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很难，南阳很难

之前我们在《河南惨在哪？》里写了黄淮地区在河南省内发展受到制约的一大原因是肩负着繁重的粮食生产任务。我们也答应了，要分析一下粮食产出地保证粮食出产和经济发展的矛盾。

提起产粮地，你会想到哪里？是江南鱼米之乡还是“湖广熟，天下足”？如果把近20年的年粮食产量拿出来看的话，恐怕会大出很多人意料。

1999年到2018年，粮食增产最多的是黑龙江，从3074.6万吨增长到7506.8万吨，翻了一番还多。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北大荒的资本化和机械化改革。

而在历史上看，河南和山东才是传统上的产粮大省，河南从4253.3万吨增长到6648.9万吨，增长也超过了50%。山东从4269万吨增长到了5319.5万吨，增长了1050.5万吨。安徽和河北粮食产量稍逊，但是增长也不少，安徽从2771.2万吨增长到4007.3万吨，河北从2746.29增长到3700.86万吨，分别增长了1236.1万吨和954.6万吨。

反倒是很多人认知中的南方产粮大省，最近二十年粮食产量增长不多，广东、浙江、四川的粮食产量甚至还减少了。

可以说，最近二十年“南粮北移”趋势明显，粮食生产进一步向东北和华北集中，全国产粮三大省是黑龙江、河南和山东，而且其粮食产量还在不断增长。

这些省份粮食增产背后，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不断扩大。

国家统计局尚未有2018年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但是在1999-2017年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最大的省份是黑龙江，从809.9万公顷增长到了1415.4万公顷，扩大了605.5万公顷。河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也很大，从903.2万公顷扩大到了1091.5万公顷，增长了188.2万公顷。山东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809.9万公顷扩大到了845.5万公顷，扩大了35.6万公顷。安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593.4万公顷扩大到了732.1万公顷，扩大了138.6万公顷。河北则从665.8万公顷扩大到了723.6万公顷，增长了57.8万公顷。

而传统上的鱼米之乡、天府之国，湖南、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都在减少。

这些年全国粮食产量的增产，伴随着南方产粮大省的粮食产量增长较慢或减少、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缩小以及北方产粮大省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长的局面。

而在增产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较为明显的几个北方省份里，黑龙江地广人少，工业基础好；山东临海适宜引进外资和发展进出口贸易，自然资源充足而且政治资源也相当好，也适宜发展工业；唯独河南，自然资源不大适合发展工业，深居内陆也限制了工业发展，人口众多，农村人口也很多，产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南的发展。

对于农业制约了河南的发展，河南的南阳和我们之前写过的黄淮地区都是相当典型的例子。

上次我们在2019年写的《河南惨在哪？》里写了黄淮地区在河南省内发展相对不好，就有读者朋友说了：“我们南阳常住人口一千万，都还没高铁呢！”

确实，南阳常住人口一千万，这一个地级市就占了河南人口超过百分之十。可是南阳的发展也并不尽如人意。

南阳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省会郑州，也常年落后于河南人均GDP，和黄淮地区发展情况类似，在2018年低于信阳市。

从城镇化率来看，2018年城镇化率，南阳为46.2%，比周口、商丘、驻马店好些，低于信阳，排名省内倒数第五，远落后于河南省整体51.71%的城镇化率。

为什么南阳和黄淮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呢？

在《河南惨在哪？》里，我们分析过，黄淮地区有着大量耕地，发展工业就比较困难。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南阳身上。

黄淮地区和南阳的耕地面积加起来占了全河南省耕地面积的一半还多，其中南阳耕地占全省耕地的13.0%。

黄淮地区和南阳是河南省耕地较为集中的区域，而它们也是河南省经济发展缓慢的缩影。粮食生产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河南省的经济发展，而省内有条件、有政治资源发展工业的地市发展相对较好。

南阳的城镇化率为46.2%，考虑到其1000万左右的常住人口数，农村人口在540万左右。黄淮地区常住人口里有将近1600万人是农村人口，南阳和黄淮地区常住人口里农村人口加起来就超过2000万人。

然而这些人在自己的家乡找到农业之外的工作并不容易。南阳的第一产业占经济总量14.7%，第二产业占41.4%，第三产业占43.9%，也就比黄淮地区四个地级市要好一点，还是远落后于河南平均水平，更别说和郑州比了。

所以我们在《河南惨在哪？》里提到“既然是常住人口，那么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还是留在当地的，不可能跨市打工，这约1600万人会常年被束缚在土地上”，这个观点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黄淮地区四地市和南阳都不能提供大量非农业岗位，当地人也不傻，怎么会不出市打工呢？加上南阳，这五个地级市有两千多万农村常住人口，不可能全束缚在土地上的。

毕竟常住人口数字统计起来并不精准，可能其中不少人已经出市乃至出省打工了。在去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南阳的年末全市总人口1198.07万人，常住人口1001.36万人，也就是将近200万人出市打工，实际数字大概率要比这个多。然而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此处存疑。

南阳位于中国古代地理上著名的板块交界地带南阳盆地，随处可见大片的平地。在农业社会，这是极好的条件，尤其在东汉年间，南阳可能迎来了其历史上的巅峰期（毕竟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出身于此）。

但是现在，它大量的耕地和粮食生产任务使得它发展工业受到制约。当然，南阳的自然资源比起黄淮地区要优厚一些，但它同样离海比较远，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点是相当大的劣势。

而且按理说放在古代，南阳多少处在交通要道上，连接着襄阳和洛阳。但到如今，河南的中心东移到了郑州，湖北的中心东移到了武汉，京广线在河南境内经过郑州南下过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后就能进入湖北并在湖北境内联通武汉，不用经过南阳，所以南阳除非修专线或托其他线路的福，不然也就像现在这样，直到2019年都没有直通郑州的高铁。

为什么种粮食会越种越穷？除了农业产值根本比不上工业等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政策向工业、城市倾斜，导致农村承受了很多经济压力。

比如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也保证种粮农民的利益，国家会制定最低粮食收购价。但是这一价格有时候是低于市场价格的，甚至在有些时候低于成本价，那就等于产量越大越亏本。

而正如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样，有些省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减少，有些则在扩大，这就意味着产粮任务愈发集中于像河南这样的省份。而近几年粮食不断增产，价格又被平抑（粮价飙升是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此时粮食的主销区（输入粮食的地区）处于主动地位，而主产区（输出粮食的地区）则陷入被动。

一方面，粮食价格相对较低，主产区赚不到多少钱，有的时候为了维护粮价稳定地方政府还可能给粮食生产提供补贴，但这笔补贴随着粮食以相对较低价格流出主产区，等于变相补贴了粮食主销区。

另一方面，粮食主产区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发展经济作物种植或工业都受到了制约，逐渐增长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即可说明这一点。而主销区则可以放手批土地搞工业，或者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等于粮食主产区变相承受了工农业剪刀差。

可以说，最近二十年粮食产量增长，河南这样的产粮大省做出了很大牺牲。

而且河南粮食增产还有其他代价。

众所周知，粮食增产要靠地里的氮磷钾。但是自然界里补充氮磷钾的机制不多，金坷垃也没法吸收两米下的氮磷钾，最终只有地表那一层的营养是可用的。农民只能靠人工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土壤肥力，堆肥什么的周期太长，效率高还得是用化肥。

所以在中国有了大规模生产化肥的能力之后，粮食产量才有了长足进步。很多小清新一提化肥都觉得是有害无益的东西，肯定是吃太饱了。

然而化肥的作用也是有边际效应的。长期施用化肥对增产的边际效应递减，就会出现化肥施用量增长很快，粮食产量增加相对较慢的局面。2000-2017年，河南农用化肥施用量增长了68.0%，粮食产量则仅增产59.1%。

化肥施用边经济效应递减，一方面形成了为了增产，就要施用更多化肥的情况，使得农民种粮成本进一步被推高；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化肥滥用，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土壤板结，多余的化肥流入地表或地下径流，在河流湖泊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滥用化肥会造成土壤污染和水污染。

对于国家来说，由于稳定低价的粮食是必需的公共服务，产粮区的粮食生产任务自然是重要的利益诉求；对于产粮区地方政府来说，产粮区的粮食生产任务则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执行并不坚决，需要自上而下的压力；对于农民，由于成本收益比不划算，产粮区的粮食生产任务执行的积极性不高，而且还会有环境隐患。

三方博弈，真的太难了。

除了产粮和其他农业产品，农村还做出过很多贡献和牺牲。

比如2002年, 农村所创造的增加值占中国GDP总量的46.1%，但是占用的贷款只占全社会贷款总额的10.4%——流入农村帮助农村发展经济的资金本来就少，征收效率却相当高。类似的，还是在2002年，中国全社会教育开支里仅仅23.1%用在农村，全国各级财政卫生事业经费开支里只有15.5%用于农村，而当时中国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大多数。

基层财政甩包袱后，为了维持基层基本运作，加在农民身上的额外税费曾经越来越重，农民的负担也一度加重。

比如“三提五统”中“三提”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五统”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这些就是用于乡村日常运作的费用负担。

现在的人可能对“三提五统”比较陌生，对上世纪末的各种农村税费也并不熟悉。税收好歹有法可依，费用罚款则没轻没重，“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就是说的这一现象。就更不用提计划生育的罚款了，“扒房牵牛”不是只停留在口号上。

所以本世纪初取消农业税和各项农村繁杂税费，无疑是一项善政，城市反哺农村也有其必要性，扶贫的意义也并非只停留在维稳之上。

城里人欠农民的东西太多了。

而上文提到粮食主产区提供的粮食安全保障是一项公共服务，则更有助于大家理解在我们这个大一统国家之下不同地方的利益博弈问题。比如很多河北人觉得北京治理环境建立在河北经济自我限制的基础上，值得一份转移支付，那么负责产粮的河南同样值得一份转移支付。

农村起到的另一大作用是消化多余劳动力，为就业提供缓冲区。

受金融危机影响，东南沿海大片工厂停工的时候，在2009年第一季度末，不再继续外出的返乡农民工中有64.1%在本地从事农业——虽然现在种地饿不死也富不了，但假如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恐怕失业问题就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了。

而对于河南省来说，全力发展郑州也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了。全省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任务重，只能在本身工业基础好、政治资源多的省会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尽量吸纳省内劳动力。起码他们不用离开河南去打工了——2018年河南省际净外出人口增量比2017年减少31万人。其他人口向省外流动的大省打造强省会吸引省内人群到省会发展，也是类似的迫不得已。

而像南阳这样的地方，谁都靠不上，一面要守住耕地红线为全国一盘棋做贡献，一面也要拼命挤基础工业用地并吸引客商前来落户。

几年前引入的青年水氢车看上去是很荒诞，但是，领导不点赞又能怎么办呢？水氢车这种项目被证明是做不成的，顶多投资受损，可要是当地出了影响声誉，名声在外的不好的事情，倒有可能影响更多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