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秦国名将王翦率领秦国军队连下韩、赵两国，到达燕、赵边界。为了保全燕国，燕太子丹决意铤而走险，派人刺杀秦王，试图以一己之力阻止秦国进攻。得知此计划的荆轲自告奋勇，决定为国献身。临行前，太子丹身着一袭白衣亲自到易水河边为荆轲送行，场面十分悲壮。队伍中有荆轲多年的好友、琴师高渐离。高渐离击起了随身携带的“筑”（战国时期乐器）。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和着好友高渐离的乐声，荆轲出发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荆轲此行正如他歌声所唱的那样，一去不复返。秦王嬴政不仅没有死，刺杀行动还激怒了秦王，使其加快了攻灭燕国的脚步。在荆轲刺秦王后不到5年，曾雄踞辽东地区长达800年的燕国，迅即谢幕。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个让燕国上下产生“恐秦症”的秦国，在刺秦王事件发生前的百余年，却还只是一个被其他国家集体嘲笑的蛮夷小国。燕国的先代国君们死都想不到，未来本国的国祚将终结于秦人之手。▲易水河畔，荆轲由此出发，前往秦国。图源/图虫创意
公元前415年，秦灵公去世，秦国再次陷入内乱之中。秦灵公的叔父嬴悼子在宗室内斗中胜出，成了秦国新一任国君，是为秦简公。这年，年仅十岁的秦灵公太子公子连被迫出走魏国，开启其长达29年的流亡生涯。在此之前的春秋时期，秦国曾出现过像秦穆公那样的英主。其任用百里奚、蹇叔等贤臣，在对当时国势强盛的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不仅通过联姻与晋国结成秦晋之好，在列国纷争中击败强晋，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还把长期骚扰他们的西戎部落打得一败涂地，成为历史上“春秋五霸”之一。但事实证明，一位君主的强势并不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强盛。秦国，在东方列国眼中，依旧是他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蛮夷之地”，而崇尚武力的秦人，仍然是那些未得礼乐教化的“野蛮人”。若从根源上讲，受到东方列国鄙视的秦人其实最早与那些嘲笑他们的人，血缘并无不同。关于秦人的起源，《史记》曾记载周孝王原话：“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其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这说明最晚在西周中叶，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秦人”族群已形成，并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不过，遭到东方列国的统一“鄙视”倒也并非没有缘由。公元前771年，北方游牧民族犬戎南下，攻破西周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周幽王被杀。次年，周幽王之子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续周王室正统，是为东周。彼时，周王室衰微，国力大不如前，渐渐对底下的诸侯国失去控制。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但周平王给的这块封地实际上相当于一张“空头支票”。因先前的战乱，秦国的封地正好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因此，要想生存下去，秦人必须融入戎族，想办法壮大自己，赶跑这群霸占土地的“强盗”。在秦襄公往后的数代人勠力同心之下，秦人终于夺回了故土。此后，在西戎部族的包围下，秦人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逐渐养成了“尚武”的个性。而东方列国，虽然这些年也在相互攻伐，却诞生出像老子、孔子等礼教大家，故而相较于偏居西陲、还在为怎么吃饱饭考虑的秦人而言，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文明人”，也才有了对秦人的歧视。对秦人而言，他们也十分清楚东方诸国的鄙夷。但他们更明白，想要消除别人对自己的偏见，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这才有了秦穆公击败强晋和戎人，跻身“春秋五霸”的故事。但秦穆公的称雄称霸却抵不过“盛极而衰”的规律。在秦穆公之后，秦国遭遇厉公、躁公等数代乱政，直到秦献公的出现，才再次走回正轨。公元前385年，从十岁时即被迫流亡魏国的公子连返回故土，继承君位，是为秦献公。此时，曾经与秦国结盟的晋国已被韩、魏、赵三家瓜分，形成了三个独立的诸侯国。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幸存下来的诸侯国纷纷思考如何使自身国势更加强大。在这种情况下，魏国率先开始变法。在魏文侯的全力支持下，李悝大力推行新政，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在经济上主张“善平籴”，即国家在丰收时期以平价购买余粮存储，在灾荒之年将其以平价卖出，稳定粮食价格。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于国的人。同时参考当时各国的法律，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魏国由此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富强起来的国家。而刚回国继位的秦献公，面临的却是积贫积弱、“懵懂无知”的秦国。在这里，人们还实行着数百年传承下来的一项不合理制度——活人殉葬。《墨子·节葬》中曾对这一不合理的制度进行记载：“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在秦穆公死后，秦国还有“子车氏三良”为君殉葬这样的事情发生。
▲秦献公剧照。
为了不让秦国就此沦为列国争斗的“牺牲品”，秦献公开始了铁血式的变革。他力排众议，废除了人殉这项残忍的制度，提倡以陶俑代替活人殉葬；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制，允许百姓经商，派官吏代表自己进行管理。同时编定户籍制度，把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农忙时一起干活，农闲时一起训练。如果有人犯罪了，实行“连坐”，即一人有罪，五家犯法。秦国人人自危，但社会治安越来越好，民众之间变得颇为团结。尽管这些凝聚人心的手段一经实施就收到了不错的成效，但秦国国都泾阳（今陕西泾阳）着实离东方各诸侯国有些距离，且新法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秦人那里推行，阻力重重，为此，秦献公主张将国都迁至栎阳（今陕西西安）：一来可以借此机会，激起秦人奋发图强之志，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二来栎阳位于渭河两岸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上，“北却戎狄，东通三晋”，战略位置更为重要。通过秦献公的大力改革，秦国逐渐由弱转强。恰在此时，一位著名人物的出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秦献公死后，其子嬴渠梁即位，是为秦孝公。初登君位的秦孝公立志要恢复秦穆公的辉煌霸业，改变诸侯讥笑秦国的局面，为此，他亲笔写下《求贤令》，开出最优厚的待遇，不惜裂土封疆，向东方诸国贤德之士发出邀请。商鞅在魏国听说此令，怦然心动，随即启程赶往秦国应召。就这样，秦孝公与这位日后为大秦披肝沥胆的变法名臣，不期而遇了。商鞅，原名公孙鞅，卫国人。史载，商鞅第一次见到秦孝公时即试探性地提出“王道”和“帝道”两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遵照儒家的学说，实施“仁政”，通过深入人心的改革，逐步使秦国强大起来。不过这种乌托邦式的构思，需要数代秦人的共同努力。显然，这并不受急于改变一切的秦孝公青睐。因此，在“王道”和“帝道”之上，商鞅下了一剂“猛药”，提出了“霸道”思想。商鞅提出的“霸道”，后来成为秦国一直推行下去的“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商鞅剧照。
在秦孝公的绝对支持下，商鞅得偿所愿，准备大刀阔斧地实施变法。然而，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一样，要创新，要改变，必然会有因循守旧的反对声音。在商鞅筹备变法的过程中，不支持变法的贵族们纷纷对其展开了猛烈抨击。其中以上大夫甘龙为主要代表。甘龙曾是秦献公变法的核心人物，对秦国贫弱的过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刻地明白，任何变法，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世袭贵族集团的矛盾，那就无法获得成功。商鞅的变法如果未能使秦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则变法弊大于利。但商鞅尖锐地答复了他的意见：“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在商鞅眼中，甘龙所提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时代不同。如果一味遵循旧制，那么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秦国，必将会受到旧制度的束缚而走向灭亡。变法之争结束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率先在国内颁布《垦草令》，拉开变法序幕。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改变国民对农业生产的社会认知；加重贵族集团赋税，限制其豢养门客，要求贵族除嫡长子外，一律实行徭役；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秦国初步拥有了一套相对较完整的综合治理管理体系。这让百姓能够共同朝着一个目标发力，短期之内增强国力。
三年后，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正式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变法革新。商鞅的变法内容很多，但核心部分总结起来就是：奖励耕战，施行严苛的行政管理手段。为了奖励耕战，商鞅除了实行上述所说的《垦草令》外，还在秦国率先实行以军功等级高低划分的二十等爵制度以及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关于二十等爵的实施方法，在1983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吕后时期法律文书《二年律令》有着明确的记载。虽然这部法律是汉初时实施的，但汉沿秦律，依然能够看到商鞅变法的影子。根据出土的汉律记载，在军功爵制度下，每斩获一级（将军人头），即可赏爵一等。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只被允许占有1顷田，1座房屋。而二十等爵制度下的第一等“公士”，则可以获得1.5顷田，1.5间房屋。而第十九级爵位关内侯，则可占田95顷，房屋95间。从数量上看，同在爵位制度之下，军功越高，享受的待遇越好。因此，为了封赏，史书上记载，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除了奋勇杀敌外，还经常为了争夺敌人的首级而自相残杀，甚至出现了拿自己同袍的首级邀功请赏的士兵。在这种以战争结果为基准考核的军功制度下，加上秦人“尚武”的特性，改革后的秦军俨然成了东方六国眼中嗜血的“屠夫”。在富本强国之道上，商鞅的另一项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强制征收户口税，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留一子继承家业外，其他的孩子结婚后都得分家，不分者，加倍征收赋税。通过土地、户籍制度的改革，带动了土地亩产的大幅上涨，秦国的民众人数愈发庞大起来。如果说农业、军事上的制度改革是商鞅变法中的“强国之道”，那么实行严苛的管理办法，则是强国之道的根本保障。新实施的法律中，商鞅主张轻罪重罚、实行连坐，依法治国。这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秦孝公太子以及商鞅本人。史载，商鞅在实施变法过程中，秦孝公太子嬴驷曾触犯新法条例。根据变法要求，太子应处以“黥”刑，即在脸上刻字，是一种羞辱刑。以往《周礼》中曾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记载，也就是说，卿大夫爵位以上的人犯了法，有豁免权。但商鞅觉得，应该先拿太子开刀，才能让民众看到变法的决心。秦孝公对此予以支持。由于太子是未来的秦王，脸上刻字影响面容不说，日后面见六国使者时还容易遭对方嘲笑，所以，最终代替太子受刑的是其两位师傅。在经历近20年的改革之后，秦孝公终于亲眼看到了秦穆公时代的辉煌。商鞅，这个从魏国投奔秦国追逐梦想的士子，也终于抵达了人生巅峰。但随着秦孝公的去世，商鞅“作茧自缚”的日子也到了。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死。曾经遭商鞅处刑的太子嬴驷登基，号秦惠文王。尽管商鞅变法功劳巨大，但其变法严苛、铁血，给了秦国上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再加上商鞅因变法聚集了太多的人气，因此，秦惠文王一即位，便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自知此次难逃一死，决意离开秦国。然而，他自己先前在秦国变法时立下的户籍制度，却成了挡住他逃跑脚步的枷锁。据记载，按照变法要求，百姓外出时，需要携带盖有官方印章的“符篆”（相当于现代身份证），凭符篆入住客栈、旅舍，无者，概不接待。因此，商鞅在逃亡路上，寸步难行，最终被追击的秦军捕获。商鞅虽死，商鞅变法却成了秦国后世六代国君治国的蓝本。秦惠文王凭借商鞅变法带来的巨大利好，于公元前330年，东出函谷关，全力攻魏。经过商鞅变法洗礼过的秦军脱胎换骨，不仅一举夺回过去被魏国霸占的领土，还连下汾阳、曲沃等数座魏国军事重镇，逼迫其割让上郡（今陕西东北部地区）15县给秦。至此，秦国完成了东进中原的第一步。公元前324年，仿效东方六国的做法，秦惠文王自立称王，正式跻身“战国七雄”。自秦惠文王始，秦国正式走向崛起之路，平义渠、破合纵、远交近攻，成了商鞅之后秦国近百年的主题。通过连横秦魏、长平之战、合纵伐楚、东出攻齐，一举将“战国七雄”中的齐、楚、赵、魏四个国力相对较强的诸侯国打趴下。同时，对已传承长达800年、名存实亡的“周王室”进行最后的打击，灭东周。战国格局也从七国均衡的局面转变成“一超（秦国）多强”。尽管秦在战国纷争中，越变越强，但天下依旧处以分崩离析的状态。如何让天下尽早统一，也成了秦人在东进开拓途中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在商鞅变法90多年之后，一位儒家学者荀况来到了秦国。他对当时秦国的政治予以肯定，说：“秦四世有胜，数也，非幸也。”意思是，秦国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靠的不是天命，而是数代人共同努力。不过，秦国的苛政杂税、民风彪悍、不服礼教，却也成了荀子此行秦国的一个遗憾。看到此情此景，他开始思考诸子百家中究竟有哪一家的学说能改变现状，让天下合而为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个人在时代面前犹如一只蝼蚁，但思想有时候却让蝼蚁拥有大象的力量。在秦国目睹一切的荀子决定返回稷下学宫，结合诸子百家以及商鞅变法的精髓，提出“帝术”。所谓“帝术”，即服务于统一天下的帝王之术。在此基础上，荀子对诸子百家皆有所批评，唯独尊崇孔子的思想，认为这是最好的治国思想；并以此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相悖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应重视制度，强调法则。▲荀子画像。
荀子此举在诸子百家中引起极大地震荡，也因此招徕了他毕生最得意的两位弟子——李斯和韩非。在对未来哪国将统一天下的问题上，师徒三人出奇地一致。但面对荀子的“治国需以礼为主，法为辅”的观点，李斯却认为正好相反，应该继承商鞅变法的精神，在秦国以刑去刑，才可令国家统一的步伐，战无不胜。荀子对此大失所望。而他的另一位弟子韩非，却秉承了他的理论，将“法、术、势”集合一身，形成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出身于韩国宗室的韩非，注定了他将与同门师兄弟李斯背道而驰。学有所成的两人在离开荀子之后，李斯到秦国当了官，成为权倾天下的大秦丞相，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助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而韩非回到韩国后，却郁郁不得志，空有满腹才学，无处施展。直到韩国国君将韩非送入秦国为人质，讨好秦王嬴政。嬴政非常赏识韩非的学问，欲游说韩非助其一统天下。然而，饱含爱国情怀的韩非断然拒绝，以“存韩论”驳斥李斯的灭韩而统六国的看法，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韩非死后，秦王嬴政听取李斯的建议，用重金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在利益面前，六国逐渐离心离德，自毁长城。公元前228年，赵国灭亡，赵国公子嘉率领残部逃入代郡（今河北蔚县代王城）；公元前225年，秦军围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长达三个月，魏王出城投降，魏国灭；公元前222年，秦军直捣辽东，燕灭；随即调转枪头，直指代郡，扫除赵国残余势力，代亡；
正如汉代名士贾谊在《过秦论》中描述的那样：“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秦国，在六国的一片质疑声中，吞没了它们。秉承数代高度统一的“国家意志”，秦人开创了中国二千余年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战国]商鞅：《商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丁天立：《先秦法家“法治”主义下的正义话语——以商鞅变法为例》，《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史党社：《秦“徙治栎阳”及年代新辨》，《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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