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不相信回头路

时间来到了1978年春天，61岁的袁庚估计自己也快离休了。他并不打算去当一名教授，而是做好了“到站下车”的准备。

他这一生有过很丰富的经历：打过游击战，建国后做过外交官，曾奉命援越成为胡志明的顾问；当然，他也曾受到冤屈，进过秦城。

如果历史的进程不发生转折，他大概率会以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身份，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可是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

这一年10月，部长找袁庚谈话，希望他能去香港招商局工作，打开那里的局面。招商局当时是交通部下属企业。袁庚没有推辞，被任命为了常务副董事长。

一个老游击队员，怎么就成了董事长呢？

一

于是，袁庚就从北京来到了香港。

到香港一看，他发现这里的地价太贵了。

他原本是想效仿井冈山，先搞一块根据地，以此重振招商局的辉煌。可是，在资本主义的地盘上搞根据地，这题有点超纲了。

不过，他又捕捉到一个奇特的现象。

在尚未开放的条件下，招商局的轮船竟可以从内地直接进出香港码头，不经任何检查，也不要什么手续。

从来没当过商人的袁庚，脑海里萌生了一个商业计划：为何不利用内地沿海往来香港的便利，搞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呢？

袁庚是土生土长的广东宝安县人（宝安，即后来的深圳），对当地的情况十分熟悉。既然香港搞不了根据地，那就到临近的宝安县搞。他看中了宝安县的蛇口公社，认为这个地方最合适。

他就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在蛇口开辟工业区，将国内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与国外的资金、技术、原材料结合起来。

货出得去，钱进得来，局面就打开。

这个报告，得到了交通部和广东省的一致通过，很快就被摆在了李先念同志的案头。

图为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呈递的报告

（来源：招商局集团官网）

这里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决定要将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出口加工区，不正好属于经济建设吗？

当领导正好需要项目的时候，项目来了。你们都懂的，如果领导看完了你的报告后，还愿意听你当面说说，那说明你已经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

1979年1月31日，那是个大年初四，先念同志把袁庚召到了他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袁庚摊开了一张彩色《香港明细全图》，提出希望中央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

先念同志仔细审视了地图，然后用一支铅笔在南头半岛的根部，重重地画下两条线：

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地图上小小的两笔，足足有30平方公里。袁庚没敢接，只要了两平方公里多一点。

图中左上角铅笔即为李先念所画（地图原件藏于招商局历史档案馆）。

这个片段，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了那句歌词：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众所周知，这首歌是歌颂总设计师的。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他并没有亲自动笔画一个圈，这显然是一个艺术的描写。

真正动了笔的老人，是李先念。

而总设计师“具体”做的一件事，是取名字。

就在“蛇口画圈”的三个月后，中央接受了广东省委的建议，正式决定在深圳等四个地方“试办”出口加工区。在正式文件发出前，总设计师就说：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所以，早期的深圳实际有两块试验田，一块是蛇口，一块是深圳。它们之间一度有着微妙的关系，但更多时候要遭逢同样的难题。

二

这个难题怎么形容呢？

歌里虽然唱的是，老人一画圈，春雷就唤醒了长城内外。可现实的情况没那么简单。

被唤醒的只是一部分人，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愿意醒过来。

人虽然没醒，但他们的手还是会伸出来。伸出来干什么呢？一是“卡脖子”，二是“扣帽子”。

先说一个“卡脖子”的案例吧。

蛇口工业区起步时，想自行出资建一个微波通讯站，以便与香港联络。这个项目按规定需要邮电部门审批。结果邮电部门说：自行出资可以，但经营管理权要归我们，电话费也要我们收，而且跟香港不能直拨，必须经过中转。

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嘛！

这件事，被时任国家进出口委的江副主任知道了，他坚定地说：

有些单位大权在手。对这种“封建割据”，要做必要的斗争。

袁庚将此事向中央做了反馈，耀邦同志亲笔批示，表明了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心：

必要时制裁一点人，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也遥遥无期。

有了这个指示，江副主任把几个部门召集在一起，一口气为蛇口解决了四个“卡脖子”问题。

以江副主任当时的级别，还能协调“卡脖子”的问题；可是“扣帽子”的问题，这就不好说了。

这些“帽子”都是什么呢？

比如，蛇口对建筑运泥车实行激励机制，超额完成任务的话每车奖四分钱。就这四分钱的事情，也被有关部门指责为“奖金挂帅”，被定性为一种“倒退”。

就有这么奇怪，你认为是前进的，有人就认为是倒退。

图为蛇口“五通一平”建设时的运泥车。

再比如，深圳有的商家，一度只收外汇券或港币，不愿收人民币。这种个别现象当然不对，但也被夸大成了“土地变色”的罪状。

还有最著名的一顶“帽子”，那是在1982年，一份名叫《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传播开来。这份材料，毫不掩饰地影射特区是“新租界”：

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稀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

可“租界”这顶帽子，谁能戴得起啊？

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有往前跑的力量，就总会有往回走的力量。这也是一个客观规律。

可是，往回走的还时刻不忘教育往前跑的，这就有点过分了。但凡是往前跑的人踩了点坑，往回走人的就总要跳出来说：

我就说你们这条路不行。

三

行与不行尽管要用实践来检验，但千万不要低估舆论的作用。

舆论会造出一种势，这种势即便不会让人噤若寒蝉，也会让人谨小慎微。

在1982年那次“租界风波”里，袁庚为了避其锋芒，曾让人悄悄拆除了蛇口那块著名的标语牌：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那段时间，主管特区的谷牧同志也感到一种“味道”，他形容为“秋风萧瑟的味道”。

可他们明明讲的是春天的故事啊！

每当遇到这种时候，特区就特别需要支持，而且是有分量的人物的支持。在这些有分量的人物里，有一位过去不怎么被人注意到，我过去也没怎么注意到。

他就是王震。

王震将军过去给人的印象，是强硬而严厉的。而实际上，他是特区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1983年3月，正当特区因走私问题被猖狂攻击的时候，王震来到广东撑腰打气，他说：

这些人比那些办洋务的还落后，不开放就没有走私啦？照样有！

王震是军人出身，虽然有种粗野的风格，但一句话就能戳到要害处。

他之所以对开放那么积极，还是因为看到了当时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

就在三中全会召开前，王震访问英国，发现那里的物质极大丰富，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回来之后，他就语出惊人道：

我看英国搞得不错，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它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资历老、威望高，他发话了确实能让一些人闭嘴。

而还有另一个人，资历更老，威望更高。这个人就是叶帅。进入80年代之后，叶帅虽年事已高，很少直接出面了。但在1983年春天，他也听到了特区被“围剿”的风声。

这时，主管特区的谷牧同志来前来看望，叶帅问道：

谷牧，你有料搞定吗？

四

叶帅说的是广东话，他想问的是，顶不顶得住？

说四川话的总设计师，心里也有一个问号：经济特区是不是能够成功？

他说他要来看一看。

1984年1月，小平坐着火车来到了特区。他的这次南巡跟八年后那次有个重大区别。

八年后那次好像心里憋了一肚子话，沿路不停地讲，最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大文章。而这次，他一到深圳便说：

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

这在特区的同志们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失落，盼领导来就是希望他能表态，结果，领导一个字也不讲，这可怎么好？

要说，还是袁庚同志的水平高啊。

据《袁庚传》记载，在小平视察蛇口的前一天，袁庚要求工程部门连夜加班，用五六米长的铁皮和三脚架，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重新立了起来，并且特别强调：

要让首长路过时看到那个标语牌。

这就是想要首长表态的意思。

图为邓小平在听取袁庚汇报。

在视察那天，小平并未主动提起标语，他显然对蛇口的码头更感兴趣。

可是，码头只算经济成绩，标语才是政治定性啊。

还是袁庚，在汇报将要结束的时候，他鼓起勇气，抛出了那个问题：我们提出的这个口号，不知对不对？

在场百余人都清楚这个问题的分量，假如总设计师此刻还是不表态，那就真没办法了。

面对袁庚的问题，向来言简意赅的小平，给出了一个字的回答：

对！

蛇口的同志们简直松了一口气。

三天后，小平又在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这下子，压力就来到深圳这边了。他们既没有像蛇口积极主动提问，也没有像珠海那样提前准备好笔墨纸砚，以至于总设计师竟然没给深圳留下一句评语。

接待工作怎么搞的嘛！

这时，离春节只有两天了，深圳为了挽回局面，只好派一位接待处长去广州请求题词。

那两天，深圳的领导几乎24小时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消息。

除夕那天，接待处长终于拿到了墨迹未干的题词，气喘吁吁地就给深圳打电话：题了，题了，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

他在电话里大声念出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重点还有，题词的落款时间不是当天，而是在深圳视察的那天。也就是说，邓公其实在深圳时心里已经得出结论了：特区是正确的。

谁叫你们当时不准备好笔墨纸砚呢？

对这次南方视察的意义，谷牧同志认为，给那些有关兴办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1984年4月，矗立在蛇口工业区的标语牌。

五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那次在中山登温泉宾馆北面的罗三妹山时，随行人员见前面的路不好走，便建议原路返回。邓公听到后，则说：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多年跟随他的警卫张宝忠同志马上反应过来，在一年前首长接见外宾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现在回味这句话，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任何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都不可能以倒退的方式来解决。

尤其当我每次去到深圳，不管是接触到年纪大的企业家，或是年纪轻的创业者，这种感受就格外强烈。不走回头路，是他们的一种经验，更是一种思维。

我想，当人们经历过充分的实践，就不会再那么急迫地需要求证和自证，尝试就会变为常识，试验田就会变为扎实的地基。

所以，你感觉深圳这个地方，就不相信有“回头路”的存在。

这也是回顾改革开放史的意义。

在写这篇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些报道，说袁庚晚年时，定居于蛇口。他年纪大了，意识偶尔会变得模糊，但常常会对来访者说六个字：

向前走，莫回头。

这句话在他逝世后，被视为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改革者和一个城市的精神写照。

向前走，莫回头。

参考资料：

袁庚传·改革现场，深圳出版社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震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党史博览

见证重大改革决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跟随邓小平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80年代经济特区创办的艰难历程，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