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雄心

王笛走过来的时候，左眼睁得比右眼更开一些，抿着嘴，嘴唇很薄，但总使人感觉在憋着笑。他个子高，又迈大步走路，感觉右腿有点跛，后来得知是他膝盖磨损的原因。他在澳门大学的办公室紧挨着一处室外走廊，米色砖墙黑坡顶的教学楼，侧旁有条河，河堤覆草皮，远处能看见路凼南角的炮台山。目力所及几乎尽是绿色。楼下传来园丁给草皮浇水的清脆声音。

他把我领进办公室，转头去烧水泡茶。办公室宽敞，家具简朴，两张桌子背靠窗拼成转角，余下三面墙都摆满书架。等水开的功夫，我掏出相机给他拍了两张照。一张在书桌前，背后墙上贴着他最著名那两本书的海报：《茶馆》和《袍哥》，《袍哥》有中英文两张；另一张在书架前，他抱起胳膊微笑，和头顶那张封面新闻2019“年度十大作家“的奖牌上一模一样。

一个观察历史的人同时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王笛，1987年川大最年轻的副教授，1991年的美国大龄留学生，1998年美国中部红州一座传统名校历史系里唯一一个中国人，2015年，回到中国澳门，目前在着手出版一部关于民国初年的中美关系的书。最初接触时，中美对彼此完全没有了解，而传教士是重要中介，王笛的研究试图利用美国媒体和民间对中国的记录，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他者的眼光——来观察民国时期的中国。

澳门正是研究这一课题的好地方，这里与中西的剧烈碰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代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伦敦会的罗伯特·马礼逊，就落脚在澳门。以传教的标准，马礼逊并不成功——二十余名新教传教士在三十多年里只积累了不到一百名信徒——但他翻译了大批书籍，又编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最终葬在澳门。

——新书《碌碌有为》里写到了马礼逊学校，离这些澳门的文化遗产很近，会帮助到你的研究吗？

——朋友来会带他们去马礼逊的墓看，但不需要去政府再跑档案馆了，文献已经非常多了……澳门有很多中西之间的桥梁，比如马礼逊、郑观应，清政府跟美国的《望厦条约》也是在澳门签订的。……中国人了解美国比美国人了解中国多得多，但两边印象的主流都是误解，我在美国教书的那些年，我竭力让美国人懂得中国，现在我又想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美国……

——所以你虽然是做微观历史的，强调目光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自己却在思考这些宏大的问题。

——研究微观历史视野必须要打开。

——那你在美国的时候会跟同事讨论当地的政治吗？

——虽然我们是同事，但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我是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很少谈论local politics, 德州的事情，从来不说，奥巴马也很少讨论，如果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我会去跟他们聊。本地的电视广播也不听，都是听NPR（National Public Radio），因为里面谈中国特别多。我从来也没有融入到本地人的圈子里去。

——我还以为美国人会把国际政治当成自家的事。

——美国人觉得他们是世界的中心……大多数美国人就只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什么政治兴趣，并不像中国人盯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举一动。

——确实，不管是在从左翼的角度还是右翼的角度看，但都非常关心。

——是的，所以我在德州任教十七年，给美国人讲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用中国人的视角和立场，也许在学术上不一定公平。刚到德州的时候，我还有一些日本学生。

——后来就渐渐没有了？

——我想他们肯定觉得很尴尬的。上课我们讨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作为一个日本学生，肯定会觉得难堪。但我要提供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它和美国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史一定是不同的。

——那你来到澳门之后会和本地的社区来往吗？

——很少……本来应该去……但我确实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

王笛从书架上拿下来一本1981年第四期的《社会科学》双月刊。书页已经变成浅褐色，周围有潮气侵蚀产生的环状污渍，纸页中有深褐色斑点。目录的首页里包含三个纪念性专题：“纪念建党六十周年”，“鲁迅诞辰百年纪念”，“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二页的专题是“上海经济”。刊物第一篇文章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发展》。王笛的作品在第三个专题的首篇，字号加粗，标题是《论辛亥革命反帝斗争的特点》，标题前用红笔画了一个圈，下方有红笔划线。这是他大学本科三年级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您这些年还回头看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

那篇本科论文开头是“辛亥革命，没有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有的史书甚至说：这‘实质上是讨好帝国主义’。”余下的内容是反驳上述观点。

1990年，王笛获得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青年学者项目资助，前往密西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出国审批耗费了近一年当时一起在那里的还有马敏和李伯重，他们轮番在家中聚餐。王笛做火锅最拿手，自己炒火锅料。

在马敏家里，他做一手招牌红萝卜烧鸡，三人聊天。马李二人已经在美国呆了一年多，劝王笛未来回国发展。王笛说，既然出来办手续都花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么还是趁这个机会攻读博士。

按照当时政策的规定，王笛从川大辞职，退掉分配的房子，下了户口，开具证明：“已经和原单位了清一切关系”。做完后他开始害怕，他的英文很差，只能阅读，几乎没有听说写的能力，他不确定自己能拿到博士学位。教职就更遥远。往后多年，有朋友没有拿到学位，也有人拿到了学位，没有出版著作，只能离开学术界。

学术界正在动荡。王笛读书时，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城市的理解主要由马克斯·韦伯所左右。韦伯认为中国受官僚严密控制、缺乏自治的社会，而王笛的导师罗威廉改写这一图景。

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描绘了一个由复杂的街坊组织、善堂、保甲、行会串联起来的，平衡和稳定的民间社会。人民不是各自孤立、受到钳制的，相反，朝代更替对他们的影响远比想象中小。

王笛带着这幅让他兴奋的新图画，重新开始观察家乡成都。

在美国，王笛每周要读两到四本书，写读书报告。为了获得资助，还要做助教或助研。他留美前英文程度有限，阅读速度不快，几乎不能听说写，但还要准备讨论课，极限的压力下睡不足觉，倒头就着。

在美国，涉及东亚历史的学生都需要修日语，由日本人用日文讲授，听说读写同时进行，已经三十五岁的王笛连五十音图学得都比同学慢。但日语给他的研究也带来不小帮助，在《街头文化》里，当他说明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代表性时，他先引用称“哈佛教授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甚至认为成都‘恐怕是全中国最佳的城市’”，又引用了遅冢丽水所著的《新入蜀记》，说成都有“像京都一样的‘古典风格’。”

王笛在电脑前将书的这一段指给我看，说明成都的大拆大建是何等可惜。

1998年，王笛关于成都街头文化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得到了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的工作。学校坐落在得克萨斯大学城，美国南部平原上十万人小城。他未来的学生们，开着皮卡，戴着牛仔帽、穿着长皮靴走在街上。A&M，是农业与机械的意思，是19世纪就创办的老校，这所大学早就转为研究型大学，但是校名保留下来。和美国东西两岸的学生自由开放不同，这里的学生们从不迟到，上课坐姿端正、不吃东西，路上遇到他，都喊他“Sir”。

王笛见识过美国东西部学生的自由风格：学生在课上可以吃三明治，最令他惊奇的是，上讨论课的时候，“有学生就把脚这么翘到课桌上。”

王笛把双腿抬高，朝我们中间的茶桌上比划了一下，又放下去。

在那里，王笛的生活变得极其简单：讲课、写书、开车来回。他的车里永远开着NPR的新闻，练习英语听力，要不就是这个台播放的古典音乐。

三

水烧好了，王笛冲过茶具，先给我的茶碗倒满，然后再倒自己的。我不懂喝茶的礼仪，等着看他怎么做。王笛拿起茶碗来径直喝了，又开了两包坚果，说：“边吃边聊吧。”

——这是什么茶？

——这个就是红茶，什么牌子……外包装我扔掉了。

——您在这边买茶吗？

——来不及买，来了朋友客人，都拿点茶。但我也会买自己喜欢的。比如我觉得茉莉花那个味道很舒服，但很少有人送花茶。

——因为觉得花茶不高级，拿不出手？

王笛点点头。

2006年，王笛的《街头文化》中文版出版，一时间轰动全国。书登上了当年的畅销榜，被《中华读书报》选为年度图书，书评遍布南北，演讲邀请接踵而至。华中师大校长马敏——在密西根为他做红萝卜烧鸡的马敏——在最权威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书评，称赞这本书有“感觉之新、领域之新、方法之新”。

王笛经常回国介绍新文化史和微观史以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北大、清华、华东师大、复旦、川大连续演讲，介绍庶民文化理论如何导致微观史产生，而庶民文化理论又如何脱胎于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他“竭力鼓吹”要把历史学的焦点从帝王精英转到一般民众。

他也给学术杂志写文章。其中一篇《学术必须交流》批评国内发论文急功近利，写书评只顾和气，受当时的杂志头版转载。之后便是对大拆大建的批评。他介绍黄山市休宁县的“荫余堂”，一座住过八代人的徽派古宅，于1978年闲置，1990年待拆。美国史学家白铃安在考察中注意到它，将其拆解、清理、编号记录，装箱运到美国，在麻州的博物馆中复原。他也讲过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曾写联名信，呼吁不要拆除四百年历史的九眼桥，但桥仍是拆了。八年以后，原位上建起了一模一样的新桥，依旧管它叫九眼桥。

约十年后，王笛给腾讯《大家》栏目写的专稿中说：“中国古建筑遭破坏最严重的并不是战争时期，也不是文革时期，而恰恰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拆大建。”

《街头文化》出版之后，同样描绘成都城市生活的《茶馆》和《袍哥》，写作思路也同步变得清晰。王笛从得克萨斯坐飞机到美国东海岸，再两次转机回到成都，接着几个夏天，在成都市档案馆看档案，甚至到郊区的工厂仓库里，翻阅因为图书馆改建，而被暂存于此的旧报纸。花费五年时间，他写完了英文版的《茶馆》，《美国历史评论》将其看作是对哈贝马斯“咖啡馆是公共领域的具象存在”的一个中国版回应。当然，二者有所不同，茶馆中更多谈的是生活而非政治，茶馆是平民的，咖啡馆的公共空间是精英的。在《茶馆》的基础上，他又写了文学化的《那间街角的茶铺》，并亲自为书绘制了19幅插图，实现了他青年时期的画家梦。

回成都时，他会带回花椒和火锅料，这是得克萨斯大学城的中国超市两种买不到的东西。他会分一点给一位研究美国史的美国同事——他去中国做过富布莱特学者，回来之后就忘不掉花椒的味道。

“美国人管这个叫Sichuan pepper。”王笛说。

在得克萨斯教书的时候，有些年王笛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做紫江讲座教授，他不得不频繁倒几班飞机，花上十几个小时，往返于中美两国。2014年，他在上海，感到右眼视力模糊，到医院查出了视网膜脱落。

手术期间，医生叮嘱他不要用眼，但他刚接到出版社的审稿邀请，不想推脱。他下载了语音软件，用听书替代看书，发现听书比看书更有效率。在做了几十年历史研究后，王笛读一切东西都如读旧报纸老资料，一页纸仅晃一眼，读完只有笼统的印象。听书让他不得不字字读过，声音也不使他心烦——毕竟这几十年里，他就是这样在车里听广播学英语的。他拿出初到美国学英语的热情，了解各种著作，随处皆听，随手做笔记，感觉打开了新门。关于听书的技巧，他写在了他的《历史的微声》一书里。

但年龄仍然有它的威力。王笛感觉身体越来越没法适应时差，往返中美，每次倒时差的时间越来越长。终于在2015年，接受澳门大学的聘请，时隔24年，他回到中国澳门定居。除了社会环境和学术交往，同等吸引他的理由，据他说是：“我在美国呆了十几年，我对于西餐，我真的是不习惯……”

来到澳门，王笛做历史系主任。受学校派遣，他加入了“澳门中华教育会”，还担任着名义上的副秘书长。那是一个有着很长历史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由大中小学教师和退休的教育界官员组成，为教师服务，也提供文化教育。

新濠天地的公关部联系上了他，希望他为赌场管理层做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培训。

赌场的管理层，虽然多是中国人，却不了解内地文化。他们有时会误解客人的心态、消费方式，或犯忌讳，王笛把澳门近代史融入中国整体的近代史给他们讲课。王笛讲座，让新濠天地非常感兴趣，希望他能够定期为他们上课，但是王笛有了新的计划。

那时王笛在历史系刚办了一场高端讲座，邀请过史景迁，最终史景迁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但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主任裴宜理受邀来过他希望把讲座办成一个持续的系列，引入学界大师的观点，但大师们都年事已高，飞商务舱受到学校的财务制度的限制。他希望赌场能拨一些赞助，如果有富余，还可以成立奖学金。历史系写好了计划书交上去，但是没有了下文。后来他才得知，政府对于澳大接受资助有特别规定，进账多少社会资助，就会减少多少政府资助。所以如果得到了赌场的赞助，学校的政府拨款就会相应减少。

四

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葬在澳门贾梅士公园旁。我到澳门采访王笛，也来了这个公园。我到的时候正是一个下午，公园两侧一边是护老院，另一边坡道连着小学。放学的孩子们穿着黄绿色校服，拉着母亲的手，从下象棋的中年男人身旁走过。公园前的铁刀木，每一株都比一人环抱还粗。

我知道马礼逊的名字是在大学新闻史的课上，他和同伴米怜在马六甲办了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报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行业，不仅起到传播信息、突破皇权和军阀封锁的作用，也有启蒙民智、革新风气的使命。我在大学里第一次听到这些倒很激动，往后就只觉得滑稽。与新闻史同年上的课有一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由一位加拿大留学回来的著名学者讲，她说：“我生在浙江农村，农村好得很，《南方周末》的记者整天写什么返乡手记唱衰农村，说农村空心化了，都是‘妓者’，那个‘妓’。”她用手在空气中比划。课上的人都在看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没人（即使是显然持肯定意见的人）理会她。也许她是想引起一场争论，但留下的只有一片寂静。

澳门人记得马礼逊，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留学生先驱”、维新和革命的主力之一容闳就毕业于此。容闳是郑家大院的常客，大院主人郑观应所写的《盛世危言》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人称“医国之灵柩金匮”，不仅启发了维新派和孙中山，据《西行漫记》的记载，甚至曾影响过少年毛泽东。郑观应称其为“商战书籍”，但实则多为政策建议，开篇即攻击“公举”，认为清朝强制性的异地做官，使官员和百姓缺乏联系、难以沟通，“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乍看有助于皇权稳定，实则相反，因为“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郑观应与王笛一样，认为帝王对于历史的影响不仅间接，而且往往不由帝王的意志所控制。

马礼逊墓旁有一座教堂，门扉窄小、装饰简朴，屋内装饰皆为木质。唯有一玻璃画窗，上刻了十字架和圣经图案，圣经图案上写着“太初有道”。屋外的小通告板上写着礼拜活动的时间，还有一张“澳门场所码”。门对面是两张木质长椅，椅下堆满了落叶。

就如同王笛远渡重洋意在让美国听见中国声音，1807年，马礼逊登上纽约三叉戟号商船，就是为了让中国听见新教的声音。一位船坞公司职员问他：“凭你一个人，就能改变中国五千年来对偶像的崇拜吗？”

马礼逊说：“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不愿意搭载马礼逊，他们与清政府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在这个时候搭载一名传教士——或者用清政府的说法，一名邪教徒——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意。马礼逊因此搭乘美国船到了澳门，先去拜访了斯汤顿爵士。斯汤顿是在朝觐乾隆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中唯一一个会说中文的人，乾隆曾赏赐了他腰带上的一个荷包。十年之后，他在东印度公司，列举了所有的困难和阻碍，劝诫马礼逊，赶紧坐船回去。

马礼逊不为所动，但澳葡政府听说有个新教传教士进了天主教教区，立刻把他赶了出去。他寄住在广州十三行，假装自己是个美国人。在《南京条约》之后，中国人非常厌恶英国人，而在教宗克勉十一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孔之后，中国人又非常厌恶传教士。马礼逊完全不懂中文，困在房间里，不敢出门，在东印度公司印刷厂认识的工人收他市价数倍的价格为他买书。他试图吃中餐、用筷子，肠胃无法适应，又想留辫子、穿长袍融入中国，但一个洋人这样做，反而引起了更多怀疑。他孤独、恐惧，在房间里发高烧。

梁发，一位印刷工人，找到了马礼逊。梁发家贫，十一岁才进村塾，刚读完发蒙的书，十五岁时，将衣衫裹进被里，外面卷上草席，来到广州谋生。梁发在十三行先后做造笔和雕版，工作的积蓄，在母丧中几乎用光，没钱娶妻，于是冒险来为马礼逊印刷《新约》。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看书里劝人不做不洁和骗人的事，觉得是本好书，于是信了教。米怜和妻子从英国赶来协助马礼逊，三人在遥远的东方相依为命。由于广州禁令太严，他们决定转去马六甲工作，也带上了梁发。米怜的两个孩子在海上出生，梁发非常喜欢他们，留在了米怜家中。

马礼逊结交了更多印刷工人，学习中文，将一千一百页拉丁文神学手稿译成了中文，又将《三字经》和《大学》译成了英文，带回教会，教会资助他写一本汉英字典。事业刚有好转，英属印度总督突然出兵澳门，试图从与英国开战的法国人手中“保卫”澳门。于是马礼逊以及其他所有英国人被逐出了中国领土。马礼逊对英国政治的幻想彻底破灭，移居东南亚，在路上，遇到了随医生父亲前往澳门的玛丽·莫顿，两人陷入恋情，立刻转头回到澳门，迅速完婚。

肺结核在澳门与广州一带流行，米怜和妻子，以及玛丽·莫顿都先后感染、去世。梁发用积蓄回乡娶妻，途中对于旧婚俗不满，写了书在村中传教，很快被举报，被捕、受刑，交代了马礼逊身边其他几个教徒的情况。衙门到马礼逊家中搜查，中国人信基督教是死罪，马礼逊把他们藏进衣柜，躲过一劫。梁发向县官求情，说自己的小书不过是劝人为善，没有恶意。县官说，他看他的书都是胡说八道，没有意义，但他敢出洋，该打三十大板。之后梁发回到老家休养，试图传教给其父亲，被赶出家门，放弃了亲身传教的想法，转而写书。

马礼逊的友人尽皆去世，在孤寂中完成了他的《华英字典》，书基于《康熙字典》，有整整六卷，近四千六百页，三卷部首汉英字典、两卷音序汉英字典和一卷英汉字典，收录四万余汉字，还有官话与粤语对照。他把字典交给教会和东印度公司后，回到澳门，帮助梁发审定他的传教书《劝世良言》。

梁发想写一本简单易懂的传教书，不像经典文言那么省俭、模糊，也不像市井白话那样粗俗，于是选择了接近小说的语言。他先写了一首定场诗：

“你看如今世上人 都是被罪缠绕身

那个世人不爱利 那个世人不贪淫

那个世人不动气 那个世人不哄人

……

我今劝你早悔改，快信救主救灵魂”

之后是论述，介绍“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此书仅印行了七十五本，并被清政府迅速查禁没收，梁发也从此遭到通缉。十一年后，洪秀全在其表兄家中见到此书，读后认为书中所有“全”字都是在称呼他名字，于是以为天命已至，着手谋反。

在《历史的微声》里，王笛曾经用一个太平天国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的无常：

“石达开在1862年5月14日早上到达大渡河的时候，对面没有清军。但他的小妾生了儿子，为了庆祝，决定当天不渡河，结果当天晚上大雨倾盆，第二天河水暴涨，只好等着雨停水小的时候渡河。等待中，追兵赶到，而清军也已到了对岸。最后他被困在大渡河边一个叫紫打地的地方。就是因为没有在到达的那一天渡过大渡河，就导致了他全军覆没的命运。”

维新运动也如是。王笛在一篇关于托克维尔著作的书评中写到：“清政府在它最衰弱的时候——即太平天国时期——没有倒台，而是在它力图进行改革的时候，因为集权而加速了灭亡。”在变化中，“社会”——也就是民间自发的联系和组织——是维持稳定的核心力量。王笛因而在近几年做了一个通识教育的音频课，希望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内生肌理。他受陈志武邀请所做的音频课讲义集结成书，命名为《碌碌有为》，关于书名的意思，他说：

“不要因为自己没能改变世界而自卑，历史正是由普通人的日常努力推动的。你每天努力工作，好好地过一天，虽然劳碌，但你就是在创造历史。”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是王笛在一门中国社会史通识教育音频课中的讲义整理而成的书，他希望能让更大众化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他从1944年杨树因所描写的石羊场一位普通妇女杜二嫂的家庭入手，从平民视角解读中国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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