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厂妹、外卖骑手，他们用血和泪，写出了你不知道的社会
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
早早夭亡…”
——打工诗人·许立志
「逝于2014年9月30日」
代表作品：《杀死单于》
……
1984年，老人去深圳走了一圈。
回广州后，老人肯定了深圳的发展经验。许多人因此看到机会。王石跑去搞了个展销中心，李经纬推出健力宝，柳传志在传达室里成立计算机公司…许多抓住时运的人，成了日后大佬。
那时节，深圳大地上，无数的工厂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南方新鲜的空气吹拂到一些落后的边缘地带。那里的人听说南边可以挣钱，纷纷背井离乡，扛起行李涌向深圳。他们不像前面几位，有关系、有资源、有知识。也没办法扛着巨大风险创业。这些外来务工者，大部分时间被钉在了车间流水线上。
1984年，也是文学的年份。路遥在写他的《平凡的世界》，阿城在写《棋王》，莫言写《红高粱》张承志写《北方的河》…后来许多名利双收的作家，都是从这一年起步的。而远在南方，1984年的《特区文学》发了一个短篇，叫《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写的是农民工青年进城后的挣扎。
此文作者叫林坚。后来，人们把这个短篇，视为中国“打工文学”开山之作。
那是一段四处辗转、充满风险的岁月。陕西、河南、新疆、青海…十年间，陈年喜流徙全国，钻了无数的矿洞，最深要深入到几千米的地下。他要把机器和炸药带入极窄的巷道，打眼、爆破。他对此很有天赋，总能花最少的炸药打出最好巷洞。十年间，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炮工本就是无比危险的工作。有老板为省钱，把数百米的起爆线缩短到50米。每次爆炸，就在身旁，震波会把人震得全身发麻。在黑暗、狭窄的巷道里，幽闭的恐怖会一直跟着你，人会缺氧。某些炎热地区，工作起来，人会热得发疯，每天要喝几大桶水。遇到狠的老板，工作强度难以忍受。他们会让两组炮工轮流作业，近一年时间，陈年喜没睡过一个整觉。
靠着老天爷眷顾和神迹般的直觉，陈年喜才活了那么久。作业时，他经常会因头顶掉下拳头大小的石块变得警觉，稍觉不对劲，拔腿就跑。等他跑出来，矿洞就塌了。他见到太多血肉模糊的惨烈，有人手指炸没了，有人肋骨压断了，有人被炸掉一条腿。有一年，他带着一个叫杨在的副手，吃睡在一起，感情非常好。临时有事离开几天，回来时，杨在没了。
处理残炮时，杨在被炸成了一团血雾。
陈年喜也出过事。有次在新疆，干了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他和工友判断矿里没东西。老板也知道，但投了钱，必须继续开采，直到找到接盘的人。这期间，陈年喜突然生病发烧。老板找来医生打针。两针下去，人就开始抽搐。
县城太远了，根本来不及。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又打激素。一共54针。陈年喜醒来时，床上的被子已经被他撕烂。
一年又一年，他目睹了太多伤残、死亡和社会的不公。
2014年，陈年喜的生活，因诗歌发生了一些改变。
那年，秦晓宇编选《中国工人诗典》，无意中发现了他的博客。
2010年后，陈年喜开始用手机在博客上写诗自娱，只为在工作疲惫后给自己一点抚慰。在河南开矿期间，一天下班，他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查出了食道癌，已是晚期。疲惫和痛苦中，陈年喜写出了一首《炸裂志》。
秦晓宇读到这首诗时，被其蕴藏的力量打动，第一时间联系他。希望把他的作品编入诗集，并把他列入纪录片《我的诗篇》的拍摄对象。
看到留言后，陈年喜以为是骗子，没答应。秦晓宇多次找他，五个月后，才搭上话。得知对方意图，陈年喜觉得没意思。秦晓宇穷追不舍，从县里找到村里，终于跟他通了电话。直到对方扛着摄像机来拍，不太会拒绝人的陈年喜才勉强答应。在秦反复劝说下，他才去皮村文学会，朗诵了代表作。
《我的诗篇》上映后，陈年喜受到关注。同时，生活又狠狠踹了他一脚。
不久，瘫痪多年的父亲离世。他本人因失聪、颈椎问题，不能再当矿工。这时候一档叫《诗歌之王》的真人秀找上门来。节目里，他和罗中旭搭档，一个写歌词，一个谱曲演唱，两人拿到了第三名。他对这些节目并没啥感觉。只是因为一首诗2000元的报酬。那次，他写了14首诗。
不能再下矿，陈年喜茫茫无头绪。做节目期间，他喜欢上摇滚乐。在微博上联系张楚。在张楚介绍下，他去皮村生活了一年，认识了皮村那些热爱文学的打工人们。皮村氛围很好，但他没有选择留下。
2017年，他经朋友介绍，去贵州一个景区做文案策划，年薪5万，管吃管住。他负责写公号推文和领导讲稿。比较无聊。闲下来，就去河边散步，酝酿诗句。原以为一切会就此安稳下来。2020年，多年下矿的后遗症浮出水面。他去医院做胸部CT，被确诊为尘肺。每个月需要3000元医药费。
由于常年爆破，他一只耳朵接近失聪，长时间佝偻作业也导致颈椎错位。
无奈中，陈年喜辞职。他想过接下来怎么赚钱。是去喀什捡玉石，还是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思来想去，最后回县城，安心写作。
他不但写诗，还写起了非虚构。写他听过、见过的来自中国民间的残酷人生。诗集一本接一本出版，非虚构也写得还算顺利。在尘肺病的消息传出后，许多读者支持他的作品。一年下来，能赚个几万块稿费。
不是什么大钱，只能说覆盖生活成本。陈年喜很节省。直到一次回乡，不停地咳嗽。医生问他咳嗽带不带金属声，如果有，可能是肿瘤。此后他再也不敢省拍CT的费用。在十多年的生死疲劳后，他的余生都将与病痛相处。
他的现实处境好像被诗歌改变了，但好像什么也没改变。
那时，她不想写自己的生活，想写她梦想的那些事。因为自己生活太苦、太压抑了。后来有篇报道，叫《打工妹痴迷言情小说，手写300万字》说的就是她。不过这些言情小说都不了了之。她第一次发表的是首随笔短诗。
2008年，在深圳《打工文学周刊》上创刊号上，她发表了《吊带裙》。也正是这首诗歌，引起了秦晓宇的关注，最终将其列入《我的诗篇》拍摄对象。那首诗讲的是一个熨烫成衣女工的心境，是邬霞的直抒胸臆。
当初在工厂，绝望时，她差点跳楼。深更半夜，当所有人都睡了，她会在冲凉房里换上吊带裙。只有褪下那身呆板的工衣，穿着吊带裙，她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邬霞身上一种对明亮生活的向往。诗歌《吊带裙》技巧并不复杂。是这份温热的向往打动了秦晓宇。
2014年，摄像机进入邬霞家中，跟拍她的生活。她父母、妹妹都被困在这种打工生活里。妹妹和她一样厌倦，渴望逃离工厂。以至于问姐姐，他们是来拯救我们的吗？随后，影片上映，引起关注，在上海电影节得奖。附近的邻居羡慕，说你们就要脱离苦海了。邬霞去上海，穿着70元买来的吊带裙，和剧组一起走了红地毯。影片参与者对她说，你很快可以找到新工作了！
后来，她还上了《鲁豫有约》，上了央视特别节目《工人诗篇》。邬霞以为自己的梦想近在眼前。至少可以得到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
然而现实来得过于残酷了些。
逃离工厂是邬霞最大的心愿。为此，她想过各种办法。她买过《剪报致富秘籍》，屁钱没赚到。去应聘文员，人家让她看仓库。经人介绍去文化单位上班，结果是给人擦鞋。写作成为牵引她向上的绳索。她希望靠它爬出困境。
《我的诗篇》上映后，热度来了又散。邬霞并没有靠写作挣到什么钱，也没能靠它得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她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没有公开发售。第二本是她的诗集，出版社说卖到5000册以上有版税，邬霞从来没拿到。后来，她写了一本非虚构。写的是工厂往事。依然卖不出去。
邬霞没有再回工厂。她不想在那个环境里挣扎下去。工厂岁月给她留下了不少心理阴影。她父母在那里度过了半生幽暗的岁月，她和妹妹都怕回去。但现实情况变得糟糕。母亲苍老，父亲抑郁。她的婚姻也走向破灭。
27岁那年，她遇到前夫，一个承包工地的男人。邬霞以为值得托付，可以一起打拼，最后成为城市的一份子。结果前夫婚后打麻将，脾气暴躁，还隐瞒了家里的真实情况。婚姻生活变得不幸，最后丈夫出轨，当着人的面扇她耳光。忍无可忍之下，邬霞选择离婚。她成了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
她想了很多办法挣钱。学过烤鱿鱼、铁板烧，搞直播唱歌，拉过群带货。今天听说可以去香港卖奶粉，明天听说可以拿信用卡倒钱。歪门邪道的事她接受不了。有人推荐她给老板写传记。还有人介绍她假结婚，帮人弄购房指标。她也和范雨素一样去过相亲市场，结果一个比她大很多的老头没看上她。
那期间，前夫染上吸毒，父亲重度抑郁，自杀未遂。疫情期间，房租从2000多上涨到3000多。但邬霞的写稿收入，每月才4000多。
打工文学早已不具备90年代那样的势头。文学本身也走向冷淡，成为边缘而小众的话题。想通过写字改变命运，近乎奇迹。当年在深圳月售几十万册的打工文学杂志，都一家接一家倒闭。没有人看，也就没人写了。
在这个时代，工人们不再需要杂志和文字来慰藉情感，看直播爽多了。
此外，工厂本身也在变少。产业结构的变化，打工人队伍也在转移。更多来自乡镇的人，进城跑起了外卖，送起了快递。邬霞知道，现在不流行工厂故事，有社会热度的，是外卖员写的书。旧一代打工文学，早已是往日云烟。
邬霞不再期望打工文学能给她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生活境遇的改变。她开始看专业书，自考大专，上网课，常因不会做题焦虑。
她给女儿报过画画班、舞蹈班。希望她们长大后，能成为城里人。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和当年那些工厂打工者一样，他写诗，也是为了抵御苦闷，发泄内心的情绪。送外卖时，他遭到过无理由的差评和冷眼，看到过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各式各样的人。写诗是他的精神出口，抚慰手段。
2022年，他的小诗《赶时间的人》被诗人陈朝华分享到微博，2000多万网友关注，10多万网友转发点赞。
不得不承认，“外卖员”的身份，让他受到了更多关注。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送外卖的路上观察得来的灵感。这和范雨素一样，最早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那个“育儿嫂”身份。与之相对的，真正关心、阅读这些诗句的人，大概率不再是外卖员、育儿嫂群体，而是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读者。
这便是与当年红火一时的打工文学截然不同的地方。那时打工文学，是工厂里的人写，工厂里的人看。一期杂志卖几十万份，稀松平常。而现在，在阅读和文学都降温的时刻，创作者的“打工人身份”，似乎更接近于一个吸引热度的社会标签，成为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言说场。
想必王计兵也很清醒，无论他写再多诗，也是供不起孩子读国际学校的。
该送的外卖，还得继续送下去。
可惜，有些同样有表达欲的诗人，没能熬到被关注那一天。
2014年9月30日，24岁的富士康普工许立志，离开城中村，来到AAA大厦17楼。下午两点，他出现在大厦17楼，走出电梯，左转，折返到另一头，他扶着窗框朝外看，看了足足五分钟。
随后，他纵身一跃，与世界告别。
许立志出生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因为数分之差，交不起借读费，去了镇上读中学。高考失利后，他南下进厂。成为富士康的普工前，他卡里只有99块钱。他开始上夜班，从夜里八点上到早上五点。机械、枯燥，精神干涸。唯一自得其乐的方式，就是写诗。打工之余，他写了193首诗。
他在民间刊物《打工诗人》上发表过诗作。参加过诗刊聚会。是90后打工诗人的代表。在诗歌朗诵会上，他念了顾城的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时，富士康十三连跳震惊世界。他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里面也包括秦晓宇。在网上看到许立志的诗后，立马把他列为拍摄对象。没想到，许立志拒绝了。就在那年，许立志写下《杀死单于》，表达了对工厂生活的巨大憎恨。他想要逃离，想要离开车间流水线。
但他又不知道能去哪儿。
他给书城写自荐信，想更接近书本，可是失败了。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可是他没前途，女朋友出国了。长达半年时间，他飘飘荡荡，无所事事，跟家里人谎称在工厂，私下里却退出了诗社QQ群，不再跟任何诗友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写的诗也越来越激愤、阴郁，满是沉痛。
想必许立志最后看明白了，就算写再多诗，也改变不了自身社会处境。
在他坠落十个小时后，他的微博定时发布四个字：新的一天。
那年10月，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就在许立志跳楼5年后，《宝安日报》的副刊《打工文学周刊》出刊，刊头题字变成了“宝安文学”。创刊10年的《打工文学周刊》，就这样巧妙地避开了“打工”二字。回望80年代末，宝安曾是打工文学重要的发展源头，无数的打工人聚集于此，宝安一度被视为打工文学的大本营和策源地。
然而谁也没想到，多年后，“打工”似乎成为了一种“低级身份”的象征，似乎变得过于刺耳，容易让人想到它与“某某家”的区别。
于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特此更名。
这下好了，你看，咱们哪里有什么打工人？都是勤奋的劳动者兄弟罢了。哪有什么打工文学，都是光荣的劳动者文学。都是创作者嘛。
哪有什么打工不打工的？
就这很像你每次走过城市那些豪宅建筑工地，外面都挂着横幅，赞扬咱们农民工兄弟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是铸造城市辉煌的光荣队伍。
表面上，这些口号告诉你他们和城市里每个人一样平等，是他们塑造了城市，他们和都市白领、公司老总一样都是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的人，实际上…
不知道如果许立志还活着，又会写下怎样的诗。
会不会铺成一首可（chi）笑（ru）的诗。
[1]《打工文学：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羊城晚报
[2]《宝安：中国“打工文学”的策源地》，中国青年报
[3]《打工文学，一代深圳人的梦与歌 》，深圳客
[4]《打工人之死》，南方周末
[5]《陈年喜：夜路上的歌唱》，三联
[6]《陈年喜，在矿山与诗歌中漂泊》，三联
[7]《故事讲完了，女工和她消失的时代》，谷雨实验室
[8]《女工诗人邬霞：我要拼命写下去》，第一财经
[9]《范雨素的真实与不真实》，三联
[10]《范雨素：走下去 活下去》，南风窗
[11]《王计兵：一边赶时间，一边写诗》，南方周末
[12]《一位外卖员，十五万公里，四千多首诗》，同上
安利时刻
作者：宅少
来源：宅总有理
编辑：Ty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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