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馆演唱会事故背后:演出市场“野蛮生长”埋下的雷
▲ 2022年7月25日,香港,MIRROR首个红馆演唱会的舞台设计“危机四伏”,有网友看见天桥上下摇晃。(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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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过程中,金属疲劳导致钢索断裂,悬挂的巨型电子屏幕坠落,将舞台中央的两名舞蹈演员砸中。“对舞台安全这种事情,演员也属于弱势群体。”
一台演唱会最大成本是明星出场费,舞台成本通常不超过20%。舞台搭建有很强的地域性,各地的小供应商很多都是从工程队、装修队转型而来。
2022年开始,监管部门要求每个演出场馆应该配有安全员,保证每一场演出的安全性。但是安全员证只需要有高空作业证和电工证就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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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市场正在以悲惨的方式,引起外界对镁光灯下这一“隐秘角落”的警醒。2022年7月28日晚,香港男团MIRROR在红馆(香港体育馆)举办演唱会过程中,一块巨型电子屏幕突然坠落,将舞台中央的两名舞蹈演员砸中,造成其中一人严重受伤。
7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初步判定事故原因为悬挂屏幕的两条钢索之一断裂。8月12日,负责调查事故的香港特区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据实验室检验结果,钢索断裂是由金属疲劳引致,但仍要进一步调查包括装置及装工等。
前些年,全国范围内演出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这背后是全国演出市场迅猛发展埋下的安全隐患。在长达十余年的“野蛮生长”过程中,舞台安全标准虽然逐步往专业化、标准化靠近,但第三方检测模式一直不够成熟,与国外有着较大差距。
这让演出市场成为被外界忽视的公共安全盲区。如今虽受疫情影响,行业陷入萧条,但安全事故仍有可能发生。
舞台搭建,一个复杂工程
MIRROR是香港当红的人气男团,原计划在红馆连开12场演唱会,7月28日晚是第4场。演唱会行进至半,歌手和伴舞正尽兴表演,舞台正上方一块巨型LED发生倾斜,屏幕先是一只角垂下去小幅度晃荡,很快便掉落下来。事发突然,舞台中间一名舞蹈演员没来得及躲闪,腰部被死死压住。旁边另外一名演员也受到波及,被压倒在地。
“我猜测,可能是(舞台)结构出了问题,导致螺丝或者钢丝承重不够。”在反复观看了网上流出的事故视频后,张华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了事故的可能原因。张华是香港资深演出制作和统筹人,在演艺行业耕耘十余年,曾参与过不少著名音乐人、歌星的大型演唱会。他说,红馆事故对香港演艺圈震动很大,最近一两周,同事、同行都在讨论、关注着事态进展。
张华分析,其实,现在的演唱会舞台搭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基本上是一些基础性预制模块,根据舞台效果进行拼装。不过,现在舞台效果普遍追求酷炫,往往会增加一些旋转、升降和声光电效果,这样一来,可能会对舞台基本支撑结构造成压力。不过,张华也没有排除人为疏忽这一原因。
在内地头部演出公司任职15年之久的赵强,也关注到了香港的演出事故。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常而言,大型演唱会舞台搭建,主要包括舞台、灯光、音响、视频几个大项,还有一些诸如舞美、特效等等项目在内的小项。主办方包给演出公司后,公司会按照擅长领域,把整体项目拆分,进行分发外包。
虽然有着成熟的固定流程,但是,搭建一个演唱会舞台,是一个需要协同作业、配合的复杂工程。尤其是现在的演唱会,对酷炫效果的追求越来越新颖,需要威亚、升降机、灯光不断设计出新花样,也大大增加了舞台搭建的复杂程度。
往往,在拿到施工图纸后,要先定点位、搭建灯架、安装LED屏、悬挂音响等等,整个过程都需要导演组和施工单位密切沟通,尤其会重点关心机械装置、特效开关的施工情况,但是施工单位分属不同的项目团队,沟通起来十分繁琐。
多年来,演唱会事故时有发生。例如,2015年,张靓颖北京演唱会上,她边唱边跳时从升降设备的洞口摔下,手臂出现大面积淤青;2020年,歌手黄龄在参加某音乐节时,脚下的舞台突然下陷,整个人摔进了舞台内部;2021年,张杰在苏州的演唱会,快结束时不幸从升降台上坠落,造成手部受伤,腰椎横突骨裂。
发生此类事故,往往有很多现场观众目击全过程,社会负面影响较大。“对舞台安全这种事情,演员也属于弱势群体。”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舞台设备检测中心主任王涛感慨地说。
王涛专注于舞台安全检测领域多年,对全国频发的演出安全事故痛心疾首。“香港这起事故,应该是工程方承担主要责任。”王涛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包括香港此次事故在内,很多悲剧大概率是施工不符合舞台搭建标准,并且现场也没有设置安全保险链。“从安全保护角度而言,施工方缺少保护措施。”
2012年2月18日,重庆,观众在等待王菲演唱会开场。此前一日,演唱会观众席发生垮塌造成11位观众受伤。(视觉中国 / 图)
演出井喷与“草台班子”
在张华印象当中,大约在十多年前,他开始频繁跟着香港艺人到内地开演唱会,渐渐对内地的演出市场有了一些了解。“刚开始,设备、舞台都不太行。”张华介绍,类似于张学友、Beyond乐队这种级别的艺人,有着巨大票房号召力,在内地的乐迷很多,巡演场次也多,通常会从香港带着灯光师、舞美师、舞台设计师等几乎整套的幕后团队做支持。
但是一些咖位不够大的小歌星,就带不了那么多人马。甚至,有些小咖艺人只带几个助理出发,剩下的幕后工作,便交给内地的团队负责。但是,这些团队不属于专业的舞台搭建团队。
“就是从建筑工地上直接拉来的人。”张华印象很深刻,2012年左右,他参加了北方一个三线城市的户外演出活动,舞台搭建由当地的团队负责。他看到,舞台的基础结构和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一模一样,主舞台供演员在上边唱歌跳舞的主面板,也是工地上的板材直接拼接而成,走上去凹凸不平、坑坑洼洼。
而且,内地很多商业演出都是在户外举行,不可控因素成倍增加。“刮风下雨,下雪,影响都很大。北方每到10月以后,就很难搞了。”张华说,户外演出对安全保障的挑战,比室内高出很多。
不光末端的舞台搭建承包商比较业余,设备源头厂家也参差不齐。“我们检测的三百多个项目中,有部分厂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执行。”王涛说,演出市场“大跃进”还带动舞台设备市场的迅猛发展,生产厂家蜂拥而入。例如,演唱会升降台造价不一,有些地方为了降低成本而不顾厂家良莠,这很容易引发舞台事故。
不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内演出市场开始井喷,尤其是在相关音乐产业发展政策的推动下,音乐演出获得各地政府的支持,户外演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2016年,中国演出市场发展达到一个小高潮,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演唱会数量增长37%;举办音乐节150场,较2015年增加了75场,数量翻了一倍。
对于国内演出市场的发展轨迹,赵强有着和张华一样的直观感受。“野蛮生长,也就是这最近十来年发展起来的。”赵强说,在2010年之前,只有北京、上海和广州有着较为成熟的大型商业演唱会市场,2010年之后,大型商业演出尤其是户外音乐节,开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但是,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却没能及时跟上。“基本上都是草台班子。”赵强说,因为舞台搭建不是一套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每次演出的规格、效果都不一样,而且还有着很强的地域性特征,所以至今没有发展出全国性的大型供应商。各地的小供应商,很多都是从工程队、装修队转型而来。
而且,演唱会最大成本是明星出场费,舞台成本通常不超过20%。外包出去之后,主办方大多不会在此投入更多精力。赵强说,近十年兴起的地方商演,主办方“关系很硬,查出什么问题来,都能搞掂”。
赵强记忆犹新,前些年在某滨海城市举行的一次大型音乐演出,专门划出一块地方供乐迷露营使用。但是那个地方靠近海域,涨潮时海水浸湿了帐篷里的手机、相机等电子产品。“按说,当地人应该会很熟悉这里的自然规律,愣是没有发现这里边有问题。”
检测环节之忧
“目前,在国内做临时舞台搭建检测,实际上还是靠经验,设备承重达标不达标,各方面是否能顺利完成,并没有一个很专业的设备去检测,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监控。”南方一家省级大剧院的舞台总监刘刚介绍,目前,对于舞台演出安全的检测,问题比较多。
在一线工作多年,刘刚有着丰富的舞台制作和统筹经验。他介绍,笼统来讲,国内舞台演出场馆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的演出场所,例如剧院、文化馆;另外一种是临时演出场所,比如在露天场地或体育馆里临时搭建的演出舞台。
固定的演出场馆,设备相对稳定,而且每年都会进行两次大修,每次有例行检查。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临时搭建的演出场所中。
刘刚解释,若想从源头上解决临时搭建场所的安全问题,就得让场馆方确保方案设计的合理性。按照规定,在舞台安装施工的过程中,场馆方需要安排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公司现场监督,确保过程的安全性与合理性;完成安装后,还需要有专业检测机构来检测是否合格,特别是高空承重、旋转和摆动的设备,检测通过以后才可以使用。“不过据我了解,国内目前还没有特别专业的机构。”
其实,国家早已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障舞台演出安全。王涛介绍说,国家标准《演出安全》、文化行业标准《舞台机械操作和维修导则》都有条款明确要求,大型场馆以及剧院在一年中留出固定时间(大概一周时间)进行维修保养。其中设施定期维护是剧院自己做,而设施维修如在保修期内则是生产方做。
“由于这方面不容易管控,大多属于自发行为,因此剧院方应该落实国家安全规范,做好每年施工管理,而生产厂家也要保证质量。”王涛说。
临时演出场所方面,2018年,国家标准《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安全》颁布,规定了临时搭建演出场所舞台、看台的安全技术要求、管理规范和操作规程。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检测机构不成熟。
2022年开始,监管部门要求每个演出场馆应该配有安全员,保证每一场演出的安全性。但刘刚说,目前舞台行业的安全员证,只需要有高空作业证和电工证就可以获得,“这个要求明显门槛太低,安全员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因为演出设备的安装涉及了力学、智能控制等多方面,甚至包括材料等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需要安全员有良好的知识储备和舞台经验,才能确保演出搭建过程的安全。”刘刚表达了对监管现状的担忧。
除了检测机构不成熟、检测水平不专业,王涛认为,国内的舞台安全检测模式也有改进空间。王涛曾经到欧洲调研,了解到一些国家设立有演出安全风险评估模式,和国内的“全过程监督检验”有着较大不同。
虽然都强调检测的强制性以及第三方身份的公正性,但是欧洲一些国家的第三方检测和保险挂钩。从自身利益出发,保险公司也会对第三方检测进行监督,以确保检测按照规定已被严格执行。
而国内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明确由哪个机构监督这一检测程序落地情况,以至于会演变成为演出单位的自发行为。而且,第三方检测机构需要获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才能获取检验资质,“这类机构一般都是大单位,数量很少”。这也导致国家对于舞台演出安全的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
(文中张华、赵强、刘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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