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狗屁工作”，让我今天来上班？

社会

2023-10-07 05:10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国庆和中秋节的连休结束，每一个打工人首先要应对的，是接下来7天的工作。

一个疑问难免从心中升起，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为了所谓的“工作”，付出多少才算是值得的？

跟几年前相比，“好工作”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在外企、互联网大厂工作会被很多人向往、羡慕，而今天，似乎有编制的工作才是更好的。在经济压力增大，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体制内的好处越发明显：工作稳定、福利有保障、社会地位显著等等。

如果说曾经“下海”是社会潮流的话，如今成功考公“上岸”变成了新时代的标志。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思想转变。

不过，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都可以看到，如何定义一个好工作，跟我们如何理解好生活有很大关联。因此，在今天，我们有必要来重新认识工作的意义。

讲述 | 黄剑波

来源 | 《成人及成为人类学家：人类学60讲》

01.

“劳动创造了人”

“我为什么要工作？”大家可能一直会有这样的感叹，工作像是一个不得已的事情，主要是为了赚钱，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当然这里不仅为自己，可能还需要承担其他的社会责任，比如为子女，为配偶或者是老人，要通过工作获得报酬，来满足相应的需要。

因此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当中，工作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必须的手段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做，是因为不得不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大量的负面情绪或者情感。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说，他所做的就是他喜欢的，而且在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借用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最低层次如果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话，那么最高层次就是自我实现。而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的过程就是一种自我实现。

在关于工作的意义，或者说为什么要工作这件事情上，马克思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看法。在马克思对工作的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二重性。他注意到，劳动或者工作本身，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有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甚至不可或缺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

《未生》

关于人何以成为人，卡希尔、笛卡尔等哲学家认为，语言以及抽象的思维能力界定了人，人只有通过抽象而成为理性的人，才会获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承认与存在。

而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个是他在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人的存在不是抽象的，而是在感性劳动中从对象处确证自身。”因此，是劳动创造了人，而人之所以能够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也是因为劳动。

动物没有自己的对象，也没有自己的意识和能动性，动物与自然界无非是完全一致的，它的生老病死只是自然界本身而已，动物的活动只是体现着自然界的自身活动。

而人却能够通过劳动活动去改造对象，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能够将人自身外化在自己的对象中，能够将自身的生命融入到整个自然中。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人之所以能够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的过程。

后来恩格斯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是劳动让人从猿进化而来。猿群只会满足于把自己领地内的食物吃光，而没有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更多的东西，即便自然界已经供给。

所以，一旦所有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转折点在哪呢？劳动改变了这一切，干活、做事情，使人脱离了猿的阶段，在这过程中，需要用工具，需要用语言，需要用思维，进行社会性的交流、组织。因此，劳动过程使得猿变成了人，或者说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智人。

《我的解放日志》

另外一个点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更为相关，感觉上也更为熟悉。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对劳动（labor）和劳动能力（labor power，不是labor force）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劳动能力是指进行工作的能力（capacity to work），而劳动则是指作为工作的物理行动（physical act of working）。

在这里，能力和行动发生了分离。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能力是普遍性的，而劳动本身则是社会性的，由社会关系所规定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创造力。事实上，“工作场景中的劳动能力”（labor power at work）成为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起到了“工作中的资本”（working capital）的作用。工作（work）变成了单纯的工作，工人变成了抽象的劳动力，对工作的控制主要变成了管理特权。

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所代表的人的实践具有界定人的本质的意义，从而与思想、理性等抽象能力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阿伦特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贡献，不过他却没能将劳动和工作进行区分。在讨论“人的境况”时，阿伦特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工作与行动。行动（action）主要是指人们的公共生活，是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和工作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劳动（labour）是一种自然本能，是维持人生命的生物性活动，例如到树上采摘果子果腹，劳动只存在于家庭中，具有私人性；而工作（work）则是带着人的主观目的、计划和创造的生产活动，如按照一张图纸建造房子，这种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工具，以至于造成现今的技术理性。

这个区分很有洞见，能够帮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有所解释，不过，这显然与马克思主要关注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回到马克思，当他说“工作（work）变成了单纯的工作，工人变成了抽象的劳动力”，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本身，由于在一个不平等的、剥削性的社会关系里，或者是我们说的资本主义体系里边，劳动本身被异化了。当我们完成一件工作的时候，这一个工作就不再属于自己，而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市场体系，然后被赋予某种价值，这里面当然就有一个剩余价值的产生。

更为重要的是，不光是劳动本身被异化，人也被异化，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工具而已，也是变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阶层或者剥削阶级的工具。因此，一个最直观的张力就是，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己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批评非常重要，是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的，而且当我们今天大量地在讨论工作的意义，以及对这种无意义的工作的反抗的时候，很多的理论资源仍然来自于马克思。

02.

狗屁工作为什么会存在？

当然在最近二十年，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对于现代性的批判。

比如说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里，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揭示了长久以来束缚着我们的工作伦理：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具体来说，鲍曼指出了工作伦理背后的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两个前提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付出才有收获；以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换句话说，工作本身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这与前面马克思提到的劳动创造人有些相似，但鲍曼又往前推了一步，劳动不只是人类根源性的活动，还是一种道义上的价值体系。

两个内隐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工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工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以及，只有公认有价值的工作才是被工作伦理认同的，具有生产力（也许还有再生产力）才是正当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成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这一系列前提和假定共同组成了现代社会的工作伦理，到这里你也许会更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疲惫，又难以停止地卷入日复一日的工作里。

更进一步，鲍曼想讲的是现代人的工作被包裹在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之中，人处于被卷入到更大的资本主义体系里的状态。

消费主义的目的就是使消费者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而工作伦理，则成为了制造这样一种理想消费者的工具。在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如果一个人无法幸福的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是失败的消费者。

比如失业这件事，在消费社会中，失业者最常抱怨的就是无聊和沮丧，没有足够的钱，而消费社会正是在致力于消除“无聊”。可以回想一下，周末空闲时间你会做什么？剧本杀、露营、飞盘，这些新兴的娱乐方式是不是跟消费有关，它们被制造的目的又是不是为了消除无聊呢？

《我的解放日志》

另一位重要的批评者，是一位更晚近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他有一本广为流传的书，中文翻译成《毫无意义的工作》，它的英文原书名更加的直截了当，叫做Bullshit job，直译为狗屁工作。

与马克思和鲍曼对于工作价值和工作伦理的批判性不同，格雷伯是一个非常真诚或者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问题意识来自于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的预言：到20世纪末，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英美等国家的人们每周将只需工作15小时。

格雷伯想知道，这个预言为何没有在今天实现。后来他发现，自动化技术确实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性的工作（表现为工人和农民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下降），但由此解放出的时间却又浪费在了更多新制造出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之中，也就是他所说的“狗屁工作”。

在格雷伯的研究里，他向社会公众征集他们所经历的“狗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五大类的狗屁工作：随从（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打钩者（box ticker）、分派者（taskmaster），以及难以归类的“复合型狗屁工作”和“次级狗屁工作”，这些工作不是为了充当门面，就是为了收拾烂摊子，又或是为了掩盖不作为，总之都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对社会进步作出实在的贡献。

这些狗屁工作为什么会存在呢？虽然利润最大化意味着要尽可能少招人，尽可能压低薪酬支出，因此不可能出现狗屁工作泛滥的状况。但实际上企业主考虑的不仅是生产效率和盈利，还有对企业内部的组织控制，以及政治特权的行使和分配，狗屁工作正是这一封建制度运行逻辑的产物。所以，现在我们大量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科层制的情况底下自己给自己增加的，或者说制造的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工作。

比如像各种填表，又或是评比、评估，这些都是被制造出来，以及被催生出来的工作要求，使得现在的人越来越忙，忙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虽然看上去是天天忙，可是不知道忙了什么，也不知道意义在哪里。这就是所谓的bullshit job。

《未生》

这些工作本身没有价值，也没有产生任何价值，它的存在就是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说这件事是需要被运转的，人没有被当作人。

简单地说，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格雷伯其实是想揭示出，现代人处在一种状态当中，我们的工作完全脱离了它本来的意义——从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或者实现自己的某种理想、愿望或者意义，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运转，不停地转，越转越快，却是空转。

身处在其中的人则越来越觉得空洞，没有意义，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只能是45度的尴尬人生。

03.
工作的新形态：数字与零工经济

上面这些对于工作的评论，或者说批判，当然是非常精彩的，但是如果说进一步来看，数字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出现，比如送外卖，或者是文化产业的创意工作者，关于这些人群研究近两年出现较多。

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里，我们的工作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劳作发生了变化，不光是工作场景和工作方式的巨大变化，它更是从可见的产品到不可见的概念性的、观念性的一些东西。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教授乌尔苏拉·休斯（Ursula Huws）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劳动》（Labor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在这本书中，休斯讨论了数字技术的普及是如何造就出新的生产形式和经济形态，并影响着身处其中的人。

休斯指出，数字经济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通过网络和云端轻而易举地运行，事实上，当我们便利地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时，所涉及到的劳动还远不只是设备上所展示的品牌制造商，还包括像开采原材料的矿工、组装设备的工厂工人、运输工人、仓库工人、服务人员、软件工程师，等等，这背后都意味着新的劳动形态，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与过往不同，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类学家项飙，在其著作《全球猎身》里也是讨论过类似的问题，项飙把视角放到了从印度辗转到澳大利亚的IT工人的身上，而他们其实还不算是我们现在意味上的“正式员工”，仅仅只是被作为外包员工。项飙在序言中说到“IT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工人，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

《未生》

除了从事电脑技术端的工作者，另一个受影响的群体是文化工作者。休斯认为，这些作家、音乐家、电影制作人面临着新的挑战。不同于过去与公司或出版商签订合约、共享利润的商业模式，如今他们面临着硬件生产公司的挑战。

例如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或是苹果的iPhone手机，对这些公司来说，电子书或影音产品的销售本身不再是目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卖出更多Kindle和iPhone。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意味着文化工作者的议价权被大大降低，只能被重组为数字平台的内容生产者，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知识劳工。

这听起来已经在一些行业里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其实这些还只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小的缩影。

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对此的感知，甚至我们中的不少人也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一份子，这种改变是深远的，它不光是一个经济形态的变化，其实还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恰当的工作、合适的工作，可能是一种什么境况。

04.
工作意义的回应

在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当中，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出来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不是让他们天天无所事事，其实安排了工作。当然，工作可以说比较简单，就是修理和看守伊甸园，这两件事构成了当时的亚当和夏娃的工作职责要求。

按照希伯来传统，工作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天然部分。当然我们再往后看，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他们不得不劳作和汗流满面，才勉强有糊口。工作从原本的与生俱来和美好，变成不得不工作才能勉强吃饱饭，勉强活下去。

这和马克思的理念有诸多相似性，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共产主义时期，那种理想社会里，人是按需分配，但是每个人同时又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劳动和工作。

也就是说，无论是希伯来的宗教传统，还是马克思的社会想象，工作都包含了对自我的意义以及对社会的意义，在批判当代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工作不仅是个人性的事情，也是社会性的安置和安排。

基本上，现代人的哀叹是，我们的工作太无聊了，绝大多数人都不想做，可是不得不做。在一种结构性压力里，有很多事确实是你不得不做的，所以任何简单地帮你找寻工作意义的说法，可能都是过于理想化的，至少是太轻易的一个应许。

但无论是从希伯来的宗教传统或是马克思思想来看，至少存在一种可能性，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每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都能做他想做的事。

《未生》

当下，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劳苦，是不公，是剥削，我们确实需要更多批判性的声音，提出对于社会不公，对于结构性的不正义的改善可能，这也是马克思、鲍曼的作品重新流行的原因。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掉工作对于人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在今天这个充满了狗屁工作的时代，我们努力寻找一些更能够贴近自己想法、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工作场景，然后尽可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这或许可以回应马斯洛所说的一种自我的实现。

最后，我们不妨回到阿伦特对于工作的讨论，将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视作人的一种根本性状态；不妨回到马克思对于劳动的观点，在批判结构性压迫和社会现实的同时，看到劳动对于人本身的意义；甚至不妨回到一些更为古老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寻找资源，在当代世界中继续寻求一种可欲的生活，阿伦特所说的“积极生活”（viva activa）。

这是一个看似心灵鸡汤的说法，但这也是我们在当代，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面临的现实状态。在众多的无奈中，发现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种生活和生存的方式，带着某一种期待。

至少，往前走，生活还会继续。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节目《成人及成为人类学家：人类学60讲》第25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欢迎移步看理想App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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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撰稿：王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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