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点周末丨先成为侦探，后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0 月 9 日一早，刚睡着不久的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被一通电话吵醒，很快她意识到这是一次愉快的打扰。

她叫醒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丈夫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笑着说：“告诉我该做些什么？”

“把狗牵出来，泡点茶吧。” 她说。

77 岁的戈尔丁成为了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第一位独享经济学奖的女性。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戈尔丁的研究首次全面考察了数百年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揭示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原因，也找到了现存性别差异的根源。

“戈尔丁的工作塑造了如今关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研究。” 曾与戈尔丁合著作品的经济学家克劳迪娅·奥利维蒂（Claudia Olivetti）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戈尔丁的影响力持续到此刻：她 10 月初刚发布了一份新成果，解释女性在 1970 年代争取权益行动的巨大进步和后续遇到的阻碍。

这篇最新发布的文章题目是 “Why Women Won”（《女性为什么能赢》），和戈尔丁如今获奖形成了有趣的呼应。文章延续戈尔丁一贯风格，她整理了过去将近 120 年里的 155 个美国女权史上的关键时刻，用大量挖掘出来的数据支撑。

戈尔丁 1980 年开启女性劳动力研究时，相关数据不是缺失就是粗略到可疑。她的研究从重新整理数据开始。她翻开蒙尘的档案，筛出被人遗忘的数据，整理成一张张矩阵表，像一位学者所说，“没有博士生团队，只是老派地盯着人口普查”。

戈尔丁认为应该亲自而不是靠助理整理数据，即使在工作繁重必须和助理合作时，她仍然自己做大部分编码工作，因为——“你必须了解你的数据”。戈尔丁就这样找到了一两百年前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证据。

“戈尔丁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将经济学中的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成员兰迪·贾尔马松（Randi Hjalmarsson）说，“她把劳动经济学的工具、模型和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她研究了许多过去的历史学家不研究的主题。”

在学术生涯早期，戈尔丁的志愿在研究产业组织和劳动力市场。在计量经济史先驱、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影响下，她逐渐确认自己是经济史学者。

戈尔丁的工作方法和价值观早期深受芝加哥学派影响。她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中，两位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也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中，罗伯特·福格尔教她定量分析经济史的方法，启发她关注社会结构变革和技术变革的相互作用。被誉为 “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的加里·贝克（Gary Becker）把经济学方法延伸到家庭等非市场领域，戈尔丁正是在贝克引发的家庭经济学热潮中把目光转向女性。贝克常说 “经济学绝不只是理论或者数据，而是两者的对话”。戈尔丁在女性劳动力经济研究领域把这种 “对话” 延续下来。

很快，诺贝尔奖外联办公室首席科学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打来电话，按照惯例采访她获奖后的感受。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侦探。” 她说。“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做研究的方式。”

“一直以来” 对这位经济学家来说意味着五十年之久。

当她回顾自己的经济学家生涯，获得职位、晋升、奖金、荣誉这些并不是她的阶段划分标志。然而，她清晰地记得一些别的时刻——在摩门教家谱学会找到奴隶买卖账单；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些已婚女性受雇于公司的证明；在一批被灰尘覆盖的档案箱里，找到二战期间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大量原始调查。

研究过程中模型或框架成形并开始 “对她说话”的时刻，是她内心欢呼雀跃的 “顿悟” 时刻。

“我一直想当侦探，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戈尔丁描述自己埋首于档案文件和数据的经历，采访者亚当·史密斯感叹道：“那些都是体力活，是脏活累活，不是吗？”

“是啊，脏活累活。” 戈尔丁说。

1980 年前后，戈尔丁在做家庭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意识到她始终忽略了一些家庭成员——妻子和母亲，原因是那些资料本身忽略了她们。她认为，“女性只有年轻单身或寡居时会出现在数据中。但她们的故事在婚后被渐渐淡忘，因为她们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通常不在国民生产总值统计范畴。”

疑问愈发强烈：为什么女性劳动总是不被看见？她把研究方向转为女性劳动力。“我知道这有多重要，我也知道我是那个应该去做这件事的人。”

戈尔丁花大量精力翻阅尘土飞扬、字迹难辨的手写文件。公开文件并不足够，她就去美国国家档案馆调阅妇女局的材料。工作人员懒得搬运，直接把她带到成堆的档案箱旁边。

她从这堆欠缺管理的信息中提炼出 5 个数据集，构建出 1940 年前女性的工作历史。匹兹堡大学助理教授李华芳介绍这项工作的价值：“1940 年前（美国）人口普查提到已婚妇女时，通常只列出 ‘妻子’，然后就被记为不工作。”

“侦探工作” 一度卡住：19 世纪女性劳动力的原始材料更少，更不用说相关的量化分析。

她在美国各城市的 “城市和商业名录” 中重新找到线索。这些类似电话黄页的记录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后期。结合人口普查，她锁定了那些因感染黄热病去世的男性生前的职业，追踪到他们的遗孀一年后在做什么，推断哪些女性一直在跟丈夫共同劳动。

戈尔丁 1986 年发布《共和国初期妇女的经济地位：定量证据》，让人们意识到有多少女性劳动过去隐匿于统计数字之外。

文章以 1791 年至 1860 年的费城为例，女性户主劳动力市场参与率 70 年间平均值超过四成。这 70 年中，女性职业的流动和变化也比过去人们想象中更丰富。传统认为女性适合做的教师和护士职业的从业比例反而降低了。更多女性成为制造业工人或者室内装潢工、香水调香师、马甲裁缝等手艺工匠，这类职业的从业比例增长趋势比同期的男性户主更明显。

在戈尔丁的研究之前，人们认为女性就业比例随经济增长而增长。戈尔丁拉长了观测时间段、校准曾被低估的数据。她提出，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与美国经济体规模在过去 200 年中的关系呈现为一条 U 形曲线。

这是戈尔丁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而支撑这条曲线的海量数据，曾经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为 “不存在”。

“表格讲故事，我聆听。” 戈尔丁回忆、总结她的研究工作。

当被问及获奖意味着什么，戈尔丁说，诺贝尔奖经常奖励那些重大发现和想法，通常是理论性的，但这次它奖励了对长期变化的研究。

2021 年，基于数十年的开创性研究，75 岁的戈尔丁出版了著作《事业还是家庭？》（Career and Family），副标题为 “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她将 20 世纪初至今不同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分成五组，研究她们择业、结婚、生育等方面的决策，分析影响她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动力和阻力。

这段跨越百年的经济史研究再次揭示出令人惊讶的事实：美国女性能真正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历史如此短暂。

1910 年，第一组女性本科毕业时几乎只能事业家庭二选一。戈尔丁将诸多社会因素纳入考量，例如阻碍已婚女性就业的法律制度非常多，在一些地方障碍甚至多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女性。她还发现在抗生素出现前的 1915 年，婴儿出生第一年夭折的概率仍高达十分之一。婴幼儿的高死亡率加剧家庭对人力的需求，母亲更难步入职场。

她追踪统计第一组女性的一生，发现她们中有三成终身未婚、一半终身未育。以至于当时社会流行一类荒谬的观点：大学改变了女性的体质，导致她们不适合结婚生子。即使到 1960 年前后毕业的第三组女性，成家后及子女入学前从事有偿工作的也只有约三成。

戈尔丁研究的长期性还体现在对女性整个生命周期的关注。她的线索是女性如何分配时间，以及哪些因素在影响她们的行动和期望。她尤其关注女性的 “期望”（expectations），《经济学人》解释了 “期望” 的作用——“如果年轻女性对是否生育、何时生育有更多掌控权，对能从事哪些类型工作有更高确定性，她就可以做出更明智的有关未来的选择，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花更多时间接受教育。”

戈尔丁和丈夫卡茨共同研究了避孕药推广如何影响女性的就业期望。戈尔丁找到始于 1968 年的美国青年长期追踪调查，当时二十出头的女性中只有 33% 的人认为自己可能在 35 岁时还在工作，这个数字仅仅在 7 年后就多了一倍。

戈尔丁认为，1970 年代避孕药普及是至关重要的驱动因素。这一时期毕业的第四组女性，因婚前怀孕不得不结婚的概率降低，初婚年龄中位数从低于 23 岁提高到超过 25 岁。这多出来的两年在现实中意味着大量年轻女性深造学业的 “婚前黄金时间”。她们日后更有可能在学术、法律、医学、金融等专业领域得到职位。

“历史的遗存环绕在我们身边。” 戈尔丁解释长期变化对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意义：社会和家庭结构从历史中演变而来，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和经济结果。

回到戈尔丁关于女性劳动力的研究，她指出，年轻女性总在回望上一代，根据母亲的工作情况建立自己的就业预期。戈尔丁的长期研究展示出代际演变具体如何发生。

“成为侦探意味着你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你会不遗余力地追寻答案。” 戈尔丁说。

最近十年，戈尔丁格外关注的问题是：如今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条件比百年前好得多，美国女性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都超过男性。为什么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存在？2023 年，美国全职工作的女性平均工资中位数为男性的 84%，这个差距在过去将近 30 年中仅仅缩小了 7%。

有人把这一差距归因于 “职业隔离”，即一些职业带有性别偏向，但更多女性做的是工资更低的工作。“即便女性从事的职业遵循男性的分布，比如女性是医生，男性是护士，顶多也就能消除三分之一的性别收入差距。” 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一书中写道。

在她看来，职场的性别歧视如今也只能解释这个问题的一小部分。她尖锐地指出，一些公司增加一名女性进入董事会、科技巨头设立陪产假等解决方案，从经济意义上来讲治标不治本，“等同于扔给黑死病患者一盒创可贴”。

“‘罪魁祸首’ 是工作结构（structure of work）本身。” 戈尔丁指出。

戈尔丁和同事研究了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26 届 MBA 毕业生的职业生涯。他们发现，这些毕业生做第一份工作时，男性和女性的收入相差无几。但到第 13 年，女性的收入比率降低到男性的 64%。

这一差距 “大致随着孩子的到来而出现”。工作 13 年后，男性 MBA 平均只休假 1 个半月，而女性平均休假 1 年，多是为了照顾孩子，她们所在的高薪职位则 “严厉惩罚那些哪怕只是短暂中断职业生涯的员工”。

重点仍然是女性把时间花在哪。戈尔丁基于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职业生涯研究，抽象出一对水平优异的律师夫妇。毕业 10 年后，丈夫即将升为合伙人时，妻子则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概率离开法律界。

这些和男性一样同为精英的女性更容易 “掉队” 和离开，戈尔丁指出关键因素是管理、咨询、金融、法律等高收入职业的首次晋升时间如今延迟到 35-40 岁，还通常 “非升即走”。这意味着女性很可能在 30 多岁迎来时间压力的顶点，同时面对结婚生育和争取晋升。

同时，这类工作有一定积累后，收入和工作时长增长不再是线性关系，例如到第 15 年时，每周工作 60 小时的律师平均收入是每周工作 30 小时的律师的 2.5 倍以上。这意味着总工时越长，时薪也越高。即使女性届时还在当律师，工作时长也普遍不如男性，逐渐在工作经验、客户拓展等方面和男性拉开差距，进而影响收入和晋升机会。毕业第 15 年，法学女博士的收入将只有法学男博士收入的 56%。

“如果我们想消弭甚或只是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必须深入挖掘这些挫折的根源，并赋予这个问题更准确的名字：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在一份典型的 “贪婪的工作”中，晚上和周末加班的时薪明显更高，员工因此愿意付出更多时间、随时待命。而一个双职工家庭有孩子之后，“贪婪的工作” 更可能是男性在做，女性倾向于选择灵活性较高的工作。他们如果都选择灵活性高的工作，将会损失很多收入。

“你不需要有更多的灵活性，你需要更便宜的灵活性。” 戈尔丁从 2014 年就在启发人们重视工作灵活性的成本，如今领教过 “996” 文化的人会更理解她的前瞻思维。

相比戈尔丁的研究对象，她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当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连续工作半个世纪，未被结婚、生育之类的挑战中断，她在一个至今仍由男性主导的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戈尔丁读研时，班里 55 个人里只有 3 个女生。1974 年，全美国的经济学助理教授中，女性只有 8%，戈尔丁是其中一个。16 年后，44 岁的戈尔丁成为第一位在哈佛大学经济系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她在事业稳定的中年时期遇到伴侣卡茨。两人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做项目时相遇，因此经常在私下聊天时开玩笑，把 NBER 的 Research 换成 Romance，叫它 “国民经济浪漫局”。据《华尔街日报》，两人都是狂热的观鸟和徒步爱好者，没有生育子女。

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中回忆，她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在去计算机中心的路上总遇见经济学家玛格丽特·里德，和她一样拎着一个长方形大盒子，装着几百张用于老式计算机的穿孔卡片，卡片上是等待分析的数据代码。这位早已退休的女士是戈尔丁当时见到的唯一一位女性经济学教授。

40 多年后，在戈尔丁的哈佛经济系课堂上，男女比例仍长期保持在 3：1。她发起 “经济学本科女生” 项目，告诉新入学的女生经济学不仅是数字，而是关于人的学科。她成为影响她们对未来预期的一个因子。

戈尔丁在自传式文章 “The Economist as Detective”（《侦探一样的经济学家》）中建议年轻人：“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你充满热情的有价值的议题，然后成为最好的侦探”。

她青少年时痴迷于在博物馆看木乃伊，在显微镜下观察微生物。在大学老师的感召下，她转向经济学，致力于 “用经济学揭示隐藏的真相”。

戈尔丁刚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她注意到不少男同事积极参加晚宴聚会，拉拢人际关系，“找到在某些地方获得终身教职的正确方法”，她觉得自己这方面 “不如男同事有竞争力”。

一位同事说，只要论文能发表，他情愿写一篇研究如何征收 “肚脐绒毛税” 的文章。

戈尔丁对自己说：我不会这样做。

她在日后自己的研究发现中，看到自己这代人事业家庭双收的成功率，30 多岁时女性的成功率约为男性的 20%，50 岁时则是男性的一半——“女性缩小了一生中与男性的成功差距”。

进入老年，戈尔丁仍然和自己最关注的研究主题 “共眠共醒”，醒着在想，睡着了问题也在意识里。她做自己 “最大的敌人”——总比别人挑错好。她挑战笔下的每个理论和惯用的经验方法，“重复，重复，重复；质疑，质疑，质疑；写，改写，再改写”。

挂断来自诺贝尔奖办公室的电话后，这位 77 岁的经济学家打算遛狗、喝茶，然后继续工作——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