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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亿听不清的老人,并不想人生就此「摆烂」

1.2 亿听不清的老人,并不想人生就此「摆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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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清是一种病吗?”


73岁的骆彩新早在20年前就有听力障碍,面对这个问题,他沉吟片刻,说:“应该不是病。我爷爷是这样,我爸爸也是这样,你不能要求70岁的人有20岁的耳朵。”

和他同岁的余朝生年轻时在部队学过医、当过卫生员,他很笃定,“这个不是病,只是神经坏了”。

比他们更年长的涂醮清93岁了,是主持过水库移民的老村长,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的回答是:“不痛不痒。”

一旁的村医陈巧灵哭笑不得,她说:“这个问题拿去问全村的老人,他们都会告诉你‘耳背不是病’。”

也许是科普力度不够,很多人会觉得人老了听不见,很正常,不需要干预。据《敢问天籁·关于老年听力健康的十个问题》等资料统计测算,我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正在逐渐失去听力。正是这种所谓的“正常”,将听障老人隔绝在真正的“正常世界”之外。

很难想象,当世界一点点失去声音,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会连带着失去什么?人要如何在一片模糊中面对衰老甚至死亡?时光是一面镜子,打碎后我们都是碎片之一。这一切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老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我的将来。

科技巨轮滚滚向前,在新技术和新时代的夹缝中,「最人物」走访了广东韶关7个村子的10位老人,了解他们佩戴助听器前后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它的理想化、阻碍与毛刺,正是听障老人处境的真实所在。




志愿者去探望重度听损的戴日娣时,通常会避开她的老伴,以避免直接遭遇两人之间的冲突。黄泥糊成的三间屋里,贫困是争吵的底色,听损造成的误解加剧紧张氛围。


黄豆打药的季节到了,戴日娣的老伴指挥儿子清洗农药喷雾器,74岁的戴日娣却听成了让自己去洗旱厕,误会产生的冲突随即点燃了穷困的家。


戴日娣

愤怒是隐忍过度的结果。戴日娣是家里最辛苦的人,既要务农,又要照料有四级精神残疾的小孙子。在她住了半辈子的土屋墙上平均排布着几个塑料袋,里面是分门别类的生活用品,从桌面到地面一尘不染,但因为窗子狭小,人总是活在阴影里。


“听不清”之后,事情越发艰难了。如果孙子在她身后或是稍远的地方喊她,一般是收不到回应的,随之而来的是老伴更大声的呵斥。黑洞洞的房子箍紧了老两口,矛盾似乎失去回旋的余地,只能迎面撞上。从早到晚,听不清的缝隙里都填满两人之间的拉扯。


尽管如此,戴日娣丝毫没有想过干预听损,至于助听器,则是“电视上人戴的东西”。她的生活里有太多需要顾及的事情,几个月前大孙子因脑膜炎猝死,角落里坐着同样精神残疾的大儿媳。


她在田里摔倒后会立即到医院拍片子,肢体上的疼痛直接影响整个家的运作,比较起来,“听不清”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尊严与体面跟声音一起在戴日娣的生活中“隐形”,对更多数听障老人来说,一起消失的还有生命力和自我认同。


从戴日娣家向东十几公里,丹霞山脚下,有一座新龙村,下辖7个小组:新建、新坪、新源、从新……几乎每一个地名都带“新”字,标记着这里从一片荒地成为水库移民村的历史轨迹。半个多世纪过去,人们仍然以“新”称呼这片土地,生活欣欣向荣,但第一个踏足于此的人却老了。



93岁的涂醮清,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把一张一米长的小木桌搬到屋檐下,新的塑料茶杯在桌上排了一圈,对应着桌边的小木椅,这时候茶也泡好了,慢慢咂上两口,村里人就陆陆续续来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涂醮清在崎岖的山区里走了2年,为村里找到一大片适宜耕作的平地,所以全村人都很敬重他,喜欢到他家里喝茶,但随着时间流转,对年轻一辈来说,他就是一个老人,整天念叨旧事的一个老人。


涂醮清的听力是去年开始变差的,最开始他只是听不清个别词组,拼拼凑凑也能理解个大概。后来听不清的部分占了多数,但他还是会坐在人堆里,他想要交流,又无法交流。


有人向他提议去医院看看耳朵,但他推说“不痛不痒”,只能作罢。


慢慢地,常来喝茶的人发现涂醮清答非所问,但因为寻常聊天说的也不是重要的事情,就换一件事接着说,“忽略过去,你就当他听到就好了”。涂醮清也不好意思总让人重复,只能假装听见,在人们大笑起来的时候,抓住时机,“嗯嗯嗯”“好好好”一番,那是一种深深的失落。


涂醮清

日复一日,他能接收到的外界信息越来越少,与世界的联系在逐寸失去,能谈论的只剩下过去,他向来人一遍遍讲起水库移民的故事。都说人生如流水,但涂醮清的生活似乎变成了无波的湖面。


整个走访的过程中,农村老人们谈起听损,既没有被命运欺负的愤恨,也没有太多抱怨,既不刻意隐瞒,也不大张旗鼓,仿佛只是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小事。


得不到重视的老年听力障碍问题,构成一种“隐形残疾”,就这样,声音消失在他们的世界,他们消失在我们的世界。



这一代的老人是节衣缩食的一代人,对他们来说,相较于谈意识、谈情怀、谈生命质量,谈钱是一件更实际也更本质的事情。


在走访的10位老人中,73岁的骆彩新是为数不多主动去医院检查听力的。多年以来,他对身边人助听器的价格、效果了如指掌,但迟迟没有为自己买一副。


骆彩新

他曾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在运煤船上掌舵。当时家里困难,为了挣工分,夜间行船是常有的事,如果在漆黑的河道中遇到两船相向而行,不同长度的汽笛声就是舵手之间的语言。


30多年职业生涯里,他在柴油发动机巨大的轰鸣中,分辨这种特殊的汽笛声,带领200多米长的货船从河湖驶向沿海地带,决定踏上哪一条航线,闯荡哪一片危机四伏的流域,靠岸哪一片陌生的土地。到50多岁退休时,柴油机开始被电机取代,随着柴油机退场的,还有骆彩新40%的听力。


他曾到医院抽过耳朵里的脓水,但对改善听力没有多大效果,就不了了之。这一代的农村老人大多不会选择主动医疗,更不想麻烦子女,能自己扛下来的事,就不愿留给下一代。


彼时,骆彩新的母亲的听力障碍更为严重,几乎完全听不到。骆彩新的女儿给奶奶买了一副助听器,花了三四百元。轮到骆彩新时,他以自己还听得到为由,拒绝了助听器。


市面上一些助听器的性价比是老人“怕花钱”的一个侧面。骆彩新母亲的助听器只带了一次就闲置了。据他的描述,那个助听器声音很大,“响雷一样”。骆彩新所说的这种助听器其实是“声音放大器”,包括噪音在内的所有的声音都被放大,听障者越戴越“聋”。而真正专业的助听器,则是经过验配后,分段针对性补偿。


骆彩新有个亲戚听损比他严重,助听器一连配了两副,第一副1000多块,第二副2000多块。


“他两副都没配好,还是听不清,我也就不想了。”骆彩新说。


后来与这个亲戚的交流愈发困难了,十句只能听懂一两句。看着亲戚的样子,骆彩新说自己不怕是假的,但是“怕也怕不脱,人老了就是这样过来的”。


与助听器的缺位不同,同样是器官衰退,老人们对抗老花眼的眼镜十分普及。有的听障老人甚至有十几副老花镜,“这副5块、这副8块,这是20块两副的……如果助听器也是十块八块我也买。”


“十块八块”与动辄几千上万的助听器费用,相去甚远,无法承担的老人们只能选择听天由命,几年后,从中度听损转为重度,直到最后完全无法与人交流,在无声中困锁于往日的回忆,不得不走向灰色的未来。



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只要一个人的意识是清楚的,对生命质量都是有渴求的。而老年并不意味着自发的通达,而是意味着更缓慢的反应、更固化的思维和更复杂的生活状况。这也注定了在面对听障老人时,要有更多理解,更讲究策略。


三年前,腾讯的几个小伙伴,通过腾讯会议背后的天籁音频AI技术,发起了一个名叫“天籁行动”的公益助听计划,他们开发听力筛查程序、他们与助听器厂商共创,针对老年人特有的习惯和需求,开发出天籁inside助听器,并落地广东韶关试点,为听障老人免费捐配。


志愿者的车开进韶关董塘客运站,住在车站宿舍的何建英是受助者之一。



何建英85岁,听力问题可以追溯到年轻时一次耳朵里进了虫子,当时不觉,后来电话普及,接电话时左右两侧效果不同,她才发现问题。


而这个起因到「最人物」走访时,何建英的女儿才第一次知晓,“她不是一个会主动讲自己身体不舒服的人”。


何建英的丈夫在80年代初因病早逝,来不及悲伤,她靠装卸煤、打零工、种菜拉扯大四个孩子,生活的粗粝与她的个人特质互为因果,在一半废弃的老旧宿舍里,她始终强势、自信。


有人来家里做客,她利索地摆出新鲜的水果,嘴巴一刻不停地说着,看似闹哄哄的,但不一会儿就会发现,她并不能完全分辨来人的提问,只是逮住某个词组滔滔不绝。而当人的目光稍稍从她身上挪开,对话的连接中断,她会陷入不易察觉的失落。


与人对话时,何建英是不带助听器的,只在夜深人静看电视时,她才会拿出来。助听器的使用范围也被圈在了以电视为中心的一小块地方。


在最初验配的几天,何建英对助听器十分受用,每日的佩戴时间很长,直到有一天晚上洗澡时忘记摘掉,之后,她就格外爱惜起来。


何建英与助老志愿者朱海平

抱着这样想法的老人不在少数,虽然是“免费捐配”,但老人们都是惜物的。受助的农村听障老人中,很少有人会戴助听器出门,偶尔在村里散步时戴着,也会不停摸耳朵,确定没有掉落,尽管,他们几乎从未遗失。


何建英所住的车站宿舍距离镇中心很近,车流密集,散步时,女儿总叮嘱她走人行道、戴助听器,但她偏偏要走马路,助听器也收在床头。“她好像什么都不怕,就这么过了一辈子。”女儿说。


在85岁这一年,助听器给了何建英“怕”,也给了她选择,她依然可以大步流星地活着,但当她想要听清的时候,便可以听清。何建英说,戴上助听器电视声音就不需要调大,也就不会吵到别人。


戴上助听器的何建英是从容的,银灰色的小巧机体,和她逝去的亲人、筚路蓝缕的一生,都被杂糅进“当下”,与老去的她层叠一体。


在当地的助老志愿者潘华雄看来,这就是他们捐配助听器的意义所在,“总有老人出于面子和生活习惯,不会长时间佩戴助听器,但我们把生活的主动权还给了他们。”


陈巧灵做村医有20年了,现在又兼任村里的助老志愿者,长期浸润在农村医疗的第一线。对于助听器捐配后佩戴率的问题,她报以乐观的态度。


她以高血压为例:“20年前我叫他们来量血压,来都不来。现在不用我叫,都很自觉。”在她看来,给老年人做医疗普及,尤其是农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说很多很多次,他们才会慢慢接受,听障问题也是一样。”


陈巧灵的卫生站随处可见慢病管理的宣传物资‍‍‍



据《敢问天籁·关于老年听力健康的十个问题》等资料统计测算,我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正在逐渐失去听力。


听障老人的处境,将我们正处在其中的时代矛盾暴露在太阳之下。


让老年人身处此类困境的是每个人终将遇到的衰老,而现如今,当人们谈论起老人时,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一昧强调晚景凄凉,要么用“不被年龄定义”的辞藻要求老人坦然。可现实是,真正需要被讨论的,也许是未老者怎样理解老人。


只有跟着老人一起慢下来,静下心听,才能辨认出他们真实的需求。需要想象那个听不清的世界,想象现实的困境中,一个老人,尤其是一个农村老人,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一条由表及里的路。过去三年,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SSV银发科技实验室,从开发听力筛查工具,到自研降噪AI技术提高助听器清晰度,到免费捐配AI助听器,再到开发AI在线远程验配平台,填补专业助听器验配师缺口,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帮助老人们恢复与世界的通路。


助老志愿者可以用手机APP为听障老人进行验配‍‍

今年的国际聋人日(9月24日)刚刚过去,特殊的节点提醒我们,从理所当然的日常中走出来,将目光移向听不清的老人,移向你我的将来。


如何将被社会秩序剔除在外的老人拉回来,如何用资源扶起一些被落下的人,数字鸿沟与代际隔阂纵横交错,与那个听不清的世界共振背后,拷问的东西,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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