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教授：“顾客至上”的大学教育，内里早就开始没落了
看点 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怎样的教育？到底什么才是评价好大学的标准？学生们又怎样才能从如今的大学课堂获益呢？在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科利尼看来，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看到大学教育如今繁华的背后，其实危机重重，尤其是看似成功的市场化运营，实则在一步步侵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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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Luna 编丨lulu
不知不觉中，“性价比”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关于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讨论中。大家对大学的评价，越来越多地偏向更为实际的就业、薪资、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预期。
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科利尼（Stefan Collini）在《大学，有什么用？》中就写道：
“与刚刚过去的上一代人相比，如今全球高等学府的在校生数量翻了好几番，但人们对大学教育所能提供的（思想和物质方面的）益处，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
《大学，有什么用？》书封
Stefan Collini常年在思想史、英国文学等领域从事学术研究，但几十年来也持续关注着英国的大学教育发展，经常在《卫报》《泰晤士报》上发表相关评论文章。在他看来，大学教育如今的繁华背后其实危机重重，尤其是看似成功的市场化运营，实则在一步步侵蚀大学。
斯蒂芬·科利尼
尽管他经常为人文学科辩护，但商业化、消费主义等思想已经成为很多大学管理的共性问题，导致人才流失、教职人员超负荷工作、大学竞争力下降。而在这背后，甚至需要政府、整个社会改变观念，才可能带来转机。
学术声誉与教育质量，
双双陷入指标困境
长久以来，英国大学的很多教育状况都让Stefan感到惋惜，甚至是悲哀。
尤其是“万物皆可衡量”的商业化运营思想，在他看来，根本和大学教育格格不入，大学承担着教化和研究职责，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市场导向的机构，当代大学硬要模仿商业运营的模式，反倒是弄巧成拙。
万物皆可衡量，让大学在学术威信和教育质量两方面，受害明显。
典型的例子就是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的考核，催生了学术造假和注水行为。
早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就已经在大学中试点调查，统计完整的教师名单，以及完成的出版物清单，包括出版的论文、著作，目的是希望实现“大学的每个院系都有科研发表情况的量化数据”。时至今日，这些数据也常是评估大学的考量因素。
但是，Stefan指出，问题在于如果考核标准未经深思，又被滥用，那么不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被拿来钻空子。
今年6月，世界权威期刊之一《科学》就发表了一篇新闻调查。调查人员发现，印度Saveetha 牙科学院通过让本科生的出版物系统地引用本校教师的论文，甚至是完全不相关的论文，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学校论文被引用的次数。
通过这种“注水”，学校在QS的牙科院校排名中，成功从500名开外晋升印度第一，世界第13。
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领域出现所谓的“引用圈”，也不足为奇了。而且，过分依赖以出版物的数量，还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大批不必要、不合格的“著作”，不仅伤害作者本人，还浪费其他学者和学生的时间，还增加了图书馆等机构的管理费用。
Stefan提到，除了增加学术次品，这样的风气还会阻碍了一些重大课题的开展。因为部门主管也受制于论文压力，不得不选择最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本系发表数量的候选人，而那些重大研究往往费时弥久，实在等不起。
他感叹，如果能从容地推进课题进度，发表不求快求多，完成一项重大课题比简历上一大堆微不足道的文章，和匆促拼凑写就的文章的价值，加在一起还多。
图源：Pixabay
而大学里更多的绩效指标，还在蚕食本投入教学的时间。
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Jerry Muller有亲身体会。他发现自己需要向上级部门提交的各种统计数据和评估量表逐年增长，如学生的成绩、毕业率、就业率、薪酬水平以及教师科研的相关指标等。他不得不用越来越多的时间搜集整理数据，自己抓教学、科研的时间，只能越来越少。
而且，各个院系之间还陷入了“数据竞赛”，有系主任花了大半个暑假编撰了厚厚一本数据，加入了很多漂亮的图表，就为了说服院长增加一名教师。而学校呢？为了处理越来越多的报告，只能聘用更多的数据专家，甚至还指定一名副校长来负责此事。
在《指标陷阱》中，Jerry Muller还提到在教育领域不断蔓延的“数字暴政”：
Jerry Muller的观点更简单直接，机械地运用指标会让社会陷入低水平地自我复制，测量者也会更乐于测量容易测量的东西，对背后复杂幽微的信息望而却步，或者根本没耐心去理解。但教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无法被简化的指标衡量。
消费主义驱动下的大学教育，
难保本真
“在英国，学生如果不满意，就应该申请退款。”这是去年英国大学部长Michelle Donelan的主张。”归根结底，学生是消费者，他们支付了大量金钱，（教育）是对自己生活的投资，他们应该有这个权力。”
站在学生的角度，这个提议确实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但话说回来，简单地把接受大学教育等同于消费行为，把大学运作看作企业运转，这行得通吗？
在Stefan看来，两者有着诸多不同。
一方面，学生并不是“完美”消费者，满意度也并不总能提高大学教育。
2010年，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构想《布朗报告》，描绘了这样一个制度：大学是服务供应商，学生是（理性）消费者，国家则是监管者。争夺优质生源将倒逼大学提高教学质量，也是获得拨款的基础。
但事实证明，学生们并不是理性消费者，他们也不适合独立判断自己应该从学校教育中得到什么。
美国马里兰大学古典学教授埃里克·阿德勒就发现，在消费者思考模式下，学生认为自己有权定制校园环境。已经有不少人借偏见举报系统的途径，要求大学取消邀请和自己观点不和的演讲嘉宾，举报教授使用了让自己情绪不适的教学材料内容……大学的氛围变得紧张。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珍妮·石·格森教授也留意到，许多教授为了明哲保身，已经不愿在课堂上谈论有争议的内容，这也严重影响到教学质量。“如果性侵这个题目被驱逐出法学院的课堂，首当其冲的就是性侵受害者。”
图源：Pexels
至于《报告》中提到的让自由市场来调节学费的计划，Stefan认为，也必然不会成功，只会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进一步加大不同层次大学和其学生之间的差距。
现实也是如此，《伦敦经济学人》的研究表明，2002年至2012年间，英国的学费上涨了7倍，其中30%的学生贷款永远无法偿还。
而被依赖的国际留学生，学费更是比本地学生高出一倍至几倍。根据近日发布的《国际高等教育学生在英国的成本和收益》报告，留学生给英国带来的经济效益从2018/19年度的313亿英镑上升到2021/22年度的近420亿英镑。
另一方面，以商业价值为目标，市场化运营思路不能有效指导大学提高教育水平。
关于这一点，Stefan举了个典型的例子——英国大学科研评估“研究卓越框架”（REF）中的“影响力”因素。这项考核和大学拨款息息相关，而学科研究的“影响力”，按照算法在最终结果中的分量占到25%。
在评估中，“影响力”被定义为超越学界，对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或服务、健康、环境或生活质量的影响、改变或受益。本意是希望这种方式能肯定那些对社会产生间接影响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只有“与市场更近”的学科才能受益，包括科学、医学、技术和社会科学。
Stefan认识的历史学者中，
有的不得不终日花费大量时间联系博物馆馆长和电视节目制作人，等待自己的研究被他们所用；
有的被学校明确告知，“除非事先证明有‘可论证的影响力’，否则不会提供研究资金或学术假期”，还被敦促切勿和其他大学同行分享重要信息或人脉；
还有位学者一气之下赴美任职，进行“创新”“开创”，但没有“影响力”的研究，最终他的研究改变了全世界学者对该领域的思考方式。
就算是在科学、医学、技术和社会科学，影响力标准也有误导研究的可能。
因此，Stefan犀利地讽刺：
”
鼓励理解，而非强调知识，
大学教育才能给予更多可能性
2011年-2019年，威斯康星州州长Scott Walker在任期间，曾致力于把威斯康星大学改造成为一个最终服务于威斯康星州商业社区的机构：就算没有获得终身教职，也可以成为大学校长候选人，同时不断削减预算，导致大学不得不雇佣大量临时工。
后来，州政府甚至要求大学改掉自己的校训，删去了致力于“追求真理”一说。州政府的这种做法一下子激起了众怒，最终被捅到媒体上，他们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销了这一提议。
诚然，就读大学时考虑就业率、薪资、回报率无可非议，但是当大学教育只能向“钱”看，Stefan认为这终将曲解和误导大学教育。
图源：Pixabay
他从大学教育的工具性和内在性两个价值来解释：
大多数人类活动都是“工具”用途和“内在”用途的混合体。换句话说，这些事之所以有价值，既是因为他们能让我们有能力去做别的事，又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如果有人愿意研究中世纪历史，除了考虑未来的就业前景，主要原因是觉得它非常有趣。
当然，工具性和内在性并不总是泾渭分明，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只容得下工具性的观念，那么将越来越难证明内在用处的价值。
而且，人类的各种日常活动，其工具用途不是无限的，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工具答案能够回答“它能带来什么好处？”这个问题。
根据Stefan的介绍，英国雇主实际上也很热衷于招聘头部高校的文科毕业生，但主要原因和“技能”毫不相关。
“雇主们知道，许多选择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都非常聪明，花几年时间和其他聪明人一起学习有趣且有挑战性的东西，不会拉低这些学生的天生智力。他们可能会以非常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长远来看，这将比任何专业技能对企业的发展更具价值。”
图源：Pexels
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系的荣誉退休教授Noam Chomsky曾介绍：在现代教育制度刚刚兴起的早期，存在着两种教育模式，二者有时相互冲突。
一种模式，教育被视为往一个容器里灌水，并且经常是会漏水的容器。
另一种模式，教育被看成是一根线，由老师将它伸展开来，然后学生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思考和创造”的能力。
而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更推崇后一种模式。这也是诸如Stefan的学者所推崇的，高等教育的使命是鼓励智识发展，知识并不是固定的、永恒的，教育是鼓励学生去认识、去理解。
用喜闻乐见的话来说，大学教育带给学生的意义，除了本学科的研究、理解，还有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出的种种可迁移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尽管Stefan并不赞同把大学教育的意义简单归结成“培养可迁移技能”，他认为这些都是大学教育的“副产品”而非唯一目的，但这依然揭示了大学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之间的本质差别——大学鼓励的智识生活不是单一的、有先前预判方向的或明确可知的。
就连教师，也要不断超越自己所教授的知识范围，因为在陌生的领域，教师将无法预判哪些方向有效、哪些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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