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点周末丨在终极问题一个个都浮上来的时刻，人可以依靠什么？

成庆西装革履、戴 Apple Watch，有时是刻意为之——为打破学生对佛学通识课的刻板印象。可学生们对这门课还是充满误解。他也观察到，社会青年热衷于身心灵消费，从中寻找精神慰藉，但也充满了对佛学的扭曲和误解。

他认为这门佛学通识课实际上是 “生命教育” 课。在他的课上，佛学是一种直面现实生活的认知方式。他会花大量时间讲佛学以外的各种认识论、价值观念，启发学生用更多元的视角看待自我和世界。

“没有对比，我们就对自己的价值观没有反省，就不知道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可不可能。” 成庆说。

最近两三年，他观察到学生中焦虑抑郁情绪的程度普遍加深，但来找他求助的人在减少，“一些人处在自我放弃的状态”。他发现自己比过去更难调动起课堂气氛，感到学生们 “求知欲跟精神都很萎靡”。一位学生问他自己的手串断了意味着什么，这令他感到 “年轻人的生命观变得非常脆弱”。

过去，还有人拿着精神科的诊断书来找他倾诉，这两年越来越少。他上课点名时发现，休学的学生变多了。他感受到学生们的孤独和 “精神内耗”，部分原因是缺少现实中的交流。

成庆教过的一位学生开始信玄学，研究紫微斗数。他提醒不要陷入纯粹的宿命论，但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

“过去都有 ‘人定胜天’ 的想法，但当你再怎么努力都控制不了自己命运的时候，自然想寻找另一套理解世界的范式。” 成庆说。

成庆最近去天台山的一座小庙，碰到一位在庙里住了两个月的青年。这位青年原本在深圳工作，买到烂尾楼，在寺庙中寻求平静。

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 40 年中，人们沉浸在追求物质增长的单一价值观里，从学校到中产生活的路径也相对确定。但在增长放缓后，如果人们仍然带着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思维惯性生活，与现实的不确定性相遇，内心就无法调和。

成庆看到，在这个经济结构转型的时刻，“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一个个都浮上来”，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开始有心理需求，需要重新塑造价值观，寻找意义。

今年，他开始在 “看理想” 的平台上更新一门面向公众的佛学入门课，用佛学视角解释当代生活。用佛学的视角阐释，思维惯性是一种 “执着”，我们谈论的不确定是 “无常”。他会用喝奶茶为例子来讲什么是佛教中的 “人间皆苦”：追求片刻的 “乐”，是永远无法满足、无法停歇的躁动，也是一种 “苦”。

成庆认为佛学有实用的一面，曾帮他度过自己的心灵危机。

他是 1970 年代生人，青少年时爱读尼采、帕斯卡，渴望探索终极问题。本科毕业后干过两份工作，他都很快辞掉，以工科背景跨考历史系研究生，希望走学术道路。

但他逐渐发现，学院教育 “要么认为借助理性知识的累积便足以解决人类真理的问题，要么根本放弃了对于真理与灵魂问题的追问”。他有志于学术，但对 “发论文、谋教职、评职称” 这条路的价值产生怀疑。他渴望探索的 “灵魂” 问题，被现代学界认为太过玄奥和主观。

他在博士期间到美国访学一年，为了疏解内心的虚无和矛盾，沉浸在纯粹的哲学和艺术体验中，听了 46 场古典音乐会，“最后快听吐了”。回国之后，抑郁情绪却更重了。他如今理解，那只是在逃避现实。

“佛学反而让你面对现实世界。” 成庆说。他在写博士毕业论文期间开始练习打坐，有时一天用 7、8 个小时坐在蒲团上，观察身心。一个月后，他感受到内心体验变得丰富，“整个人心都是亮的”。

他的研究方向也转为近代佛教史和明清禅宗史。身边的人疑惑地问他，为什么选择史学中比较边缘的方向，“文章都不好发”。他只是笑笑，也不作回应。

研究转向佛学后，他不再对看不惯的事有强烈的对抗感，而是感到一切互相连接，互相影响和作用，“跟这个世界、跟他人贴合得更紧”。

他开始以佛学为方法，审视当代生活中的消费主义、网络暴力、过度竞争等等问题，而思考总是落回 “人该如何生活” 这个基本的哲学命题上。

以下是成庆和《晚点 LatePost》的对话。

《晚点》：你今年开始做面向公众的佛学课，因为 “看到社会上的心理需求”。你观察到什么？

成庆：当下社会对价值追寻和精神疗愈的需求很大。过去 40 年大家在单一的价值观里，只要好好学习、工作、赚钱，过上中产生活，不用想别的。

这几年大家发现上升渠道不像以前那么通畅，转换领域的成本也特别高。

以前我也跟别人讲，要注意精神生活，要知道如何向内看。在经济高速成长的时候，大家是没兴趣的，顶多当作调剂。现在就变成比较赤裸裸的需求，这个需求不满足，可能都没法继续生活。

《晚点》：你观察到价值观转向正在发生，体现在何处？

成庆：很多价值观选择是被现实情况倒逼的。我看到一些被辞退的互联网大厂人，干脆用失业的时间重新整理内心，这是被迫来完成生命观的重建。这个过程挺痛苦。

行业不可能一直增长下去。从互联网到新能源，都有周期。假如你的成长期正好赶在经济上升期，很容易获得职业收入。但是如果你的成长周期跟时代周期错位了怎么办？观念就很重要。

《晚点》：成长周期与时代周期错位后，如何寻求价值感，有什么可参照的例子？

成庆：日本经历了长时间经济的萧条，同样培养出一大批在日常工作中获取满足感的 “职人”，我们说他们有 “工匠精神”。他们在这种时代大周期的背景下，能找到自己的意义定位。

社会处在价值观转向的时刻。物质目标不再是最重要的排序，人可能会转向让自己精神愉快的事。

《晚点》：在价值观转向的过程中，一些年轻人开始在佛文化中寻找慰藉，比如很多人去寺庙求手串，求护佑自己的 “能量”。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成庆：他们不一定是对佛学特别感兴趣，只是为了安顿内心，不得已的选择。

把佛学玄学化，很重要的动机就是理解世界的范式发生了变化。过去以个人为主的价值观很稳固。现在你发现再怎么努力，也逃不过大的限制，自然会想能不能用另外一套模式解释生命。

有一次，一个学生说自己的手串断了，问我是不是意味着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在过去是没有的，他的生命观变得非常脆弱，向冥冥中的东西求好运。这种思维取向，就是因为大家不自信了。过去我们相信只要努力就能赚钱，现在不是这样了。

《晚点》：求手串、付费禅修营这类消费文化流行的原因是什么？

成庆：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信仰空间的。回到家里，没有一个东西能让你稳定你生命的基点。

以前宗教以日常的方式给人抚慰。传统的中国家庭里供个观音菩萨，供个牌位。过去生活中，搬家、建宅、办葬礼也都有一套仪式。在香港，做生意一定要拜拜关公。现在我们都市生活里，这些都没有了，都给你现代化、市场化了。

《晚点》：这一类的消费，与一般的消费有什么不同？

成庆：这种消费活动会创造一个环境，让你得到一定的安慰。但大部分组织者不具备佛学教育的素质，他们讲的内容很多都似是而非，没有真正解释背后的道理，人为什么苦恼。参与者如果没有接触过宗教教育，分辨不出来，只能任凭摆布。

佛家讲 “迷时师度，悟后自度”。商业化组织追求的是 “你最好永远靠我”，而不是你最终能自己解决问题。身心灵消费带给一个人的问题可能比对他的帮助更多。

《晚点》：如何用佛学的眼光审视消费主义？

成庆：在日常消费社会中，我们的市场行为，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满足 “我”，同样也满足对方。这个商业逻辑平常我们是不会去过分批评的。

但佛教的角度认为，任何一种带有交换性、得失性的思维模式都属于消费主义。理想的寺庙的经济都是采取供养模式，不是直接的物质交换。

佛教讲 “无我”，认为 “我” 这个前提是一个虚假的认知。一旦以这个前提去思考问题，“我” 每一次为他人提供利益，背后都有一个深层的逻辑，就是 “我” 想要得到。

只要认为 “我” 是真实存在的，各种行为建立在满足 “我” 这个基础上，就不可避免要落入消费主义，不管你所宣称的提供给别人的是多么美好的东西。

《晚点》：消费主义为什么会这么深地渗透进当代生活？

成庆：其实从人的历史常态来讲，人逃不过以 “我” 为主体的生活。像西方政治哲学说 “私有制的产生就是人类走向堕落的开始”。当我们宣称 “这是我的田地” 时，人们就开始走向这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但是对于现代人，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我” 的意识变得越来越狭隘。过去我们还会从人类各种组织共同体思考问题，现在人们越来越从非常小的个体出发。

我们就从公共舆论表达的视角看，互联网崛起之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事实上，当每个人的信息都在公共平台发出来，你会发现因为个体经验非常细碎，每个人都在说，但是每个人已经没有精力去聆听其他人了，也就是通过一层一层的挑拣、淘汰，最终达成交集共识。

现在的传播方式就变成了，人人都想让自己变得重要，但是结果就变得人人都不重要，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卑微，现代人的孤独感其实也体现在这里。

人类经验的无限制扩张，可能是造成现代社会小我意识越来越强化的很根本的原因。

《晚点》：每个人都想被看见，但又因此感到卑微，可能就会更多地用消费来满足和安慰自己。

成庆：人都有一种想要通过做什么，来证明 “我” 存在的价值的冲动，比如要赚钱，要有名气。没赚多少钱也能证明我存在的价值，消费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出口。

现在年轻人会说，“我高兴就好”。表面上看是带有很强的自主决断能力的个人的宣誓。但是常常在这样表达的时候，已经被你根本就无法看清楚的消费主义逻辑裹挟。

比如一些年轻人为了凸显自己的品位，跟其他的群体做区隔。他们要打扮自己，就要接受大量的信息。人会被无限的消费、消费背后的信息所牵引，一个人精神要处理这么多的东西，要从这些碎片当中获得快乐，人很容易被消耗，很容易疲乏甚至抑郁。

过去消费主义的牢笼更粗枝大叶，而现在消费主义越来越琐碎、细小，花样越来越复杂，有时包装得很精致，很隐蔽。我们身在其中，更难去反省。

《晚点》：你曾说，当代年轻人 “远没有意识到大规模的消费社会与物质主义的宰制性是何等的严重。” 除了消费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侵蚀，这种 “宰制性” 还有哪些更深入的影响？

成庆：消费主义已经内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跟教育里了。比如说一定要读好大学、找好工作，背后是一套把自己当商品的逻辑。最近，张雪峰给的填志愿建议，说有钱的家庭报什么专业都没问题，一般家庭就盯着那几个以后好找工作的专业。

这套理念我不反对，但如果这变成一种社会主流的价值信条，觉得就应该这样报志愿，自由探索就是有钱人的特权，这就太可怕了。

《晚点》：这样报志愿的年轻人和家庭，也是出于现实考虑，想在不确定性很高的时代寻求更多确定性。

成庆：是这样的，但人生永远是充满风险的，这种求稳意识现在越来越趋向僵化的思维模式。我担心年轻一代过早地僵化了，他们生命的意义感会越来越单薄。

现在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所有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份工作。问题在于，当这个社会不能够符合他对工作的期待的时候，他人生意义的虚幻感是很强烈的。这种普遍的无意义感，有时候不是有份稳妥的工作就能解决的，如果他在大学几年，没有思考过意义问题，也没有自己探索的机会。

如果人从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固化思维，不对既有现实进行反思和挑战，不去想怎么改变，这个社会会很窒息的。

《晚点》：你观察到当下对佛学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

成庆：很多人只接受了佛学的结论，“一切都是无常”“都是空”，就直接跟自己或者跟别人说，“这不重要”“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佛学是自我催眠，是 PUA。

佛学真正重要的是转变思维的过程中如何推导。先让你承认你的 “苦” 是存在的，然后理性地看你到底被什么束缚住。佛学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修行其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没有比改变观念更痛苦的事。

《晚点》：你强调佛学是一种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的核心是什么？

成庆：佛教认为 “人生皆苦”，这种苦是本质上的，不是平时理解的苦与乐。我们只能通过认知上的觉悟来解决 “苦”，核心就是理解 “万法皆空”，或者说 “不二” 思想，通俗地解释就是非二元论。一般人平时都在用二元论来认识世界。

《晚点》：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会导致哪些认知盲区？

成庆：我们会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待外界，构建出一个 “我”，其他一切都和 “我” 对立起来。

一般人对身份很执着，用职业、等级、经济地位给自己和他人贴标签，就是为了满足 “我” 这个主体。而且总是给自己贴有优势的标签，给别人贴负面的标签，这使社会出现强大的对立感和互相的隔绝。

佛学会讲 “我” 并不真实存在，人的标签也是随着环境改变不断切换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自我认同不是这样，会带着自认为有优势的标签到处行走，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出与众不同。这其实很荒谬。比如两个车发生剐蹭，经常有人要讲 “我是干什么的”，其实在那个场景下，只是两个事主而已。

《晚点》：摘标签主要为了解放自己。

成庆：是，我们的逻辑总是竞争式的，你厉害、我要更厉害，何处是个头呢？

《晚点》：非二元论的认知方式，能让我们在 “无常” 的生活里获得平静吗？

成庆：一般人在 “无常” 中感觉到苦，因为有一个潜意识的前提，就是认为生命是可以被我控制的。我们想控制，这说明我们的认知里，构建了一个真实的 “我” 和 “我” 想控制的对象。

为什么一个人突然被辞退会有强大的沮丧感，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会发生。“我执” 就是我想要环境来配合我的主观想法：我可以失业，但要按照我的节奏失业，比如说 10 年后我可以不做了。你没办法接受比过去工资更少，做的职业没过去光鲜，这其实都是一种执着。

佛学的功课就是让我们知道，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只有接受这是正常的，才能以稳定的心理状况去处理人生危机。

《晚点》：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年轻人，几经努力也找不到工作。他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成庆：我们没办法站在他者的角度去劝这些人保持平静，因为修行说到底是面对自己的坎坷。有些人面临的人生问题比较小，可能稍微知道一点观念，都解决了。有些人面对的考验大，解决起来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现在分享的内容，只是告诉你认知是有可能转变的，尝试一下也许有一点希望。

《晚点》：如果你现在就是一位二十多岁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你会怎么做？

成庆：我年轻时也在上海失业过，找工作也很困难。当时我最窘迫的时候，也会觉得人生真的没有希望了。但是你发现你就安心去解决吃饭的问题，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想着成为别人，不要想着快速成功、快速财务自由。一步一步慢慢走，走到十年之后回头看，你会发现人生居然有这么大的改变。

但是长期来看，你一定要明确自己要做什么。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真正有热情的领域，而不要去看现实的利益、一时的得失。

每个人的回报不是单单体现在收入，而是体现在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负责的最终的标准就是，你愿意投入到你觉得有意义的人生旅途当中。

《晚点》：还有一些人 “毕业即失业”，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就卡住了。他们想要安心的方式，只能是降低自己的预期？这会不会太消极被动了？

成庆：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毕业以后就到苏州送外卖，但是他和我交流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开朗，比上学时候还开朗。他有时候还在群里分享他们这个快递站里面有多少人，他排名第几。

我从他身上看到，今天的年轻人遇到人生的这种窘迫的时候，他是很自然的去接受。如果永远放不下期待的话，你的内心会很煎熬。

《晚点》：他心态确实很好。不过不能忽视的是，外卖骑手这份工作的系统性困境。

成庆：那个年轻人爱好弹吉他，他赚钱很大的一个动力是想学音乐。一般人可能觉得这个人生过得不符合常理，没钱还要学音乐。但是我有时候就会感觉到，这就是人生的可能性。

他知道做骑手的目的是为了养活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未来要做其他的事情。系统就会变成他的工具。

系统性的问题我们能改变的是有限的。永远不忘记你内心里最重要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讲已经是很好的内心建设。

《晚点》：你在看理想课程中提到过禅宗六祖慧能说的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意思是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谈觉悟。我们的读者很多是互联网从业者，总在跟数据打交道，关注规模、增长、留存。自己也被精密的绩效考核管理，被组织的目标思维影响。在这样的工作中，如何 “修炼”？

成庆：已经处在旋涡当中的人，总是渴望一种快速解决困扰的方法，这也是身心灵消费有吸引力的地方，它能让人马上缓解。

但真正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听了佛学的观念之后，也得经过不断地尝试、体会、验证，慢慢增加对这个逻辑和实践的信心。

《晚点》：一个已经在坏系统里高速运转的人，同时发生认知改变，这会不会太难？

成庆：要重新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来完成这个重建过程。适当保持跟这个系统的距离感。

出家人为什么刚开始修行时要跟社会做适当的隔离，因为你的价值观跟社会是同构的，这时候你很难完成转换，所以必须要先暂时做一个切割。

我们总想一下子把当下的问题解决。一个人应该在他刚选择自己的事业、专业开始就同步地建设他的价值观。甚至从幼儿园就应该开始生命教育。

但我们现在从幼儿园就开始 “卷”。特别是中产家庭害怕子女会滑落，从孩子很小一直焦虑到他们进入社会，到最后发现孩子发展得不好，就说算了，我养你，孩子就变成 “全职儿女”。这是很荒谬的，一开始赋予过高的期待，最后期待又变得如此渺小。

我觉得正确的生命建设，应该是你要假设你的小孩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从这个层面开始教育他。

《晚点》：具体有什么方法能 “适当保持跟系统的距离”？

成庆：你的业余时间、碎片化时间，不要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娱乐上，多留一点时间去了解另外一些思想观念，把生命当做一个问题来重新理解、重新学习，持久下来就产生力量了。

过去在学校，大家总是为了职业学习，而不是为了生命学习。现在如果没有社会性的生命学习，你永远没办法改变。

《晚点》：年轻人还有另一种方式和系统保持距离，从流行语言的变化就能看出，从前几年的 “佛系” 到现在的 “躺平”“摆烂”。你怎么理解 “躺平”？

你过去曾写文评价 “佛系”，认为这种对传统佛教符号的借用与接受，“来自于我们自身文化中某种隐秘的平衡机制，也就是强烈的世俗主义与出世隐逸之间的不断转换”。

成庆：“躺平” 是一种反抗，目的是跟过去束缚住你的价值观做切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赞同的。但是不可能通过 “躺平” 来解决问题。就像日本社会御宅族，依附性地寄生在家庭里，我们现在也出现了 “全职儿女”。个人依附于父母，虽然生活质量还可以，但实际上没办法找到自己的独特生命价值。

“躺平” 接下来的一步，年轻一代要去想能够做什么，在哪里寻找生命的价值。

现在年轻人去乡村办民宿，去景德镇烧瓷器。虽然很多人最终是失败的。但我觉得这是尝试的过程。任何社会变化都是靠种种尝试，慢慢形成认同。

我觉得现在 “景漂” 不够多，你看日本多少人一辈子就做一个陶器，很多人不出名，不具备商业价值。但这种生命有意义，自洽。

《晚点》：“全职儿女” 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问题是？

成庆：依靠血缘为核心互相呵护，自己的创造力仅限于家庭内部。一个人只在这种空间里生活，精神很难健康。他所寄托的对象非常小，日本现在有大量的老人死后，子女为了继续拿他们的退休金，隐瞒不报。

如果一个人是在社会关系中生活的，他的生存能力跟精神的健康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看到一些家庭主妇，也是回归家庭生活，但也做很多其他事情，做手工，开小红书，至少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跟社会互动的部分。

《晚点》：这听起来像经济学视角里的 “交换产生价值”。

成庆：你可以从经济学出发，但我从佛学的角度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 “缘起”。佛学认为，人绝对不是单独的个体，人与人互相影响。人要在巨大的关系网络当中确认自己的角色和价值。

有的人不想跟社会打交道，但你发现 “社恐” 最大的问题是他切割不了。反而你融入到这个关系网中，人才会得到更大的解放。

《晚点》：但当我们身处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关系网中，也会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力，甚至暴力。

成庆：网络暴力还是 “我执” 的一种主宰欲，非要别人同意他的看法，太执着于自我的意识，所以对他人的命运，很难产生一种共情感，感受不到与他人的内在连接。

我常常觉得网络暴力不可能彻底解决，这是人性的部分。但如果真的想要缓解，需要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缓和或者重建，因为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关怀、压抑着情绪，就一定会找另外的发泄方式。

《晚点》：一个人应该如何跟他人和世界连接？你自己在现实生活里是很好的实践者吗？

成庆：只要有可能，我会和我周围的所有人发生交流，感受不同人、不同群体的生活，而不是陷入自我孤立。

我过去在电梯遇到快递员，也觉得他跟我没关系，没什么好聊的。但后来我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是你的认知决定的。如果你认为这是你跟他的不期而遇，就蛮有缘的。你跟他一说话，马上你会感到气氛都改变了。因为快递员有时候也无聊、焦虑，那 20 秒又不得不跟另外一个人关在一个封闭空间里。

我觉得人与人在所有空间场域里重新认知，是建立人际关系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现在都是拿职业看人，他是送外卖的、他是清洁工，以等级区别对待，这在社会里会形成恶性循环。

只有把人还原为单纯的人，不是市场人、工具人、利益人，才有可能平等地对待别人。

也不要把人异化成 “坏人”，人在不同场合会展现不同面貌。比如说，我从虹桥机场打车回家，有时遇到的司机会不停嘟囔 “等了 3 个小时才赚 40 多块”，会抱怨你。我不会对他们产生厌恶，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种反应是那个情景或者结构当中被塑造出来的。

我下车会给多一倍的车费，他会特别惊讶，情绪好像也一下子轻松了。这是我能力范围内能做的。我不喜欢人与人只是机械化的交往，社会的系统性压迫已经够重了，我们应该在人与人交际的空隙当中，互相给一些安慰。

《晚点》：这种良好的互动会不会只能止于表面，是一种表面和谐？这么做能改变社会深层的对立吗？

成庆：我没有那种很天真的乐观主义，社会结构不会按我们设想的那样发展。

我只是觉得在每个人生活的有限的时间或者空间里面，都能制造一些小的气泡式的空间，让自己能放松，不被职业标签完全主宰。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到，不要等着靠环境和制度的改变，可以从自己附近开始重构人际交往。

其实上海的公共政策也越来越注重公共空间的建设，在密集地做社区营造，黄浦江、苏州河的通道全部打开。在这样杂居性的公共空间里面，不同阶层的人相遇，这是让我们能够平等交流的一个前提。只要相遇就有可能打破人与人的区隔性。已经有了这样的空间，就变成参与者的主动意愿的问题了。

《晚点》：你概括 “佛学就是智慧和慈悲”。人们都想拥有智慧。但 “慈悲” 是必要的吗？

成庆：当你认识到人跟人存在不可能切断的关系，自然就产生一种慈悲，因为人跟人是互相影响、互为映射的。

佛教里分解脱道和菩萨道，解脱道倾向于只解决自己的问题。菩萨道就是既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世界的问题。

我们过去都认为我管好自己就行。但是你最后会发觉，个人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很多时候必须要解决众生的问题，最后才能解决你的问题。通过真正利益他人，最终你能得到真正的觉悟。

《晚点》：“人应该怎样生活” 这个问题是道德哲学的起点。佛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成庆：佛学会给我们生活中过度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欲望做一个平衡，让我们不那么执着。

一个是不要依赖外在的事物。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我们看到太多信息，潜意识里你会想过上别人的生活，想把好的生活都体验一遍。

佛学会说每个人的生命是有条件限制的，我们要更多从大的时代条件的角度去看个人的位置，会提醒你收缩过度膨胀的贪欲。

《晚点》：这种 “不执着” 的态度会不会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人如果不努力追求人生意义，会不会在生活中产生虚无感？

成庆：佛教里有个术语叫 “愿力”，把这种追求解释成是一种愿望。

《晚点》：“愿力” 和 “执着” 的区别是什么？

成庆：区别在于，不要形成 “必然如此” 的期待。假如结果没有达到你设想的目标，你不应该有烦恼。得失的烦恼就是 “我执” 所在。

《晚点》：即使没有实现愿望，也要能坦然接受？

成庆：《金刚经》里讲到一句话，大意是你坐一条船渡到智慧的彼岸，到达了之后，你要连那条船也忘掉。你顺着世间各种的因缘条件自然地去做就好了，意义自然就会呈现出来。

就像我看到一个邻居需要帮助，我内心不会去总结帮助她有什么意义，仅仅是我看到她，自然产生帮助她的念头，就去尽我所能去帮她。

“意义” 被概念化之后，就变成了外在于你的东西。生活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但是人们总要额外挖掘出一个人为的意义来。这从佛教角度来看，都是多余的。

《晚点》：你对佛学是否有批判性的看法？

成庆：我觉得佛学的理论还是比较完备的，不过佛教的宇宙观跟现代社会自然科学宇宙观的距离太遥远了。

佛教自己是自洽的，所以我也不能说它是错的，而是它在面对现实社会的时候，两者很难调和。

因此它被理解的可能性也变得很弱，以及培养佛学人才的难度非常高。

《晚点》：研究佛学这么多年，你现在是否已经完全解除了自己的困惑？

成庆：我自己人生的大问题已经思考得比较清晰。我更多的困惑是怎么更好地做教育。

现在的学生对很多严肃的需要深入思考的内容没有太大兴趣，也已经没有接受过进行深入思考的训练。当我的教育手段、我的用心没法达到设想的效果时，我也会有挫败感。

到最后我告诉自己 “尽人事”，把我觉得有价值、能帮助成长的内容分享给学生。虽然他们现在不接受，但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们需要这些东西。

我把教育看得特别重要，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人性造就的，教育能改变观念、改变人性，能形成更长期延续的力量。大家都有被系统控制、被主宰的感觉。但我始终会想，设计系统的人也是人，如果我们不能软化制度的话，我们要软化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