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毕业的设计院中层,39岁遭遇停薪失业
7月初,景洪如常一样去设计院上班。打开OA,一份《无薪休假通知》从中弹出。从业15年,他第一回收到这样的文件。这家成立于1952年的老牌设计院,也是首次发出此类文件。
景洪读了几遍后发现,“通知”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做出此决策的原因,关键词是“市场萎缩”“入不敷出”。另一部分是执行细则,最扎眼的词汇是“工资及福利暂停发放”“无法保证复工机会”,以及“如有其他就业机会和意愿,可办理相关手续”。
《平凡的荣耀》剧照
景洪确信,自己要失业了。他从没料想到,他会在39岁这年丢掉工作。赋闲在家时,他常刷新闻,从6月至今,有关设计院停工停产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传出。平顶山、重庆,乃至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也有许多同行和他一样,陷入窘境之中。这些设计院的中年人,被地产浪潮所成就,时隔多年后,浪潮退去,生活危机悄然袭来。
一场“事先张扬”的失业
景洪对“通知”的发布并不感到意外。疫情前,设计院的业绩衰减就已出现苗头。景洪最直观的感受是在会议上。他作为设计院的中高层参会,过去,“领导总是笑么呵的,从来不担心发不出来钱。”单位效益降低后,会议的气氛凝重了许多。景洪记得,脾气温和的头儿发了几次无名火,还提出要实行末位淘汰制。
对大多数员工来说,行业式微的突出表现是薪水下调。景洪说,这个行业的工资模式相对固定,由底薪加绩效奖金构成。底薪部分由从业年限、职级、学历等因素决定,奖金则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
通常情况下,景洪所在的设计院每月只发放底薪,奖金部分会在年中和年尾发放。景洪曾有过年收入60多万的时候,“这在东北,简直是‘打工人天花板’,如果在更大的设计院,以这个职位,数字还会更多。”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
但他发现,工资明显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疫情第一年几乎腰斩,第二、三年因为居家办公时间长等原因,单位只给发了保障生活的底薪。”那几年,他手头的旧城改造等项目都趋于停摆,有些直到现在,只剩下几个烂尾楼立在城市边缘。
降薪的连锁反应是离职潮。光是景洪组内,就有几个年轻员工无以为继,选择辞职。景洪听说,有人至今还在因为薪水问题与设计院做劳动仲裁。景洪说,在行业内,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不少设计院采取预支付薪金的方式,在房地产行业遇冷的这几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因为无法完成kpi,从而欠公司一笔钱。
今年36岁,拥有甲级设计院从业经验、行业证书也齐备的李馨就是如此。几次跳槽后,她在一家成立不久的设计院任职。去年过年,老板找到他,往桌子上拍了一万块钱现金,对她讲:“先给你这些钱过个节,按照回款情况,你应当给公司钱。”
李馨很是气愤,“图纸熬大夜画完了,审核也没问题,最后要不回来钱,反倒成了我的失职。”有过一段自由设计职业经历的她,离开了公司。她希望能多接些一些私活,但很快愿望就落空,“没人给交社保,无处挂证,家庭开支又没减少,整天都在焦虑和内耗。”问她是否后悔这个决定,她回答,不知道。之后,又补上一句,可能结果没什么差别。
《亲爱的设计师》剧照
今年年初,一些知名房地产商纷纷“爆雷”,景洪的设计院受此影响,开始进行新的调整。“有些中层干部被安排了闲职,有的干脆进了人力办公室,谈辞退和赔偿的事情。”景洪业务能力过关,加之和领导关系还算不错,才勉强撑过这半年。
看到“通知”时,他不太惊讶。他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他开解自己,权当是放个暑假,可走出设计院大楼,他还是有种强烈的不适应感。他发了条朋友圈,配文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心拔凉拔凉的。”
见证过往日辉煌
在专业领域,景洪算是当地的佼佼者。他曾就读于哈工大,业内惯常称之为“建筑老八校”之一的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北京,顺利地进入一家甲级设计院,一干就是8年。进公司那年,正赶上奥运会,“比赛办完,建房子的需求眼见着越来越多。”
《焦裕禄》剧照
当时,景洪岁数小,他形容自己能熬,能吃苦,脾气好,又耐磨。在项目组里,不管活儿轻重缓急,他都上赶着去干。景洪回忆,那段时间,行业格外景气,工作就像“《西游记》里猪八戒吃得米山面山,不管多用劲,也干不完”。
正常的流程,出图要花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景洪只需要20来天,就能拿出一套完整的项目图。熬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3点钟下班,回家躺三四个小时,洗把脸接着来公司,工期紧时,直接睡行军床,有时候做梦都在画。”
正是这股拼劲,让景洪不到三年就成了项目负责人。再之后,他依照行业内晋升的流程,考证,评职称,之后竞聘到管理层。与他薪酬和职业履历一并增多的,是他的身上的疾病,多是慢性病,颈椎腰椎手肘,都有不同程度的炎症。这是他后来回老家的一大原因。此外,能对家庭多些照顾,以及当时的工作难度日渐增大,同事内的办公室政治,再加上项目对接方的刁难,都成了他离开的理由。
李馨天津大学毕业,入行较景洪晚两年,但彼时依然处在地产的“黄金时代”。生活在二线城市的李馨在入行时,行业也一片大好,前辈说这行“蛋糕大,项目很多,竞争又小,属于老天喂饭”。同行间聊天时,也把“三年买车,五年买房”挂在嘴边。
加班是常态,每天一两点多画完图,她才骑着自行车回到住处。那时,她认为,吃些苦是值得的,等技术成熟了,就不会再挨累了。但设计院的工作牵扯的利益方很多,尤其是一些民建单位,开发商中的工作人员为了交差,会“为了改而改”。几年过去,她心力憔悴。
《新居之约》剧照
辞去工作后,一边自己单干,一边带孩子。行业盛时,私活众多,光是她自己手中操作的项目薪酬,就足够支撑她生活两到三年。等孩子上幼儿园后,她进入一家通过私活认识的公司。职位不高,薪金足以养活家人。
她原本以为能过上一种无风无浪的日子。年初和老板的那通谈话,让她危机意识陡然增加。她趁着35岁的尾巴,参加了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无一中的。“越老越吃香”“有证书就是拿着金饭碗吃饭”,当时行业内普遍存在的美梦,如今已不复存在,虽然日渐焦虑,但李馨没什么遗憾,“毕竟赶上过一段好日子,总比开局就陷在泥潭里强。”
尝试找条新出路
“设计院失业了能干什么?”景洪在搜索框里键入这个问题。回答五花八门,跟老本行还算沾边的,有“城投甲方”“展厅设计”“公墓设计”;跨行业的就更多了,“自媒体”“销售”“健身教练”等等。
景洪对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早已感到疲惫。实际上,作为一名行业“老兵”,他也不清楚该何去何从,但他又不得不在最快的时间里做出反应。到了他这个年纪,大多都身背房贷、车贷,儿女又正处在读书需要用钱的阶段。在收入可观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有些也要被摒弃。于他们而言,一旦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就会难以抑止地进入困境。
《亲爱的自己》剧照
在整个行业状况不乐观时,内推入职的渠道不再奏效。哪怕景洪的履历和学业背景都算出众,但他投出的无数份简历也石沉大海。为了“自救”,景洪尝试了一些门槛较低的工作。最先是网约车司机。半个月不到,他放弃了。一是因为自家是燃油车,以每公里平均收入两元来算,他的努力仅够收回成本和餐费。二是由于身体不吃消,劳损的肩颈已经不能再支撑他整日跑车。
失败后,他又骑上妻子的电动车,做闪送和外卖。第一天,营业额六十几元。第二天,收入也大致相同。景洪有些受打击,他改用网上的流行语,发了条动态,写“别拿你的尝试去挑战人家的职业”。在实践过后,他有了新的感悟,“过去很多年,设计院都像是一座城堡,保护着我们,反过来又我们产生一种非自己不可的错觉。”
李馨要比景洪更早意识到这一点,“在大的浪潮冲过来时,才看得出自己其实特别渺小。”她认真考虑过自己的职业方向,她想过继续在暖通设计的赛道坚持一阵子,等待行业回暖。但孩子一天天长大,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所以与其等待一个未知的改变,不如做些实际的事情,况且,如果现在不换行业,以后想改都难了。”
《编舟记》剧照
她想过创业。不久前,她咨询了一个加盟的项目,那位老板和她年纪相仿,曾是房产销售,月薪两三万,出来单干,同样因为公司效益不佳。两人交谈完毕,李馨反而更谨慎了,成功倒是好说,一旦失败就意味着多年积攒的财富尽失。她自知魄力不够,无法承担风险,于是现阶段和朋友合作,做了些小本买卖,姑且维持日常生活。至于以后的路怎样走,她也尚不明晰。
与景洪的采访临近结束,他说自己即将出发。他折腾了个摊位,在夜市卖淀粉肠,“实在待不住了,管它卖多卖少,起码有个事儿做。”听着滋啦滋啦的动静,失业、挫败、坠落,他全然忘却。等收了摊,“喝两瓶啤酒,等单位再开工,要是不开,那也没招儿,关关难过关关过呗,还能咋整?”
(景洪、李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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