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征服”——早期锡安运动与巴以地区的种族主义根源

“阿利亚”（Aliyah）

地主的烦恼

“阿利亚”（Aliyah），或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潮，早在十九世纪末西奥多·赫茨尔发表《犹太国》并召开第一次锡安主义大会之前便已经开始。自1881年起，面对当时俄国境内层出不穷的反犹骚乱，大批东欧犹太人无奈选择了逃离。他们中大多数人将目的地设在了美国，但也有少部分出身中下阶级的犹太移民决定前往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开启新生活。该群体中一些人已经受到了早期锡安主义宣传的影响，另一些人则只是因为无力承受前往美国的舟车劳顿与高昂的旅费，或为了更加便利地往返欧洲才转而将巴勒斯坦设为了自己的目的地。[1]“第一次阿利亚”（1881-1904）中的犹太移民们大多已经习惯了欧洲的城市生活，来到巴勒斯坦后，他们大多选择住进了耶路撒冷与雅法等中心城镇。数万新移民中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真正依照锡安主义者的殖民计划一度住进了由欧洲资本购置的农业定居点。[2]而当巴勒斯坦的城镇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新移民时，或当人们亲身体验过“田园生活”的残酷时，第一次阿利亚中至少有半数移民最终选择了离开。

欧洲的锡安主义者们不甚关心城镇中犹太移民的去留，他们真正在意的事情是城市以外那些由他们出资购买的土地上是否能够建立起犹太人的农业定居点。在锡安主义者们的计划中，只有当新移民在合法购买的土地上依靠农业生产完成定居时，犹太人才真正有可能宣示自己拥有着巴勒斯坦的土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国成员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James de Rothschild）成为了这项事业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会在法国使馆的协助下花费巨额资金从奥斯曼政府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主手中购买土地用作自己的农业殖民地。这些接受罗斯柴尔德资助的定居点如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锡安之始”）与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希望之门”）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以色列国的重要城市。

然而这样的计划起初并不成功。作为一位“在外地主”，罗斯柴尔德只能远程遥控自己的巴勒斯坦殖民地。他具有支配这些土地的绝对权力并会如当地居住在城市中的阿拉伯地主一样委托他人打理这些农业用地。而不同之处在于，为了推进锡安主义计划，罗斯柴尔德要求自己农业殖民地上的雇员必须为犹太人。且作为一位保守的欧洲地主，他不希望自己土地上的犹太农民具有任何知识与文化。例如在他出资建立的农业定居点埃克隆（Ekron），最早的一批犹太移民们均不识字并因此需要专门委托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帮助他们向位于立陶宛的家乡写信。[3]

在这样的模式下，罗斯柴尔德需要在当地额外雇佣许多管理者负责处理定居点中的大小事务。该群体往往会如地主一样压榨、欺辱手下的农民并时而遭至后者的反抗。罗斯柴尔德则只会无条件相信定居点的管理者并进一步将具有独立思想与反抗精神的农民们视为洪水猛兽。于是，当罗斯柴尔德试图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生产方式引入自己资助的定居点中时，当地眼界狭窄而思想保守的农民们往往并不具备接受创新的能力与意愿。

且同样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一方面不愿引导农民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相关决策，而另一方面，他与他的顾问们却又不甚了解巴勒斯坦当地的农业条件。罗斯柴尔德最为倚重的几位法国农学家大多只擅长花卉种植与葡萄栽培，他们试图将法国南部与阿尔及利亚的葡萄酒经济完整复制到巴勒斯坦的农业殖民地。[4]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们迟迟无法找到一种适应巴勒斯坦气候的葡萄品种，一些定居点的葡萄园更是遭到了根瘤蚜虫害的打击。于是，时至1900年前后，巴勒斯坦的农业殖民地依然未能实现经济独立。罗斯柴尔德投入的巨额资金大多只为受雇于他的中间管理者们带来了奢靡的生活，而他真正关注的锡安运动却始终未能获得显著的进展。

“劳动征服”

自1904年开始，面对俄国境内又一轮惨绝人寰的反犹骚乱，又有数以万计的东欧犹太人逃向了巴勒斯坦并由此触发了“第二次阿利亚”（1904-1914）的浪潮。就移民们的构成与动机来看，此次犹太移民潮依然只是第一次阿利亚的延续。不同在于，第二次阿利亚中的犹太移民相对更加年轻并更易于接受农业劳动，且许多年轻人已经成为了更加热忱的锡安主义者并同时受到了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影响。这其中便包括1906年抵达巴勒斯坦时年仅二十岁的波兰犹太人、日后的以色列地工人党（Mapai）领袖与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及另一位社会主义锡安运动领袖、以色列第二任总统伊扎克·本-兹维（Yitzhak Ben-Zvi）。

在第二次阿利亚刚刚开启之际，巴勒斯坦当地农业殖民地的运营模式已开始发生转变。罗斯柴尔德显然认识到了自己“家长式作风”的弊端并于1899年将定居点的经营权连同大笔资金交给了曾在阿根廷积累过相关殖民经验的犹太殖民协会（JCA）。犹太殖民协会对于农业定居点的运营方式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规律。协会首先停止了对于葡萄酒产业的补贴并解雇了大批中间管理者。在扩展作物种类的过程中，定居点管理者们终于意识到柑橘类植物才是巴勒斯坦农业的最优解——例如由当地阿拉伯人最早培育出的“雅法橙”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便已远销欧洲。[5]或者说，只有在汲取当地阿拉伯人农业经验的基础上，自诩为巴勒斯坦带来“文明”的锡安主义者们才真正在这片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犹太殖民协会的确很快帮助巴勒斯坦的农业定居点实现了经济独立，但其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运营模式却同时为锡安运动带来了危机。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新移民们往往不具备农业经验却反而会在白手起家的压力下寻求更高的工资。而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农民们不仅更加能干，且通常拥有着自己的住所与本职工作。他们往往愿意以更低的工资来到犹太人的农业定居点兼职，定居点的经营者们则完全无法抵制雇佣阿拉伯人的诱惑。犹太殖民协会的决策者们并不介意犹太移民在竞争中失业，他们有时甚至还会鼓励并帮助那些没有工作或地产的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6]如当时正在巴勒斯坦工作的犹太农学家阿龙·阿龙索赫恩（Aaron Aaronsohn）所说：“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关于殖民的政治、经济原则（即以大量输入劳动力与资本的方式解决殖民地困境[7]）并不适用于巴勒斯坦。这里的殖民进程无法缩短，若想成为成功的殖民者，没有财产的定居者们只能进行自我筛选而无法指望公共援助。”[8]

于是，虽然犹太人的农业定居点依照客观经济规律获得了发展，但锡安运动中有关改变巴勒斯坦人口结构的计划却一时遭到了搁置，且犹太移民们的生计同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面对薪水的降低与失业的风险，以及锡安运动惨淡的前景，犹太移民们在第二次阿利亚伊始开启了一场名为“劳动征服”（kibush haavoda）的运动。这里的“征服”至少包含三重含义：首先，移民们必须征服自己，即以更加强大的意志在荒芜的土地上与炎热的天气中学习并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农业劳作。对于移民群体中的许多城市居民与知识分子而言，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与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农民群体一样，犹太移民们需要从农业殖民地的经营者或地主手中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与更高的工资。而在此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独特而棘手的难题，即如何应对当地愿意接受低薪且劳动能力更强的阿拉伯农民。

这也成为了“劳动征服”的第三重，亦是最为重要的一重含义——即犹太人需要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农业定居点中的工作。移民们相信，只有当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地”所有门类的工作均被犹太人“征服”时，锡安运动才有可能获得成功。[9]由此，犹太移民们在刚刚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后不久便已经将阿拉伯人排除在了“以色列地”的远景之外。时至今日，当我与以色列的朋友们聊起巴以冲突时，人们总会迫不及待地表示：“这与土地无关。”然而在谈及任何抽象而无解的所谓宗教仇恨与民族冲突之前，第二次阿利亚的事实已清晰证明，土地与劳动恰恰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移民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产生矛盾的重要根源。犹太移民们在“劳动征服”中试图驱赶的对象既是“穆斯林”或“阿拉伯人”，更是当地更具竞争力的廉价劳动力。巴勒斯坦的原住阿拉伯人的确严重阻碍了犹太人的移民进程，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才是犹太农业殖民地中更受雇主青睐的群体，而这直接导致犹太移民不得不时时面临失业与被迫离去的风险。

至于当地的阿拉伯人，他们往往并不介意在犹太人的定居点中多赚一份工资。且在奥斯曼帝国晚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远未普及之时，犹太新移民与阿拉伯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大多只有关于土地、水源与牧场等具体问题。犹太人真正担心的事情并不是民族仇恨，而是治安问题，例如定居点雇佣的阿拉伯保安们时常会与小偷串通等。[10]将类似的治安问题上升为民族仇恨反而是一件有利于犹太移民的事情。例如本-古里安曾于1910年直言不讳地表示：“（阿拉伯）民族仇恨将强迫犹太农场主雇佣他们极为厌恶的犹太工人，这样的事情正在悄然发生。”[11]在本-古里安及其他许多犹太移民看来，可控的民族仇恨将为“劳动征服”与锡安运动提供强大助力。其逻辑非常清晰：锡安运动需要犹太移民，犹太移民需要得到工作，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与阿拉伯人展开竞争。资本家原本青睐廉价的阿拉伯人，而民族仇恨的蔓延将迫使他们减少甚至停止雇佣阿拉伯人。于是，犹太人将逐渐垄断“以色列地”的工作，锡安运动亦将因此获得成功。

然而，即便“劳动征服”拥有着清晰的路线图，其实践过程依然困难重重。本-古里安的经历极具代表性。1906年9月，在抵达雅法港后，本-古里安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佩塔提克瓦并找到了一处月租5法郎的住所。为了表现得不输于身边无处不在的阿拉伯农民们，他第二天一早六点便起床来到柑橘园开始了施肥的工作。本-古里安起初认为这是一项干净而令人愉快的工作，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佩塔提克瓦的生活被描述成为了一种田园牧歌。

而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当地其他波兰犹太人的家书中却充斥着有关饥饿、结核病与霍乱的描述。短短三个月后，本-古里安同样感受到了农业劳作的辛苦以及阿拉伯人竞争的残酷。他在家书中首次向父亲坦白道，使用铁锹与搬运肥料等工作对于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的移民而言绝非易事。在阳光的暴晒下，汗水令他手掌上的创口刺痛无比，而即便他的双腿已陷入麻木，身边犹太监工们Yallah！Yallah！（“快点！”，或“动起来！”）的呼喊却依然不绝于耳。本-古里安此前从未告诉过父亲监工的存在，且从未提及过自己与佩塔提克瓦其他劳工一样只是按日受雇。[12]不久之后，本-古里安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田园生活”。依照他的估算，第二次阿利亚中有90%的犹太移民最终离开了巴勒斯坦。[13]

整场“劳动征服”运动由此很快陷入了困境。犹太移民们始终无法证明自己是比阿拉伯人更加优质的劳力，而所谓的民族仇恨则仍不足以令农场主们放弃资本的考量。锡安主义者们至此不得不另辟蹊径。为了迅速改变犹太定居点中的劳动力结构，他们开始思考引入一批更加擅长体力劳动的犹太“外援”——也门犹太人。在东欧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中，也门犹太人重视家庭、保留着纯正的宗教信仰，且是一群“天生的劳动者”。[14]于是，在锡安主义者们的宣传与招募下，首批1200余名也门犹太人于1909年住进了巴勒斯坦的农业定居点。也门犹太人对于移居巴勒斯坦并不陌生，早在第一次阿利亚期间，他们中许多人便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也门犹太人的确会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竞争工作岗位，但他们的职业选择大多为石匠、银匠或建筑工人。[15]至于农业劳动，他们并不比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更加擅长，并因而丝毫未能撼动阿拉伯劳工们的地位。

在农业定居点中，也门犹太人往往从事着最为艰苦的劳动。且更加可悲的是，即便在犹太移民群体内部，他们也依然是社会中的最底层。时至1914年，也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群体中的比例已上升到了百分之五，而随着人口占比的上升，也门犹太人与其他东方犹太人一道成为了欧洲犹太移民歧视的对象。这样的歧视往往非常露骨，例如即便在以色列建国十余年后，长期出任总理的本-古里安仍会在批判东方犹太文化时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不希望以色列人变成阿拉伯人。我们有责任与腐蚀个人及社会的黎凡特属性为战，且有责任维系‘大流散’中纯正的犹太价值。”[16]他的好学生、第四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亦曾忧心忡忡地发问：“以色列需要来自高水平国家的移民……我们有来自摩洛哥、利比亚、伊朗、埃及，以及其他十六世纪水平国家的移民，我们是否有能力将这些移民提高到合适的文明程度呢？”[17]

类似的文化歧视与犹太移民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互为因果，如另一位社会主义锡安运动领袖、日后的以色列犹太事务局官员哈伊姆·阿洛佐洛夫（Haim Arlosoroff）所说：“如果以色列地存在着缺乏公共影响力的无产阶级，那么他们一定存在于中东与北非犹太人之中。”[18]“劳动征服”运动非但未能帮助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从当地阿拉伯人手中夺走工作机会，反而为日后建立在这片土地上的国家埋下了排异与“犹太人优先”的种子。而在同种目的下，引入也门犹太人的失败尝试则在看似平等的犹太群体内部进一步区隔出了“更加平等”的欧洲犹太群体。就像日后以色列社会所呈现的那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排除在了国家的主流劳动市场之外，而包括也门犹太人在内的中东与北非犹太人群体虽被纳入到了以色列社会之中，却往往只能处于劳动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底层。[19]

时至1910年前后，随着第二次阿利亚进程的不断深入，锡安主义者们已清晰地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无法在资本的选择中战胜当地的阿拉伯人并最终征服劳动市场。而“劳动征服”的失败正在迫使锡安运动转变思路：如果犹太移民注定无法征服劳动市场，那么通过某种组织与制度上的创新绕开这样的市场便成为了锡安主义者们面前更加现实的选项。在一次偶然的尝试中，人们发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一种对未来以色列国影响极为深远的经济模式与社会组织方式——基布兹（kibbutz）。

1959年，基布兹的节日。

基布兹

1909年10月，在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加利利湖南岸一处名叫基内莱特（Kinneret）的犹太农业定居点中，犹太劳工们展开了一场为期四天的罢工。当地农场的工作条件与薪资，连同同一年里不及预期的效益已令这里的犹太劳工们愈发沮丧，但他们仍没有因此停止工作。只有在雨季到来前，当农场经理决定雇佣阿拉伯农民来挽救农场当年的收益时，犹太劳工们开始了罢工。在他们看来，农场雇佣阿拉伯人的举动违反了锡安主义的计划并会令他们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20]刚刚受锡安主义大会委托来到巴勒斯坦指导锡安运动的德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亚瑟·卢平（Arthur Ruppin）闻讯后介入了此次事件。他首先认为罢工的犹太劳工们必须离开基内莱特，但作为折中方案，他们可以前往不远处的另一处土地开展一项社会实验。劳工们将以合作社的形式租赁这片隶属于犹太国家基金（JNF）的土地并在获得种子、工具与牲畜后自行组织农业生产活动。同年十二月初，亚瑟·卢平与六位犹太劳工及一位女性厨师正式签下了合同。一个农业季节过后，合作社成员们在这处被他们重新命名为德加尼亚（Degania，“矢车菊”）的集体农庄中收获了四千法郎的净利润。[21]

实验成功后不久，另一批规模更加庞大的犹太劳工群体以结成公社的方式永久住进了德加尼亚。公社的一位成员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表示：“集体生活令成员间的亲密感与日俱增。我们经常谈论‘公社’并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集体生活不应只局限于少数人中，而应成为一种永久的社会体系……我们的观点并非基于任何客观考量，这更像是一种自然的感觉：我与我的同志之间有何区别？我们为什么需要独立的个人账户？”[22]依照类似的观点，德加尼亚逐渐发展成为了规模更大的集体化定居点，或基布兹。整场锡安运动亦由此得到了救赎。在集体化定居点中，监工的消失一方面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则减少了定居点内部的各种摩擦。因公社成员们对农业生产负有集体责任，一些身体相对虚弱、技能相对平庸的犹太移民同样获得了劳动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成员们的相互监督下，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终于抵制住了雇用阿拉伯农民的诱惑。犹太移民们在资本市场中进行“劳动征服”的目标最终在基布兹的制度创新中得到了实现。

时至今日，以色列国领土上依然分布着近三百座大大小小的基布兹。虽然在集体农庄中生活已不再是今天以色列人的主流选择，但基布兹依然成为了整场锡安运动与今天以色列合作式经济模式的重要基石。诸如在合作经济中诞生的食品公司特努瓦（Tnuva）、建筑公司索莱尔博内（Solel Boneh）、公交公司艾格德（Egged）与工人银行（Bank Hapoalim）等等如今均已发展成为了以色列国内各自行业中地位举足轻重的巨头。德加尼亚的实验与基布兹的诞生由此成为了第二次阿利亚的重要脚注与整场锡安运动的关键转折。

左翼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基布兹作为一种成功的集体化制度创新，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却均仍带有着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犹太人优先”的考量远远超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而以色列主流左翼中类似的问题还会在日后反复出现。例如二战期间，巴勒斯坦成为了英军与盟友们的重要基地并随之迎来了爆发式的经济增长。在1940至1946年之间，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所有的工业企业得到了约一千二百万巴勒斯坦镑的投资，该数额与整个三十年代相比上涨了近一倍。[23]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巴勒斯坦农民，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均为寻求更高的薪水而走进了工厂。而当剧烈的通货膨胀令他们的实际收入不及预期时，巴勒斯坦地区迎来了一个工人运动极为活跃的年代。大批作为无产者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工人运动中释出了前所未见的团结。他们会一同组织罢工委员会以争取更高的基础工资、工伤补偿与退休福利并推动改善工厂的工作环境与医疗条件等等。[24]

类似的阶级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巴勒斯坦地区日益深重的民族矛盾。当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已在一场失败的大起义中逐渐销声匿迹后，以“民族解放联盟”（NLL）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在战争期间填补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空白。在阿拉伯工人领袖看来，巴勒斯坦土地上已有的犹太民众，尤其是犹太工人阶级非但不是阿拉伯人不共戴天的仇敌，反而是他们紧密合作的伙伴与必须团结的对象。“民族解放联盟”对犹太民众与锡安运动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们主张在未来“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以一视同仁地保障巴勒斯坦全体居民的权利”，而这样的主张与锡安运动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景完全相悖。[25]

人们自然可以从所谓民族立场或正义与否的角度讨论两种截然相悖的主张，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两种主张同时分别代表着人们对于巴勒斯坦现状的承认与否定。阿拉伯左翼主张承认巴勒斯坦人口结构的现状以建立一座无视民族差异的现代民主国家并继而像其他国家一样管控自己的边界。而锡安主义者则坚持要求以民族区隔为基础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座犹太国家——即便这样的愿景与当地的人口现实相悖，即便锡安主义者们从未在理论层面阐明，除对阿拉伯人进行驱逐与杀戮外，他们还有怎样的办法可以实现自己“想要一片土地，却不想要土地上的人”的目标。

令问题更加无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强化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意愿。一方面，犹太人通过地区的战时经济爆发获得了更加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而战争本身又同时增强了他们的军事能力与政治团结；另一方面，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与几乎整个世界在面对大屠杀时的冷漠态度则进一步坚定了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决心。于是，当阿拉伯左翼领袖提议建立一座对巴勒斯坦全体居民一视同仁的民主国家时，锡安主义领袖们大多选择了无视与拒绝。在此方面，即便是身为犹太工人政党领袖的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未来的第二任以色列总理）亦曾明确表示：

“犹太人从少数变为多数的过渡阶段对于锡安运动至关重要。该阶段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英国人与美国人，而非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并没有最终的话语权，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整个世界上。有人认为我们需要与阿拉伯人接触并与他们达成共识，让我们放弃这样的观点。”[26]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早在20世纪伊始，阿拉伯人尚未形成任何统一的现代民族意识之前，早期阿利亚过程中的锡安主义者们便已经将“犹太属性”设置成为了“以色列地”的第一准则。在为巴勒斯坦带来任何所谓“文明”之前，欧洲犹太移民只有在汲取了当地民众固有的农业经验后才在这片土地上勉强实现了立足。而与此同时，早期犹太移民始终秉持着自身对于阿拉伯劳动力的激烈排斥并最终以集体经济的方式初步实现了自己“劳动征服”的目标。而与此相伴的种族主义观念则从此深深根植在了巴勒斯坦的土地之中。这样的观念终将成为日后这片土地上种种悲剧的重要根源之一并将持续拷问现代以色列国家所谓“犹太民主”的本质与成色。

人们或许可以通过所谓的“时代的局限性”去解释“以色列国父们”的种族主义偏见。但时至今日，情况真的有所好转吗？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一段触目惊心的描述：

“近年来，以色列小学生中接受严格正统派犹太教信仰教育的孩子比例已有四分之一，该比例仍在不断增长。为他们提供教育的拉比们会将阿拉伯人称为‘亚玛力人’（Amalek）。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原著部落，他们曾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对从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希伯来人进行骚扰，因此该部落会被视为邪恶的象征。”[27]

如今在以色列国内右翼政党的长期把持下，本-古里安口中绝不应该“同化”犹太人的阿拉伯人甚至正在失去自己的名字。而我们还能指望宗教偏见下的“上帝选民”们对“邪恶的亚玛力人”释出怎样的怜悯呢？巴勒斯坦乐队47soul在自己的代表作《每片土地》（Everyland）中反复吟唱着这样一句歌词“每片土地都是圣地……每个民族皆为选民……”但我们至今依然难以想象，这样的“常识”距离“先进而文明”的以色列国究竟有多遥远。

参考文献：
[1] Shapira, A. (2012). Israel: A history.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30-32.
[2] 数据来源于以色列政府网站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general/aliyah_1
[3] Shapira, A. (2012). 40.
[4] 有关罗斯柴尔德雇佣的农学家与技术人员信息请见Aharonson, R. (2000). Rothschild and early Jewish colonization in Palestine. Rowman & Littlefield. Chapter 5.
[5] Issawi, C. (198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7.
[6] Shapira, A. (2012). 41.
[7] 有关韦克菲尔德以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为例总结出的“系统殖民”理论请参考Shultz, R. J. (1965). Edward Gibbon Wake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eory of “Systematic Coloniz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Omaha.
[8] 转引自Shafir, G. (1996). Land,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1882-1914.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ter 3. Note 119.
[9] Ibid. 59-61.
[10] Shapira, A. (2012). 54.
[11] Shafir, G. (1996). 87-88.
[12] 有关本-古里安的经历均引用自Teveth, S. (1987). Ben-Gurion: the burning ground, 1886-1948. Houghton Mifflin. 41-43.
[13] Ibid. 42.
[14] Shafir, G. (1996). 101.
[15] Shapira, A. (2012). 49.
[16] 转引自Smooha, S. (1978). Israel: Pluralism and conflic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88.
[17] Ibid. 88-89.; 类似的歧视问题另见于Shohat, E. (1988). Sephardim in Israel: Zion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Jewish victims. Social text, (19/20), 1-35.
[18] 转引自Shafir, G. (1996). 91.
[19] Ibid. 188-189.
[20] Near, H. (1992). The Kibbutz Movement: A History. Volume I. Origins and Growth, 1909-19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6-27.
[21] Shafir, G. (1996). 171-172.
[22] 转引自Near, H. (1992). 28.
[23] Lockman, Z. (1996).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1948.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67.
[24] Ibid. 316.
[25] Beinin, J. (1990). Was the Red Flag Flying There? Marxist Politics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Eqypt and Israel 1948-1965.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43.
[26] Flapan, S. (1979).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London: Croom Helm. 283.
[27] https://www.thejc.com/news/israel/striking-the-right-balance-between-black-and-white-narratives-4GiGTvgpSSswQMS6cmMbQ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