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京畿之门的千年蝶变

八月保定，蓝天白云，秋高气爽。

高大的“京畿之门”矗立保定东站，为这座古城迎来送往。

“京畿之门”雕塑（视觉中国图）

传说中上古时期，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在保定徐水釜山一带完成了炎黄民族的第一次融合，釜山合符的故事流传至今，保定可以说是“和文化”的发源地。

3000多年前，西周封宗室召公于燕，作华夏北境屏障；1275年，元朝改宋保州为保定路，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保定与北京相伴而生，地缘上称“北控三关，南达九省，畿辅重地，都南屏翰”。

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墓出土的克盉，上用文字记载西周早期封召公于燕的历史

如今，往事越千年，燕赵大地上的形势正在改变。

变量一：从“国际大循环”到“双循环”的格局之变

首先，是地缘格局上的改变。华夏民族曾长期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北方；明清两代，先有倭寇袭扰，后有西方列强从南部东部海上而来，中国一度面临四面受敌，危在旦夕。但今天，中国面临的军事压力基本来源于东部而非北方，无论对整个河北还是对保定来说，军事功能都相对有所减轻。

其次，是经济大环境的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18年以来中美间经历的多次贸易摩擦，说明中国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重心亟需调整。在全球经济大循环动力衰减、庞大内部市场驱动背景下，国内循环动力与重要性提升，大陆型经济与海洋型经济将重新平衡。因此，中国明确强调要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双循环”格局中，城镇化是一个重要命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指出，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基本持平的城市型国家，中国城镇化是在人口众多、农产品供应高度敏感以及资源环境严重制约下的城镇化，必须城乡统筹、四化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安新县圈头村航拍图（视觉中国图）

过去50年，全球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发展多功能的单一特大城市转向网络式专业分工明确、交通快速便捷的城市群，中国在新世纪初（2030年前）新型城镇化的三个重点区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北部增长极，同时肩负着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制造业研发基地和商贸物流基地等重要职能，在“双循环”格局下发挥着资源集成、技术引进与转移、创新提升等决定性作用。国际国内产业链分工调整也将为京津冀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跳出保定看保定，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拥有1000多万人口和深厚历史底蕴的大城市，这座“京畿之门”的使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2015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 《纲要》），明确了三地发展定位和空间布局思路，并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战略核心，明确提出推动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5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新区所辖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原来都是保定市辖县。

有观点认为，雄安新区担负着与当年的深圳开发区、浦东新区相似的探索与试验任务，必然使保定和雄安成为资本关注的新前线。

保定市委书记党晓龙在谈及保定与雄安关系时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保定与雄安一衣带水、共荣共生。雄安未来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对保定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加强大。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先把保定建设好、建漂亮，让保定与雄安同步崛起、与北京共同发展，共同打造高质量高水平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力构建京雄保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精心打造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

保定雄县雄安高铁站（视觉中国图）

变量二：城乡融合的大趋势与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

河北存在感总体不强，人口和资源被京津吸走，形成“环京津贫困带”是近年来人们的直观感受。

这是由于相对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来说，京津冀城市群尚处于“极化阶段”：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极由于具有先进产业而逐步通过对生产要素产生强大吸引力，从而使生产要素向增长极集中，增长极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得到强化的现象。极化效应可能进一步造成邻近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目前，京津冀城市群虽有北京、天津两个强大的增长极核心，但经济总量较小，市场化程度较低，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两中心互不统属，京津两大都市对资源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聚集优势资源要素的同时也导致“大城市病”。城市和乡村本应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农业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协调对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但这样的现状正受到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而发生变化。

一是“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

有国外研究提到，极化效应的对偶效应是扩散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腹地内核心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以极化效应占主导，随着区域中心城市规模扩大和影响力增强，扩散效应会逐渐超过极化效应，大城市腹地内的中小城市发展速度增大，并逐渐发展成为分担区域中心城市职能的子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与子中心城市的联系开始加强。

徐匡迪指出，单一特大型中心城市变为多节点网络化城市群，通过政策扶持引导高端产业外迁，并系统谋划城市间公共交通体系，这是最近50年以来大国城市化的主要趋势，美、英、日、法等国的单个巨型城市已逐渐被各具特色的专业化、网络状城市群所取代，城市群之间由高速铁路等高效、便捷的绿色交通相连接，这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可以借鉴的重要模式。

美国主要城市群2050规划示意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关研究）

另一重要变化是“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2012年岁末，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9次考察河北，每次都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8年奋战，河北同全国一道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省23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74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8081元增长到2021年的18179元。

河北贫困地区补齐短板、打牢基础，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乡村振兴等重大国家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从经济角度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极化效应不断加剧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反过来，消除贫困也将有利于区域经济恢复均衡发展，促进区域内要素流动，加速扩散效应的形成。

经过7年探索和实践，保定阜平县万亩荒山变成万亩林果梯田，靠林果种植和生态旅游带动了周边5个行政村经济发展。（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康摄）

通过消费水平提升和基础设施拉通，在农村可以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宜业和便利；通过走进绿水青山疏解“内卷”，城市生活也可以慢下来，静下来，这样的城乡关系理想，在一代又一代设计师和实干家的心中和手中传承。

从1950年代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曾多次指出，“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以及“城市要有全面规划”等。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于1978年3月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重申“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要求。中央文件中还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并就此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都应同工业的改组，工业布局的改善结合起来”。建设小城镇，要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虽然这些年围绕‘城镇化’的探讨不少，但在目前这个新阶段，其主要特征已经从单纯的城镇化转到了城乡融合发展上。”徐匡迪指出，“城镇化经过40年的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从单纯城镇化走向城乡融合发展，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依靠城市的技术资源和历史传承实现产业剧变，正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模式。同时，并非所有农村都能用同一种模式‘振兴’，因地制宜很重要。此外，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必须着力保护生态与历史文化名镇和古村落。”

吴良镛在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中指出：京津冀地区寻求区域发展是有基础的，从港口、海岸线的长度、自然资源，特别是科技、人力资源等方面来看，京津冀的综合优势不比长江三角洲或者珠江三角洲差，特别是这里有首都，有两个直辖市，河北省也有较好的资源。一些问题，单独看来是有缺陷的，比如环境问题、水资源问题、缺乏港口等，而这恰是京津冀可以联手解决的。这是我们希望、信心和出路所在。

京津唐地区发展规划设想（吴良镛，1979年）

变量三：中国产业结构的整体跃迁

“2021年是一级市场投资的转折之年。转折表现在：具有不确定性的模式创业机会变少了，赌赛道的机会变少了，模式创新资本化的窗口变小了。”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曾经谈到，“国内创投领域经历了由模式创新转向科技创新的重心转变。加码科技投资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和政策。挑战随之而来，科技创新的投资壁垒更高，回报更慢、周期更长，这要求投资机构对技术及行业趋势有更前置和更专业的投资判断。”

成为资本创始人及执行合伙人李世默近期同样认为，目前中国的新经济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上，“今后20年的大势是硬科技、TOB、科技赋能产业。核心技术在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新的投资机会，最大的投资机会是科技赋能产能。”

资本敏锐的嗅觉也为学者的研究所支持，贺灿飞等人的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如今作为一个整体，在“内循环”中已经处于战略新兴产业中高端价值链地位，应继续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相关生产知识，如发展金融、商贸等高端服务业以及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现代交通和节能环保等高端制造业，继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京津冀北地区城市空间布局（吴良镛，2003年）

研究同时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分工应当更加明确，具体来说，北京重点发展产业所需的创新研发知识，天津和河北则基于其产业基础发展相关生产知识，同时注重北京研发知识向天津和河北转移，推动京津冀内部形成关联多样化的水平知识链和梯度创新链，建成创新产业地域综合体。

以此为支撑，京津冀在“国内大循环”中可以逐步形成具有辐射影响力的知识中心，成为梯度创新链的第一梯队，在更大范围内发展相关产业，带动华北、东北区域价值链提升。

蝶变：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所谓“新时代”，一切都在共振。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给河北省的定位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目光回到保定，我们发现，这座底蕴深厚的城市早已按照《纲要》探索实践、修炼内功，酝酿蝶变。

首先，根据《纲要》要求，河北要建成 “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这是实现河北跨越发展，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要通过有序化解过剩产能、着力构建工业与服务共同主导、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崛起双轮驱动的发展新格局，为全国产业升级和化解过剩产能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保定果断调整过剩产能，治理污染。钢铁工业曾是河北省支柱产业，其粗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5，全世界产量的1/8。保定率先淘汰全部钢铁产能，成为全省第一个“无钢市”。

保定还在省内率先完成了水泥行业低氮燃烧改造和烟气脱硫、脱硝治理，达到了严于国家限值的地方标准；对全市1002家涉VOCs（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被视为继粉尘之后的第二大类大气污染物）企业开展严格整治；累计淘汰黄标车、老旧车19.2万辆。

“十三五”期间，保定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27.8%，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PM2.5浓度分别下降37.5%、44.4%，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排名第一。2021年，保定PM2.5浓度同比下降19.4%，优良天数达到249天，连续三年在“2+26”城市空气质量评估考核中评为优秀。

其次，保定基于比较优势和国家战略，瞄准北京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集成电路等“十大产业领域”，积极融入北京主导的产业链和大市场。

汽车是保定的支柱产业。古城与汽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汽车修配厂。

在当前国内近乎白热化的新能源车竞争格局中，保定发展汽车产业的特色是鲜明的：强化自主品牌、坚持错位发展，聚焦落实“双碳”目标，瞄准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发展趋势，全力支持长城汽车发展，推进氢能交通示范线路，叫响“中国·保定汽车城”。目前，保定拥有以长城汽车为代表的汽车整车、零部件和轨道交通制造企业一百多家，年产超百万辆整车、产值1710亿元。

获中俄两国元首签名的长城哈弗F7汽车（观察者网摄）

电力装备是保定的另一优势产业。保定大型变压器厂是“西郊八大厂”之一，1958年10月动工兴建，主要生产各种电力变压器、互感器和特种变压器，是全国三大大型变压器产地之一。2006年，保定提出“中国电谷”发展战略，目前在光电、风电、节电、储电、输变电与电力自动化设备六大产业领域保持集聚优势，带动形成中国电谷光电、风电两大完整产业链条，产值800多亿元。

“做成一件事，切口要小，找准了，一个小点可以做大，同时，要找到大支点，找到可以撬动的人，”党晓龙书记的风格非常务实，“第三代半导体，保定还是有基础的，但是我们分析市场，光电子已经形成了头部企业，市场已经分割完了；射频电子市场规模有限，初步形成了垄断；功率电子这一块，目前市场很大，可用于电动车、光伏逆变、工业电机、智能电网、高铁、新型通用电源等，应用场景丰富，我们正在推动引进资本和企业落地。”

医疗也是保定希望承接的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目前每年有2.6亿人次到北京就医，我们希望能把其中6000万人次疏解到保定来，”党晓龙书记表示。

河北省地域广阔、山川湿地、森林草原，历来是京津水源和生态涵养之地。保定现有医疗卫生机构10089个，医院363家，总量为河北省第一，其中9家三级甲等医院。近年来，保定市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生命健康产业方面不断加速，与广安门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共建的两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经开工建设，与北大肿瘤医院、北大口腔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合作共建的肿瘤、口腔、眼科、神经系统、心理健康等国际医疗中心已经签订协议。在上个月举办的第五届创新驱动发展大会暨2022中国白石山生命科学大会上，总投资105.8亿元的25个项目签约，涵盖精准医学、干细胞研发、医疗康养、中医药产业等多个领域。

雄安新区白洋淀旅游码头全景图（视觉中国图）

当前，保定上承顶层设计，下合资本风口，正在形成以“医、车、电、数、游”以及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都市农业等七大主导产业为主体，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及零部件、智能电网、轨道交通、氢能、第三代半导体等18条重点产业链为主线，县域特色产业为支撑的“7+18+N”现代产业体系。

根据2022年保定市政府工作报告，京雄保一体化发展正在提速，保定全市共有京津保合作项目572个，总投资7138.9亿元。去年以来，有200多家央企、京企、科研机构等来保对接合作。特别是在制造业疏解方面，正在围绕装备制造、航空航天、光电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大领域开展军地协同，重点打造了中国船舶动力园区等“十大园区”，以承接央企、京企制造板块布局为重点，加快产业链集群发展。

同时，党晓龙书记亦在采访中坦言，对标京雄保一体化的要求，（保定的）挑战和差距仍然十分明显。经济总量不足、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高质量发展仍有差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任务艰巨。

然而，40多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30多年前，“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今天的中国经济，有些环境变了，有些精神仍在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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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贺灿飞等

2、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 时空演化，刘浩等

3、从京津冀及更大空间范围看天津和滨海新区的战略意义，吴良镛

4、关于我国中等城市发展问题的探讨—兼论京津冀地区中等城市的成长，吴良镛

5、基于多维视角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何仁伟

6、在新常态下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徐匡迪院士访谈录

7、新时期中国城镇化研究，徐匡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