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毕业的设计院中层，39岁遭遇停薪失业
7月初，景洪如常一样去设计院上班。打开OA，一份《无薪休假通知》从中弹出。从业15年，他第一回收到这样的文件。这家成立于1952年的老牌设计院，也是首次发出此类文件。
景洪读了几遍后发现，“通知”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做出此决策的原因，关键词是“市场萎缩”“入不敷出”。另一部分是执行细则，最扎眼的词汇是“工资及福利暂停发放”“无法保证复工机会”，以及“如有其他就业机会和意愿，可办理相关手续”。
《平凡的荣耀》剧照
景洪确信，自己要失业了。他从没料想到，他会在39岁这年丢掉工作。赋闲在家时，他常刷新闻，从6月至今，有关设计院停工停产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传出。平顶山、重庆，乃至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也有许多同行和他一样，陷入窘境之中。这些设计院的中年人，被地产浪潮所成就，时隔多年后，浪潮退去，生活危机悄然袭来。
一场“事先张扬”的失业
景洪对“通知”的发布并不感到意外。疫情前，设计院的业绩衰减就已出现苗头。景洪最直观的感受是在会议上。他作为设计院的中高层参会，过去，“领导总是笑么呵的，从来不担心发不出来钱。”单位效益降低后，会议的气氛凝重了许多。景洪记得，脾气温和的头儿发了几次无名火，还提出要实行末位淘汰制。
对大多数员工来说，行业式微的突出表现是薪水下调。景洪说，这个行业的工资模式相对固定，由底薪加绩效奖金构成。底薪部分由从业年限、职级、学历等因素决定，奖金则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
通常情况下，景洪所在的设计院每月只发放底薪，奖金部分会在年中和年尾发放。景洪曾有过年收入60多万的时候，“这在东北，简直是‘打工人天花板’，如果在更大的设计院，以这个职位，数字还会更多。”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
但他发现，工资明显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疫情第一年几乎腰斩，第二、三年因为居家办公时间长等原因，单位只给发了保障生活的底薪。”那几年，他手头的旧城改造等项目都趋于停摆，有些直到现在，只剩下几个烂尾楼立在城市边缘。
降薪的连锁反应是离职潮。光是景洪组内，就有几个年轻员工无以为继，选择辞职。景洪听说，有人至今还在因为薪水问题与设计院做劳动仲裁。景洪说，在行业内，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不少设计院采取预支付薪金的方式，在房地产行业遇冷的这几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因为无法完成kpi，从而欠公司一笔钱。
今年36岁，拥有甲级设计院从业经验、行业证书也齐备的李馨就是如此。几次跳槽后，她在一家成立不久的设计院任职。去年过年，老板找到他，往桌子上拍了一万块钱现金，对她讲：“先给你这些钱过个节，按照回款情况，你应当给公司钱。”
李馨很是气愤，“图纸熬大夜画完了，审核也没问题，最后要不回来钱，反倒成了我的失职。”有过一段自由设计职业经历的她，离开了公司。她希望能多接些一些私活，但很快愿望就落空，“没人给交社保，无处挂证，家庭开支又没减少，整天都在焦虑和内耗。”问她是否后悔这个决定，她回答，不知道。之后，又补上一句，可能结果没什么差别。
《亲爱的设计师》剧照
今年年初，一些知名房地产商纷纷“爆雷”，景洪的设计院受此影响，开始进行新的调整。“有些中层干部被安排了闲职，有的干脆进了人力办公室，谈辞退和赔偿的事情。”景洪业务能力过关，加之和领导关系还算不错，才勉强撑过这半年。
看到“通知”时，他不太惊讶。他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他开解自己，权当是放个暑假，可走出设计院大楼，他还是有种强烈的不适应感。他发了条朋友圈，配文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心拔凉拔凉的。”
见证过往日辉煌
在专业领域，景洪算是当地的佼佼者。他曾就读于哈工大，业内惯常称之为“建筑老八校”之一的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北京，顺利地进入一家甲级设计院，一干就是8年。进公司那年，正赶上奥运会，“比赛办完，建房子的需求眼见着越来越多。”
《焦裕禄》剧照
当时，景洪岁数小，他形容自己能熬，能吃苦，脾气好，又耐磨。在项目组里，不管活儿轻重缓急，他都上赶着去干。景洪回忆，那段时间，行业格外景气，工作就像“《西游记》里猪八戒吃得米山面山，不管多用劲，也干不完”。
正常的流程，出图要花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景洪只需要20来天，就能拿出一套完整的项目图。熬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3点钟下班，回家躺三四个小时，洗把脸接着来公司，工期紧时，直接睡行军床，有时候做梦都在画。”
正是这股拼劲，让景洪不到三年就成了项目负责人。再之后，他依照行业内晋升的流程，考证，评职称，之后竞聘到管理层。与他薪酬和职业履历一并增多的，是他的身上的疾病，多是慢性病，颈椎腰椎手肘，都有不同程度的炎症。这是他后来回老家的一大原因。此外，能对家庭多些照顾，以及当时的工作难度日渐增大，同事内的办公室政治，再加上项目对接方的刁难，都成了他离开的理由。
李馨天津大学毕业，入行较景洪晚两年，但彼时依然处在地产的“黄金时代”。生活在二线城市的李馨在入行时，行业也一片大好，前辈说这行“蛋糕大，项目很多，竞争又小，属于老天喂饭”。同行间聊天时，也把“三年买车，五年买房”挂在嘴边。
加班是常态，每天一两点多画完图，她才骑着自行车回到住处。那时，她认为，吃些苦是值得的，等技术成熟了，就不会再挨累了。但设计院的工作牵扯的利益方很多，尤其是一些民建单位，开发商中的工作人员为了交差，会“为了改而改”。几年过去，她心力憔悴。
《新居之约》剧照
辞去工作后，一边自己单干，一边带孩子。行业盛时，私活众多，光是她自己手中操作的项目薪酬，就足够支撑她生活两到三年。等孩子上幼儿园后，她进入一家通过私活认识的公司。职位不高，薪金足以养活家人。
她原本以为能过上一种无风无浪的日子。年初和老板的那通谈话，让她危机意识陡然增加。她趁着35岁的尾巴，参加了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无一中的。“越老越吃香”“有证书就是拿着金饭碗吃饭”，当时行业内普遍存在的美梦，如今已不复存在，虽然日渐焦虑，但李馨没什么遗憾，“毕竟赶上过一段好日子，总比开局就陷在泥潭里强。”
尝试找条新出路
“设计院失业了能干什么？”景洪在搜索框里键入这个问题。回答五花八门，跟老本行还算沾边的，有“城投甲方”“展厅设计”“公墓设计”；跨行业的就更多了，“自媒体”“销售”“健身教练”等等。
景洪对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早已感到疲惫。实际上，作为一名行业“老兵”，他也不清楚该何去何从，但他又不得不在最快的时间里做出反应。到了他这个年纪，大多都身背房贷、车贷，儿女又正处在读书需要用钱的阶段。在收入可观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有些也要被摒弃。于他们而言，一旦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就会难以抑止地进入困境。
《亲爱的自己》剧照
在整个行业状况不乐观时，内推入职的渠道不再奏效。哪怕景洪的履历和学业背景都算出众，但他投出的无数份简历也石沉大海。为了“自救”，景洪尝试了一些门槛较低的工作。最先是网约车司机。半个月不到，他放弃了。一是因为自家是燃油车，以每公里平均收入两元来算，他的努力仅够收回成本和餐费。二是由于身体不吃消，劳损的肩颈已经不能再支撑他整日跑车。
失败后，他又骑上妻子的电动车，做闪送和外卖。第一天，营业额六十几元。第二天，收入也大致相同。景洪有些受打击，他改用网上的流行语，发了条动态，写“别拿你的尝试去挑战人家的职业”。在实践过后，他有了新的感悟，“过去很多年，设计院都像是一座城堡，保护着我们，反过来又我们产生一种非自己不可的错觉。”
李馨要比景洪更早意识到这一点，“在大的浪潮冲过来时，才看得出自己其实特别渺小。”她认真考虑过自己的职业方向，她想过继续在暖通设计的赛道坚持一阵子，等待行业回暖。但孩子一天天长大，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所以与其等待一个未知的改变，不如做些实际的事情，况且，如果现在不换行业，以后想改都难了。”
《编舟记》剧照
她想过创业。不久前，她咨询了一个加盟的项目，那位老板和她年纪相仿，曾是房产销售，月薪两三万，出来单干，同样因为公司效益不佳。两人交谈完毕，李馨反而更谨慎了，成功倒是好说，一旦失败就意味着多年积攒的财富尽失。她自知魄力不够，无法承担风险，于是现阶段和朋友合作，做了些小本买卖，姑且维持日常生活。至于以后的路怎样走，她也尚不明晰。
与景洪的采访临近结束，他说自己即将出发。他折腾了个摊位，在夜市卖淀粉肠，“实在待不住了，管它卖多卖少，起码有个事儿做。”听着滋啦滋啦的动静，失业、挫败、坠落，他全然忘却。等收了摊，“喝两瓶啤酒，等单位再开工，要是不开，那也没招儿，关关难过关关过呗，还能咋整？”
（景洪、李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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