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年顺：民营企业的出现，帮助整个国有工业体系完成了转型
9月21日，在经济观察报举办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第一期“民营经济创新角色与使命沙龙”中，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郭年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个成就是在剧烈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时完成了工业体系及其背后集体性工业能力的传承和升级。这个继承和发展由民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共同完成。很多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把国有部门的技术知识传承下来，利用已有的市场需求和技术机会，逐渐打磨产品，参与竞争，并做到了现在这种规模。
他以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为例，当时江苏和浙江一带有很多民营乡镇企业。这些企业经常会在周六前往汽车站、火车站和码头迎接来自上海各个工厂、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专业人员，邀请他们前往乡下工厂指导工作。这些人也被称为“星期天工程师”。到了周日晚上，这些人又在车站和码头集合，返回上海工厂和科研院所。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工业的发展与民营企业息息相关，恰恰是民营企业的出现，支撑和帮助了原有国有工业体系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形成了基于产业链竞合的共生共演关系。二者无法相互替代。未来，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依然主要是建立在民企和国企的共生共演基础上。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过程中，民营经济已经用它的作用、行为证明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里面的一支，而且是根正苗红的。”郭年顺说。
以下内容根据郭年顺沙龙中讲话整理：
从2015年开始，我走访了许多企业，其中主要关注的是国企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在调研国企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民营企业。
后来我去看江浙和广东一带的民营企业，回顾他们的发展历史，发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当年，在中国人均资本水平和劳动力成本很低时，大量新创民营企业却以“违反比较优势”的方式快速在几乎所有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活动中成功创业，包括能源设备、石油化工、自动化控制、通信设备等，甚至战胜了大得多的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我认为，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非常核心的部分，只有解释了民营企业这种很反常的创业和成长现象，才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
这里面涉及两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从哪里来？市场机会和需求从哪里来？我们可以提出很多要素来解释，市场放开了，政策放开了，然后市场有价格的牵引作用，政府政策更加宽容，有资金的来源等等。
至少从我的研究来看，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上面已有的解释没能清楚解释“他们的能力从哪里来、机会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具体看这些企业的创业和成长过程，能力和机会已经存在于民营企业创业时所嵌入的外部环境里面。这种外部环境可以定义为现在的工业体系。所以，我们认为分析民营企业崛起的逻辑起点，不在于改革开放之后，而在于改革开放之前。因为这个工业体系是之前建立的，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工厂、国有科研院所是50年代时开始建立。尽管我们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确不存在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家，同时还饱受低效和短缺困扰，但各个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却并未完全停止，最终中国用计划手段和国家力量，我称为 “国家创业”行动，造就了围绕制造不同类型工业产品发展起来的工业企业、研究机构、人才资源、供销网络和基础设施，形成了一个完整工业体系。用学术术语说，工业体系本质上是国家集体创造和培育的“工业公地”。
尽管这个工业技术跟当时的国外相比非常落后。但这使得民营企业出现时，它能够进入除了在食品、服装等一些劳动密集型领域之外，还能进入钢铁、石化、汽车零部件、甚至装备等领域。
这些能力很多都来自原有的国有企业。很遗憾，很多国有企业倒闭了，尤其是很多技术类很强的大型国有企业，但幸运的是，民营企业承袭了部分技术，比如江苏、浙江，对上海、北京和东北技术知识的利用是非常多。以前有报道，说江苏和浙江一带有非常多的民营乡镇企业家，到了周末的时候，他们就去车站接来自上海的这些工程师，接到乡下，去他们厂里面指导工作，叫“星期天工程师”。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隐形的技术和机会流动过程。无论民营创业者面对的起步条件（包括技术水平和政策环境）有多么不利，一旦他们所选择的创业活动对技术、市场和资金等有较高要求时，他们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与工业体系中已经存在的国有企业、科研单位或大学机构建立深度联系。即使是没有技术基础的农民企业家，也有机会超越正式制度、官方政策和本地资源禀赋所限定的“正常”工业活动范围，进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的工业部门。这本质上是工业技术、知识、设备、人才、资金和市场信息，以十分隐蔽甚至极为廉价的形式，在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之间进行的大面积转移和扩散。这是我发现的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也是在其他同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的。
具体来说我发现，中国民营企业有四类来源，第一类是处于城市商业体系边缘的乡镇企业，比如刚才说的江浙一带，就有很多这样的企业。第二类是民营科技企业，这些企业脱胎于科研机构，从典型的国有部门孵化而来，是为响应当年科技服务经济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产物。
再来说第三类下海型企业，这类企业更加重要和特殊。1992年“南方谈话”前后，出现了很多下海民营企业。我发现，大量成功下海的创业者都在国有部门中接受过工作训练或高等教育，并在原单位已经有一定的工作成果，甚至很多人本身是成长于计划经济时期并经历过80年代市场竞争洗礼的企业高管和技术专家，包括厂长、总工程师、销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研发工程师等。他们自己有技术、有信息、有渠道。下海之后，他们发挥出了企业家精神，携带着来自国有部门的大量的最新技术和产品出去创业，这部分人的起点就比乡镇企业高得多。
最后一类是改制型企业，其实改制型的企业是一样的，比如整个技术部门、整个企业独立出来，或者被民营企业收购。
所以，民营企业快速崛起过程中，很早就进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正因为它很早进入到这些领域，所以它在中国经济层面影响力才非常大。
从数据上看，上世纪90年代末，乡镇企业已经占中国经济GDP近50%。仅仅做鞋、做袜做不了这么大，它还占据着很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领域，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领域，产业链非常庞大，投资规模和创新潜力更加强大。
恰恰是因为民营企业有机会进入到这些行业，所以它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民营企业的作用？不能简单说，国家出台了一个好政策，放开了民营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等外部条件的结合能带来一定时期内企业家和新创企业地涌现，但不是必然导致民营企业独特创业活动类型、技术起点和成长路径的原因。因此，只有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置于与工业体系的多样化和动态互动关系框架中，才能够解释它们在创业起点、内容和路径方面的独特性。我觉得，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在充分利用工业体系已有技术能力和市场需求完成发展的同时，还帮助了整个国有工业体系的转型和改造。
个人认为，理解中国民营经济，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有两种视角。一种是制度视角，一种是能力视角。中国现在学术界更多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比如放开市场、放开制度，搞对价格，发挥企业家精神，都非常重要，但非常不全面。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能力继承”和“制度变迁”双重活动。主流学术界聚焦于制度变迁，试图解释中国平稳完成剧烈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及效果，却忽略了同样重要但更隐蔽的能力继承问题。在多个国家都在进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最大难点和成就是在剧烈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时完成的。
工业体系及其背后集体性工业能力的传承和升级。而民营企业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中的成功创业和成长，本质上就是成功实现能力继承和升级的过程及结果。
民营企业家和企业个体的力量有限，企业家背后是一个结构，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叫个体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个体有能动性，但个体也受制于外界结构，这个结构叫做工业体系。工业体系其实是一个能力和机会的载体，市场需求、能力和人才都在里面，当企业家需要进入某个行业时，它可以利用各种正式、非正式的渠道去寻找创业创新需要的要素，所以它能够那么快速地进入到这些工业和资本部门，也造就了现在的经济规模。
民营企业的地位、作用和创新不需要很多的理论讨论，因为民营经济从国有部门孵化出来的过程中，已经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和历史作用，它帮助中国的国有工业体系进行了转型和改造。如果在当时没有不同类型民营企业地出现，我觉得中国的工业转型，极有可能也会跟苏联一样。苏联为什么它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好多了，为什么它市场化转型后，它的国家至少没有中国发展那么好，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工业）能力衰退了。
中国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个成就是工业能力和市场的继承与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主要由民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共同完成。很多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把国有部门的技术知识传承下来，利用已有的市场需求技术机会，把这个产品慢慢做成功，做到现在这种规模。
最后总结，我个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通过它的作用和行动证明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里面的一支，而且是根正苗红。因为它的技术，它的很多人才，它的很多产品都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都是来自于前30年的积累和升级。民营企业一直以来都是“自家人”。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和国有企业形成了基于产业链竞合的共生共演关系，共同做大了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提升了整体的工业技术水平，二者无法相互替代。所以，政策设计和学术研究都应该摒弃所有制对立和歧视思维。民营企业的性质、地位和未来发展方向，不应该由某种理论或意识形态判断决定，而应该由中国工业体系演进过程的历史事实和内生需求所定义。未来，如何保护、延续和强化民企和国企的共生共演关系，是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大政策和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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