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战，扼守潼关的大明督师孙传庭，明知出关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作战，必死无疑。崇祯皇帝不听他的解释，一再催促他出兵，不得片刻延迟。孙传庭原本可以抗命，他的秦兵，是帝国最后三支军队之一。出关时，他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不久，孙传庭惨败，部分残兵退回潼关。李自成一路追击，破关而入。这一年是崇祯十六年（1643），距离大明王朝的覆灭，不到半年时间。▲孙传庭（1593-1643）。图源：影视剧照
有人造就时代，有人被时代毁灭。不知道孙传庭属于哪一种？读孙传庭的传记，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他是二者皆有之。在与时代的撕扯中，他曾有意远离之，亦曾主动拥抱之，最终选择与整个时代“同归于尽”。孙传庭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此时离大明王朝覆灭，不过51年。而孙传庭最终活了50年，一生堪称与帝国命运相始终。他是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尽管出身军籍家庭，但自小聪明绝伦，13岁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童子试。不知道史书有没有夸张，说孙传庭在随后大小数十次考试中，通通都是考头名。26岁那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顺理成章地考中进士，不过名次不算高，是三甲第41名。之所以要把他的名次写出来，是因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这次进士考试排名，比孙传庭高一个名次，即三甲第40名的那个人，叫袁崇焕。日后，这两个名次相挨着的进士，一个是帝国在辽东的猛将，一个是帝国在陕西的王牌。历史在冥冥之中，已经为后来的崇祯埋下了两个预设的时代英雄，但后来的崇祯一个都没有珍惜过。
他先后在河南永城、商丘做过知县，口碑颇好。当地人评价说，孙知县文武全才，绝非一般俗吏能比。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好干部，关心民生疾苦，敢于动真碰硬。大约在地方做了五六年知县，天启五年（1625），孙传庭入朝述职，得到提拔，成为吏部官员。但不久之后，他突然辞职了，回老家乡居，而且一去就是十年。从32岁到42岁，那是一个人生命中拼事业最关键的十年啊。孙传庭就这样轻掷掉了，多么可惜。其实，没那么难解。孙传庭后来虽以武将闻名，但他是一个十足的文人士大夫。他入朝廷时，正是魏忠贤专宠、权势最盛之时，从理念上，他同情东林党人，而对阉党不甚感冒。朝局因为党争而污浊不堪，这名儒家的忠实信徒，遂决定以奉母尽孝为名，辞职回乡。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孙传庭以归隐的方式，远离朝廷是非，同时对朝廷进行了含蓄的批判。在一个稍微正常点的时代，归去来兮，也很正常。但孙传庭生活的时代，却不时与他的内心诉求产生剧烈的冲突。最典型的是，在他乡居期间，从崇祯三年（1630）起，农民起义军冲入山西。他的家乡成为官军与义军对抗的前线。到了崇祯七年（1634），后金的军队竟然从大同、张家口突入塞内，并攻克了孙传庭的家乡代州。大明帝国的最后十几年，诚为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内有流寇起义，外有满人寇边，最后，这个老大帝国，不是死于内，就是死于外。孙传庭真的坐不住了。他给崇祯上了一道疏，叫《有敌情必有虚怯之处疏》。看名字就知道，这是批评内政的。时局变得越来越坏，他变得越来越焦灼。他早已不在局中，完全可以置之不顾，乘桴浮于海，但这就是传统士大夫的可贵之处——国难当头，舍我其谁！孙传庭很生气，说，这是什么话！要自己做过才知道可不可为。现在就从我开始做起，有没有用，那是命的事，我不管。儒家的出世与入世理想，在一个人身上统一得如此完美。
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崇祯八年（1635），孙传庭复出那一年，许多人已经一眼望见了帝国的尽头。那一年，崇祯家族在凤阳的祖坟，被起义军烧毁。崇祯下了罪己诏，反思明朝进入内外交困的处境，是因为所任非人，导致“虏猖寇起”，“虏乃三入（三次入关），寇则七年（作乱七年）”。推荐者或许不怀好意，因为陕西当时是所谓“贼窝”，叫“贼乱关中”，从1626年至1636年间，陕西巡抚连换了7人。孙传庭委婉地表示，臣恐怕不能徒手扑强贼。意思是要皇帝提供士兵和军饷。崇祯紧皱眉头说，给兵难，给饷更难啊。犹豫了半天，最后给了孙传庭6万两军饷，后面的缺口，让孙自己想办法筹措。靠这笔启动资金，孙传庭从无到有，征募了一支3000人的军队，进入潼关，开始了叱咤风云的个人传奇。崇祯时期，大明进入一个后人命名为“崇祯死局”的困境中。简单说，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政短缺，财政短缺反过来加剧了天灾人祸：由于财政短缺，政府为解决辽东战场与后金战争的经费，遂加征“辽饷”；由于辽东战场开支形同无底洞，政府开始人员收缩，对官办驿站进行裁撤，导致被裁员的驿站工作人员加入流寇队伍，故朝廷不得不在“辽饷”之外，加征“剿饷”，剿除匪寇专用；由于征收“剿饷”加重人民负担，民怨达到顶点，把更多人推向起义军的队伍，“匪寇”越来越多，剿匪随之需要越来越多的士兵，于是朝廷开征“练饷”，专门用于练兵。
如此，偌大的帝国左支右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无力走出死循环。
到了陕西以后，孙传庭显然已看出“崇祯死局”是个死结，如果继续加饷—养兵—剿匪的套路，只会死得更快。他采取的是另一套做法：挑战潜规则。尽量不加重百姓负担，而寻求向富户豪门下手。按照制度，明朝的卫所均实行军屯制，但到了明末，屯田已被权贵侵蚀殆尽，而士兵则只是花名册上吃空饷的一个个名字而已。孙传庭不是第一个发现问题所在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发现问题而不装睡的人。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据说，占屯田、吃空饷已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人人皆知，而人人见怪不怪。当地权贵面对孙传庭的来势汹汹，相信人性自有弱点：只要他是个人，不是机器人，就有个价，能花钱搞定，10万不够就100万，100万不够就1000万……他们此前或许已经搞定了无数巡抚，但没想到孙传庭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权贵富户被孙传庭收拾得很惨，他们对孙传庭恨之入骨，以后则反扑过来加速了孙传庭悲剧的诞生。他对自己的经验颇为自得，给崇祯上疏说，以后陕西剿匪、练兵，不必仰求国家财政部接济了。他是想让皇帝明白，打破潜规则，从权贵手中清屯，才能解开帝国沉沦的死循环。但崇祯对比了加征剿饷和清屯的效率，还是倾向于来钱更快、更简单的加征剿饷。所以只是下旨奖赏了孙传庭，而未采纳他的做法。
当时，朝廷任洪承畴为三边总督，专剿潼关内的义军；任卢象升为五省总理，专攻潼关外的义军。孙传庭的任务，是协助这两人作战。洪承畴和卢象升，都是帝国最有名的武将。洪承畴手中的秦军，卢象升创立的天雄军，与正在抵抗后金的关宁铁骑齐名，均是明朝的主力部队。即便如此，洪、卢两人都承认，并未能重创“闯王”高迎祥的义军。孙传庭的秦军练成后，设计引诱高迎祥深入关中，在著名的黑水峪（今陕西周至县黑河水库）之战中，活捉了高迎祥等义军主要将领。随后，他连续剿灭了几股重要的义军势力。一时间，他的威名几乎盖过洪承畴了。义军在陕西遭到强力阻击，遂大部转移到河南发展。崇祯十一年（1638），孙传庭奉命出征，过天星、混天星、大天王等几股义军势力兵败投降。传说，洪承畴与孙传庭合力，打得李自成仅剩十八骑突围而走，几乎全军覆灭。十八骑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李自成部被打得七零八落，则是事实。加上此时张献忠、罗汝才等义军首领都投降了朝廷，明末农民起义走到了最低潮的时期。于是，帝国中枢认为内乱已经平定，朝中要员纷纷庆贺“天下无贼”。这为崇祯误判形势营造了氛围。长期以来，明朝都在攘外和安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摇摆。最终，崇祯听从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攘外必先安内”，向清军释放缓和气氛，全力对付内乱。现在，听到李自成大败、张献忠投降的消息，崇祯断定内乱已平。加上清军放言将要南下，崇祯决定由“安内”转向“攘外”，下令洪承畴、孙传庭入卫京师。在此之前，卢象升也已从剿寇主战场退出，被任命为宣大总督，抵御满洲铁骑。崇祯朝最后一次重大国策调整，悄然完成。但这次调整，埋下了四五年后明朝“亡于内，而非亡于外”的伏笔。京城有警，洪公（洪承畴）、孙公（孙传庭）一去一留，及为正计，而齐撤之以开贼生路。
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调洪承畴入卫，而留孙传庭继续剿寇，明朝的历史极有可能被彻底改写。但现实却是，崇祯把帝国最猛的将领和部队，通通投入攘外，使得中原出现了剿寇的兵力空虚地带，义军很快“春风吹又生”，卷土重来。《明史》记载，洪承畴、孙传庭离去后，李自成“稍得安”。李自成获得喘息机会，借用河南大饥荒的机遇，以“迎闯王，不纳粮”相号召，在河南重新聚拢起庞大的队伍。这次，明朝没有机会了。
关于孙传庭入狱的原因，已很难清晰呈现。但离不开这几个基本因素：陕西权贵的诬告，朝廷高层的内斗，以及崇祯的刚愎自用。孙传庭曾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因为真心为国尽忠，他得罪了太多人，隐约有不祥的预感。孙传庭为人直率，他对当时的国策和朝政很不满，所以一直在上疏请求面见崇祯。在奏疏中，他直言：今日之事，臣不能，谁为能者？臣不任，谁肯任者？……独是向来悠悠忽玩，夸张诞妄，虚廿余年岁月，糜几万万金钱，而秋毫罔绩，遗忧君父者何人？
已经入阁的兵部尚书杨嗣昌看到这些语句，认为孙传庭是在批评自己，加上当时京城盛传孙传庭将要取代杨嗣昌，于是他扣下孙传庭的奏疏，阻止陛见。受此刺激，加上常年征伐劳累，孙传庭突然发病，病情一度严重到让他不能正常办公。痛苦煎熬中的孙传庭，却不能获得朝廷体恤。朝中大员因为权斗，互相攻击，还把他拉下水。内心骄傲的孙传庭难以接受被人诬告，再次上疏自求罢免。崇祯这次接到他的奏疏，不仅不同情，还怀疑孙传庭装病。崇祯随后命令兵部派人去核查孙传庭到底是真病假病。兵部核查后，回报孙传庭确实发病了。他还不放心，继续派出御史杨一儁，去复查孙传庭的病情。恰在此时，又有人诬告孙传庭。杨一儁查明孙传庭病情属实后回报，却未将孙传庭被告之事上报。崇祯因此十分恼怒，上纲上线，下旨申斥孙传庭“托疾规避，显属欺罔”，还说孙传庭面对诬告的辩解之辞是“泄愤”，是孙传庭与杨一儁合谋欺骗他。就这样，孙传庭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狱，长达三年。明末翰林院编修吴伟业慨叹，孙传庭入狱，明朝“危亡之局，实决于此”。即便他日后获释并被重新委以重任，但为时已晚，大厦已倾，谁也救不了明朝危局了。
孙承宗、卢象升均在孙传庭下狱前后死去，洪承畴、祖大寿则“晚节不保”，投靠了清军。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破洛阳，福王朱常洵被剥光洗净，宰了，与鹿肉同煮，义军称之为“福禄宴”。崇祯环顾四周，无人可用，这才想起了义军的“克星”、身处牢狱之中的孙传庭。史载，崇祯以5000人和一个月的粮食，命孙传庭出击李自成的百万之众。孙传庭大集诸将于关中，先诛杀了数次临阵逃脱的贺人龙，重整军纪，再厉兵秣马，打造火器，准备出征。然而，孙传庭备战的时间无多，崇祯一再降旨，催促他出战。孙传庭无奈回复：“兵新募，不堪用。”崇祯不听。兵部侍郎张凤翔劝谏说：“传庭所部皆良将精兵，此陛下之家业也，须留以待缓急用。”崇祯仍不听。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搞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是想割据关中。孙传庭捶胸顿足，悲叹一声：“大丈夫岂能复对狱吏乎？”崇祯的多疑猜忌，他是领教过的。他宁可战死，也不想蒙冤二次入狱了。后来，吴伟业在纪念孙传庭的一首长诗中，记录了时为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的孙传庭出关前的心态，悲凉而又豪迈：作战过程，不忍细说。总之，经过柿园之战、郏县之战，孙传庭两战皆惨败于李自成。李自成乘胜追击，破了潼关。他与监军副使乔迁高两人，跃马挥刀，冲入乱军中，力战至死。崇祯因为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竟然怀疑孙传庭逃命去了，所以不下表彰和赠荫。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孙传庭死后有无皇帝的褒奖一点儿也不重要了。史书载：（孙传庭）值国家多难，一意以拨乱为己任，毁誉祸福勿顾也……自十六年（1643）十月丙寅贼破潼关，传庭死，越五日遂陷西安，明年（1644）三月陷京师，传庭一身实系天下存亡。
所有人都对明末败局看得清清楚楚，只有崇祯临上吊前还在责怪别人，不曾反省自己。一个可悲可恨的末代皇帝。
乱世出英雄。读史的人，最痛惜以至痛恨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晚清，另一个是晚明。这两个时代，诞生了多少能人，多少英雄，但他们都无法阻挡历史的大势，唯有一个个化成悲剧，让人扼腕叹息。晚明从戚继光起，到李如松、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再到孙传庭、李定国、张煌言，明朝在战场上涌现出来的著名文臣武将，一茬接一茬，任何一个都能够独当一面。每一个都是时代的大悲剧，个人在其间毫无回转的余地。能人无法挽救明末颓局，说明高居在这些能人之上的权力和体制，已经腐朽不堪。历史从来都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后人可以跳脱时代，看清明末清初的大势，但那些个英雄身陷历史的棋局，只能以道德和勇气相互砥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前路分明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他们仍然前赴后继，以身许国。我读晚明史，恨崇祯，恨言官，恨内斗，恨党争，恨两面派的文臣武将，唯独对坚毅赴死的战场败将，对屡遭政治构陷的悲情英雄，心生敬意。孙传庭悲剧，在历史中无数次重演。但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当局者从未在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参考文献：
[明]孙传庭：《孙忠靖公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许文超：《明末名臣孙传庭研究》，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陈岸峰：《吴梅村<雁门尚书行并序>与<绥寇纪略>的诗史互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樊树志：《崇祯：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学术月刊》，199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