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点周末丨一连串短命的发明，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如今的输入法如此便捷、智能，让我们容易忽视不同文字系统的差别，忘记我们自己的文字有多么独特。我们总说 “打字”，可要严格说来，字母文字确实是 “打” 出来的，词语由一串敲打出来的字母构成。可就中文输入法而言，字词并不是 “打” 出来的。

汉字是唯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一个方块字即一个意义整体，当我们说 “打出” 汉字，实际上是通过输入法 “找出” 汉字，是一个检索的过程。

正是这个差异，在计算机时代到来前的一个世纪里，使得汉字经历了一段突围史。所谓突围，指的是人们尝试突破字母文字为中心的体系，为汉字找到属于自己的现代性之路。

中文打字机是见证这段历史的物质载体。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通过《中文打字机》一书揭示了这个载体为什么是 “现代信息技术史上最重要却被误解最深的发明之一”。

我们日常关注汉字承载的内容，而这本书聚焦在 “技术语言”，关注打字机、电码本、图书馆索引卡片、字典这些旧日载体，以及它们背后的汉字检索、分类、编码和传输系统。

墨磊宁研究这些 “中文之管道和电线”，试图深入汉字信息系统内部。他发现了一个 “不够吸睛但显然更具活力的中文世界”。

中文版译者张朋亮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少有的、让我们用技术史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机会。

中文打字机的命运注定被误解，其中一个原因是英文打字机被先发明出来了。后者在全球商业市场中具有绝对优势，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墨磊宁调侃这个现象：“任何有些名声的作家（不论这种名声是真实的还是自我标榜的），都必须坐在其最喜爱的打字机机型前面拍照，将这一烟雾缭绕的创作场景定格。”

一提到打字机，我们脑中浮现的都是有几排字母机械按键和一个操作杆的机器，耳中回荡敲击键盘时的 “嗒嗒嗒” 声。这种印象由西方流行文化塑造。电影《闪灵》中，男主角走向癫狂时，在打字机上反复敲着同一句话，就是一个经典场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曲柄睿评论说，19 世纪打字机的全球扩张史，是 “以英文为思考基础的知识史和技术史”。英文打字机把机械样式固定下来，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学者把自己的字母文字往上套。这么一来就如墨磊宁所写，“希伯来文变成了 ‘反向’ 的英文，阿拉伯文变成了 ‘连写’ 的英文，俄文变成了 ‘采用另一种字母’ 的英文，暹罗文是 ‘有过多字母’ 的英文”——暹罗第一台打字机发明者，发现打字机键盘盛不下所有暹罗字母，最终舍弃了其中两个。后来这两个字母被暹罗社会完全弃用了。

英文打字机在全球建立起 “嗒嗒嗒” 帝国，只剩汉字和这个体系格格不入。中英文内在属性差异太大。译者张朋亮观察到，即使是 “孔乙己” 的 “乙己” 这样简单的汉字，在一些外国人眼中还是 “像二维码般” 相似难辨的方块图形。

19 至 20 世纪，西方出现一种论调，认为中文是低效的、落后的文字，其背后的文化和文明也是落后的。国内一批知识精英也认为汉字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主张废除汉字。鲁迅也曾认为，汉字是 “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在英文打字机成为市场绝对主流的 20 世纪初，可想而知，一个西方发明家如果不是精通汉语，如何以汉字思维去设计打字机。

英文打字机的大小写字母使用同一按键，另有一个专门的切换键，这种单切换键盘机型独占了 “打字机” 的概念，双切换键盘、“无键盘” 的指针式打字机几乎消失。

墨磊宁认为这是 “技术想象力的坍缩”。

西方世界对中文打字机的想象，总带着讽刺和否定意味。虚构的设想演变成一段 “从未发生过的历史”。1901 年，《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刊登一幅漫画，虚构了一台 “中文打字机”，不仅有无数按键，还配上形似中国古代宫殿的台阶，“打字员” 爬上爬下，寻找字符。

70 多年后，《泰晤士报》还有一篇文章写道：“中文打字机在西方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笑话，它几乎等同于 ‘自相矛盾’ 或 ‘不可能之事’。”

墨磊宁认为，不能仅从 “音-义-形” 这三要素理解汉字，提出 “技术语言” 概念，这是理解汉字的第四个维度，关注汉字如何与现代化技术和机械结合，如何自成一套现代信息体系。

在开始具体谈技术实践之前，墨磊宁先解释了何为 “技术语言”。他的例子是中国艺术家徐冰的创作《天书》。徐冰曾造出 4000 多个 “假字”，并以宋体刻印出来， “要求这些字最大限度地像汉字而又不是汉字”。

《天书》展览在艺术圈内外都曾引起轰动，徐冰写道：“一些老教授、老编辑来过多次，这对他们像是有 ‘强迫症’ 的作用。他们在努力找出哪怕一个真的字，这也许是因为，进入这个空间就与他们一生的工作正相反。”

试图读出、认出那些 “假字” 的人都失败了。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天书》某种意义上仍是中文。《天书》把中文使用者的思维撕开一道缝隙，是一次脱离 “音-义-形” 维度观看汉字的机会。

墨磊宁认为《天书》是一种探索，“关于人可以将技术语言上的延续性推到多远”。

英文打字机和中文构造了两重 “刻板印象”，人应该从中解放出来。

墨磊宁接下来讲了一系列创造中文打字机的故事，他预告，“这个故事将由一系列短命的实验、原型和失败构成”。

选择不同技术路线的创造者相继登场了。美国传教士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墨磊宁分析，谢卫楼是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本，也可能是担心自己的表达在翻译中损失原意或被人故意删减。

谢卫楼认为每个汉字是不可分解的个体，机器每次打出的也应该是完整的汉字。因此，他设计的打字机是一个大圆盘，4662 个汉字在上面排成 30 圈，跟西式打字机在外观上完全不同。

谢卫楼的发明基于 “常用字”，按汉字在文本中出现的相对频率挑选和排列。但到底哪些是常用字，哪些不是？谢卫楼的挑选标准十分自我中心。这位传教士，把狮子、骆驼和鸟类等神学典故里经常出现的动物，归入常用字。对他来说，没什么字比 “耶”“穌”（稣）二字更重要。如果完全按中国人日常用字的标准，“穌” 字不可能被选入大圆盘。

在谢卫楼的打字机发明 10 年后，在美国学习工程学专业的中国人周厚坤也基于 “常用字” 造出打字机。它是一块方形桌面式的字盘，没有按键。此时，“常用字” 研究在国内快速发展，周厚坤基于当时著名的平民教育丛书《六百字编通识教育读本》，将常用字缩减到 3000 个左右。他想做一台面向中国广大民众的 “通俗打字盘”。

同样在美国留学的祁暄，用 “拼合活字” 法把字拆解成一个个 “零件”，再像字母拼出一个单词那样，拼出汉字。这种做法让汉字有了 “可拆分的机械性”，但被批评牺牲了汉字之美。在祁暄的打字机上，“宇宙” 只是编号为 3 的 “宀”，拼上 4 代表的 “于” 和 5 代表的 “由”，“零件” 之间有一条很宽的缝。

周厚坤和祁暄曾为谁发明的中文打字机更好用吵得不可开交，但他们的发明都没能大规模商业化。

对汉字编排法的探索仍在继续，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达顶峰，标志是 “检字法问题” 的讨论。

张朋亮解释，顺序问题是汉字与技术结合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字母文字都有 “字母表”（alphabet），它本质上是一个序列（sequence）。汉字曾以《康熙字典》的 “部首－笔画” 系统排序，但这种方法难以适应现代信息系统的需求。

墨磊宁将人们探索 “检字法” 过程的一个章节命名为 Puzzling Chinese（译作 “谜一样的中文”）。“puzzle 的意思是把一个东西当成谜去思考。” 张朋亮说。Puzzling Chinese 还可以按照偏正结构理解为 “令人困惑的中文”，一语双关。

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高梦旦发明了 “归并部首法” 来解谜，曾在民国时期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发明 “五笔检字法”。

在 “检字法问题” 讨论的高潮，墨磊宁写道，“不少于 72 种实验性检索系统被提出，旨在重组中文语言信息环境，这相当于为汉字创造了 72 种新的 ‘字母顺序表’”。

20 世纪 40 年代，作家林语堂作为中文打字机的又一位发明家登场了。

“会厅里一片肃静，只听见一按再按的按键声，然而这部打字机死也不肯动。再经过几分钟的努力，父亲不得不向众人道歉。”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记下这场产品发布会的尴尬氛围。她是在场为父亲操作打字机的人，而观众是雷明顿打字公司的十位高管。雷明顿是生产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的代表公司，也是西式打字机全球扩张过程中最重要的商业力量之一。

打字机被林语堂命名为 “明快打字机”，凝结了他多年的心血。如果看到这款打字机的潜力，雷明顿公司将给林语堂提供一大笔资金。

可在这关键时刻，“明快打字机” 失灵了。

用现代眼光看，“明快打字机” 的用户体验比以往的发明好得多：按键只有几十个，只需要按 3 个键， 8 个候选字就会出现在一个显示框里，打字者能很快选出最终需要的字——使用体验与拥有了显示器后的中文输入法很相似了。

林语堂研究出一套复杂的机械结构，将 8000 多个汉字和字符封装在形似西式打字机的匣子里。由于字符隐藏在机器内部，按键操作必须清晰易懂。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检索方法，将其称之为 “上下形检字法”，新方法意味着一种理解汉字的新角度。

据钱锁桥版《林语堂传》，林语堂说，“不能考虑其（汉字）笔画而只看其上形和下形，而且必须把上、下形看成一个整体，不用再细究。” 简单来说，就是把汉字左上和右下的 “部件” 分别编码，这样只需要 36 个上键和 28 个下键，墨磊宁说，“就可以组成现有的任何汉字”。

早在构思阶段，林语堂把常用字、拼合活字和代码这三种技术路线都否决了。他最终给出的 “第四个解” 实际上融合了前三种方法。

“这很有启发意义，” 张朋亮说，“英语有个词 facet，最初指钻石的切面，意思是世界上很多事物不只有一个面貌。有时如果想全面搞懂它们，需要多种路线的整合，或者多个看似矛盾的观点的融合。”

把打字机发明出来的前三十年，林语堂就在思考汉字如何现代化。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收录了耶鲁大学近代中国文学学者石静远介绍林语堂和 “明快打字机” 的文章。文中提到，林语堂曾写了两篇关于汉字如何分类、编排和检索的文章，它们引发 20 世纪 20 年代 “检字法问题” 走向热潮。

石静远评价林语堂的发明是 “一次成功的没有字母表的字母化”，这套创新的字符提取体系有更重大的意义，“实现了中国在 20 世纪初所确立的现代性双重要求，即同时拥有 “赛先生”（科学）和 “德先生”（民主）”。

回到尴尬的发布会现场，“明快打字机” 只是有些机械上的问题，当天就被工程师修好了。第二天，林语堂召开了一次记者会，林太乙自如地打出了记者选定的任何字。

可林语堂的打字机专利申请迟迟没被批准，他的资金也快用完了。在极度窘迫时，他向赛珍珠夫妇借钱，对方婉拒了。20 世纪 40 年代末，地缘政治形势变化，林语堂的打字机也没有机会规模化投产。

林太乙在为父亲写的传记中，把 “明快打字机” 叫作 “难产的婴儿”。林家为它花了超过 12 万美元，背上债务。

“它并不失败。” 墨磊宁认为林语堂的打字机 “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时至今日仍然与各种中文信息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是在持续失败的探索之中，现代中文信息系统慢慢成形。

墨磊宁认为，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即时影响力的大小，而在于中文遭遇的技术语言现代性问题的强度和持久度，“是去模仿字母文字世界形成的这种技术语言现代性，还是完全自绝于字母文字世界，走一条自力更生的技术语言发展道路？”

写作中，墨磊宁有意识地使用抗争性的（agonistic）视角，将中文打字机与西式打字机并置，与西方中心视角抗衡。书的中译版副标题 “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也是同样基调。

“这也涉及到文化的能见度的问题。” 张朋亮说，“我们每个人生活在文化的迷雾当中。” 他注意到作者的平视目光，“而不是天然地将现代性这一主题带入西方语境”。

阅读这样一本外国人写的中国技术史，也能让读者看到本国文化中不同的 facet。

翻译过程中，张朋亮受启发思考中英两种语言对应的不同认知方式，他概括为 “数与形” 的差异——英文走的是 “数” 的路线，有逻辑的牵引。英语单词横向排列，有先有后。汉字走 “形” 的路线。如今的中文输入法演化至检索式，符合汉字的内在属性，是一种 “按图索骥”。

追溯字母文字起源，腓尼基字母被学界普遍认为最初也是象形字，A 代表的是牛角，B 代表两层楼。关于未来的汉字，张朋亮想象，它们也许会展示出 “数形结合” 那一面。

翻译各种检字法的章节时，他也设想了一种检字法：把汉字铸成蜡模再融掉，做精细的称重，用每个字的重量数值为汉字编码，类似化学元素周期表，“让中文里也开始有一些数理的可能性”。

他还改用起笔画输入法，每打一个字之前，都要想字形。“我感觉自己是在写字，用这些部首在写。” 他希望多感受汉字独特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