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点周末｜浦洛基：打捞核时代历史，预警下一场核灾难

2022 年 2 月 24 日，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早上 6 点醒来时，收到一封来自哈佛同事的电子邮件，“我希望你一切都好”。他很快意识到冲突已经爆发，立刻给在扎波罗热（Zaporizhzhia）的妹妹打电话，电话中传来爆炸声。第聂伯罗（Dnepro）的一位朋友给他发了电子邮件，说自己正在撤离这座城市，把自己未完成的书稿托付给浦洛基，以防万一。

浦洛基那时在奥地利维也纳。这里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在地，此前数周，他都在整理档案。那天，虽然满脑子想着冲突，但他郑重穿上白色衬衫和西装外套，按原计划去了档案馆。

1939 年 3 月，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得知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一丝不苟地刮了胡子，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履行外交官的职责。浦洛基记得他的风度，效仿他，决心无论战时条件和前线新闻是什么，都要沉着冷静地履行职责——无论那职责是继续历史学家的日常工作，还是参加后续的亲友葬礼。

现年 66 岁的浦洛基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专攻东欧思想、文化和国际关系史。他是个高产学者，现已出版了 18 本书。最近十年，他几乎每年推出一本新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著作斩获了非虚构、俄罗斯研究等领域的权威奖项，意味着浦洛基在通俗写作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都获得认可。

浦洛基在中国有不少读者。2022 年 2 月以来，不少人都会阅读《欧洲之门：乌克兰 2000 年史》（The Gates of Europe）来帮助自己理解现实。不过目前他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The Last Empire）和《切尔诺贝利 : 一部悲剧史》（Chernobyl）。

由于 2014 年至今的乌克兰问题，浦洛基的名声扩展到更大圈层。许多人都在阅读他关于乌克兰历史的著作，请他谈论、撰写乌克兰、俄罗斯的时事和历史。这些对他来说带有苦涩滋味，因为他父母是乌克兰人，自己前半生都在乌克兰度过，他的妹妹等亲友正在遭遇战火，刚入伍几个月的表弟已经阵亡。

10 月，浦洛基接受了《晚点 LatePost》的访谈。他描述自己去年 2 月至今的状态：每天上床睡觉，希望醒来后活在 “正常” 世界，可噩梦还在上演。他就集中精力继续工作，与公众、记者交谈，找到某种平衡，让自己不至于忘记职责、不至于情感崩溃。

浦洛基这学期在哈佛教授的一门课程是探讨雅尔塔会议。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当时属于苏联，现位于乌克兰）举行秘密会议。在这 8 天里，他们试图为和平铺路，但也为达成和平付出代价，最终改变了世界格局 [1]。

“我们审视冷战的起源。新一代的学生和决策者应该从这段历史吸取教训。我们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浦洛基说。

今年 10 月，浦洛基去年的作品《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Atoms and Ashes）被译成中文出版。新书重新审视了全球最惨烈核灾难排行榜上位居前列的六大核事故，试图理解核灾难发生的原因和严重程度，思考人类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事故是否会重演。

这六大核事故包括 1954 年美军在太平洋比基尼环礁的 “布拉沃城堡” 氢弹试验；1957 年苏联克什特姆（Kyshtym）和英国温茨凯尔（Windscale）制钚工厂的两起事故；1979 年美国三里岛、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和 2011 年福岛的三起核电站事故。

《奥本海默传》（American Prometheus）的合著者凯·伯德（Kai Bird）评价称，《原子与灰烬》是政客和公民的必读书。“我们已经度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核时代，但这本书冷静地提醒我们，事故时有发生，而且一定会再次发生。”

导演诺兰（Christopher Nolan）根据《奥本海默传》改编了电影《奥本海默》。影片再现了 “原子弹之父” 奥本海默对核武器的道德焦虑。

浦洛基也看了这部电影，觉得 “极具震撼力”，“它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 他对《晚点 LatePost》说，“我们已经陷入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的问题再次被提出。奥本海默制造了第一颗原子弹。他不顾许多同事反对，支持政府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他希望人们一旦看到原子弹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就不会再使用它了。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赌博成功了。使用核武器成了国际关系中的禁忌，我们应该保持这种禁忌。”

浦洛基走上核时代历史的研究道路，起点是切尔诺贝利事故。

他称自己是 “冷战的孩子”，1957 年生于俄罗斯的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长大。浦洛基最初想当记者，但父亲劝他放弃，认为在当时的审查制度下，记者并非一个真正的职业。喜欢历史的他后来进入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大学就读，毕业后在一所乌克兰的大学担任历史教授。

1986 年 4 月 26 日，事故发生时，浦洛基的住所在受损核反应堆下游不足 500 公里之地。“几乎那里每个人都受到事故影响”，他说，“我们的孩子待在室内，我的同事和学生则应征入伍，被派往禁区从事清理工作”。

几年后，浦洛基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时，医生说他的甲状腺有些红肿。“这是暴露在辐射中产生的让人担忧的症状”，他说，“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很好”。而他一位大学同学因为被派往禁区，后来每年都要在医院住上至少一个月时间。

“因此，我一直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该为此负责，以及为什么我们对核泄漏知之甚少。”

虽然疑问潜藏在浦洛基心中多年，但没有足够可信的材料，历史学家不能随便说话。2014 年乌克兰发生独立广场运动和尊严革命后，以前封闭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资料（包括政府委员会的应对、克格勃的档案等），开始向世人公开。浦洛基得以研究和写作，寻找答案。不过由于受到阅读材料的影响，他的情绪一度非常糟糕，直到 2018 年才出版著作《切尔诺贝利》。

他写完后感到震惊的是，虽然这场灾难的起因、结果和经验教训属于历史脉络化研究和历史解读的范畴，但到目前为止，鲜有历史学家对此课题展开过深入研究。他指的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基础历史工作都没人做。现有的多是个人视角的故事或回忆类非虚构作品，还有一些专题研究。

他觉得作家 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非常精彩，但她写的是在特定时间一些特定人物的思考和回忆，这些人未必知道自己的经历在历史中的位置。他的一大贡献是提供了切尔诺贝利事故比较完整的来龙去脉——从 1986 年 4 月核反应堆发生爆炸，到 2000 年 12 月核电站关闭，再到 2018 年 5 月对受损核反应堆最新覆盖的完成。

浦洛基在书里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直接导火索是涡轮机测试出错，但深层原因则是苏联政治体制及核工业的一些弊端。苏联核工业的军事背景便是弊端之一。电站的核反应堆堆型采用了制造核弹的技术。此外，虽然石墨堆在某些物理条件下并不稳定，但政府还是宣称它很安全。苏联军工业的领导人一直积极地鼓励使用石墨堆，但在事故发生后他们却拒绝对此负责。

另一项弊端是电站员工违反了操作章程和安全守则，他们过于相信核能的安全性，并且抱着无知无畏的 “有志者事竟成” 的态度。也正是这种态度促使苏联孤注一掷地要和西方世界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一较高下。苏联体制限制了信息传播，致使数百万本国和外国民众的健康处于危险中，从而导致许多人辐射中毒。这一切原本或可避免。

他认为，时至今日，发生下一场核灾的风险仍在上升，因为有些领导者为了克服能源与人口危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可能会对维护生态安全作出难以兑现的允诺。比如，巴基斯坦和朝鲜利用旨在促进核能使用的计划来推进核武器项目，并研制出了核弹；中东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走在核领域前沿，其中一些地区的政治状况极其不稳定，这进一步增加了核工业的风险。

“切尔诺贝利事件告诉我们，应该对核电站的建设和利用，以及核技术的研发加强国际管控……一个切尔诺贝利，一个禁地已给世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人类再也经不起下一个。” 浦洛基写道。

《切尔诺贝利》出版后，浦洛基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巡回演讲时，读者们一再向他提问：“你认为掩盖切尔诺贝利事故只是苏联的故事，我们的政府没有采取类似行动吗？”

浦洛基不知道答案，决定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原子与灰烬》这部核灾难的全球史。

在比较核工业历史上数百起事故中最严重的六起灾难后，浦洛基认为，大型事故揭示了除简单失误和技术故障以外的诸多现实问题，牵动的是一些波及政治、社会与文化面的重大因素。

这些因素间接、隐秘，却深远地酿就了一场特定灾难。同时，它们也揭示了科学家、工程师、核工业巨头、公众和政府在处理核灾难和核紧急事件方式上的异同。

具体来说，如果美军没有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按计划试爆第一枚氢弹的压力，“布拉沃城堡” 试验或许不会造成如此惨痛的后果；如果英国政府没有施压要求延长退火操作的间隔，那么温茨凯尔工厂大火可能不会发生；如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没有尽快并网的压力，那么反应堆不会在没有执行必要测试的情况下启动。如三里岛和福岛核事故揭示的那样，政府监管部门通常和行业内部关系暧昧，对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视而不见。

他觉得，虽然所有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持有乐观、敢闯态度，但仅有苏联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有意违反安全指令和规定，政府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管理人员和操作员遵循操作指令手册，那么克什特姆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不会发生。计划体系制定了越来越高的生产配额，如果不抄近路违规操作，生产目标根本无法完成。

“但最后被审判、定罪的都是核电站的管理人员。” 浦洛基说。

相比之下，美国、英国和日本会让核电站站长在适当情况下处理核灾难，但不同国家的领导人也有不同。比如，美国总统发挥的作用仅限于处理公共关系。艾森豪威尔设法回应国外民众的强烈抗议，而卡特则试图安抚国内民众。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基本退居幕后，让核电站管理者处理事故，并成立调查委员会。日本首相菅直人选择介入专家决策过程，也因此招致严厉批评。

浦洛基发现，《切尔诺贝利》读者们的质疑是对的。所有政府，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专制还是民主，无一例外都不喜欢坏消息，而且大多数政府都考虑或执行了某种掩盖措施。比如，美国政府压制 “布拉沃城堡” 事故信息、英国政府掩盖温茨凯尔大火起因。这似乎也是各个核电站管理者的首选做法——他们在向政府汇报坏消息时，总是动作迟缓。

苏联政府成功将克什特姆核事故的秘密保守 30 年。当然，这也让民众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遭受放射性污染。

政府需要应对更多不一样的声音。例如，在福岛核事故中，电视媒体实时播报核电站发生的数场爆炸，并在危机之初成为日本首相办公室的主要信源。

即使是像温茨凯尔大火这类与国防相关的事故也是如此。工厂起火第二天，英国地方媒体就报道了此事。随后，全国性媒体 BBC 和国外媒体美联社等跟进，记者们突访温茨凯尔工厂。英国政府也被媒体追问，然后才成立调查委员会。

浦洛基称，当戈尔巴乔夫提出 “公开性” 政策，民众要求政府说出 “切尔诺贝利的真相” 时，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号角也就吹响了。在莫斯科、立陶宛维尔纽斯（伊格纳利纳核电站）、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催化出一系列政治效应。

1990 年 3 月，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的共和国。1991 年 8 月，乌克兰也宣布独立。短短几个月之内，苏联不存在了。

“这里面的原因不在于事故本身，而在于掩盖。” 浦洛基总结。

《原子与灰烬》呈现了公众和政府对待核能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公众一般反对核能，而政府往往赞成核能。

浦洛基解释称，由于政府有掩盖核灾难的传统，而且政府通常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增长，并将其置于人民安全之上。所以关心自身安全的公众，长期以来缺乏对政府和核工业的信任。每次核事故之后，民间都会掀起反核运动。

这使得核工业变成一种 “周期性” 行业。每次事故发生后，订购和订产的核反应堆数量就会下降，之后随时间推移再缓慢上升。比如，全球在建的反应堆数量在 1979 年——也就是三里岛事故发生那一年达到峰值。反应堆启动数量在 1985 年再次接近峰值，这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的前一年。2011 年福岛事故后，数十座反应堆立即关停，颓势持续至今。

浦洛基说，福岛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被认为是政府与企业关系过于密切，所以政府与公众在这一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在今天的日本非常明显。除非政府让公众参与到核工业问题上，否则不信任将继续存在。

今年 8 月，日本开始向海洋排放经过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对此，中国政府宣布暂停从日本进口水产品。

浦洛基认为，废水危机再次提醒我们，建造核电站的决定由各国政府作出，但事故的后果却是国际性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如此，福岛事故也是如此。如果国际社会要为某一国家的决定付出代价，那么它就必须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发言权。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 25 年内，全球没有发生重大核事故。这被归功于技术进步、国际合作加强、安全标准提高等因素。但 2011 年的福岛事故表明，上述改进并不能完全避免核灾难发生。何况直到今天，人类还在承受过去核灾难的后果。

目前，全球有 440 座在运反应堆。浦洛基称，“很多导致过往事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如今仍然存在，这使得核工业很容易以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重蹈覆辙”。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断从每一次新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但事故仍在不断发生，每次都令专家和公众大吃一惊。原因之一是核反应堆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复杂、最危险的 “烧水” 方式。在复杂技术系统中，人们无法预见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无论如何，事故都会发生”。浦洛基说，“这就是所谓的 ‘正常事故’。”

“烧水” 本质上是能量转化。如果我们平常烧水是用燃气的能量转化为水的热能，那么核电站的烧水则是将核裂变产生的核能转化为水的热能。水加热之后产生水蒸气，蒸汽压力推动汽轮机旋转，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然后汽轮机带动发电机旋转，将机械能转变成电能。这就是简单版的核电站工作原理。

还有一些因素涉及核能生产的经济性。“这是一门生意。” 浦洛基说。因此无论是设计、施工还是操作人员，都倾向于 “偷工减料”，但这些 “节省开支” 有代价。目前，随着核工业面临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削减成本的压力与日俱增，发生核事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什么都做不了。虽然核事故会发生，但人们可以减少发生的次数，并着力避免发生重大核灾难。现在，核能发电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 10% 以上，产生的碳排放几乎为零。如果立马放弃核电并以化石燃料填补空缺，那么会急剧产生更多温室气体，人类无法承担这一后果。

所以在投资新反应堆之前，浦洛基强调，我们至少应该确保旧反应堆的安全，尤其因为许多核反应堆采用过时技术建造，更要保证老化核电站的安全，加强监管现有核设施。他甚至觉得，核是 20 世纪的技术，在 21 世纪的今天，人类应该寻找替代方案。

这一立场让浦洛基受到非议。比如，有评论者 [2] 批评他夸大核能的危险性，淡化其他能源造成的伤害，如矿难、燃气管道爆炸、石油钻井平台事故、煤炭燃烧带来的空气污染。一项研究称，“全球核电平均避免了 184 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死亡”。切尔诺贝利事故以来，民用核电造成的死亡人数基本降至零。“核电不仅安全，而且可以拯救生命。浦洛基先生写下了宝贵历史，但不是未来政策的可靠指南。” 文章写道。

这和比尔·盖茨的态度类似。他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称，“死于核事故的人远比在车祸中丧生的人少得多”。盖茨本质上是一个信仰技术的工程师，已将数亿美元投入创立的泰拉能源（Terra Power）公司，研发新一代核反应堆。他称，新一代核反应堆将在物理定律上预防核事故发生。

但浦洛基觉得，“这个说法不完全可信”。他引用最支持核工业的历史学家詹姆斯·马哈菲的说法：“试图建造永远完美运行的设备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即使这在技术上可能，人为失误，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仍是隐患。

面对批评，浦洛基说，“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切尔诺贝利事故给人类造成多大损失”。事故发生几十年后，人们因暴露于低水平辐射而患上癌症等疾病。各国政府和机构也从未像广岛、长崎那样全面检查过核事故造成的人类健康后果。所以，盖茨将核事故与汽车比较不恰当，因为汽车碰撞的结果显而易见。

“此外，汽车撞击并不会像切尔诺贝利那样造成超过 1000 平方英里的区域无人居住，也不需要像切尔诺贝利那样在事故现场建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避难所。”

浦洛基叙述，2022 年 3 月底，俄罗斯人被赶出切尔诺贝利，又围攻了浦洛基老家扎波罗热的核电站。这也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在一场冲突中，核电站行政大楼受到破坏，距离核反应堆很近的一座建筑还着了火，所幸最后没有发生核灾难。

直到今天，浦洛基仍然担心，核电站可能在冲突中遭到损毁，造成重大核灾难。扎波罗热核电站靠近战争前线。虽然国际社会在核电站周围设立禁战区，但没有效果。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发表关于乌克兰核电站的声明，也无济于事。像去年 3 月核反应堆附近着火的情况可能再次发生，后果难以预料。

浦洛基觉得，要使世界未来免遭广岛和切尔诺贝利那样的灾难，唯一办法就是使占领核电站与使用核武器一样成为禁忌。但各国政府不太可能主动采取此类措施，需要强大的公众压力。

“布拉沃城堡” 氢弹试验后，公众开始反核运动，推动国际社会在 1960 年代制定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核试验的公约。这将核试验限制在地下，意味着不再产生放射性沉降物。公约还帮助达成许多关于不扩散和控制核武器的条约。

“现在是时候发起一场新的运动，呼吁缔结一项禁止核设施被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了。” 浦洛基在《旁观者》的文章中写道 [3]。

这段核历史在浦洛基另一本著作《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Nuclear Folly）中有更多叙述。该书聚焦 1962 年秋天的古巴导弹危机，审视冷战中最危险的时刻。相比过往著作侧重肯尼迪的决定与行动，浦洛基利用新的档案增加了赫鲁晓夫、卡斯特罗、苏联官兵等人的视角。

“我不仅要问自己，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为避免核战争做了哪些正确的事情，还要问自己，他们在将世界推向核对抗边缘时做了哪些错误的事情。” 他说。

许多文章和著作都讨论了前一个问题，赞扬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为结束危机付出的巨大努力。浦洛基也同意，人类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人类也该继续为自身祈求好运。更有意味的是对后一个问题的解答。浦洛基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犯下的许多错误不仅是由于缺乏准确情报，也因为两位领导人无法理解对方的动机和能力。

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是因为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让苏联人感觉受到威胁（但肯尼迪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在美国本土附近选择一个新基地来平衡双方才公平。

浦洛基认为，赫鲁晓夫也未能理解过美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总统权力受到国会限制。肯尼迪并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拥有广泛权力。国会代表的美国舆论认为，古巴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与美国的关系，比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虽然古巴导弹危机已经过去 61 年，但只要核武器存在，核战争的风险就存在。现在担忧使用核武器的声音又再出现。

浦洛基说，人们很容易误判对方，不完整信息和错误判断很容易导致核对抗。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最大的发现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无法控制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局面。启动核升级很容易，但阻止核升级却非常困难。因为现场指挥官会开始自行做出决定，而且无论主要参与者的意愿如何，可能导致核打击的意外都会发生。

1953 年，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 “服务于和平的原子能”（atoms for peace，即民用核能），与 “服务于战争的原子能”（atoms for war，即军用核武器）相对应。这让核工业迎来黄金时代。

在写过三本核时代历史的著作后，浦洛基发现这两者并非泾渭分明。从事军用和民用项目的人员相同，政府处理核后果的方式也往往相同。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反应堆都是为军事目的制造的反应堆的变种。

浦洛基的下一本书，将继续书写核时代历史，时间点会更接近当下。比如会涉及 2022 年俄罗斯接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军队控制外国领土上的核设施。换句话说，第一次冲突打到核设施。事实证明，国际社会无法到应对危机的适当办法。当今世界上有 440 座反应堆，但没有一座为抵御军事袭击而设计。俄罗斯接管切尔诺贝利事件让世界措手不及。”

1991 年 8 月 20 日，浦洛基在苏联政变发生第二天后离开莫斯科，飞往蒙特利尔。按计划，他将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到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授课。加拿大的同事对于苏联发生的事情很兴奋，希望浦洛基能开设关于苏联危机的课程。

由于来自乌克兰，浦洛基意识到了民族动员在苏联的重要性，所以他打算开设一门探讨苏联民族问题的课程。这让加拿大的同事感到疑惑。因为在当时的北美学术界，许多人觉得民族问题无足轻重，和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似乎也没有联系。

但到了 1991 年 12 月，浦洛基教完这门课后，苏联已不复存在，变成 15 个国家。5 年后，他正式加入阿尔伯达大学，2007 年又来到哈佛大学。他慢慢确认，“民族” 的确是这些共和国走向独立的重要动因。

这是浦洛基研究的一个关键词。“民族” 成为理解俄罗斯历史、苏联解体、乌克兰历史等的重要视角。他认为，人们寻找民族认同的趋势比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趋势强大得多。

所以浦洛基觉得苏联解体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这个漫长的过程是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帝国在 1918 年分崩离析，1922 年被布尔什维克以苏联名义重新缝合，然后在 1991 年再次分崩离析。

“民族” 之外，理解浦洛基研究的另外两个关键词是 “个人”（尤其是地位不高的人）以及 “全球史”。他说，他对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非常感兴趣，但最重要的是发现和理解形成这些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应对这些环境的方式。

“在我的书中，那些做决定的人、‘塑造’ 历史的人不一定身居高位，他们可能是，而且往往只是碰巧出现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反映的是时代的光亮和悲歌。”

浦洛基推崇全球史。他说他的论著涉及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文化和世界观之间的碰撞，而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其中的多重纽带。他觉得，这些纽带把不同地域、年代的人类联系在了一起。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 “义务” 或者 “责任”。在许多采访中，他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比如，之所以写《切尔诺贝利》，是因为他与当时生活在那里，并以某种方式受到影响的人共同拥有这个故事。这些人至少有一亿，但至少有一半离开人世，剩下的许多人则没有能力讲述这个故事。所以他有义务研究这些问题，发现尽可能多的真相，并把真相告诉大家。这对现在的处境同样重要。

浦洛基在新书中提到，去年 7 月，他收到乌克兰驻加拿大原大使安德烈·舍甫琴科（Andriy Shevchenko）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附有一位军人正在阅读乌克兰语版《被遗忘的倒霉蛋》（Forgotten Bastards of the Eastern Front）的照片。这本浦洛基的著作讲述了在英国、美国和苏联组成大同盟的背景下，美国飞行员在苏联空军基地的经历。

照片里的军人是舍普琴科的弟弟叶夫亨·奥列菲连科（Yevhen Olefirenko）中尉。他几天前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Bakhmut）附近阵亡。那张照片是他的遗照。

浦洛基回忆，他努力寻找合适的词语来回应舍普琴科。“我没有找到任何”，他说，“没有”。

3 个月后，浦洛基刚入伍几个月的表弟安德烈·霍洛波夫（Andriy Kholopov）也在巴赫穆特附近阵亡。面对表弟的家人，他再一次找不到合适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