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我们的同志还剩多少？

继续上周文章《向日本扔原子弹，科学家们纠结了吗？》中的话题，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体，都是在动态发展中的，上文主要分析了日本在1931-1937对反战派、和平派、温和战争派进行了广泛的清算，尤其对于左翼共产党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让日本这个国家的阶级属性彻底从右翼变成了极右翼。

简而言之，1931年的日本跟1937年不一样，1937年又跟1945年不一样，1968年跟1945年又不一样，2023年跟1968年又不一样。我们学习历史切忌用一个静态、停滞的眼光去看待，也切忌把一个国家、民族简单“人格化”。

本文就选取1931、1945、1968、2023四个关键的节点，来审视日本国民性的变化的细节，并对当下的世界局势、历史发展趋势有一个更深入的认知。

（一）老去的同志们

我们在日本有不少共产主义同志，这要归功于1968年我们的革命高潮输出到了日本，影响了一大批日本青年反对天皇、反对财阀、反对美国、信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历史上对发达国家最成功文化输出。

所以一度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艺术，我们获得了很多同志：比如政界的菅直人，商界的堤清二，学术界的井上清，文化艺术界的宫崎骏、坂本龙一等等，当年都是正经的共产党、全共斗的党员，堪称“又红又专”。这些人不但在政治上秉持着左翼立场，而且在外交、文化上天然亲近中国，并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对侵略战争的反思。

最典型的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举的例子，日本历史学者坂井俊树90年代来中国学术访问，发现当时中国学者出于中日友好交流的顾虑，往往会提出“区分对待军国主义政府和日本民众”的观点。

然而日本学者并不客气，表示战争中每个日本人都有其相应的责任，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是“像草一样，从根部逐渐滋生、蔓延的”。

这是不是很讽刺？一直以来我们有太多的学者、公知们，打着学术的幌子，其实在为日本侵略战争暗暗开脱、洗地反倒是日本学者勇敢地说出了大实话。

这很正常嘛，因为我们六十年代革命输出的那一波，正好在九十年代结下了种子。当时举着毛主席语录走上街头的“红小将”们，正是八九十年代日本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那个年代日本与我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交流都是非常频繁且友好的。

这从根源上来讲，就是意识形态输出的功劳，让我们有了一大批同志。

以学术界为例，日本最好的两所大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以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院系为代表，一度都是左翼思想占据绝对主导，也就经济学稍微“右”一点。不过别一起辩经，你要讲什么哈耶克人家会直接说你没良心。

以各大高校的学者们为核心，日本左翼人士翻译了大量中国革命文献。比如把我们毛主席所有的文章掰开了揉碎了进行分析，除了最基本的具体什么时间什么特殊的背景写了什么文章、发表了什么讲话、做了什么批注，更连哪年哪月对之前十几年前的什么什么文章做了什么修改，所以这篇文章一共有一二三四几个版本，分别发表在哪些哪些地方，或者抄送给谁谁谁看了，都写得一清二楚。

这个就非常有价值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会翻出来十几年前的文章进行修改，他的思想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一定要抄给某些特定的人看，这些信息一了解，再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很多谜团般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通透了。用“工匠精神”那种认真劲来搞革命，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嘛。

我在香港的时候，读了不少香港左派翻译的日本学者研究毛泽东的文章，真的非常佩服日本人一板一眼的认真，但是很遗憾，毕竟香港地方不大，又懂日语又懂毛泽东思想的人太少了，再加上粤语特有的语法让我读起来挺别扭，所以能得到的有效信息非常有限，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除了翻译研究领袖的文章，日本学者还翻译并保存了大量运动时期的历史资料。比如各地的革委会发布的文件，各大工厂的工人理论组的讨论成果。革委会因为更多地方性的内容，所以日本人挑挑拣拣翻一翻，相比而言他们特别喜欢工人理论组的讨论，因为这在日本人心目中是非常浪漫的事情。

工人理论组的讨论是知识性、学术性、普世性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践行毛主席“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念——人人都要做先锋队、人人都要学屠龙术。

而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识字是一种特权，仅仅皇族、大名、武士、僧侣、地主们可以读书写字学知识。再一看中国工人老大哥，已经从黑格尔研究到海德格尔了，斯国一马斯奈，中二之魂马上就燃烧起来了。

下面节选的是当年武汉重机厂工人理论组文章——

我们自己的这些材料，本来保存在地方档案室和图书馆里，然而在80年代，因为种种这样或那样的、可以说或不可以说的原因，我们有规模地放弃了这些材料。所以只能遗憾地说，有一些小小的历史空白，需要去日本同志那里弥补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但是，这些同志们都老去了。那些曾经是“少壮派”的左翼学者们，都都已经进入了人生暮年。算一算嘛，六十年代运动的中坚力量，现在差不多平均年龄都八十了，早就淡出主流了。

尤其是疫情这三年，对于年纪越大的人越不公平，大批优秀的学者纷纷离世。那时候我隔几个月想起来了，就去东大和京大的网站看看，就能看到连篇的讣告，真的非常惨痛。还有些学者因为淡出了学术主流界，甚至连讣告都没有，还是要他曾经的留学生们口口相传，我们才知道又一位对华友好的有良心的教授离开了。

现在日本学术界是右翼全面压到左翼，现在那些所谓的“学术少壮派”，封建余孽、法西斯走狗占了相当多数。现在日本太多中青年学者们，一个个人模狗样，但是干的事连畜生都不如，脸不红心不跳地为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这些事情颠倒黑白。

每当看到这群人，我们就会对物种的多样性有深刻地了解：人跟牲口是有区别的，人道主义的原则不能适用于这些牲口身上，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你用史实跟这些牲口辩经，恰恰落入了他们所预设的陷阱，最终只会在胡搅蛮缠中扰乱视线。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把他们绑在日军屠杀的万人坑前，用枪指着他们的头问他们认不认。

这一二十年的鲜明变化很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毛主席说过，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1976年之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陷入了低谷，一大原因就是毛主席逝世后，我们作为国际共运最后的灯塔，没有主心骨去输出意识形态了。

所以不仅仅是日本，全世界范围内的东风停歇了，自然西风就吹起来了。就像60年代的东风，要到90年代才能开花结果；我们现在同志的凋零，其实也得算三十多年前的账。

香港也是同理，下面两张图是香港六十年代的街头，香港人民自发打出了革命标语，手举红宝书，反抗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

1967年5月16日，香港的亲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运动达到高潮。

现在香港每年五一、十一都会组织群众爱国游行，人数非常多，但是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了。香港年轻人变成了什么样子不用我多说了。

所以香港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几十年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答案变了，香港“四大家族”吸血鬼成为了我们的座上宾。

别说香港了，看看我们八十年代教育出来的那批“精英”吧：从政的视西方道路为金科玉律，经商的人均买办，理工科的终极梦想是润美，文化领域一天到晚反思、而且钟爱眯眯眼……

再说回日本，日本的情况更加特殊，它是一个狭长而闭塞的岛国，我在前几篇文章中都详细分析过，其经济基础就是稳固、保守甚至落后，贫瘠到几乎没有变革的驱动力。所以日本天然的土壤就是非常极端与反动的，日本历史上就没有过任何一次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更别提全方位的革命了。

近代日本最进步的改革明治维新，也是在确定天皇不可动摇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纵观日本千年历史，最剧烈的、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萌芽，真的就要算十月革命的东风和1968了——所以回到本文题目，在日本“有同志”是特殊态，“没同志”才是常态。始于1966的革命输出，在全世界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毛泽东主席真的是可以逆天改命干扰世界线的伟人。

下面的内容我就来盘点一下1931、1945、1968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中，我们曾经的同志们的风采。

（二）1931的反战派

就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说，1931年的反战派是最值得尊敬的反战派，我们也相信他是发自内心地反对战争的同志。1945年日本也有不少反战派，但那是因为日本被打疼了，很多1945年的反战派，在1937年的时候还唱歌跳舞欢送鬼子士兵入侵中国呢——因为侵略战争为日本掠夺了大量的资源，日本平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而到了1945年，盟军天天轰炸，全世界物资制裁，家里成年男丁不上战场就进军工厂，所以这时候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开始弥漫，各大军工厂都开始有组织的罢工甚至破坏军械。

但说到底这不代表这时候反战的人士是进步的、友好的，我们只认1931年的反战派，这是今天我都要写文歌颂的好同志；1931不反战、1945开始反战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已；1945年还狂热支持战争的，军国主义畜生罢了。

名气最大的1931年反战派，同时也是令人尊敬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日本两位大哲学家三木清和户坂润。这两位是日本哲学开宗立派的泰山北斗，只要研究日本哲学，就不可能绕过他们两位。

三木清是在德国的留学途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日本传统文化，建立了建立“三木哲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代表人物。三木清认为，“无产者的基础经验”必然产生“无产者的人学”即“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唯物史观是建立在这种“无产者的人学”的基础之上的。

早在1930年，三木清就因为参与共产主义活动与反战宣传而被捕。不过因为他是国际知名的大学者，实在是“有碍国际观瞻”，随后予以释放。然而在1945年日本法西斯最后的疯狂中，他又被不幸逮捕，最终死在了监狱之中，时年49岁。

户坂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重要人物，他领导发行的《唯物论研究》杂志是日本左翼重要的思想阵地，在这块阵地上与日本法西斯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然而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户坂润就被逮捕、监禁长达十余年之久，最终在1945年牺牲在监狱中，时年45岁。

我们看这两位哲学大师，都是在1945年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法西斯监狱里。日本官方宣称这两位大哲学家都是病逝，但小鬼子的话是鬼都不会信的。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1949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败退时，对重庆渣滓洞和中美合作所关押的革命同志们惨无人道的屠杀。

蒋氏国民党也是法西斯政权，日本也是法西斯政权，可见法西斯政权在败退时狗急跳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基本可以确定，日本法西斯在即将灭亡之际，对左翼人士、反战代表、社会贤达进行了有组织有规模的屠杀。

这就是我在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的：千万不要低估反动阶级的残忍。既得利益集团是非常凶残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尽一切手段镇压进步势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借助国家暴力机器，对革命者们进行审判、监禁、镇压、屠杀。

就像我在《美国黑人几次进入现代社会的希望，都被种族屠杀所浇灭了》这篇文章中讲述的美国历史一样，黑人一旦有威胁到白人地位的进步力量，要么3K党暗杀，要么庄园主私刑，要么美国空军丢燃烧弹，要么FBI直接冲进家里把人突突了……

美国的黑人确实愚昧、落后、犯罪率高、零元购……但那是因为黑人的有识之士们都被白人杀光了，黑人每次尝试从泥潭中站起来的努力，都被白人用法律、暗杀、种族灭绝的手段浇灭了。现在很多黑人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但黑人落后的根源还是在于美国白人既得利益者们。这与日本在1931-1937的趋势非常相似。

一直以来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着话语权，那些御用文人和传教士们，总是喜欢渲染革命所带来的破坏。于是人民群众也容易带偏，觉得革命要砸烂坛坛罐罐、甚至要死人，是件不好的事情。然而革命带来的破坏仅仅是小规模的、短暂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于进步力量的屠杀，却是持之以恒的、大规模的、血淋淋的。这还不包括由贫穷、饥饿、不公所带来的“隐性屠杀”。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再来介绍一位1931年反战的勇士——大塚有章先生。大塚有章本来家境优越，在知名私立大学早稻田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帝国银行工作。然而金融资产阶级的腐朽让大塚有章产生了厌恶，随后选择了加入日本共产党。

毫无疑问，大塚有章也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逮捕，并在1942年发往东北服苦役。不过也正因为此，他因祸得福，躲过了1945年日本法西斯对于在监狱中进步人士的屠杀。

日本投降后，大塚有章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并组织成立了中国的“日本人共产主义小组”，从此掀开了人生新的篇章。

大塚有章回到日本之后，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在如此敌强我弱的不利环境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先后战胜了无比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国民党反动派、美国侵略者，而日本共产党却几乎消亡了？

大塚有章给出的回答是：因为日本没有毛泽东。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几次力挽狂澜，从绝境中拯救了党、拯救了革命；另一方面他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思想，武装了整个先锋队，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所以大塚有章先生回到日本之后，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院，成为了日本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基地。

还有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日本史学界泰斗井上清先生，他在二战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史观，应该算作1937年的反战派，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井上清先生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把毛泽东思想翻译传播到日本的第一批“盗火者”。在1968年后，他离开京都大学，在日本的“毛泽东思想学院”任教。他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自己的史观就是“人民史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贯彻了进步的人民的立场，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过去。”

基于此，井上清先生认为，在战争中日本的人民几乎全都站到了正义的对立面，战败必须是他们应该承受的惩罚。同时，他还指出，即便人民支持了战争，也要区分对待，有些人是主动狂热的，有些人是被动胁迫的，而战争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天皇。

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天皇在美国的包庇之下完全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井上清先生也因为其著作《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而一直受到军国主义余孽的迫害，并被扣上了“叛国者”的大帽子。

斗井上清先生就曾经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反思：在侵略战争中，没有一个日本人是无辜的。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与日本全民是互成表里的，一方面日本的全民狂热是军国主义诞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军国主义思想控制、洗脑了绝大多数日本人，让他们成为了侵略战争的支持者甚至是帮凶，也让反对战争的人们备受迫害最终沉默不语。

这就是被称作“最勇敢的日本人”——井上清先生。

（三）从“日共”到“全共斗”

从上面介绍的这四位先贤大家可以看出，日本共产党在反对日本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左翼就是右翼天然的敌人。

这是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党章：“天皇掌握统治国家的全权，施行专制政治……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了侵略亚洲各国和战争的道路。党的任务就是打破这种情况，以民主主义革命为手段，实现日本的和平与民主……”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天皇制的暴力……党的活动遭遇了重大困难和挫折，但许多党员不屈服于迫害，很多党员为之献身……日本共产党举着和平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这对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义事业具有不朽的意义。”

这是日共的机关报《赤旗》的创刊词：“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很长时间内对革命中国实施了武力镇压，对朝鲜、台湾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发动了罄竹难书的迫害和屠杀”“在此呼吁日本民众，不出一分钱军费，不送一个人当兵……工人和贫农要拒绝一切租税和血税（兵役），不为帝国主义做任何事情，反对企图侵略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战争……拥护苏维埃同盟、中国、印度革命”。

虽然但是，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承认——相当多的日共党员，在侵略战争后纷纷“变节”，为侵略战争唱赞歌。1933年6月，日共臭名昭著的大叛徒佐野学和锅山贞亲，率先发布公告宣布“转向”，表示支持对外战争。

这在两个货色的示范作用之下，在日本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先后有324人表示“转向”。不过也不要太绝望，依然有坚定的114位革命者坚定着理想与信念。在监狱外变节的日共党员、左翼人士已经无法统计了，不过因为没有牢狱之灾和来自法西斯的生命威胁，叛徒比例应该比监狱中的要少一些。

在日共大分裂后依然坚持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们，基本都团结在了“间谍大王”佐尔格的身边，最终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了生命。让我们记住这些日本勇士们的名字：中西功、尾崎秀实、西里龙夫、宫木佑德、伊东立、北林智子……

还不要忘记牺牲在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士伊田助男，他被裹挟到中国战场，在不甘与侵略者同流合污、勇敢自杀后留下了一封遗书：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这是伊田助男同志牺牲地遗址，当地的烈士陵园里建有他的纪念碑，当地小学也改名为“伊田小学”。

然而烈士的献血不能掩盖叛徒的可耻。日共的变节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这与一战时欧洲共产党的变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一战前后欧洲各国的左翼党派、工人党变节，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臀脑分离”行为：我们教科书上就讲过，一战是帝国主义争霸的邪恶的战争——一代平民青年在战壕、铁丝网、机枪下成为了炮灰，而贵族和资本家们在背后数钱数得很开心。

如果说二战还有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所在，那么一战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丑陋、最罪恶、最无意义的战争，没有之一。但是，一战中，曾经的左翼工人党纷纷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转而支持帝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并以“爱国主义”这一招牌怂恿工人参军参战，无产阶级成为了炮灰，他们也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帮凶。

当然共产主义者中还是有不少清醒的人。在一战爆发前夕，卡尔·李卜克内西指出“主要敌人在国内”，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法国、俄国的人民，而是德国容克、德国资本家和经管他们事务的委员会——德国政府。”罗莎卢森堡则更是大声疾呼：“无产阶级没有祖国！”

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就连工人们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就像在一所摇摇欲坠的大厦里拼命提醒大家危险的人，然而正在进行狂热聚会的人们对于这种“疯话”置若罔闻。

这是矛盾的普遍性，我们还要看到日本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前文中所述的，日本这块土壤太贫瘠、太固化了，自下而上的驱动力基本为零。

若以“二五仔”程度而论，日共在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可能只有德国社民党与之匹敌。除了上文中的那个数据：1932年日共四百多人叛变三百多，日共在1968年的表现也是相当炸裂的——没有丝毫犹豫就站在了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

上文中提到过的日本史学界泰斗井上清先生，就因为支持日本文革而被开除——

所以当今日本左翼，基本没有几个认日共为正统的，都更认全共斗一些。

早在1966年，早稻田大学中便成立了“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议”（即“全共斗”），诉求小到反对学费涨价、大到治理政治腐败限制大资本，不一而足。随后日本警察介入，逮捕学生领袖，占领大学本部，学生随即设路障进行封锁。很快，学运的风波就传递到日本大学、东京大学。

1968年以早大、日大、东大为代表，在全国各大学以“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议”为中心的学生运动从罢课示威发展为了武斗：东京大学的正门上悬挂着“造反有理”“帝国解体”“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标语，学生设置路障、街垒阻碍警察，用石块、木棍作为抵御政府暴力机关进攻的武器。

1969年上半年，日本的300余所大学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校因学生运动停课。仅4月9日当天就有82所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政府不得不出动自卫队镇压。

日本思想界同样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研究文革、传播文革思想。学者高桥和已在其著作《新的长城》这样介绍中国文革：“文化大革命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不是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也不是单纯的学生正义运动，而是具有革命的志向，目标是通过政治的顶端与一般大众的奇妙协作的前所未有的第二革命。”

米谷健一郎在《对面中国》一书中说：“文革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另一个革命，那是追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和人之间应有的关系，造就中国革命接班人，将中国建成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 安藤彦太郎则说：“文革是经法国革命和俄罗斯革命之后，成为世界上又一转机的革命，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触动灵魂的‘文化革命’。”日本左翼学者把文化大革命高度赞美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

日本主流媒体同样受到了这一股思潮的影响，二战后《朝日新闻》的立场一直是拥护台湾蒋政权的，直到发生文革后立场才开始发生转变，譬如1964年法国承认中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并与台湾断绝外交《朝日新闻》的社论就说:“统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的议论，作为姿态来说虽说是正确，但现实上主张对中国有统冶权的政权存在着两个：即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承认台湾现在，并且将来有可能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政府……因此，不言而喻我们无法立刻就采用像法国那样的想法和观点……”

而到了1966年5月2日《朝日新闻》的社论《中国整风运动的背景》，则完全变成了一副“红色”的气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感觉到中国斗争高昂、意气奋发要想建立成为‘道德国家’……”即便是对于打砸抢烧的红卫兵，《朝日新闻》甚至这样评价：“红卫兵运动……（虽然破坏了党和政府的权威）对掌握权力的党和政府中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东西。从这点上看红卫兵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即便是到了革命热情普遍消褪的七十年代中期，《朝日新闻》依然评论：“采用让工人、农民管理学校的新方式，尝试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毕业后再回到生产第一线，缩短学习时间以及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这都是文革的成果。”

随着运动的发展，学生革命团体开始提出自己的纲领和政治诉求，包括要求废除出入国管理法案，反对歧视在日朝鲜人；要求出台严厉的反托拉斯法，限制包括三菱、住友在内的大财团；要求限制日本政治世家的权力继承；要求驱逐美国驻军。

更有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团体，受中国革命思潮的影响，开始进行小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如学生领袖新岛淳良将曾先后五次造访中国，发表了大量研究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号召学生中建立“毛泽东式的公社”，并捐出全部个人财产，发起了山岸主义幸福学园运动。

然而新岛淳良的尝试在三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也毫不意外的失败了。面对政府的镇压、学生的摇摆、革命道路的不明确，一部分日本左翼学生认为必须要发动暴力革命、武装夺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才是日本真正的出路。

于是，日本左翼运动进入了暴力革命的阶段。由革命组织“人民革命军”中关西系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激进派与关东的“赤军派”合并，于1971年7月15日组成统一赤军（即联合赤军）。

（日本影视作品中的赤军形象）

担任联合赤军最高领导的是永田洋子，学生运动爆发后她是“京滨安保共斗”的领导者，她认为只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是日本革命的出路，提出了在日本农村进行游击战的道路，并模仿毛泽东军事建设思想，在军队设立党支部、指导员等职位。

然而赤军的表现并没有证明这个组织是他们自己声称的“解放者”，在爆发了人质事件、劫机事件、虐俘事件之后，赤军的名声已经被彻底败坏，随后被警察和自卫队击溃，永田洋子被判死刑，散落各地的赤军成员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发动了不少恐怖袭击行为，让这一组织完全脱离了左翼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范畴，沦为了恐怖袭击组织。

共产主义运动永远不能借助恐怖主义的力量，正视这一段错误的路线，也是必须的。

（四）我们的同志

这一段历史恐怕是鲜为人知的：许多知名历史人士，都曾是“全共斗”的成员——如菅直人，宫崎骏，坂本龙一等。我们的同志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就是日本左翼运动时期的“革命小将”，铁杆毛粉。在任期间曾在东京新宿街头发表演说：“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以国民天下为己任，为了国家未来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毛主席毫不畏惧与美国对抗……”这一段演说使他在日本国内遭受了不小的攻击。

菅直人在任期间，也贯彻亲华远美的立场，力主关闭了冲绳美军基地，并公开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他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时还专程赶赴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敬献花篮）。

大家都知道无印良品这个著名品牌吧，小资和大城市白领对它的产品颇为青睐。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无印良品的创始人堤清二是一位共产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翻译私印过毛主席的著作，出版过革命诗集和浪漫主义小说。

堤清二深谙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且对消费主义社会深恶痛绝，他还专门创作过一本专著《消费社会批判》。

他所创建无印良品的初衷就是要建立一个“反消费主义”的品牌：没有商标、夸张的设计与宣传噱头，一切回归到商品的本质——使用价值。堤清二的初衷，是想践行一种社会主义“无品牌”的尝试，甚至可以展望共产主义“只有产品，没有商品”的时代。

无印良品的品牌发展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结果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反消费主义”的理念，竟然也可以被消费主义所利用，成为了一种崭新的符号。很显然，如果没这样一个吸引小布尔乔亚与虚荣白领的符号，无印良品是无法在全球开设上千家门店，年销售额突破万亿的。

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强大之处，万事万物皆可为我所用，皆可被异化成为我生产生活模式中的一部分。

那么无印良品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呢？从商业上来说毫无疑问是绝大的成功，但是堤清二创建这一品牌的初衷鲜为人知，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无人继承，无印良品的理念被成熟的商业化所扭曲。

所以说，堤清二的无印良品，究竟是共产主义成功打入资本主义内部取得成功，还是资本主义又一次消解了共产主义理念？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我们个人也无法“忤逆”整个历史与时代的潮流。

至于日本文艺界，我们的同志更多。之前日本漫画界堪称文明之光，都是这种画风的：

最厉害的当属藤子不二雄A，看看他的作品《毛泽东传》：

藤子不二雄A与《哆啦A梦》的作者藤子F不二雄是挚友，二人在青年时代住在一间屋子里，有共同理想、共同创作、共同使用一个笔名。

在《哆啦A梦》前15卷中，有一些章节是藤子不二雄A代为创作的，有一些画风不太一样的——比如小夫个子高一些、发型还是圆头，哆啦A梦身体也显得长一些的章节。

《哆啦A梦》也是一部处处体现左翼理想主义情怀的伟大作品其内容除了反思战争、反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之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生物生态的保护，永远都是贯穿短片到超长篇的核心主题。

再说一个大家的老熟人宫崎骏。众所周知当年宫崎骏是一个“革命小将”，在日本文革期间也是举着红宝书闹革命的那种，还出任了出任东映动画公司工会总书记。宫崎骏有一句名言就是：“我到死都是赤化分子。”动画《红猪》就是他为那个革命浪漫主义年代所做的告别。

而宫崎骏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符号，同样也是环保主义者，比如《龙猫》《风之谷》《幽灵公主》中的“照叶树林文化”，森林永远是宫崎骏动画中最鲜明的符号。

研究宫崎骏动画思想的人，最多最多的都是往环保主义上面靠的，毕竟“红色思想”这种东西，在日本还是太敏感了。宫崎骏很反感把他所有的政治理念都归于环保，当他看到那些研究他“环保思想”的文章时，表示“真想抓那些个研究者过来打一顿！”

宫崎骏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的提起中国动画作品对他的影响，当然他的说法会让我们很不舒服，大意就是中国动画放弃了自己的特色因而走向衰落，而我们坚持了自己理想，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到了现在的地步……

知名作曲家坂本龙一，在那个火热的理想年代中，也选择与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一样，选择了那条红色的道路。

坂本龙一在1978年发表了Solo出道专辑《千刀》(Thousand Knives)，开篇的歌曲歌词选用的就是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而“千刀”这个名字，则是取自郭沫若的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坂本龙一有一句名言：“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兵服务”。而他一直以来反对版权法的立场，也跟其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立场密不可分。

坂本龙一早年这一段“红色时光”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现在坂本龙一除了作曲家之外，最为广泛被大家知晓的一个身份就是环保主义者，比如为《水俣病》等环保题材的电影配乐。

坂本龙一一直在为全球变暖问题而奔走，他呼吁：“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 

近年来，坂本龙一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他对日本政府处理福岛核电站问题的持续批评。

加藤登纪子，坂本龙一的“亲密战友”，也是当年日本学生革命浪潮中的核心人物。加藤登纪子的老公还做了日本反动政府的牢，在服刑期间加藤登纪子毅然与他结婚，并举办了监狱婚礼，一时间传为佳话。

加藤登纪子就是宫崎骏《红猪》的配乐，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哀悼那个逝去的理想主义时代。慢慢放下革命者的身份之后，加藤登纪子也是以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身份活跃于大众视线中，她现在还担任着日本环境省UNEP联合国环境计划亲善大使。

但是曾经左翼的版本已经过去了，“全共斗”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毛泽东思想学院”被迫更改了名字，日共已经演化成为了一个“宅左”式政党，还推出了自己的“虚拟偶像”——

虽然我们说日共是知名“二五仔”，但是也必须要指出，日共是当前唯一一个，承认侵略战争、主张对华赔偿道歉、反对美国在日本驻军的日本主流政党——唯一一个独苗。

还是那句话——时代变了，就如我在《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这篇文章中所吐槽的：别看现在网络左小鬼一口一个“老保”的叫，但是“老保”也是左啊，老保们要搁现在，高低也得被带一个“极左”和“文革余孽”的帽子。

现在的形势是反过来了——没有左，只有右，最大的主流是自由主义右，蠢蠢欲动的潜力股是民粹主义右、法西斯右。甚至自由主义右还好呢，新自由主义只是想赚你dollar，法西斯可是实打实要屠屠你的哦。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消极，要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正好要面临历史周期律中的下行周期了。

但是我想说，他们的故事永远不会磨灭，他们的作品已经变为不朽，他们的精神和理想，永远会随着他们不朽的作品被人们重复提起，今天我不就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故事么？未来他们的故事还会被新的追寻着理想与不朽的年轻人们继续提起，直到星星之火再一次燎原的契机到来。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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