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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到底是谁的责任?从巴以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谈起

巴以冲突到底是谁的责任?从巴以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谈起

时事



对于巴以冲突,国内呈现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笔者认为评判是非曲直,应该基于完整地事实,而不是被意识形态、斗争手段这些外在东西所迷惑,也不应该脱离整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从某一历史片段中的所作所为去评判。所以,尊重事实(必须是完整地事实),是做出价值判断的基础,脱离事实真相谈正义邪恶都是妄作评论,本文就从巴以问题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谈起。

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欧洲的反犹主义及其刺激下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

现代巴以分治和以色列的产生,根源是犹太人的复国主义,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诱因是什么呢?是欧洲历史上一以贯之对犹太人的歧视、压迫,尤其是近代的反犹主义以及引发的各种血腥事件。

自从135年犹太人被罗马统治者彻底驱逐去故地后,开始了长达1800多年的大离散(diaspora)苦难时期。这些犹太人大部分流亡到欧洲,少部分流亡到埃及、埃塞俄比亚等近东区域,以及中东的两河流域。

(被毁坏的犹太圣殿)

罗马帝国虽然在5世纪灭亡了,不过欧洲各民族的封建领主们都继承了罗马人的反犹传统。尽管犹太人善于经商,对封建主有一定利用价值,当一个国家或城邦刚刚建立的时候,统治者往往对犹太人比较欢迎,但是经济繁荣起来后,犹太人这个夜壶就不需要了,驱之如牛马,中世纪对犹太人被大驱逐发生了十几次,比较著名的1290年英格兰排犹、1394年法国排犹、1492年西班牙排犹,都是一个不留地将犹太人集体赶走。

(中世纪欧洲各国排忧事件及犹太人流亡路线)

尤其是如果一旦有灾难,人们下意识认为“一切问题皆在犹方”,战争失败、瘟疫、贫困往往被认为是犹太人的阴谋,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犹太人集体迫害,中世纪犹太人数减半以上的种族屠杀,发生了好几次,所以一直到17世纪犹太人口一直难突破100万人的天花板。就连最具有人文关怀进步作家莎士比亚、狄更斯笔下的犹太人,都是人间最狡诈、龌龊的代表。欧洲中世纪民族不分大小,不分文明野蛮都有一笔反犹史。

法国大革命后,犹太人虽然在各国开始获得公民权,但是处境并没有改善。这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除了把历史宿敌作为不共戴天之仇外,普遍也都指向犹太人。同时,随着报纸传媒的发达,以及公众集会的增加,反犹主义开始向平民阶层扩展,很多政客利用攻击犹太人,作为拉选票的利器, “反犹主义”在欧洲冉冉升起。

反犹主义最严重的是最专制、也是犹太人最多的沙俄(1897年沙俄第一次人口普查,犹太人数量为518万,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一半)。1791年,叶卡捷琳娜女皇将犹太人聚集在“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是为纳粹帝国统治下“隔都”的前身,犹太人不可随便越过栅栏区谋生。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死于刺杀,社会上流传一种谣言,认为这是犹太人所为。这挑动了俄罗斯人的神经,全国上下发起对犹太人的暴力运动,有数千人死于针对犹太社区的暴力。

之后亚历山大三世发布《五月临时敕令》,禁止犹太人抵押贷款或购买房产,加强了对犹太人的出行限制,解雇政府中的犹太官员,不发给养老金(除非他们皈依东正教),禁止犹太人随意从事法律行业,禁止犹太人进入军校或者学术学院。这个敕令虽曰“临时”,但是到一战爆发才被废除,此间俄罗斯帝国一有风吹草动,就把矛头指向犹太人,比如1905年很多人把日俄战争失败的愤怒发泄到犹太人身上,仅仅1905年10月乌克兰境内对犹太人的杀戮就超过1500多人。

(1914年的敖德萨屠杀)

德国统一后,反犹主义也越来越猖狂。德国人在哲学和科学是严谨的,在反犹主义上同样也是。这时候德国学术界都形成了一门显学——“反犹学”(antisemitism),很多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比如柏林大学教授杜林(就是马克思《反杜林论》所指的那个杜林)、特赖奇克(德国钱穆级的历史学家),从文化上论证犹太人的劣等性,科学家高尔登、普勒茨等人则从生理学角度论证犹太人的劣等性。此外,还有一个叫瓦格纳的音乐家也是一个积极反犹主义者,后来一群俄罗斯人继承了他的种族主义思想,创建了“瓦格纳”雇佣军集团。

这些人肆无忌惮在大学讲堂、公开出版物上提出要彻底消灭犹太人,竟然不受任何惩罚。1891年,具有严重种族主义色彩的“泛德意志同盟”成立,参加者不乏各界名流政要,其中包括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德国的犹太人虽然不多,只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7%左右,但是“反犹水平”无疑全球最领先,所以就不难理解日后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做的如此“极致完善”。

(反犹的音乐家瓦格纳)

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经过中世纪6次排犹之后,其实境内犹太人并不多,19世纪末大概仅有10万左右,但是对犹太人的恐慌也不亚于其他国家。1894年,法国国防部发现有人泄露情报给德国,于是大家众口一词认定系德雷福斯所为,因为他是犹太人。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德雷福斯被军事审判,并被罚以流放拉美圭亚那魔鬼岛终生的重刑,这就是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在此期间法国右翼报纸连篇累牍发表反犹主义言论,著名作家左拉实在看不惯这种行为,写了《我控诉》来为德雷福斯鸣冤,结果被国内反犹主义者视为“卖国贼”,并被列为刺杀对象,左拉不得不移居国外避难。

(维希政府时期巴黎街头反犹广告)

面对各国气势汹汹的反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过去犹太人不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而是自认为是上帝选民集合体,犹太这个概念在他们心中是文化宗教意义上的,但是接受了欧洲民族主义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把犹太作为一个政治、种族属性的民族看待,并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概念。首先是俄国犹太医生平斯克在1882年发表了《自我的解放》一书,提出犹太人除了自己解救自己,否则受的迫害不会停止,而自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不过,起初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东欧犹太人的想法,生活在西欧“文明世界”的犹太人相信犹太问题会随着民主化得到解决。但是德雷福斯事件也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是在民主法治国家,犹太人的权益也没法受到保障,只有犹太人自己的国家才能庇护犹太人。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First Zionist Congress)在巴塞尔召开,会上通过了复国具体落实方案《巴塞尔纲领》,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

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复国计划是如何被选定的

不过犹太人手无寸铁,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复国梦想的,这点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父赫兹尔(Theodore Herzl)一开始就明白。他把游说对象重点放在英国,他之所以选择英国,不仅仅因为这个国家是当时最强大国家,还在于这个国家最起码并没有在法律上或官方口径上去反犹;并且,在英国很多犹太人获得了极大成功,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蒙塔古家族(Montague family,大英博物馆大楼的捐赠者),他们要么获得了封爵、要么官至内阁大臣,犹太复国团体可以通过这些桥梁来游说英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政客。

英国人也首先理解和支持了犹太人的复国主张,这一方面基于英国对人权和民族国家的认可,另一方面,英国也有现实的考量:一是俄罗斯对犹太人迫害越来越严重,英国人担心俄籍犹太人往英国移民太多,会影响英国的稳定,英国坚持不懈劝返驱逐了一二十万俄国犹太移民,但是这样天天防着也不是办法,干脆不如在遥远的地方给犹太人划定一片定居地,这样英国也清静;二是英国这时候在中东和非洲又获得了很多殖民地,也急需要一个帮手去经营这些地方,不然天天靠政府补贴养军队也不是办法,显然善于经商、吃苦耐劳的犹太人是最好选择(在东方则是华人)。

关于犹太国建在何处,犹太复国大会(WZO)和英国各有各的打算。WZO先后抛出塞浦路斯计划、阿根廷计划和巴勒斯坦计划。当时的犹太人特别对还没有开放的阿根廷中南部感兴趣,他们认为这里是世外桃源,希望像英国清教徒一样在新大陆建立一个不受欧洲人干扰的国家。所以,赫兹尔在他的复国主义小册子《犹太国》中提出:“未来的国家,阿根廷和巴勒斯坦都可以作为定居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人移民阿根廷的热情也显然比巴勒斯坦高很多,到达阿根廷的移民是后者的五六倍。

英国人明确反对塞浦路斯计划,因为在英国人眼中这里居住的希腊人是高等民族,不可以随便驱赶,剥夺生存权。取而代之的是,抛出乌干达(实质是现在的肯尼亚)计划和西奈半岛计划给犹太人选择。在英国人眼中,西奈半岛的阿拉伯部落,或者东非的黑人马赛部落人权则可以忽略的(或者是不那么重要的),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的生存空间让渡给犹太人。

然而,经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考察和表决,大家普遍认为乌干达深居内陆,不适合犹太人发展,西奈半岛则过于干旱,没有适合垦殖的地方。最终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回归上帝的“应许之地”巴勒斯坦逐渐成为共识。

当时巴勒斯坦在奥斯曼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应对阿拉伯人就已经头疼了,更不愿再多出一个不速之客,尽管犹太复国大会拼命游说苏丹政府,愿意给土耳其提供财政帮助,来换取移民准入,但是奥斯曼在钱和安定之间,选择了安定,所以在这里实现建国何其容易!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之提供了契机。战争打响后,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内部就支持英国还是支持德国,发生了激烈争论,多数代表来自德语区,主张支持德国,但是魏茨曼(后来的以色列开国总统)非常具有政治眼光,他断定英国必胜、奥斯曼帝国必败,战后巴勒斯坦必将归属英国统治,所以犹太人应该支持英国。

魏茨曼的政治选择获得了回报,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贝尔福宣言》,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终于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战后英国又任命亲犹太的塞缪尔(Herbert Louis Samuel)担任巴勒斯坦地区专员,犹太人的回归建国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犹太移民是如何逐渐挤占阿拉伯人生存空间的

一些为同情以色列的人认为,巴勒斯坦本来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所以,犹太人天然就在这里有生存权,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是也是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

其实从135年的大流散到在19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基本没有像样的犹太社区。据粗略统计,在19世纪初该地犹太人口数量估计在5000人左右。后来随着坦齐马特改革,巴勒斯坦地区工商业开始有所发展,迁入的犹太人渐渐多起来,1878年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该地仅有15011名犹太人,加上侨居和朝圣的犹太移民,约占总人口43.4万的4%左右,后来从欧洲来的犹太移民称这些犹太社区为“旧伊舒夫”。

(犹太人大移民之前巴勒斯坦地区人口结构)

俄国的平斯克医生创造了犹太复国主义,同时他还是个行动家,又参与发起了“热爱圣山运动”(Hibbat Zion),开始组织移民迁往巴勒斯坦,称之为“阿利亚”(Aliyah,希伯来语登陆之意,引申为回归)运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过两次阿利亚运动高潮,一共有将近8万人移居巴勒斯坦,最终大约有4万人留下来,其中包括开国元老本古里安等,加上这里的自然增长,到1914年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约8万(约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的7.5%),共建造了45个伊舒夫,颇具规模的犹太社会开始形成了。

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以及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委任统治的建立,彻底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扫清了障碍。而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中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波兰独立后的反犹运动,也提供了移民来源。自从1917年至1939年,一共产生了三次回归巴勒斯坦的高潮,是为第三次至第五次阿利亚运动。到二战前,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定居点数量达到251个,人口近50万,其中包括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5万的特拉维夫。

(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比例逐渐升高)

更重要的是,新的移民不乏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排犹中遭受迫害的精英阶层,而不像前两次阿利亚的主体是俄罗斯帝国西部地区的贫困农民。他们为该地区带来至少5500万英镑的投资,因此,犹太团体和农场主具有雄厚资本向当地阿拉伯地主和政府机构购买土地,到1941年,犹太社团拥有的土地已经超过160万杜纳姆(Dunam,中东面积计量单位),约合240万亩,约占巴勒斯坦地区60%以上宜农耕地(Rohr Jewish Learning Institute:Land ownership in Palestine, 1880–1948)。此外,犹太社团基本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商业、贸易、工业,到这时候谈犹太人建国问题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犹太人的土地扩张过程)

犹太人的一路高歌背后,则是阿拉伯人流亡史的开始。虽然犹太人所拥有的土地,系通过合法手段从前奥斯曼帝国官员或阿拉伯部落领主手中购买的,但是受损的则是阿拉伯部落平民。1921年,加利利地区 24 万杜纳姆土地转入犹太人手中,代价是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 8730户阿拉伯家庭被驱逐。1934年纳布卢斯的绿洲被犹太社团收购,数千户农民被迫离开家园,“许多房屋变得空空如也,纳布卢斯不再是金色 (生产桔子) 之城,也不再是贸易 (经营橄榄油) 之城,而成了空房、黑暗和悲惨的代称”。估计到1930年代末,失地农民(harath)已经占阿拉伯总人口30%左右(参见犹太历史学家所著《现代巴勒斯坦史》第130页)

(巴勒斯坦地区失地阿拉伯农民)

英国人的背叛和犹太人恐怖主义袭击

犹太人越来越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英国为了平息矛盾,开始限制犹太人移民进入,1939年发布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麦克唐纳白皮书》,提出对犹太人的“约法三章”:第一,犹太不可以建国,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主体性不可动摇;第二,未来犹太人移民配额75000人,这些配额用光后,犹太人再想移民需要经过阿拉伯人的同意;第三,禁止犹太人再随意购买土地。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耕地拥有量的变化,单位dunam,数据来源:Th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84 Vol.13, No.4)

这个政策颁布于二战爆发前各国普遍对纳粹采取绥靖政策,拒绝犹太难民的时候,无疑堵死了犹太人逃亡仅有的一扇大门。并且英国对此严厉执行,在1939年至1941年一共拒绝11000多名好不容易逃出纳粹牢笼的犹太难民登岸,此举加重了欧洲犹太人的灾难,被犹太人视为“背叛”。

二战胜利后,随着纳粹种族被揭露,世界再度面临如何处置犹太人的问题,一是大量犹太难民,二是犹太人建国问题。当时欧洲约有上百万犹太难民,他们的财产、住房在战争中被洗劫一空,全球犹太社团的普遍愿望是,把这些难民安置到巴勒斯坦,壮大犹太社区力量,然后以此为契机建国。

(极少数成功在巴勒斯坦登陆的犹太难民)

但是,对于此时的英国来说,安抚好阿拉伯人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印度殖民地也在闹独立,帝国承受不起丢掉中东地区石油资源和苏伊士运河的损失。所以,英国一再不惜得罪犹太人,继续维护《白皮书》,拒绝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而且在巴勒斯坦问题谈判上,拒绝犹太人参加,只跟阿拉伯人对话。1947年初的伦敦会议上,英国抛出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未来成立一个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国,犹太人只能作为该国的少数民族而存在,显然犹太复国团体辛辛苦奋斗了整整半世纪的建国梦,被彻底打碎了。

英国出尔反尔的行径,让犹太人感觉到被出卖、羞辱,他们发起了对英国人、对阿拉伯的人的无差别袭击,仅1947年就造成726人死亡,还炸毁了英国专员公署和英军司令部所在的大卫王饭店,一共有91人死于这场袭击(其中28名英国人),犹太人的恐怖行动也被视为现代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后来法塔赫、哈马斯暴力行为的预演,只不过袭击和被袭击的角色发生了互换。

(大卫王饭店恐怖袭击)

所以,搞恐怖主义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专利,也不能说一个民族搞恐怖主义是因为它的本质是邪恶的。任何一个民族处于绝望的时候,受难的时候,被牺牲的时候,只有靠恐怖主义表达愤怒,只有靠恐怖主义才能唤醒人们的注意(韩国在日据时期,也热衷于恐怖主义行为)。

美苏介入、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进入无休止的战争时代

在英国无力应对阿犹冲突的时候,聪明的地缘政治猎手美苏加入了。美国此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热心,美国虽然是犹太人聚集第二多的国家,但是因为政府压制,没有像样的犹太复国团体。美国在二战前更是奉行韬光养晦政策,对巴勒斯坦问题不插手,完全尊重英国的地位。

同样苏联长期对犹太复国主义是反对态度,因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苏联移走,只能证明俄罗斯人的民族政策是多么失败,犹太复国主义批评的俄国种族迫害是事实。

然而,这时美苏都开始支持犹太复国。这两个新崛起的强权,都开始意识到这是瓦解中东旧的统治秩序的好时机,他们需要犹太建国问题作为一个火药包,炸毁英国在中东的统治秩序,他们需要以色列作为一个钉子,打破阿拉伯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英国要的是一个稳字,而美苏要的是一个乱字,这个地方越动荡,意味着他们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机会越多。

作为苏联则还有一个小算盘:欧洲犹太难民主要集中在东欧的苏联占领区,巴勒斯坦如果能收留他们,可以减轻苏联的负担,并且这些犹太人多数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欢迎的人,所以,亟需把他们礼送出境“净化社会”。

因此,在美苏的介入下,英国被迫把巴勒斯坦问题处置权交给联合国。1947年11月,联合国181号决议产生了,犹太建国问题终于得到解决。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独立,美国和苏联争先恐后发表外交承认,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英国则迟至1950年才承认以色列)。英国不体面地离开了巴勒斯坦,之后又逐渐离开了中东,美苏则成功取代了英国的角色。

犹太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由此进入现代模式:主要矛盾从犹太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求生存发展权的斗争,变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捍卫独立和安全的斗争,冲突的主要地点也从欧洲转向中东,犹太人与欧洲人的关系从敌人也变为盟友。

而巴勒斯坦地区的阿以冲突也从两个不同信仰民族之间的冲突,异化为夹杂了大国地缘政治较量、意识形态较量(苏联输出革命和伊朗什叶派,西方对以色列民主制度的捍卫)、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冲突,以及阿拉伯国家之间暗中较量的全球最复杂领土纠纷。

(阿拉法特和勃列日涅夫)

在这场新的冲突模式下,美苏如愿以偿占尽地缘政治红利,成为最大获益者。美国一手扶持以色列骚扰阿拉伯各国,一手则不时对伊斯兰诸国抛出橄榄枝——中东各国几乎都做过美国盟友;苏联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军事援助以色列(主要军事援助国),第二次至第四次中东战争则支持阿拉伯国家。各大国在巴以问题上翻云覆雨,多头下注,中东各方也是今日乞美援,明天乞他援,纷繁复杂的暴力冲突陷入无解模式。

余论:关于巴以冲突的几个基本逻辑问题

1.  巴勒斯坦问题从无到有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承担完全责任

第一, 如果欧洲人能够(像新大陆的美国、加拿大那样)平等对待犹太人,给予犹太人基本生命权、财产权、文化发展权自由,何至于有犹太复国主义?

第二,犹太人作为世居欧洲两千年的民族,按照欧洲人自己的民族自决原则,理应在欧洲划定一块地盘,给犹太人建国。这种事情欧洲列强并不是没有操作过,中东欧很多国家都是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完成的。甚至在二战结束后讨论犹太人国家选址的时候,一些犹太团体提出应该割让德国部分领土(比如莱茵河西岸)给犹太人建国,以示对大屠杀的补偿,这个要求完全是合理的。但是显然欧洲人不希望在自己土地上,出现犹太人国家,最终欧洲人拿阿拉伯的土地成全犹太复国梦想,完全是慷他人之慨,或者捡软柿子捏。

第三,欧洲各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始终是同情犹太人的成分少,而利用犹太人牵制其他民族,中间渔利成分多。在以色列成立后,西方继续让巴以问题无限复杂化,如果没有西方诸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心怀各异,巴以问题不会这么难解决的。

分国别来说则是,德国、俄国迫害犹太人最凶,是犹太问题主要制造者;苏联、美国是犹太问题的利用者,地缘冲突制造者;只有英国是功过参半的,它没有迫害犹太人的劣迹,而是作为同情者去帮助犹太人复国,但是英国人最终没有妥善解决复国问题,最后留下了一个火药桶。

2.  犹太人虽然达到了建国目标,但是它终究是个受害者和被算计者

犹太人自从移居欧洲之后,为欧洲文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近代以来一直在希望争取平等的权益,但是依然在全欧洲范围内都失败了。这期间犹太人不仅没有被解放,反而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同胞90%以上死于屠杀或被迫流亡,欧洲历史上,还有任何一个民族比这更悲惨的吗?

(二战中各国犹太人死亡数量)

最终奥斯维辛的如山尸骨,终于换来西方列强对犹太人的怜悯、亏欠之情,但是他们显然不完全是处于人道主义支持以色列建国,而明显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所以,从复国目的上,犹太人胜利了,他们为民族争取了生存空间,并且把自己国家建设的很好,这一点值得让全世界人尊敬和刮目相看。

但是从整个近代以来犹太问题看,以色列人也终究是欧洲人的牺牲品而已,他们被消灭了多数,残留的他们被安置于火药桶至上。只不过聪明的犹太人可以化解这些危机,并且有筹码可以和西方列强进行交易,今天以色列纵然是繁荣发达的,但是这一切都是用整个民族的鲜血生命,整个文明的安危换来的。

3. 不能因为部分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行为,而忽略巴勒斯坦人是最大受害者的现实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这里生活了一千多年,构成这里的绝大多数,无疑他们拥有这块土地的主权。所以,国内很多人貌似很懂历史、很懂国际法,把巴以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巴勒斯坦人不遵守181号协议。协议的荒唐性就在于,两个完全局外国家美苏,要求阿拉伯人分一半土地给犹太人,阿拉伯人能接受吗?

而在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仅仅是开始。巴勒斯坦人因为被大国出卖而反抗,又因为反抗失败又丧失了几乎所有土地。他们在这75年的不中断冲突中,失去了多数家园,付出了百万人的死亡。

因此,尽管有些巴勒斯坦人采用恐怖主义表达愤怒,这些不应该受任何同情,但是无论如何500万巴勒斯坦人(以及海外流亡的1000万巴勒斯坦人)都是巴以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如果只站在文明制高点上去谴责暴力,而避谈整个历史过程中巴勒斯坦人被强加的灾难,以及巴勒斯坦人为什么去反抗,也是一种伪善——某种程度上讲,抛开事情本来的是非曲直,去讨论手段是否文明问题,这种道德判断是苍白无力的、虚伪的。就像我们去谴责张扣扣连杀三人的残忍,而不去追问为什么他会去杀人。

所以,我们最值得要做的,既不是去讴歌暴力、恐怖,也不是去讥笑暴力、恐怖,而是反思暴力、恐怖的根源,怎么解决暴力、恐怖,这才是有价值的思考。

4. 巴以战争双方的二重性:正义性和代理人战争性质

由于是巴以问题本质是西方列强操纵的结果,人为强加给双方的战争,因此,两方都认为自己具有正义性:在以色列人看来是捍卫国家独立的战争,在阿拉伯人看来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保全自己领土的战争。

而由于双方自卫能力的不足,不得不寻求援助,与支持者进行某种交易,因此让冲突也带上代理人战争的色彩。比如,以色列背后的美英因素,巴勒斯坦方面的苏联-俄罗斯、阿拉伯诸大国、伊朗,甚至是宗教极端势力的因素,这些都加大了冲突分责和处理的难度。


笔者绝非支持哈马斯(哈马斯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恐怖主义,更在于它像塔利班那样追求建立神权政府),也非西方阴谋论信奉者,以上只不过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历史事实参考。在这个人们越来越只讲立场、而避谈事实,社会舆论越来越撕裂的时代,没有什么比主动追求真相、尊重事实更宝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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