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治愈孤独的好药，买书也是

2023-10-13 04:10

写作的欲求即爱欲。这句话是法国人罗兰·巴特说的，他是二十世纪著名作家、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他说写作就是要面对语言的混乱，“即语言言之过甚又言之过少的那种癫狂境界”。还有一个法国人说过，写作就是和无法说出的事物进行对质，向意义固有的溃散提出质询。写作者会下功夫，把“语言调动的跌宕多姿”（老舍语），读者在书中会看到那些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无法言说的情感被别人表达出来——阅读很容易带来无比的喜悦。

愉悦的体验产生了进一步阅读的渴望，于是我们不停地买书。虽说买书只是商品交换行为，但“颜如玉”“黄金屋”让买书成为了最有价值的商品交换。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未必会通过阅读解决，但是可以让那个孤独的“我”变得充实且愉悦。孤独并不可耻，反而很有必要，这是我们爱书的理由。买书来读和去山里找蘑菇来吃差不多，发现目标，获得快乐。

恨书嘛，大概只有一种情况：搬家的时候。

找到“蘑菇”

今年十一，有几个朋友兴冲冲地说起在云南旅游时专门去参加一个颇为有趣的活动：上山捡蘑菇。云南的蘑菇到处都是，城郊、乡野，随处可成团，几百块钱玩一整天。出发前，每人发一双手套，一个小筐，一群社畜欢乐地钻进陌生的山林。

进山采蘑菇的朋友遇到的“菇勇者”

挖野菜、捡蘑菇是自上古时期就有的人类集体采集食物的方式。如今人们向往更朴素的生命体验，不过和古人的区别是，采不到也不会饿肚子，导游管饭。

蘑菇之于云南人是种特别的存在，他们亲切地称蘑菇为“菌子”。吃菌子中毒一定是炒制的时间太短、油没放够、吃后喝了酒，总之都赖人们的操作不够好，不赖菌子。形容一个人脑子有病的时候，云南人会说“吃菌子闹着了”，形容人才难得，云南人会说“不是哪里都长鸡枞的呦”。野生菌的适应能力极强，云南胜在了种类繁多，北方并不缺菌子，东北的长白山，河北的张家口都是著名产地，且不乏名品，稀少，昂贵，可遇不可求。

云南昆明，市场里的野生菌

食物总会引发最强烈的情感，我们称之为“味觉记忆”。云南人柳开林在他的《食菌记》里写，食物一旦“写入了人们的记忆代码，就终生不忘”。汪曾祺所写的鸡枞和干巴菌，阿城在《思乡与蛋白酶》里回忆的鲜美无比的鸡枞汤，张翰关于莼菜羹和鲈鱼脍的记忆都是如此。寻味的本身建立在味觉生理学、心理学和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于爱菌的人而言，每一种菌子的味道，都是一扇记忆之门。

毒蝇伞

朋友参与云南采菌团留下的唯一遗憾，是自己亲手采摘的蘑菇不允许“下锅”。导游建议大家将成果留在山林中，因为野生菌种类繁多，即便是经验老到的走山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例如，长相低调的鹅膏菌就极难辨认，罗马帝国承担过后果。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一世特别爱吃橙盖鹅膏菌，公元54年10月12日下午两点半，他吃掉了一整盘，第二天，他十七岁的继子尼禄继承了皇位。对，就是那个弑母杀妻、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爱唱歌剧的尼禄。鹅膏菌同志就这样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食菌记》，柳开林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人类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植物早就给我们设定好了”，写《植物塑造的人类史》的史军博士如是说。植物一直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塑造了民族性格和文化。

蘑菇由于致幻，在一些地方成为了古老宗教的圣物。在墨西哥，一些蘑菇被称为“圣肉”，人们会在仪式上唱歌的时候在祭祀的指导下服下，进入幻觉，得到神的启示或者指引。美国生物学家沃森曾经亲自参加过墨西哥阿兹台克族和马查台克族崇拜蘑菇的传统仪式，记录下了这一场景。沃森在其撰写的《蘑菇，俄国及历史》一书中写道，在俄罗斯有一个和蘑菇相关的古老的谚语：“当蘑菇多的时候，战争就在眼前。”这句话隐秘地表达了当战争来临时，人们生活艰难，要靠采集蘑菇为食。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和植物紧密相连。而找蘑菇在许多时候都能成为一个有趣的隐喻，比如阅读其实就是钻进山林的过程，有趣的知识就是我们要找的“蘑菇”，找到它们，无疑能够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历史与生活。

读书游戏

爱吃鹅膏菌的不止罗马皇帝，还有超级玛丽。游戏中玛丽吃的蘑菇原型，是一种叫做“毒蝇伞”的蘑菇，含有致幻的毒蝇碱。被菌菇迷惑的也不只有玛丽，还有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见识了《魂斗罗》《坦克大战》《沙罗曼蛇》《赤色要塞》的孩子们。任天堂红白机带来的巨大快感，不亚于来了一口毒蝇碱。但致幻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清醒——沉迷于游戏约等于自甘堕落，必须及时制止，祖国的花朵不能没有未来，爹妈们的能量远远超过鹅膏菌，而纠正的过程，绝对魔幻。

哪个年轻人不爱玩游戏呢？

荷兰人，文化史学家胡伊青加（Johan Huizinga）有一本叫做《游戏人》的书，他从历史、文化、宗教、心理、语言等层面得出了“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结论。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化中游戏因素，有很多有趣的观点：“决斗本质上也是一种游戏形式”“把战争设想成荣誉和美德的高尚游戏——这些设想哪怕只是虚构，仍然在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正是从这些想象中，才迸发出骑士精神观念，后来最终产生了国际法观念”“证券交易中用‘玩’‘赌’之类词语表示计谋，这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游戏和严肃之间界限模糊”……

所以，施暴的爹妈和挨揍的孩子都不知道，游戏其实是个哲学命题。

维特根斯坦也曾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一书中用“语言游戏”来澄清他的日常语言哲学。他强调“游戏”一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自成一个复杂系统，很难明确加以定义，就如同打牌、下棋、玩球、比赛，虽然都称之为游戏，却无法找出共同一致的特征，只能用“家族相似性”来指称。维特根斯坦认为“游戏难以定义”，对西方人文及社会科学影响甚大，风吹草偃的结果，许多概念分析上热门的话题：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玩？什么是游戏？什么是运动……渐渐悄然噤声，或转个大弯另找出路探讨。

《哲学研究》，[奥]维特根斯坦著，商务印书馆

美国人伯纳德·舒兹表示不服，他拾起了关于“游戏概念”的分析工作，于是他写了一本名为《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以下简称《蚱蜢》）的书，给游戏下一个简明的定义：“玩游戏意味着自愿去克服种种非必要的障碍。”游戏出自人类的伟大想象，自己创造障碍，创造活动方式，创造活动规则，在实践团体共同认可的规则内，自我挑战或与人竞争，目标不是外在工具价值或俗世认可的求真、求善、求美，而只是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完成外人看似微不足道的登山攻顶、跨过栏架、球进篮筐、官兵捉到强盗或小鸡躲开老鹰的魔爪等。按他的说法，可以判定，世间任何有竞争意味的活动与游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我们喜欢用不同的方式给自己“加点挑战”。

《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美]伯纳德·舒兹著，重庆出版集团

《蚱蜢》也不是一本游戏理论的书，本质上是一本哲学书，有人说这是“20世纪最被低估的哲学著作”。

读书的本质和玩游戏没什么区别。我们何必总是功利地去想“有用”，没有任何人的成就构建在仅仅快速翻看了某一本书或某几本书，名著也不行。读书本身，就是放下功利心，做一点看似“无用”的功，在享受阅读的过程中，发现点有趣的事，而思考本身不就如同游戏一般，给自己设置障碍，然后不断通关的过程吗？通常，通关的感受会让我们相信人生存在理想境界，而读书是我们最轻易得以进入的乌托邦。

读书治愈孤独，买书也是。唯一的bug是书很贵，好在总有合适的时机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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