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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车企杀到慕尼黑,欧洲造车新势力团灭

中国车企杀到慕尼黑,欧洲造车新势力团灭

汽车


欧洲也有“PPT造车”?

作者丨潘磊
辑丨海腰
图源丨REUTERS


欧洲“造车新势力”,都去哪儿了?


当慕尼黑车展变成半个“中国车展”,且引发欧洲车企“焦虑”后,欧洲造车新势力就像空气一样缺乏存在感。


但这也符合逻辑——欧洲本土的造车新势力,几乎已经被“团灭”。


今年1月底,英国新能源商用车初创公司Arrival的新任CEO,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两个月内裁员一半,同时把业务重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裁员原因是降低破产风险,而且在美国造车更有利可图——市场更大,还有政府补贴可拿。


没过几天,荷兰初创企业“光年汽车”也宣布了一个糟糕的消息,其旗下第一款车“lightyear 0”(光年0号)暂停生产。


lightyear 0


光年汽车因为生产出全球第一款太阳能汽车而出名。


同样的厄运也降临到德国太阳能汽车生产商“Sono Motors”头上。


2月底,这家公司称因为资金短缺,放弃生产一款被命名为“Sion”的太阳能汽车。


但这些公司普遍因为体量不大,或者类似于太阳能这样的技术路线较为小众,关停并转没有引发太多关注。


真正标志着欧洲造车新势力遭遇重大挫折的事件,要数小家电巨头戴森放弃造车。


戴森看上去具备成为一个造车竞争者的所有有利条件——包括电池、电机在内的技术积累,充裕的资金,在中国布局供应链,以及创始人的远见和决心。


但戴森还是败了。2019年就不玩造车了,官宣的原因是“没有商业上的可行性”。


这都是实情,因为造车太烧钱了,即便戴森真的砸下25亿英镑(约合226亿元人民币),也不一定奏效。



不过也许有其他原因——造车不仅仅是一个创业公司的商业行为,某种程度上还跟政府对产业的兴趣有关。


无论是中国的蔚来,还是美国的特斯拉,都在某个重要节点获得了来自政府或者产业投资者的支持。


蔚来在2020年获得合肥的70亿元人民币投资,马斯克在2009年获得了来自奔驰的5000万美元注资,以及美国能源部4.65亿美元的有息贷款。


但在艰难的2019年,戴森却缺乏类似的运气。


今年年初陷入困境的那波欧洲造车新势力,也跟戴森的遭遇类似。



戴森赚不到钱放弃造车


詹姆斯·戴森堪称最适合颠覆汽车领域的人选之一。


作为一个工业设计师、发明家,以及一个伟大公司的创始人,他对汽车行业的趋势判断完全正确。


戴森公司创办人 Sir James Dyson


早在2015年,他就看出动力电池将是电动车的核心零部件之一。


他立即收购了美国固态电池公司 Sakiti3。


这笔交易让他花去了9000万美元。


但一上来就瞄准固态电池,而不是当时比较主流的锂离子电池,也显示了戴森的超前思维。


如果真让他搞定了固态电池,可能现在新能源汽车的龙头老大就是戴森。


在为造车准备的25亿英镑中,戴森甚至打算把一多半的钱花在电池方面。


2017年正式披露造车规划时,戴森实际上已经在电池等关键领域完成了布局。


不难发现,戴森当时的进度,其实要远超中国的造车新势力。


但这还不是全部。


戴森在电机、视觉系统、机器人领域其实积淀颇多。


因为戴森的吸尘机器人,能够自动绘制“灰尘地图”,并调整吸力——这与其采用的360度纯视觉感知方案有关。


众所周知,特斯拉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采用的也是“视觉方案”。


而且戴森在工业设计方面同样出类拔萃——只要去买一个戴森吹风机,就能体验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设计。


这种知识同样可以复制到汽车项目中。


以戴森公布的那张汽车设计图为例,大约5米的车身,却可以把轴距做到3.3米。


图源:詹姆斯·戴森内部信


这让其成为一款与众不同的车型——就像戴森的小家电一样。


而且戴森还不缺钱。


但为什么却又败了?


2019年可能是个非常糟糕的节点。


蔚来创始人李斌被称为“2019年最惨的人”,特斯拉如果不是这一年在中国建立了上海超级工厂,结局也很难说。


投资机构开始看衰造车新势力。


路透社援引数据调查机构Pitchbook的信息称,截至2019年6月中旬,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只获得了7.831亿美元融资,这一数据在2018年同期为60亿美元。


产业界早就开始冷嘲热讽。


2018年,曾在通用、福特、宝马等多个大型车企担任高管的鲍勃·卢茨(Bob Lutz)告诉CNBC,特斯拉没有技术优势,没有软件优势,没有电池优势——总之没有任何优势。


“再过一两年就会有一部《谁杀死了特斯拉》的阴谋论电影。”他调侃道。


戴森已经为造车项目投入了数亿英镑,也陷入同样的困境——新势力集体低迷,而传统车企看上去不可战胜。


不少人称,造车新势力开始“去泡沫化”。


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戴森的造车项目,没人知道。


但事实是,戴森既没有像特斯拉那样获得欧洲本土车企的资金支援(比如收购等),也不可能从政府处获得救命钱。


另外一点在于,盈利遥遥无期。


即便是特斯拉,2019年全年净亏损也达到了8.6亿美元。


中国的造车新势力,更是烧钱无算。


而那些传统大车企,基本上都能卖车赚钱。


当戴森说“造车在商业上不可行”时,新势力的确处于赔钱赚吆喝的境地。


“造车项目在经济上很难执行下去。”詹姆斯·戴森说。


所以他的汽车项目,就此终结。



1年花光6.6亿美元


相对于戴森,其他欧洲造车新势力的故事就简单多了。


比如打算在美国造车的Arrival,其实3月份拿到了一笔3亿美元的股权融资,投资方为Westwood Capital。


但对濒临破产的Arrival来说,这笔钱顶多能撑到今年年底。


Arrival的计划是再融资5亿美元,以落地美国工厂。


该公司在业务方面的好处在于,其从事的是商用车业务,这让其能够找到一些B端用户,而不用去C端市场和那些成熟品牌血拼。


Arrival对接的是“最后1英里”业务场景,其开发的厢式电动车主要用于送货。


幸运的是,Arrival在2021年通过SPAC形式挂牌纳斯达克,股价一度涨到了每股22美元,创始人丹尼斯·斯维尔德洛夫(Denis Sverdlov)的身价超过110亿美元。


但好事并没有持续下去。


因为生产不顺利,交付出了问题,Arrival的股价现在不到2美元,市值也低于2000万美元。


而且这家公司烧钱惊人。


上市获得的6.6亿美元现金,1年就花光了。


现在只有冀望于获得新的5亿美元融资,然后落地美国工厂,并拿到美国的补贴,才有可能活下去。


至于荷兰电动车初创企业Lightyear,在于其制造了一款效率低下且售价昂贵的玩具。


因为第一款车Lightyear 0的售价达到了25万欧元,只获得了100多个订单。


这难以维持公司的生存。


效率不高的原因在于,敷设在发动机盖和车顶的太阳能电池板, 只能提供大约70公里的续航里程。


这对一款量产车来说,基本不具有适用性。


Lightyear是由大学创业团队的学术成果孵化而来,2016年由荷兰埃因霍温大学的一位工程学教授和其他四人创立。


根据睿兽分析的数据,Lightyear在5轮融资中一共从投资者处获得大约2.5亿美元。


投资者也以荷兰本土为主,比如荷兰国际保险公司,等等。


Lightyear的融资数据,与同期中国造车新势力的融资额没有可比性,后者单轮融资动辄都是数亿美元甚至10亿美元。


Lightyear的竞争对手Sono Motors同样受困于资金短缺而倒闭。


甚至在几年前,Sono Motors就表示如果在30天内搞不到5000万美元,就会立即关门。


作为一家德国太阳能初创公司,其推出了一款售价较低的太阳能汽车产品Sion,续航305公里,价格为2.99万欧元。


2016年以来,这家公司只获得了大约3.3亿欧元融资。


在IPO之前,一共获得了大约1.2亿欧元的融资。


跟戴森类似,Sono Motors同样没有获得政府的眷顾,最终导致停产。



老车企对新势力有敌意


对于欧洲造车新势力来说,投资者不想投入资金。保持谨慎也有自己的考量。


仅从“投资就是投人”这个角度看,欧洲造车新势力在“人”的因素上普遍有所欠缺——除了詹姆斯·戴森之外,其他创始人号召力不足,远远比不上“蔚小理”那种级别的明星创业者。


比如Arrival的创始人丹尼斯·斯维尔德洛夫,作为前俄罗斯通信和大众传媒部副部长,他肯定有一些名气和资源,但不能说有很多。


Lightyear来自于大学创业团队,创始人Lex Hoefsloot是埃因霍温大学的工程学教授。


教授肯定精通太阳能技术,但后来证明这种技术商业化很难。


Sono Motors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做出了第一辆真正具有商业前景的太阳能汽车,但这家公司2016年在慕尼黑的一个车库诞生时,三个创始人作为学生,手头没有任何资源去推动这个项目。


投资人当然也不搭理他们——于是几个90后创始人就通过众筹形式拿到了第一笔资金55万欧元。


这些毛头小伙子在踢出去第一步后,竟然表示众筹将是获得资金的首要方式,不愿意与所谓的“传统投资者”合作。


这导致他们的资金来源很有限,金额也不大。


除了风险投资机构不看好欧洲造车新势力之外,欧洲政府也未能提供足够帮助。


甚至是鼓励人们购车的补贴政策,欧洲也要求汽车制造商需要分担一些补贴成本。


那些初创公司为此不得不提高车辆售价,这又造成了车价上升,导致业务进入死亡螺旋。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作为汽车发明地,欧洲燃油车企业完全统治了市场,并对所有创新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钟表巨头斯沃琪(SWATCH)创始人尼古拉斯·G·海耶克,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看到了燃油车在环保和创新方面的瓶颈,提出了一种小型车出行解决方案。



这种小型车搭载混动或者电动技术,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出行需求。


作为把瑞士钟表业从“石英危机”中解救出来的人,他想把自己的经验复制到汽车行业,以解决石油危机给汽车行业带来的威胁。


他请了工程师,并成功造出了一款原型车。



但在那个时代,自己造车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海耶克带着他的造车方案,开始寻求与大型车企集团合作,并最终得到了时任大众汽车市场营销董事格乌德弗特的支持。


双方的合作模式是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以开发海耶克的小型车。


1991年年中,双方正式签下协议,开始造车。


这让海耶克事实上成为第一个独立于大型车企集团之外的“造车新势力”。


不巧的是,在功勋CEO卡尔·哈恩退休导致的CEO争夺战中,格乌德弗特败给了皮耶希。


皮耶希是一个狂热的性能控和赛车高手,想让他了解并支持电动车是不可能的。

合资项目随之夭折。


后来海耶克又找了多个车企,想继续推进项目,但都被拒绝。


最后奔驰接手这个项目,但把最初的名字“SWATCH CAR”改成“SMART”,虽然名字寓意不错,但跟海耶克的期待距有点远。


Nicolas Hayek In A Smart 2


随着合资项目推进,矛盾激化了。


海耶克想要的是电动车,奔驰以技术不完善为由却推出了燃油车。


1999年,双方和平分手。


到此为止,欧洲最具前景的造车新势力寿终正寝。


詹姆斯·戴森有望接过海耶克的衣钵,可惜也架不住欧洲传统车企打造的铜墙铁壁。


现在欧洲人对中国造车新势力的崛起大为震惊,却不曾想自己拥有过扶持造车新势力的机会,只是都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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