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鲁塞尔效应到数字帝国：Anu Bradford新书书评

文/李汶龙

重启写作，也是低产的本公号第50篇文章。给大家推荐一本牛津出版社的新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鲁塞尔效应》 作者Anu Bradford的《数字帝国》 (Digital Empires)，2023年9月26日正式面世。[1] 该书还有专门的网站，汇总相关延伸阅读，做得不错。[2]

Bradford是芬兰人，自赫尔辛基大学读完LLM后，前往哈佛求学，依次获得第二个LLM学位（Fulbright奖学金）和SJD学位，两者间还有短暂律师执业经历 (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3] Bradford已定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研究领域涵盖竞争法/反垄断，以及国际贸易法，但书作多为国际公共政策相关。[4]

布鲁塞尔效应 (the Brussels Effect) 是Bradford成名之作。受“加州效应” (California Effect) 的启发，Bradford在2012年发表了论文[5] ，8年之后将该文扩展为一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6]。这本书对于中、美更加细致的分析，以及经济体间相互依存和勾连的讨论，是对《布鲁塞尔效应》的有益补充。布鲁塞尔效应的意旨不容易简单总结，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机（二战后的全球化）和空间（欧洲市场一体化进程初级阶段）碰撞出现的结果。Bradford在新书中也解释了，之所以欧洲没有出现科技巨头，与这种特定的历史时局有密切关系，绝不仅仅是法律规制的原因。

从数字帝国开始，Bradford走出欧盟叙事，以更宏大视角审视国际数字政策，系统性反思三个“帝国”——也即中美欧——趋同与差异的一次尝试。Bradford选择了“帝国” (empire) 的概念，并非取其历史含义。书中指出，数字帝国是指对外输出数字产品和服务、科技以及治理科技的规则的主体，以其规范和价值影响其他国家和个人。之所以取“帝国”的概念，Bradford是想强调其向外延伸和产生影响的倾向。

国内读者可能会喜欢这本书，想必会是因为中美欧的对比。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内参报告，国内数字政策和法律圈里经常会出现中美欧对比，预设三个政体天然站在不一样立场，有不一样甚至极端差异。

这种“择大而论”的思维惯性我并不感冒，并建议读者警惕。

每个国家都有其复杂性，真正国家间的差异（无论是对市场和经济的态度，对法治和基本权利的追求，还是国家利益和安全）都比当下所呈现的小得多。真正重要的区别见诸细微，但粗线条的对比无法容纳和捕捉。此外，只看中美欧，却忽视了很多其他有意思，真正代表先进思维的政体，比如巴西、英国、新加坡。不去关注这些国家只是因为他们不是Bradford所说的“帝国”。再次，每个国家内部有多层次、多维度、不同主体的立场差异，例如美国州与联邦，政府、国会与学术圈，政府里工作的学者型政客和非学者，其中存在巨大的立场冲突和异见。不考虑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情况下在对比“中美欧”，纯粹是在对比想象。

Bradford本书也作了类似的对比分析，提出美国为市场驱动 (markets-driven)，中国政府主导 (state-led)，欧盟人权至上 (rights-based)。每一个制度都是一种“数字帝国” (Digital Empires)，在经济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认同上都会在社会层面作出不同选择。建立在早年间关于资本主义形式的大辩论上，这样一种刻画大体正确，但很容易被证伪。Bradford在书中很早的地方也进行了澄清：

关于“三国演义”结局如何，Bradford在书末有所论述。她的基本观察是美国的模式在当下格局下逐渐示弱，而中国和欧盟正在不同政治阵营当中构建影响力。主张未来的大国角逐中，“克制” (restraint) 是底色，互相依赖的事实让哪一个帝国都不愿意莽撞出格，但也没有人能够安享和平。究竟谁能胜出Bradford没有，也认为无法预测。但她给出一个忠告，也即不要在竞争中失去底线。

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书中的对比分析足够缜密和深入。如果一定只对中美欧进行比较，那就尽量客观、科学和严格。Bradford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不仅讲到各个制度的特征，还有相互间的依赖与影响，未来的趋势和竞合。不推荐这本书，也是源于相同原因。写作这篇评论中途我曾一度决定放弃，因为书中大部分内容过于描述性，并未带来信息上的补足，或者智识上的满足。不过，对于零基础希望了解国际数字经济和治理主题的读者而言，对于专门从事中美欧政策分析和比较的工作者而言，这本书的信息量是充足的，有相对缜密和严谨的分析。

个人喜欢Bradford关于横向和纵向的分析框架，可呈现出结构复杂性和动态性。每个帝国是通过与自己国内和国外强大的科技企业关系来进行国际竞争，因此带来了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维权力的角逐。本质上这是权力的聚集与瓦解的战争，但在国内和国际格局下，立场会有所不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是一个谁跟着谁走，玩谁的游戏的问题，并随之调整自己的节奏和构成的问题。Bradford的最终落脚点放在了自由主义民主 (liberal democracy)，认为竞争格局纷繁复杂、动态多变，但民主和自由主义应当是底线，但在大国竞争中已经出现了犹疑和异变。

个人揣测，美国和中国都会在中长期逐渐向欧盟看齐，布鲁塞尔效应持续。这并不意味着所谓“欧洲模式”的胜利。美国是强调市场，但并不是没有GDPR（例如州层面星火燎原式的仿效GDPR），或者不关注中国所定义的安全。欧盟的布鲁塞尔效应无可否认，但也并不是某些国人深信欧盟完全不顾经济只知道监管而没有产业支持。中国的确是政府主导，但政府的利益是否可能与市场趋同，是否与权益兼容，Bradford很少解释；其他西方学者也类似，往往自此停止论证。孤立地看待市场、正当性以及权利保障和救济，甚至三个价值分别赋予三个主体的方式的逻辑，忽略了在某个体制中三者的混合和交融，是这种思维最根本的缺陷。这是国内泛滥的“中美欧”对比的缺陷，但从Bradford本书立意来看，也的确存在这样的倾向，容易产生误解。不同的是，Bradford的分析有大量的条件限定和证据支持，而且并非是静态的特征总结，对动态格局也有一个整体把握。在此意义上，Bradford的书对于当下中国的公共政策讨论是有益处的。

参考文献：

[1]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digital-empires-9780197649268?cc=ca&lang=en&
[2] https://www.digitalempires.info
[3]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Anu_Bradford
[4] https://www.law.columbia.edu/faculty/anu-bradford
[5] https://heinonline.org/HOL/LandingPage?handle=hein.journals/illlr107&div=3&id=&page=
[6] https://scholarship.law.columbia.edu/book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