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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出生于公元698年,比王之涣小十岁,也是生在盛唐时期,他的边塞诗很能反映盛唐的气象,还有作为大唐子民,那种对外敌势在必得的气势。王昌龄最有名的诗是《出塞二首》,有人评价这是唐朝七绝的压卷之作。天地的雄浑,岁月的沧桑,历史的感慨,还有战场上刀光剑影、裂声阵阵的厮杀,征人的勇武豪迈,都在字里行间。初一读,很难想象,王昌龄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岁少年。细细品读,又觉得很合理。诗里充满了少年意气,连战争也能写得很浪漫。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没有上过战场,而又对战争充满浪漫想象的少年。王昌龄跟王之涣一样,并没有参过军,王之涣是家世高,不用参军。而王昌龄是想参军,但没有门路,也没有机会,府兵制还没有被破坏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吃上当兵这碗饭的。对于王昌龄的籍贯,有两种说法,有说是山西太原,也有说是京兆长安,但不管籍贯哪里,都没有王之涣那样的家世。他出生农家,年少躬耕,过得很贫苦,十六七岁时,曾经到嵩山学道,但他自己说:“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公元716年,十八岁的王昌龄,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边塞漫游,他先在河北邯郸的边塞待了五年,这里主防契丹和奚,《出塞》就写于这个时期。初出塞外时,他整个人昂扬向上,充满了激情。接下来的几年,他又漫游了河东、河西,再往西穿过陇右,直达玉门关,现在甘肃一带。这里主防突厥人。他流传下来的边塞诗,大多都写于这个时期,将近十年的边塞漫游经历,足以让他对战争中的人、事、物有更深的认识,他的情感和表达,也在悄然变化。他来到雁门关,萧瑟一片,远远还可以看见胡人在打猎,大唐的士兵扎营在河边,风餐露宿的日子很艰苦。在这里,他跟士兵混得很熟,常常听他们聊战场上的事。他们个个身经百战,想努力建功,但又害怕,因为军中奖罚不公,献功越多的,可能也会带来意外的灾祸,甚至遭受牢狱之灾。于是,他怀着同情和感伤的心情,写下了这首《塞上曲》。跟边塞士兵混得越熟,王昌龄就越理解战争的残酷,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下笔也多了几分沧桑。在《从军行》中,他用七首组诗,写尽了战争的苦楚,思妇与丈夫的离别之苦,戍守边关的思乡之苦,战死沙场之苦,行军之苦,以及建功立业之苦。曾经,他的视角是赞颂大唐的功业,而今亲临前线,感受到了战场杀伐的残酷,诗的内容慢慢转到了战争中的人。公元726年,二十八岁的他才准备回到长安,参加科考。他有一首长诗《代扶风主人答》,是在回长安路程上,经过扶风时写的。他在一间馆舍休息时,跟主人喝酒,主人恰好当过兵,聊起了往事,王昌龄深有同感,于是代他把这段往事写了出来。这首诗不怎么有名,少有人提及,但读起来全是王昌龄的真情流露,是用情写就的。在唐朝当兵很辛苦;戍边的士兵,更是苦上加苦。大唐皇帝开边,士兵就要一直打仗。扶风主人想起往事,还没开口,就先流下数行泪,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是这样,内心是苦的,一想到曾经的画面就泪流不止。扶风主人十五岁就到边塞当兵,战甲连年穿在身上,随时都要准备冲锋陷阵,还很难有一顿饱餐。当时一起出征的士兵有三十万,最后只有他一人活着回到长安。回到家乡后,乡亲已经零落,而他自己也是满身战伤,处境凄凉。王昌龄到边塞漫游,是在找参军的机会,最后放弃,或许是两个原因。一来,当时府兵制还没有被破坏,士兵多是有背景的,他没有加入的机会。二来,他内心已经开始厌恶战争了。
回到长安后,王昌龄苦读书,一举中了进士,被授予一个九品官,负责典校藏书的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一个闲差,最重要的是,还是京官,在中央工作,可以见到玄宗。但他不满足只做校书郎,于是在三十七岁时,又跑去考了博学宏词科,这是考验才学的科目,他一考就中,被授予汜水县尉的官职,依旧是九品官,不过这次晋升空间更大了。县尉职位虽然低,却是当时科举出身的仕子,最重要的晋升途径。而且,汜水在洛阳附近,离长安城也不远,是比较重要的县城,调回京城几率很高。王昌龄出身低微,但逢考必中,特别是他的诗,写得尤其好,被称为“诗家天子”“七绝圣手”。大家公认的七绝写得好的,只有两位诗人,一位是李白,另一位就是他了。王昌龄虽然没有在长安城里做大官,但是名气却很大,因为他不仅诗写得好,也很爱结交朋友,往来者有官吏、隐者、僧道,时常一起喝酒,酬赠诗歌。他的性格很狂放,行为也很不羁,也正是因为他狂放的性格,导致他在官场中,经常得罪人。李林甫是皇室远方宗亲,为人狡狯,无学术,善音律,擅长耍政治手段,总想方设法讨好玄宗,是怠政后的玄宗一手提拔上来的。但任宰相后,独揽大权,因为自己没有才学,所以大力排斥、打压有学之士,报复心很重,常阴谋算计,被人骂作“奸相”。画像:李林甫(683年-753年1月3日)图源网络
像王昌龄这些进士出身的,尤其看不惯他,言谈之间,不屑之情,常溢于言表。当时的仕子都偏爱张九龄,张九龄有贤名,很能提拔人才。王昌龄不拘小节,在公开场合,时常贬李捧张。这些风声,很快传到了李林甫耳朵里,于是李林甫找机会把他贬到了岭南。这是他第一次被贬,直接就是远离长安,潮热多瘴毒的岭南,是唐人眼中的蛮荒、为开化之地,可见李林甫对他之恨。公元739年,四十一岁的王昌龄,动身前往岭南,走到河南伊水时,想到自己无辜被贬,前路漫长而遥远,愤而写下了《见谴至伊水》。其中“得罪由己招,本性易然诺”两句,他知道自己因什么而被贬,但他就是没想过要改变。不会因为环境,而轻易改变自己,这样的性格,实在难以在变幻莫测的官场里生存,这也是他接连几次被贬,官运连连走背的原因。
王昌龄也有几分幸运,还没走到岭南,就被赦,重新召回长安。在回程的路上,王昌龄失去了好友孟浩然,但结交了知己李白,他跟李白相逢恨晚,日后时常互相思念,赠送诗歌。孟浩然的死,跟王昌龄有很大关系,他走到湖北襄阳时,顺道拜访了孟浩然,当时孟浩然背上长毒疮,刚刚治愈,不能喝酒,但两人喝起来毫不顾忌,孟浩然因此病发身亡。王昌龄返回长安后,很快就被任为江宁县丞,江宁在南京,虽然离长安远,但至少比去岭南好。县丞是正八品官,类似副县长,是县令的副手,也是全县的二把手。这个任职,王昌龄并不满意,故意在洛阳停留了数月后,才到江宁上任,到了江宁后,也不好好上班,时常外游喝酒,懒怠公务。这种浪荡不羁的行为,很快招来流言蜚语,很多人开始抨击王昌龄,时逢友人辛渐到访,送别时,王昌龄写了两首诗给他,想到自己为官数载,身世坎坷飘零,颇为辛酸,特意叮嘱辛渐,说:“如果洛阳亲友问起我,你就告诉他们,我的心一如既往地坦荡、纯洁,我还是以前那个王季陵。”在唐朝,“玉壶”是一个流行的意向,表示一个人冰清玉洁的品格,李白就曾写“为邦默自化,日觉冰壶清”赠给友人。而王维则说“玉壶何用好,偏许素冰居”,“玉壶”经常被用来形容朋友,或者自喻。做了江宁县丞将近七年,王昌龄并不喜欢这个工作,经常写信跟朋友抱怨,说:“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平明趋郡府,不得展故人。”他觉得公务束缚了他,想快点被调走。公元748年,五十岁的王昌龄,被人弹劾,说他不护细行,懒怠公务,好酒贪杯。很快,朝廷也下了调任令,将他下调到湖南龙标做县尉,官降一级。李白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担忧,写了首送别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深情地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此时,是李白被赐金放还的第三年,虽然已经隐居学道,但常常遗憾才能没有被看到,很能体会王昌龄被贬的痛苦,于是赠诗告诉王昌龄,表达对友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是两个仕途不如意的人,惺惺相惜的情意。虽然被一贬再贬,但王昌龄面对困难处境时,相对洒脱,很少抱怨自己的处境,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这是王昌龄最后一次被贬,也是他最后上任的官职,在任七年后,他遇上了安史之乱。长安陷落,玄宗出逃至蜀川。不久,太子李亨就在灵武即位,尊玄宗太上皇,大赦天下。王昌龄借机告老还乡,在路经亳州时,却被亳州刺史闾丘晓趁乱杀害,时年六十八岁。乱世之中,生命如草芥,即使是朝廷命官,被杀害了,也无人追究。这样的结局,落在王昌龄的身上,实在是唏嘘,他曾经热情地歌颂过这个伟大时代,为自己生在大唐盛世而自豪,出口便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最后,却死于乱世的刀剑之下。在某种意义上,王昌龄是跟随着盛唐时代一起落幕的。国馆:用文化温暖人心,让好书滋养心灵,以好物点缀生活。每天8点,分享有深度的好文,品味有内涵的好书,遇见精致有品的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