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玩家：以色列的经济系统与受限的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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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纳什获奖前后十几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前主席，在经济学诸多领域均有巨大贡献，尤以博弈论、有限理性研究最为出色，是当代博弈论“四君子”之一。其《博弈论教程》（1994，与马丁·奥斯本合著）已成为博弈论的经典教材。

小时候，每天下午我都会出来散步。我从家里出发，穿过安息日广场（ Shabbat Square），一直走到施特劳斯大街（Strauss Street）最高处的工人图书馆（ Workers’ Library）。走到半坡有一个报摊，所有的日报都用衣夹固定在完全打开的金属百叶窗上。我是一个好奇的小孩，我会停下来阅读报纸，在页面的不同角落底下偷看，看够了我才继续上路。我最喜欢的两份报纸通常挂在左下角。“超级正统犹太人的代言人” ——《广播员报》（ Hamodia）会对那些残忍殴打安息日广场上的游行示威者的警察进行抨击。《人民之声》（ Kol Ha’am）怀着一颗爱国心报道边境事件，发表宣言 ：“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我喜欢上这两份报纸可能是由于它们那特别的粗体，或者是由于两份都很薄（内容少），又或是因为它们会为我母亲崇拜的那些死去的英雄发声——其中就包括她那个会在斯洛尼姆人的哈西德派犹太学校（ Slonimer Hasidic Yeshiva）学到深夜的兄长，还有那个二战前在华沙做地下共产党员的姐夫。

我们这些出生在以色列这个年轻国家的小孩，是在两种文化的阴影下长大的。一种是犹太教文化—这种文化其实我们也并不是真的了解。但我们还是能从家里、街上，在准备成人礼的时候学到一些，而且有些也已经渗透到以色列的世俗文化中。第二种是社会主义——这种我们就知道得更少了。我们总会在布告栏上看到它的口号，在青年运动中听到它的口号，而这些口号有一些在以色列建国以后还保留在锡安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观里面。犹太教和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绝对的真理，其教义或伟大学说能给一切问题提供答案，迷人而又令人生畏。我们生活的社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新型的以色列”，年轻又公正，一个和过去对立的社会。但最后，我理解“团结”的要义，不是来自五一节游行，而是在赎罪日战争的前夜。

在 Shalom Shachna Meisel 犹太会堂，小孩会像嘲笑一个对祈祷书不熟的小孩一样嘲笑我。而当我向工人联盟图书馆的管理员借马克思的《资本论》时，她也会窃笑。我在犹太教和社会主义这两座大山之间游荡，却从未爬上其中任何一座。我在山脚驻足，好奇地注视它们。

就在那个时期，施特劳斯大街报刊亭百叶窗上的大多数报纸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追求轰动效应和商业的小报。物质主义文化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显露出侵略、放纵、不满足以及民粹主义，并且得到穿着经济理论外衣的科学方法的支持。而我，发现我自己就是支持这种文化存在的基础设施的一分子。

……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 Rikuz，《大富翁》（ Monopoly）的锡安主义者版本。在这个游戏中，你可以建设红色的房子和蓝色的旅馆，购买偏远的社区，控制所有水电公司的资本。你可以在这个国家旅行，甚至可以到希伯伦（ Hebron）和伯利恒（ Bethlehem），在那个时候这两个地方远远超出了边界。我很喜欢在暑假期间玩这个游戏，就在我房间那很酷的绿色地板上。

有许许多多的游戏，可以让小孩学习，锻炼他们的想象力和“做梦”的能力。我们是怎么选择玩哪个游戏的呢？我们知道，象棋是给深入思考的人的，拼字游戏是给流利舌头的人的，而篮球是给那些个子高的人玩的。每个人喜欢的游戏不同。我们会通过平衡我们之间互相冲突的欲望来决定玩哪种游戏，因为我们还想继续做朋友。

我在经济政策选择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方式，和我小时候在游戏选择上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

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游戏，能够让人们去消费、生产、对社会做贡献、成长和成功。有的经济游戏对工人有利，有的对富人有利 ；有的对老人有利，有的对年轻人有利 ；有些很复杂，只适合最聪明的大脑，而有些却很简单，所有人都可以玩。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经济游戏的规则必须是公平的，但对于什么是公平却没有达成一致。是应该按努力的成果来分配，还是应该按照努力程度本身来分配呢？经济游戏需要给那些有更多需要的人更多吗？某个人的父母在上一轮的游戏赢了一大笔钱，而这个人利用这个优势参加这一轮的游戏。这样做是对的吗？

为了定义经济游戏，我们需要对下面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谁是玩家？我们如何处理多余的玩家？有哪些行动是被允许的？如果其中有几个玩家占据优势地位，应该做些什么？有什么可以拥有和交易？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一些玩家只有有限的能力参与游戏的可能性？当玩家选择完全退出游戏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方案呢？

一个社会必须决定它要参加哪个经济游戏。有些人说他们喜欢自然经济游戏，表面上这个游戏是自由且无任何规则的，而实际上却有非常严酷的规则—丛林规则。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经济学对于玩哪个游戏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什么话可说。我反对使用“正确的经济博弈”这个术语。政治系统——通过公共讨论和平衡公民之间互相冲突的欲望——必须决定如何制订和执行经济游戏的规则。

要定义一个游戏，得先明确说明谁是玩家，不管是棋盘游戏还是经济游戏。几乎所有公共经济决策都是在国家层面上被做出的。因此，对经济游戏中一群玩家的定义，几乎就等同于在一个国家中取得公民资格的人的定义。国籍法（Citizenship laws）定义了经济游戏规则的管辖权，同时，它也定义了那些在制定游戏规则时其福利被考虑进去的人。是的，一个不仅考虑其公民的利益，而且其行为又跟普遍正义的原则相一致的社会，是可以想象的。但对于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即便我们关心全人类，我们还是对与我们的同胞和我们国家的成员订立的盟约，有一种更强的承诺。我们还是会觉得，这个经济游戏的规则，首要的还是应该服务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保护我们免受来自这个社会之外的伤害，甚至可能还要以其他国家为代价来让我们变得更强大。谁有资格加入这个国家呢？谁又会被排除在外？谁会在这个盟约之下出生？谁又永远不会出生？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我们生活的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然，对我们的经济也是。

“谁是玩家？”我们问，然后必须着手处理我们社会接收新成员的规则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处理移民政策。以色列的移民法既包容又排外。一方面，他们不允许非犹太人加入我们这个社会，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接收任何被以色列法定义为犹太人的人。以色列这些年一直在高喊“大迁徙”（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并且推行了一个鼓励移民的政策 ：任何宣称自己跟犹太人有血缘关系的人，包括那些可疑的人，都可以移民以色列。因此，以色列吸收了那些经常上教堂的基督教徒，仅仅是由于这些人的祖父母的姓听起来像是以色列人，还吸收了一群（不知怎的）在传统习俗上跟犹太人很像的群体。他们被引进以色列，并不是基于普遍的人道主义动机，也不是为了建设一个文化独特的社会。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正把整个世界扛在肩上，那么我们会向那些在我们边界寻找入口的难民打开大门，也不会驱逐那些不幸生在毫无希望的地方而到我们这里寻找未来的人。如果我们想要构建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基础的社会，我们本应该根据文化差异而不是种族差异来将我们和其他人隔开。当该说的说该做的做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很惭愧，我们的移民政策的指导原则是种族主义的。为了让我们看起来不像种族主义者，我们只要求移民跟犹太人有脆弱的血缘关系就可以了。最近这些年，这个政策也吸收了一些跟犹太人关系很弱的人，一些对以色列社会只有有限承诺的人，还有一些在经济贡献上微不足道的人。

“谁是玩家？”我们问，然后就着手处理出生率的政策问题了。以色列一直有鼓励生育的道德观。那些有许多孩子的家庭是荣耀的［用希伯来语说就是“子孙众多是有福的”（ blessed with children）］，即便我们都知道这些家庭的资源会很贫乏。出生率政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随着大屠杀（ Holocaust）而产生的补充士兵的本能。然而，这个政策导致了一个悲剧 ：那些使我们不堪重负的新生婴儿，都是来自那些急需其他群体帮助的家庭。而那些被认为要支持这些家庭的小孩的群体，却不愿意这么做，而且我们还没法谴责他们。

“谁是玩家？”我们问，然后我们需要决定临时玩家的身份地位——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有关外国劳工的政策。最近几十年，许多国家，包括以色列，由于国民的贪婪，草率地引进一大批外国劳工。我们对待他们，就好像对待原材料一样。雇用外国劳工改善了中产和上层阶层的状况，后者享受到便宜又听话的劳动力，但这却使那些非熟练工人的境况变差了，特别是在那些雇用了外国劳工的部门。我们不想把这些外国劳工看成我们社会的一部分，而贪婪又会使我们看不见这个事实 ：他们或他们的孩子，迟早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

在以色列，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 ：以色列如果不是世界上人才最顶尖的国家，那至少也是人才最顶尖的国家之一。然而，以色列却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实体。并不是每一个群体都可以声称“最顶尖人才”这个称号属于他们，即使这群人住得离犹太圣地很近。

提供生育激励的政策、针对外国劳工的政策以及移民政策，相对于在特拉维夫建一条地铁、在教育系统增加数千名教师或在也门和塞浦路斯之间搭建一座大陆桥，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以色列社会。鼓励社会中较弱阶层生育和通过反向选择积极推动外来移民，同时，希望人均 GDP 能持续增长，提升学生在学校中的学习成绩，是国民心理压抑的一种表达。人均 GDP，这个经济学家拿来衡量一个社会财富的指标，等于“国内总产出的价值”除以社会总人数，也就是说，除了分子之外，分母也影响着这个商。

对于谁来玩我们国家的经济游戏这个决策，受到了许多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的影响。这个决策其实完全跟来自经济学的洞见无关。在这些议题上，经济学家说的话跟其他人说的话的分量是一样的。

……

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讨论社会和经济议题，其实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像对待芬兰和泰国一样的方式来探讨以色列的问题，毕竟生活在这几个社会中的成员一样都想生存，最多加一点其他方面的考虑而已。但有一个根本问题让以色列变得独特。在以色列土地上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其实跟在一个交通岛上建一个疗养院有着一样的经济逻辑。我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经济”这个词的 ：近些年，我们认真探讨过民众对公共婴儿福利诊所的需求、构筑隔离墙的需求，以及切换到替代能源的需求。是的，在一个交通岛上建疗养院是可行的。你只需要建隔音墙把噪声挡在外面，并且每当有人来探望，就让大马路上的车停下来让他过，（如果这样还不行，）还可以完全把马路给封了。而这样一个在交通岛上的疗养院，如果由自由市场的力量来运作的话，它会被移到山林之中。

如果让市场力量在毫无约束的条件下运行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是非常草率的。看看这个号称人才济济的国家的成员吧。如果我们把从发展中的城镇到特拉维夫市的高楼大厦新贵的人都派到国外去，从曼哈顿到硅谷，你会得到一个更具经济效益的结果，远远超过把这些人都留在以色列。这真不是为了蛊惑民众。以色列每年给每个家庭的平均国防支出，都足够让他们在威斯康星州租一栋很好的房子——四间卧室、两个浴室和一个花园——租一年了。如果算上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投入的成本，你租的房子还能配备一个游泳池。

如果以色列与它的邻国和平相处，并使得这个区域进步和繁荣的话，那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我很怀疑未来有这样一个理想空间存在的可能。由于这个国家存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左和弥赛亚犹太主义的右，它内在地就是分离和疏远的。

任何想在以色列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人，都必须承认对自由经济进行限制的必要性。为了让以色列这个国家持续存在，它的公民——特别是那些最有才能且流动性最强的人——必须找到一个即便生活标准比其他地方低很多也要生活在那里的理由。有些人留在以色列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生活在以色列具有神圣性。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理由可以是语言、独特的文化，或确保大家紧密团结的系统，其中包括对福利国家几大原则的承诺：在卫生、住房、教育、安全和法律等领域上，保证一个基本的一篮子服务。

奉行福利国家的原则跟个人责任的价值并不矛盾。我不准备提到以色列总理在发动战争后个人有义务辞职（虽然执行这样的个人责任对谁都无害），我想说的是个体对他和他的家庭的个人责任。例如，虽然“以色列后方司令部”必须确保防空洞符合标准，但防空洞的维护工作必须由那些打算在动荡时期使用它们的公民来完成。福利局有义务照顾残缺家庭和孤寡老人，但北边那些卧床不起但有家人在以色列中部的老人，当发生火箭袭击时，必须由他们的儿子、孙子、曾孙来照顾，而不是由区福利部门的官员来负责。保证所有公民都有一个基本健康水平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否要把现在的财务资源投入到未来那延长寿命的高成本药物上，必须由每个个体通过那些保险费跟收入挂钩的保险计划来做出决定。即使以色列继续推行《回归法》，新移民被以色列接收所要承担的责任也要被他们本人接受才行。

福利国家的概念反映了以色列《独立宣言》中的一组价值观 ：“以色列国……将如以色列的先知们所预见的那样，以自由、正义、和平作为自己的基础。”以色列的先知们并不是市场经济学家。我害怕这种世界观会夸大社会对个人的责任。我担心那些应该照顾其他群体的社会群体，没法承受这种负担转而寻求右翼经济学的庇护。或许在社会对个人的卸责方面我们抱怨得太多，而对于个人在要求社会保护上的过高期望，我们则抱怨得太少了。团结并没有要求一定要资助，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并不是逃避个人责任的通行证。免除个人责任不仅没效率、不公平，而且还给别人带来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