京三个月后，7月1日，张勋复辟。那天是星期日，“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听到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34]。按周的说法，这一事件对于他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关键的触媒：

经过那一次事件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35]

由此可以见出，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并非追随胡适、陈独秀的主张，而有着自己另外的独立关怀。固然，此时他们同意“文字改革”，但参与“文学革命”背后的动因却是“思想革命”。所接续是十年前兄弟在东京的工作思路，此时再作冯妇，二度发动。

其实，鲁迅的《呐喊》“自序”也是这样的叙述逻辑，全文分为两大部分，从《新生》的失败直接跳到金心异为《新青年》约稿。据周作人日记，钱玄同来绍兴会馆，8月份三次，分别是9日、17日、27日，其后每月一次。周则在9月7日开始“录北美评论（第七一七）中《ドストエフスキ論》”，9月18日完成《古诗今译》，均是为《新青年》而作。[36]

1918年1月周作人开始在《新青年》发稿，他在《新青年》上的亮相之作，是译品《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挑选的因由，盖乃独重于陀氏对卑微人物的“深微广大的心理研究”，在小说中体现出“非常明显的现代性”，[37]可谓眼光独具。这其实已经可见他对文学的旨趣所在，与胡陈之主张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不无差异。陈独秀自不待言，胡适在《甲寅》中翻译了都德的小说，到《新青年》，则因“适识莫泊三为自然派第一钜子”而选译。[38]

虽然钱玄同数月间热情地不断催请，鲁迅似乎确实并非“切迫而不能已于言”[39]，虽然钱玄同数月间不断地热情催请，直到5月才出手《狂人日记》——这无疑也是“思想革命”的文学表达。至8月开始大量写作“随感录”，则于“故事”之外，直接针对“时事”发言。而尽管小说的水平更加让人惊异，但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直接的议论。

本年《新青年》上的诗作全体改行白话，诸多同人都用自由体作诗，显然是出于胡适的组织。这已经不是俗字俗语入诗的语言问题，却是在文体上打破一切束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至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整理，发表于四卷四号《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这篇论文对于文学史的判断，较以前无甚变化，也依然不无错误地将文言与白话，类比于欧洲的拉丁文和各国国语。并将“八事”整合成“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四条：“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初刊《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功用，就胡适的角度，是提出正面的建设主张，用来替换《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文学革命论》的破坏主张。而其“唯一在宗旨”，便在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40]。就中的关键，其实就是“国语”替代了“白话”。由此将文学语言的变革依托，从口语转入了共同语。[41]

“国语”的观念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就已传入中国，民元以后的“国语运动”自成脉络。[42]而《新青年》共同体内部，是陈独秀首先提及。在胡适就《文学革命论》发表感想的通信之末，独秀答语中声称“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馀地”，之后解释说“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吾辈实无馀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43]。

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合影

钱玄同作为语言学家，“国语”问题自是本色当行。三卷六号他声称从此开始用白话作文，并议论到“标准国语”：“这个’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44]由此可知，“国语”和“白话”在钱玄同那儿是截然有别的不同概念。如其《尝试集序》所言，白话“没有一定的标准”，“各人所用的白话不能相同，方言不能尽祛”，但对于文学的“传神”是有好处的；而国语“应该折衷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

就学理的层面，钱玄同的区分是正确的。所谓白话，是自然语言，传于口耳；而共同语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具有强制的标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受这一思路启发，但胡适完全不可能认同“做白话韵文，和制定国语，是两个问题”[45]。在很大程度上，他直接混用并等同了两个概念，“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46]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再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以自己为中心，整合各种意见，主导着讨论向他希望的方向推进。但作为主要讨论阵地的“通信”栏，尤其作为主要讨论对象的钱玄同，就胡适的角度，似乎逐渐进入失控的状态。钱玄同越来越多地陷入世界语的话题中，包办着各方寄来有关世界语函件的答复，挤占版面。胡适的话语主导权，有边缘化的趋势。而且就钱玄同的逻辑，白话文学也好，国语文学也好，都不过是世界语这一终极目标的初始过渡品，所担负无非是为世界语的实现廓清历史渣滓的使命。

钱玄同持论一向有极端的特点。早年在章太炎门下，服膺老师的理论，务求复古至于其极。据周作人回忆，玄同在民报社听讲《说文》，“有时便留下不走”，与太炎“彻夜谈论文字问题”，逼得他“承认写字非用篆字不可”。[47]在章门弟子中，可谓极右派。而入民国后，却一变而崇拜章太炎最为讨厌并斗争一生的吴稚晖，对其世界语主张五体投地，一举跳转成极左派。[48]自然，这并不奇怪，极左极右，左右并不要紧，关键“极”是一种思维和逻辑方式，因而翻转是不困难的。

晚清文字语言改革思路，大体有几个方向：一是改用白话，或允许汉字注音，这是汉字汉语均保留；二是拼音化，用罗马字母或假名等等，这是废汉字不废汉语；三是认为未来世界必定大同，率先使用世界语可一举领先欧洲，这是汉字汉语均废。

就世界语这个问题，胡适和陈独秀虽也表明意见，但都是不愿将此问题扩大的态度。在当时的情境下，世界主义的高蹈理想，以及进化“公例”，是他们格于立场都难以否定的前提。因而陈独秀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作为折衷调停方案。至于胡适，在承认“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之馀，特别强调“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49]。这是策略性地希望将讨论的话题扭转回他主导的白话问题上。

不过，事情发展很难如他们所愿。不像白话或国语，是个边界模糊的概念，有着足够的弹性。再加上胡适个性善于调和，能够维持同人的讨论。而是否采用世界语，是个刚性的问题，事涉信仰，非此即彼。于是，1918年的通信栏上，有关世界语的讨论越来越多，各地主张世界语者的来信，以及钱玄同的答复占据着庞大的篇幅，几乎将陈独秀胡适挤到了一边。后来又有原和胡适争论的留美学生介入，可谓人声鼎沸。

最终同人间爆发了意气之争。陶孟和始终反对Esperanto，却不断有来信指名辩论，终于弄得他不耐烦起来，声明最后一次答复。他的出发点，是有感于大量青年浪费生命学这无用的语言，不过没有陈胡的虚与委蛇，直言“白话文字犹今之活言语，而世界语始有若钱玄同先生所称之‘谬种’也”。

这话显然刺痛了钱玄同，加上此前陶孟和“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的新天地”这样的过头话，也被只懂日文的钱玄同联想到自己身上。这有可能造成同人分裂的局面，使得陈胡不得不出来止息。独秀表示这个问题已到“说闲话闹闲气的地步”，他要退出讨论。胡适自认“中立国”，宣告“讨论终止”。只是随即玄同毫不客气地揭露，“适之先生对于Esperanto，也是不甚赞成的”，并表示要去寻找新的同志，“如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

被指认为“不反对”的唐俟，[50]极为罕见地在《新青年》通信栏中露面，刊发了题为《渡河与引路》的公开函，表明对于Esperanto，“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随后议论道：

但我还有一个意见，以为学Esperanto是一件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51]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辨难驳诘，更可一笔勾消。[52]

寥寥数语，可见出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集团的用心。1918年开始，《新青年》中的文章几乎全用白话写作，至少在同人内部，“工具”统一了。周氏兄弟自居“客员”的边缘位置，鲁迅人不在北大，诸事均通过弟弟，更是边缘的边缘。对于“白话文学”，他们是自然是赞成的，Esperanto也不反对，[53]但从不介入有关讨论，因其发愤于斯役，目的全在“改良思想”。

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文学革命首先是他的工具革命，亦即“活的文学”。“第二个作战口号”则是“人的文学”，这部分篇幅很小，且是从他的《易卜生主义》开始叙述的。[54]易卜生是二十世纪初年被关注的有特殊意义的作家，而关注长期集中于他中期的“社会剧”，显然是中国人从“问题”中得到了共鸣。早在1908年《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伊孛生或译伊勃生就是“摩罗诗人”谱系中的一员，鲁迅尤属意于富有尼采气的《社会之敌》又译《民敌》一剧。[55]据周作人说，鲁迅“那时最喜欢伊勃生的著作”[56]。国内搬演易卜生戏剧的实践或始于1914年。[57]而1915年《甲寅》第一卷第十号“通信”中，有胡适《非留学》，是乃他将《留美学生年报》的文章寄来重新发表，结果文稿被章士钊弄丢了，只得将来信登在杂志上，其中言及“思译Ibsen之A Doll’s House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

鲁迅以笔名“令飞”发表在《河南》杂志1908年第二号上的《摩罗诗力说》，图自“图述百年——中国近代文献图库（1833-1949）”数据库。

1918年《新青年》四卷开始改由同人轮值，六人中胡适分配到了第六号。几个月前，他就筹划“易卜生专号”，前数期广而告之。这也算是实现了多年前的理想。本号中，胡适与罗家伦合译《娜拉》，并撰写《易卜生主义》作为专题的总纲。[58]

《建设理论集》“导言”转述此文大意，说是他认为易卜生所宣传的是“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而写这篇文章是“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59]。

这显然是做了太过度的发挥。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的用词是“为我主义”。但该文的中心并不在于此，虽然也谈及“发展个人的个性”，但总体是在提倡“写实派的文学”，反对“盲目的理想派的文学”，即所谓“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

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60]

这所谓让人看完戏，就去进行家庭社会“维新革命”的教化功能，本质上还是未脱梁启超“改良群治”一类的路数。至于提倡“写实主义”，是陈独秀一向的主张，也是《新青年》同人共有的倾向。胡适以此为“人的文学”主张的起源，实则只是一篇徒有“主义”口号的较为完善的易卜生介绍。

“思想革命”是《新青年》一直有的线索，《社告》所谓“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61]一年之后，陈独秀形成最后决断，以“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直指“儒者三纲之说”，[62]“教忠、教孝、教从，非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三纲之实质也耶。”[63]

陈独秀的批判，集中在“三纲”中“君为臣纲”，所谓“教忠”的向度，寄望于培养未来民族国家的合格国民。而到1918年同人刊物时期，则首先转为针对“夫为妻纲”所谓“教从”一面，这由周作人翻译与谢野晶子《贞操论》、胡适《贞操问题》、鲁迅《我之节烈观》，一组相关的文章构成。《贞操论》主要讨论两个问题：贞操与道德有什么关系；贞操是对于女子单方面的要求还是男女双方都应该恪守。[64]胡适在《贞操问题》中呼应《贞操论》，以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并慨叹“我们的中华民国居然还有什么《褒扬条例》”。而具体论述则涉及寡妇再嫁、烈妇殉夫、贞女烈女诸问题。[65]《我之节烈观》针对一致，却是鲁迅特有的文风，层层设问，层层驳难，揭发其“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呼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66]。

至于“父为子纲”的“教孝”，鲁迅涉入“随感录”栏目的第一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所谓“‘人’之父”，以为“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67]。而后来作为《我之节烈观》姊妹篇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动念于“想研究如何改革家庭”，而且“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核心却是批判“中国的旧见解”：“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从这个思路出发，他倒转旧伦常，呼吁“觉醒的人”“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68]。

鲁迅之于《新青年》，自我位置感觉非常特殊。与胡适引导话题、主持风会不同，他并不主动介入讨论，似乎只是在不得已时才发言，所谓“仍不免呐喊几声”[69]，确实是写实。而与乃弟周作人，虽然主张一致，但他的文章，基本没有直接议论到语言文学，而是针对社会和思想问题发言。其实即便他那时期不多的几篇小说，也都可以看成讨论思想问题的特殊文体的文本。因而，将伦理问题与文学相关联起来的使命，就落到周作人头上，即发表于《新青年》五卷六号上的《人的文学》。其开宗明义言：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狠不妥当……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70]

此处重新定义了“新文学”，而且隐含着对“新文学”这一提法的异议，即于“思想”而言，判定标准只能是“是非”，而不能是“新旧”。也就是说，“新”未必“是”，而“旧”也不一定“非”。以白话代文言，只是“新旧”更替，忽略了“是非”。在周作人看来，胡适奉为圭臬的《水浒》《三国》《西游》之类的“通俗行远之文学”[71]，恰恰是大有问题的。《人的文学》列出十类“非人的文学”：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72]

其中例举的十部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赫然在列。而只有第四类的《聊斋志异》和《子不语》是文言，其他均是白话小说。以此可见出其与胡适路线的根本差异。其实就在五年前，周作人写过一篇《小说与社会》，言及“若在方来，……当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着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盖因历史上的白话文学，在周作人看来，从“思想”层面都是有“缺限”的。[73]

《人的文学》的“人”，指的是人道主义，而且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的主张，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因此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在他那儿基本上都是首当其冲的“非人的文学”，不能以其白话而赦免甚至推崇。周作人并举例，“譬如两性的爱……其次如亲子的爱”[74]，与鲁迅之前《我之节烈观》、之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正形成话题呼应。他并不觉得此前有关“文字形式”，即所谓“工具”问题的讨论有多重要。而致力于区分“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把《新青年》同人一系列伦理革命的主张，作为“人的道德”，来界定“新文学”的性质。

1918年底，陈独秀另创办《每周评论》，翌年1月，北大学生主办的《新潮》创刊，新思想阵营日渐热闹。《每周评论》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青年》成为同人杂志后，日益集中于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而大大挤压了陈独秀最为关心的现实政治问题。新办刊物，稿源是首当其冲的事情，陈独秀此后只为《每周评论》作“随感录”，而在《新青年》这一栏目中消失，显是因为无法两顾。自然，原来《新青年》的作者也成为新杂志的约稿对象，周作人好说话，写作出产稳定，是上佳的人选。再加上此时《新青年》开始脱期，且日渐严重。刊发《人的文学》的五卷六号，连同此前一号，本应11月和12月中出刊，结果都拖到翌年1月。而这个月应该出刊的六卷一号，则拖到了3月。诸多原因，使得周作人延续《人的文学》的系统论述，挪移到《每周评论》上。

《每周评论》创刊号

《人的文学》写就不到半个月，周作人又作《平民文学》，却是针对陈独秀等人的说法，即认为“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只要是白话，就是“活文学”，天然优于文言的“死文学”。周作人以为并不尽然，从“文字的形势[式]上，是不能定出区别的”。而应该从“文学的精神”加以划分，即“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因此，“平民文学决不当是通俗文学”；“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原先陈胡等人有关古典白话小说的讨论，言人人殊，而周作人按他自己重建“平民文学”的标准，“只有《红楼梦》要算最好……因为他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到了现在，情形依旧不改，所以耐人研究。”[75]除此之外，“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76]。

几个月后的《思想革命》，又从另一角度论述，目的仍然是对胡适等人的主张，予以纠偏：

我们反对古文[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

中国怀着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其中使用的例子，如“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77]，与鲁迅《渡河与引路》同一修辞方式。自然，得出的也是与鲁迅“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同样的结论。

周作人警惕无原则提倡白话，而忽视白话原也只是载具，白话风行而思想依旧。鲁迅的神经，更敏感于文言即便成为“落水狗”，爬上岸来仍要咬人。在他看来，白话固然可以承载旧思想，但文言无疑更是旧思想的载具。半年后在“随感录”中，痛斥反对白话者“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殭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斯为“现在的屠杀者”，因为“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78]。

胡适曾将《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作为他文学革命的三项基本文献。如果以此比照的话，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也可看作类似的文件。胡、周作为“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的核心主张者，由同人公认到世所共知。笼统地说，后者是在默认前者最底层主张并以之为前提的基础上，否定性地提出另外的理论。但正因具备白话或国语这一前提，就为二者相合提供了条件，并被整理成文学革命的全体叙述。

但这样的并列对举，胡适似乎并不以为然。十多年后，他追叙早在1916年2、3 月间，就已“澈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79]因而“回国之后，决心把一切枝叶的主张全抛开，只认定这一个中心的文学工具革命论是我们作战的‘四十二生的大炮’”。这一先知形象的自我指认，使得纠结复杂的历史过程，变成了清澈简洁的因果关系。自然，作为结论，他裁断“这一次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80]

《思想革命》刊发于1919年3月，此时，林蔡之争风起；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想阵营的注意力被大量分散。6月8日的《每周评论》上，陈独秀发表“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以为声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81]6月11日他被捕，《每周评论》由同人们支撑，直到8月31日被政府封禁。9月16日陈独秀“出了监狱”，却再也无法“入研究室”了。他离开北大，带来了《新青年》的归属问题，同人集团逐渐分裂。[82]

当事者应该都感到了筵席将散，1919年底1920年初，不约而同地发表带有总结意味的文章。善于提出纲领的胡适刊出《新思潮的意义》，此文引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并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83]作为未来努力的概图。周作人则有演讲《新文学的要求》，总结自己的主张，所谓“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在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调和“艺术派”和“人生派”而成“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84]。至于陈独秀，此时要告别文化运动，奔赴政治场域去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对老朋友们放言一快——“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并警告“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85]

至于鲁迅，正如《娜拉走后怎样》所言，娜拉出走了，幕布拉下，但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刚刚开始。[86]而眼前所看到的，是“《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87]，由此他彷徨无地而上下求索。不过倘从另一面看，正如他《渡河与引路》所言：

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88]

“原来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固然走散。但也不过是“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罢了。

注释：

[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2]独秀：《答适之》（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之“附录”），《科学与人生观》，第4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7页。

[4]英费尔德：《回忆爱因斯坦》，赵中立、许良英编译《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22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

[5]《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第12册，1916年8月21日记，无页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此后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及排印本《胡适留学日记》（卷十四“文学革命八条件”条，《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399—400页，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皆曾征引，惟字句小有出入。

[6]1916年9月15日江亢虎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5册，第12—16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7]《通信》之胡适致独秀及独秀答复，《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

[8]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9]方苞：《又书货殖传后》：“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方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子史”，叶二十上，四部丛刊景咸丰元年戴钧衡刊本。

[10]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原集三序》，叶三上。

[1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12]《通信》之胡适致独秀及独秀答复，《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

[13]《通信》之独秀答曾毅，《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14]今可见有《神州日报》1911年2月6日、3月13日、3月19日连载。署“仲”者，1912年3月9日《民立报》章士钊《秋桐杂记》云：“予别陈仲甫六年矣。避地英伦时，曾见《神州日报》载有‘欧洲文学’一首，予决为仲甫之作。”随后就见到陈独秀。而该记未言独秀否认此文，则士钊猜测应无误。又有署“僇”者，系当时《神州日报》和《民立报》主笔王钟麒，自号天僇、天僇生、僇民等。参邓百意：《王钟麒笔名与著述考》，《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2014年。

[15]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又，本文引裴利西《现代文学之运动》，按Georges Pellissier（1852—1918）系Janson-de-Sailly中学教师，教授修辞学，而多有法国文学方面的著述，陈独秀所引出自1901年出版的Le mouvement littéraire contemporain。裴利西对自然主义怀有异议，认为十九世纪最后20年，没有一种流派能够一统天下，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和象征主义（symbolism）都割据一方。

[16]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17]《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条，1915年8月26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207—210页。

[18]参席云舒《文学革命的序曲——论胡适的〈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1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20]《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二“吾国文学三大病”条，《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315—316页。

[21]1922年8月27日闻一多在致清华文学会友人的英文信中指出胡适的“八不主义”并非独创，受到Amy Lowell代表的意象派的影响，参《闻一多年谱长编》上卷，第182—183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同样留美且娴于文学的叶公超亦于1933年致信胡适，询问其“一九一五年前后曾经受过多少美国当时Imagist movement的影响”，见《叶恭绰、叶公超致胡适信十八通》，程既朱、韦昭整理，https://mp.weixin.qq.com/s/AQ_ICrrcA72y0lURW57PpQ（2023年2月26日访问）。Achilles Fang (方志彤), “From Imagism to 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etry,” in Indian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Oriental-Western Literary Relations, Horst Franz and G. L. Anderson,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ia Press, 1955), p. 177-189，参奚密《现代汉诗：1917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第77—7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22]沈永宝：《论胡适“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2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8页。

[24]《通信》之钱玄同致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25]《通信》之钱玄同致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

[26]《通信》之独秀答常乃惪、答陈丹崖，《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27]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28]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遗书》第15册，无页码，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王骥德：《古杂剧序》，《王骥德曲律》，第33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焦循：《易馀籥录》卷十五，第125—126页，辽宁出版社2004年版。参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一章“导论：文学革命与文类形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9]《通信》之钱玄同致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30]《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62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31]同日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药堂谈往）（手稿本）》“一一五蔡孑民二”，第266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33]周作人日记中购读《新青年》的记录，有1917年4月20日（3卷1号），8月3日（3卷2、3号）、14日（3卷4号），9月3日（当为3卷5号）。3卷6号则是在北大图书馆借阅的（10月6日），此时他已开始为该刊供稿。《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66—699页。

[3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药堂谈往）（手稿本）》“一一二复辟前后二”，第260页。

[3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药堂谈往）（手稿本）》“一一五蔡孑民二”，第267页。

[36]《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第686—695页。

[37]周作人译《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新青年》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

[38]《柏林之围》，都德著，《甲寅》1914年11月10日第1卷第4号；《二渔夫》，莫泊三著，《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梅吕哀》，莫泊三著，《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卷第2号。

[3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40]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41]参看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第210—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2]相关较新研究参黄兴涛、黄娟《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

[43]《通信》之独秀答胡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44]《通信》之钱玄同致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45]《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46]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47]周作人：《钱玄同与〈章氏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679页，原载《亦报》1950年1月28日，署名鹤生。

[48]钱玄同对吴稚晖的态度转变过程，参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第七章“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第219—2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49]《通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致独秀之独秀、适附言，《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50]《通信》“论Esperanto”之陶履恭答区声白信，孙国璋致独秀之独秀、适、玄同附言，《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51]“ne”原刊作“no”，据《鲁迅全集》改，见第7卷第37页。

[52]《通信》“渡河与引路”唐俟致玄同，《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53]关于《新青年》上围绕世界语的讨论及其背景，参季剑青《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1期。

[54]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28—29页。

[55]鲁迅：《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52—56、81页。前文原载《河南》第7号，1908年8月，署名迅行；后文原载《河南》第2、3号，1908年2、3月，署名令飞。

[56]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三分鲁迅在东京”“二五看戏”，第377页，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版。

[57]予倩（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三）：春柳剧场》，《戏剧》第1卷第4期，1929年。

[58]罗家伦、胡适译《娜拉（A Doll’s House）》，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59]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28页。

[60]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61]《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6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63]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64]日本与谢野晶子著、周作人译《贞操论》，《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65]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66]唐俟（鲁迅）：《我之节烈观》，《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67]唐俟（鲁迅）：《随感录（二五）》，《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

[68]唐俟（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6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70]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7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72]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第5卷第6号。

[73]《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8）》，第157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原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5号，1914年2月20日，署名启明。

[74]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75]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76]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77]仲密（周作人）：《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号，1919年3月2日。

[78]唐俟（鲁迅）：《随感录（五七）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79]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9页

[80]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22、31页。

[81]只眼（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又，6月29日第28号“随感录”上，胡适以“适”为署名发表同题文，以为声援。

[82]参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耿云志《〈新青年〉同人分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83]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84]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一月六日在北京少年学会讲演）》，《晨报》1920年1月8日。

[8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86]《鲁迅全集》第1卷，第165—171页。

[87]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88]《通信》“渡河与引路”唐俟致玄同，《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实为1919年1月）。

相关推荐

《云帆集》
商伟著活字文化策划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3年4月马上复制淘口令 5👈￥8MXtdlN0CsP￥将《云帆集》加入购物车🛒
《云帆集》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先生近十年来学术思考精华首次集结，由点及面，蔚为大观。上编文章与他兴趣点紧密相关，展示了他如何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而把视野拓展至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乃至人类普遍处境的种种思考，见地高明渊粹。下编文章专门回忆授业恩师，使人看到一位执教于世界顶尖学府的学者的个人成长脉络，和他未被磨灭的赤子之心。上下编同时存在，形成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张力，较纯学术作品而言，更显人性光辉，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学术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以及“学问背后更大的关怀”。目录上编甲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上）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下）我们为什么要读古文一本书的故事与传奇乙《红楼梦》中的“假”宝玉和“真真国” 紫禁城中大观园：长春宫的《红楼梦》壁画丙小说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传统小说是取之不尽的富矿《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时间也蕴含了错误和遗忘：谈文学史的写作丁唐诗与题写名胜天人之际：诗中自有陶钧手下编戊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那个年代的空间驰想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记我的导师袁行霈先生韩南先生最后的礼物己学问的背后应该有更大的关怀文本内外：回顾与断想后记

《中国现代小说史》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夏志清著/ 刘绍铭等译活字文化策划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版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上，《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夏志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论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至20世纪60年代初小说的发展；他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并深入探求文学的内在道德情操；他对许多现代小说家重新评价，“发掘”了不少当时并未受评论者注意的作家，如张爱玲、钱锺书等。本书英文版初刊于1961年，中文译本于1979年出版，学术地位历久不衰。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