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李白，重走中国人的精神山水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所有朝代里，唐朝的诗人最爱漫游。在唐朝的诗人里，李白又是走得最久、最多、最远的。他本人对此有一句精练的总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今年暑期推出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从李白的一生中抓取出几个精彩的片段，又掀起一股“李白热”。我们惊讶地发现，尽管每个中国人都自幼熟知这位诗人的名字，至少背得出一两首他的作品，但他所经历的人生和他所走过的道路，却依然如此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好奇，挑动着我们的共鸣。

片名里夸张的“三万里”，是为了形容李白与他的梦想之间无法逾越的距离。其实粗粗一算，李白一生所走的里程数，说不定真的接近这个数字：李白25岁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直到62岁在宣州去世，一生都没有停下漫游的步伐。据不完全统计，李白一共去过18个省，到过206个县，登过80多座山，游览过60多条江河和20多个湖潭。

《长安三万里》剧照

李白的生活反映了一种唐朝人普遍的生活状态，即“人在旅途”。在唐朝前期，极度富裕、安定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交通条件，为出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而社会上升途径的多样化，既可以走科举之路，也可以从军入幕，决定了唐朝人有充足的出行动力。于是我们看到，不只李白在路上，他的朋友们也都在路上：高适去边塞从军，杜甫迁居蜀地，孟浩然下广陵访友，元丹丘游名山求仙访道。他们的行走轨迹与李白交织，构成一张涵盖了唐朝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息地图。

既然唐朝人人都爱漫游，李白为什么还是尤其特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写过一本关于唐诗和唐人生活的书《诗映大唐春》，书中把李白作为一个单独的“漫游范型”讨论。在他看来，李白有自己独特的漫游气质。

对李白来说，不断地漫游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无奈。尚永亮借用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客寓意识”来解释李白这种无法克制的漫游冲动，“松浦友久所说的客寓意识，是李白因先天出身和后天境遇而形成的一种理念，它分为两个层面：人生如旅、人生如客”。换言之，李白觉得人生是一段旅途，而自己就是其中的过客。

《长安三万里》剧照

贯穿一生的漫游中，李白除了天宝初年和高适、杜甫结伴而游一段时间之外，几乎全部是一人独行，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自由、持续地走在路上。尚永亮认为这种天性造就了李白的诗歌，“李白是一个天生的旅人，他的性格中具有很强的不安分的因子，虽然他也常在客寓之中感觉到孤独和失意，但是时过境迁，他还是会旧态复萌，再次踏上远行的旅途。他不像其他官职在身的诗人，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可以说是随心而游，也可以说是因为总是达不到人生目标而不断地追寻，于是他的漫游才具有那样大起大落的感情抒发。”

李白走过的地方究竟有多少？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高劲松团队用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IS）对李白的行踪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将李白的足迹在唐朝地图上标注出来，会发现他的漫游跨度极大，最东至浙江天台山，最南至九嶷山，最西在四川峨眉山，最北到边塞的幽州。就到访次数来看，李白最爱去的城市前十名，包括金陵（今南京）、当涂、广陵（今扬州）、安陆、任城、浔阳（今九江）、江夏（今武汉）、鲁郡（今济宁）、洛阳和宣城。即使对一个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时空跨度也是不可思议的。

有意思的是，研究团队还在这张地图上叠加了一个“情感图层”。这透露出一个信息：李白走过的地方，都从单纯的地理名词变成了带有情感指向的文化符号。将李白的行踪与他在当地写下的诗作结合，以黑色标注“悲”，用红色标注“喜”，就得到一张李白的“时空情感轨迹”示意图。在这张图上，金陵是一个纯黑的悲情之地，李白在这里看尽繁华，也常常送别友人，于是金陵在他诗中总是凄怆。而当涂是“喜忧参半”的，青年时期李白在这里游山玩水心情舒畅，而晚年的他穷困潦倒，抱病乘舟投奔当涂县令李阳冰，自然悲从中来。

敬亭山，李白晚年在这里写尽孤独（黄宇 摄）

用主观的目光去观看山水，并不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中国文学史里有一个说法，“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句话出自《文心雕龙》，说的是晋宋之间诗作所呈现的新现象。老庄所谓的自然，“不仅不假人力或人的德性，而且不容人来干扰破坏”，蕴含着对人之主体性的解构。而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强调人的主体性，于是自然的山水就成了被人的情感和意念改造过的山水。

中国人的山水美感，是在先秦两汉的玄学观念褪去，儒家自然观占据主流后发生的，进而在唐宋发展成熟。哲学观念上的转变，是如何投射到古人观看山水的姿态、角度和心境，进而在诗文中表现出来的？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泰然专门著书讨论过中国古人的视觉意识，他认为，先秦到汉代，中国人对自然的观照更多是一种虚灵的、气化流行的、精神性的神游，“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要么作为原型而被列举，或者仅仅以抽象物的形式被描写和提及。所以汉赋虽然也写天地山川，却是铺排式的华丽，没有具体的目光落在一草一木之上”；到魏晋时期，新的感知范式逐渐取代旧的范式，“似乎在人尚未完全准备好去面对这种自然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时候，自然就以一种‘应接不暇’的方式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四川蜀道，因为李白的《蜀道难》被定格成中国人心里最难走的路（视觉中国供图）

于是魏晋的诗句里有了更多“看”的词汇，从王羲之、陶渊明到谢灵运，看的方式和行为逐渐从之前泛泛的“极目”转换为“微观”的“即目”，进而有了动态的“看”，比如游观、游目、流观、流目，抑或是周览、游览等词，“表明的不仅是一种视角本身的流动和变化，而且是一种在行走过程中的观照方式”。

在唐代，中国人活动范围扩大，山水美感继续进化。刘泰然形容唐代是“文学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因为唐代人不仅是在政治意义上，也在文学意义上不断拓展地理版图，“一个地方不仅以军事和政治的方式被纳入既有的版图，而且这个地方只有通过文学的表征，经过文人们的题咏与书写，才能在情感的、想象的维度去除其陌生感和神秘性，增加其可感性，将其纳入到象征秩序中来”。

而李白对山水的观看和书写，和魏晋诗人有承接关系，和其他唐代诗人有一些共性，又有自己的特点。比起魏晋诗人拘泥于物色触发的孤立场景，初盛唐时期的文人总是在一个更宏阔的时空格局中去观照和理解眼前的景物。“他们不太注重细节，不太拘泥于物象，关注的是整体性的风景。这种风景意识在李白那里就表述为‘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要在一个更大的宇宙时空中去把握眼前风景，总是要超出时空的边界，所谓‘篇终接混茫’，从而产生一种苍茫的感受，散发着一种宇宙人生的辽阔意境。”刘泰然说。

《妖猫传》剧照

而与王维或者柳宗元这样“喜静”的诗人相比，李白眼中的山水不是那种参禅式的心境映照，而是既有客观的自然生气勃勃，又有自身情感的代入。所以在他的诗里，山水仿佛可以结交亲近的朋友：或者在一种镜像化的关系中成为朋友知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或者可以和人对话，“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或者像朋友一样对人有不舍之情，“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当我们走在李白的诗路上，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李白的漫游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由许多同时代的诗人共同构成的文化现象。他的奔赴是为了结交干谒，他的唱和是赠予友人，他的慨叹是因为路遇不平，他的停留驻足也是因为对人的留恋。李白的路，也是整个唐代诗人共同走过的路。

在唐诗研究学界有一个课题叫“唐诗之路”，似乎能概括我们的这种感觉。为何单提唐诗的路，不说宋词、汉赋有路？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可先为我解答了这个问题：“王国维有句话，‘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就是那种尤为突出的‘一代之文学’，它的成就超出了前朝后代。反观其他朝代的文学，汉赋重咏物，宋词重抒情，都不及唐诗那样开放舒展。所以尽管宋词、汉赋中也能找到路的线索，但唐诗里的空间概念，形成了系统和规模，四通八达。”

自 25 岁出三峡直到去世，李白一生没有停下漫游的步伐（缓山 摄）

唐朝诗人走过的路，既是客观存在的路，反映着唐朝的交通状况、政治和经济结构变更；也是一条抽象的路，不同的人走过、写过同一条路，它就成了一条有既定人文内涵的精神之路。胡可先提醒我：“当我们去看任何一条唐诗之路的时候，都应该最看重路线之上的诗歌和诗人。正是因为有了人的存在，才有了诗歌，有了诗歌，客观存在的自然山水才成为人文的山水，由单纯的地理名词蜕变为文学地标和精神坐标。”

胡可先研究的“唐诗之路”里面，长安是千万诗人魂牵梦萦的舞台，浙东、浙西是诗人宦游的热门路线，天台山是儒释道三教交融的圣地，它们直到明清还在被后人书写。唐诗的路，广义上也覆盖了宋词的路乃至后代大多数文人的路。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们某种程度依旧在沿着唐人的足迹，照着唐人的感知去理解眼前的山河。

李白等唐代诗人走过的路，一直延伸到今天（黄宇 摄）

这一期，我们带着脑海中李白的诗句，重走李白走过的路：艾江涛去了李白与高适、元丹丘漫游过的河南；张星云去了李白出生地江油，寻访他年少时的成长轨迹；我在李白娶妻生子的安陆周边踏访；陈璐去了李白终老的宣城。在自然伟力和人类改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不大可能重见李白眼中的风景。但有一种感觉弥漫在我们的旅途之中，那就是李白塑造了中国人心里的精神山水坐标系。在李白之后，我们所见的山河，总会染上他的色彩。

客观存在的地理，如何变成中国人心里的情感意象和精神符号？李白与唐诗，如何构建了中国人脑海中的精神地理坐标系？这或许才是我们探访李白地理，真正想要回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胡可先《唐诗之路与文学空间研究》，尚永亮《诗映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刘泰然《中国古代视觉意识》，高劲松等《数字人文视域下诗人的时空情感轨迹研究——以李白为例》， 严耀中《试释“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以阐述儒学影响为主线》，宇文所安《诗的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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