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2亿，他们怎么不开心

每年9月，是公益圈最热闹的时候，除了来自朋友圈的筹款链接，互联网募捐平台上，还有成千上万个公益项目上线募捐。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困惑：公益项目这么多，哪个更值得支持？

这个问题关乎人们对公益的信任。

“公众对公益缺乏信任和信心，这是公益最大的痛点。”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徐永光告诉南风窗。实践中，建立信任的一块基石，是公益有效助力解决社会问题。

“公益怎么做才有效？”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不同的公益实践者，他们几乎都需要用更长的思考时间、更谨慎的措辞、更多的解释才能给出回答。

这的确不好回答。公益被寄予第三次分配的使命期待，行动过程中，公益面对的社会问题又是长期的系统性难题，而中国公益的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在此之上，彼此对公益精神、发展理念、工作方法的理解分歧，也让效果评价缺乏共识。

但公益人向我确认，追问效果是重要的。

善意是公益的起点，但善意是否结出了善果，公益资源投入在多大程度上助力解决问题，帮扶对象是否平等受益，公众理当共同思考和追问。

从希望工程开始，30多年来，徐永光一直在为公益鼓与呼。这位习惯直言不讳的公益意见领袖，多年来持续向同行者传递的一个观念是，公益应该超越简单的“资源搬运工”，做些更有效率的事情。

公益需要钱，捐钱捐物是最常见、最传统、相对容易做的公益形式。其中，中国公益的善款，主要来自企业。

徐永光见过不少企业家在公益这件事上太过天真，他们抱着这样一种想法：商业赚钱的事我都能做好，公益花钱的事我还不会做吗？我把钱撒出去就好了。

曾有一位企业家通过原扶贫基金会向云南捐款两个亿，给受助村民每家每户发2000元钱。提及此事，徐永光态度鲜明：“这个事儿我是非常反对的。”他不介意把话说得绝对，“应急救灾之外，一个资助型的项目，如果被资助方不是参与者，一定是失败的，效果一定是负的。”

徐永光对南风窗解释，很多如此行事的企业家不知道，对村民来说，这2000元钱并不好拿：“是，钱肯定发到家，但最后这些农民为了有机会拿到这2000块钱，起码要先给村长送200，估计还不够……送2000块能改变多少？但却助长了腐败，加剧了不公平，公益不是这么搞的。”

徐永光之所以反对，不单单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更为紧要的是，它关乎公益“向善”的本质，如果善激发了恶，制造了更严重的问题，有违公益精神，需要捐款人和公益人加以警惕和反思。

多年来，徐永光见过太多由“资源搬运工”引发的新问题，他至今痛心的是2009年在一个四川村庄的见闻。

那是汶川地震重灾区里的一个村庄，灾后重建的一年间，这里得到了来自政府和公益机构的大量资源。

村庄有了崭新的面貌，水泥公路修到了村口，村民的新房屋也盖得漂亮。然而，村子里的路却还是泥土路，徐永光赶上了雨天，一出门，鞋子就陷进了烂泥里。

徐永光问村民，为什么大家不用碎砖头、碎石子把村子里的路铺一铺，让自己好走一些？

“村民就说‘等政府’。”

徐永光不理解，村子里的路不好走，一旦有人摔倒了，伤的也是村民自己，怎么这事也等政府？

徐永光笃信，人都有自我管理的能力，村落的建设和维护需要村民自主参与，但他倍感“心都要滴血”的是，外界的集中援助，却让村民丧失了自主的意愿。

“这太可怕了，这就是善激发了恶，把人性的贪、懒激发出来了，这还是公益吗？”徐永光仍有后怕。

李小云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2015年起，他以云南河边村为公益实验田，助力当地脱贫和乡村发展，他也深感：“我们不能因为所从事的事业在道德上无可非议，就失去了对该事业产生负面影响的警惕性。”

做公益并不天然正义，选择的方向不对、做事的方法不对，好心也可能办坏事，那将损伤公益的信用和价值。

任何实践都难以避免歧路，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公益实践者相继求新求变，提倡“超越资源搬运工”，探索激发受助对象内在动力的新思路，多做讲效益、更经济的“轻公益”。

徐永光频频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是：市场。在他的讲述里，听者能真切感受到“公益市场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一评价的意涵。

市场对应着供需对接，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那是徐永光在意的事——公益资源是不是去到需要它的地方，有没有浪费。

在一次论坛上，徐永光听中国女子学院教授刘伯红分享了一个“四件皮夹克”的案例，直指公益领域需求错位、资源分配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问题。

一年冬天，刘伯红到灾区一个村子去送温暖，一名妇女向她反映，那段时间，她已经领到四件男款皮夹克了，可她需要的是婴儿奶粉。

徐永光对南风窗分析，政府发放救灾物资的管理严格得很，不会出现几级政府或不同政府部门重复发放的现象，可以肯定，来送温暖发冬衣的是慈善机构。

徐永光算了一笔账：假设一个村庄有100个人，每人都分得4件皮夹克，一共发出去400件，按每件皮夹克购置成本300元计，一共要花掉12万元。

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送冬衣，因为有能力的村民可以自己购买解决，不需要援助；贫困户有政府照顾，需要公益援助的，我们按40个人来算，每人一件皮夹克，只需1.2万元，而从1.2万到12万，意味着90%的捐款被浪费了。

更何况，送冬衣时，军大衣比皮夹克管用，保暖又便宜，1件军大衣只需要100元，花4000元就能满足这40个人的需求。

原本只需要4000元就能解决的问题，结果慈善组织却投入了30倍的钱，“实在糟蹋，送人家不需要的东西，最后村民也觉得你乱来”。

“情怀最伟大，过程很享受，结果不重要，这是做公益最常见的毛病。”徐永光说，这种“白给”和“不要白不要”的捐赠心态，会造成资源浪费，导向无效公益，对公益是一种隐形伤害。

但与这种资源过度集中相对的，是一些仍然需要帮助的对象不为外界所知。

一名公益人告诉南风窗，能够联系到公益资源的已经是条件稍好的了，真正迫切需要援助的却无法避免游离在关注视线之外。一如现实中，公益资源集中在城市，流向偏远乡村的公益资源仍然有限。

表面上，这是主体分散、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但在徐永光看来，在更大的层面上，这是市场化不充分的表现：“需求导向叫市场化，市场化一定是互通有无、解决供求不平衡问题……哪里有需求，公益的触角就要到达哪里。”

找准真实的需求是效率的前提，在此之上，李小云认为，公共受益是现代公益区别于传统私益慈善、提升效率的关键。在他看来，最符合现代公益精神的一个案例，是比尔·盖茨基金会研发的无电冰箱。

非洲是全球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疫苗接种率非常低。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缺电问题普遍。没有电，疫苗就无法放置在冷藏柜中加以保存，这限制了非洲农村地区儿童疫苗接种率的提升。

比尔·盖茨基金会的社会创新实验室就设想，发明出冷藏能力维持三天、七天不需要电力供应的冷藏柜，以此保障疫苗的安全有效性，改善非洲农村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起初参观时，李小云也觉得这个想法不可思议，但盖茨基金会中国代表李一诺后来告诉他，研发成功了，能够不用电力维持冷藏效果一个星期，他们已经把这个专利无偿转给了中国青岛的一家企业。

即便无电冰箱没有直接瞄准到救助具体的贫困儿童，但从这项发明成功的那一天起，将会有数百万的儿童因此共同受益。

每一个给人惊喜的案例背后，都有一个公益人艰辛寻路的过程。不要低估公益起到实效的难度，有时，即便一个公益项目在逻辑上有效，却可能在实践中偏离预期，这是许多公益人的切身感受，对此，向来直言不讳的徐永光有了一丝包容：“要允许公益试错。”

大约从20年前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刘文奎就逐渐认识到，帮助一个乡村脱贫和发展，今天送点粮食、明天送点书是不可持续的，不管去几次都解决不了问题。

从2001年开始，刘文奎和他所在的乡村发展基金会就在探索一条路径：怎么能够让一个贫困村庄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率的工作方法是什么？

从2000年开始，他们在大凉山找了5个村，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教育和卫生，投入1000万做了20多个项目，可7年下来，却没有显示出预期的成效。他意识到，光投钱却没有产业，老乡的收入没法持续增长，这个最根本的需求没有满足，其他项目都是不可持续的。

2008年，他们在另外的村庄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村内合作社，从外面招聘能人带着村民一块干，结果农民认为外来的人不可能跟村民一条心，谁也不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的事，还会悄悄把厂里的物料拿回家，项目最终也没有起色。

吸取了两次教训之后，2011年，他们在青海玉树甘达村做了第三次试验，支持村里的产业项目，除了建合作社，还让村里选出能人，带着大家一起干。

最终，一个原先做虫草生意的老兄站了出来，带着村民做起了运输队，基金会捐了7台车给村民做建材生意。灾后重建一年，他们赚了300万，也建了合作社，之后在村里开批发站，运营至今，持续给村民分红。

“那是我们在10多年里面第一次尝到成功的滋味。”刘文奎说，同时，一个更为有效的发展模型和工作方法初具雏形：乡村的发展，必须把村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必须以产业、市场为导向，村里的能人必须站出来，带着村民一块干。

在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公益一个向好的转变，公益开始从情绪动员回归理性，以平常心和更为专业的视角，在实践中反思公益资源投入的效率和效果。

2017年，徐永光写了一本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他提倡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他对南风窗解释：“公益向右，是讲效率，商业向左，是讲社会责任，二者在中间相会。”

2017年，徐永光写了一本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提倡在公益的基础上，结合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他对南风窗解释：“公益向右，是讲效率，商业向左，是讲社会责任，二者在中间相会。”

他设想的一条路线，是公益向商业转型：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化扩张，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这两个观点曾引发争议，当年，有人以“谬论”的言辞批评徐永光的观点，认为徐永光“否认人有利他的可能性”，有“美化商业、贬低公益”之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6年之后，徐永光如何看待公益和商业、利己与利他之辩？

公益和商业，在徐永光看来是解决问题的两种手段。但从公益转向商业，常常招致争议，被认为是借公益赚钱，是为了利己。

徐永光不止一次地用这样的观点去破除加诸于公益的道德绑架：“做公益是烧别人的钱，做商业是烧自己的钱，如果商业解决了同样的社会问题，让受益的人越来越多，难道是不道德的吗？”

更关乎公益本质的一大争论是，公益的动机是利己还是利他？

徐永光认为：“商业是自利利他，公益是利他自利。公益把利他放在前面，但也一定是自利的。”就像面包师要想把生意做大，要做出好的面包；公益有效地助力解决社会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价值回报。

有时徐永光也不理解，利己与利他之辩为什么会成为公益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其中道理，孔子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鲁国有一条规定，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恢复其自由，可以获得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解救了人，却不要奖赏，孔子批评他：你做错了。领取补偿金，不会损伤你的品行；但不领，今后鲁国就没人再去赎回自己受困的同胞了。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为表感谢，获救者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却认可子路“利他之后接受利己”的做法，说：今后鲁国人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利己和利他并不冲突，价值回报不一定用物质来衡量。

徐永光有个朋友叫方树功，他是公益机构十方缘的创始人，从事对老年人的临终关怀。

既往观念里，志愿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是利他行为。但方树功告诉他，志愿者之所以有积极性，还是少不了自利，志愿者也是受益者，而方树功就是其中之一。

方树功原是一名航天工程师，一次偶然机会，他去养老院陪伴临终老人，更多时间用在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细数过往人生中那些成功与失败、挫折和过错，启发着他思索自己的生活。

有一回，在回家的地铁上，他开悟一般想通了，像是找到了自己的活法，当即决定辞掉航天工作，去做临终关怀，让更多朋友分享自己的喜悦。

他说，帮助老人的同时，志愿者也从中受益，得到了老人用一生总结出来的经验，有的找到了新的职业，有的改善了家庭关系……在徐永光看来，那才是原动力，是利己的。

早年间，徐永光写过一篇《有私奉献是志愿精神的原动力》，将其区别于无私奉献；2017年，他在书里写：公益确实是社会利益至上，但不要以为做公益就比别人崇高。我做公益完全是“私”字当头，并非“牺牲自己，奉献社会”。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同时，身心愉快，觉得满足。

现下，74岁的徐永光告诉南风窗：“我这个人就追求自由，做公益是自由的，我能够自由地去创造、去做事，且有价值，我会得到成就感，这就是我自己在受益……见微知著，不能反人性。”

从二元的视角出发，利己和利他是彼此的对立面，但从互动、辩证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打破矛盾和僵局，发现利己和利他，像树与藤一样彼此交织。

长期以来，人们看到的更多是公益利他的一面，这是公益的起点，而支撑公益可持续的动力，在道德光环的照耀下，人们大多对此讳莫如深，徐永光觉得一些公益机构或许不得要领。

徐永光主张：“公益是以捐赠人为中心，把捐赠人的价值实现、对捐赠效用的满意为基本。”

“以捐赠人为中心”的观点挑战着“公益帮扶弱势群体、以受助人为核心”的认知。

“这是否会加剧捐受地位的不平等？”南风窗记者问道。

“资源支持的积极性起不来，你能帮到谁？”徐永光直言，资源分配不均才是不平等的根源。

徐永光补充解释：“把捐赠人效用的实现和满足作为最高目标，跟解决社会问题没有矛盾。只有把捐赠人的这笔钱用好了，让他的投入能够得到放大，捐赠人满意了，他才会积极参与，你的机构才能可持续，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当年主持希望工程时，徐永光也是用这样的视角介入失学儿童问题，他说：“希望工程的捐赠人和受助的孩子是互为供给，互为需求，双向受益。”

去年，浙江新湖基金会秘书长叶正猛和他分享了一个案例，1999年，温州一个外国语学校有个希望工程班，叶正猛的同学资助了班上其中两名学生，当初的300元钱，让他们得以避免失学。

如今，两名学生一人成了北京一所“211”院校的教授，另一人读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药学博士，在北京的研究所工作，两个学生还成了夫妻。

小小一笔钱就此改变了一两个孩子的命运，带来的价值回报远超300元钱原本有限的价值——即便改变命运是综合因素的作用，这个典型案例不能代表大多数，但却足以带给捐赠人价值激励、持续参与的热情，创造更多改变的契机。

但徐永光也发现，很多公益人没有理解这个观点，一些公益组织负责人寻求资方支持时，普遍流露出来的心态是：“我们这个项目好，你们为什么不支持？”而不是“你们这捐款用得真的不靠谱，很浪费，我能帮你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实践中，以捐赠人为中心会诱发“捐赠霸权”的负面影响，一切由资方说了算，徐永光坦言，这个现象的确普遍存在，过程中，也会因为不专业造成不注重实效、浪费资源的后果，这也是“公益不好做但好混”的原因之一。

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他对增加公益价值和影响力的想法：扩大捐款规模是1，推动行业合作、建设生态是10，重建公众信任是100。

信任的支撑靠两条腿：自愿和透明。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