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大通道，猛人的修罗场

今天说起“一带一路”，就不得不提一位1600多年前的老和尚。

这名高僧法号“法显”，虽然知名度不及后来西行的唐玄奘，但他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法显65岁那年，与其他几个僧人，从当时后秦统治的长安出发，走陆路前往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他们沿途穿越河西走廊，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过帕米尔高原，历经九死一生，才到达万里之外的印度半岛。

在翻越小雪山（今阿富汗萨菲德山脉）时，一个僧人在风雪之中精疲力竭，自知难以坚持，他告诉法显：“我已经不行了，你继续前进，不要与我一同死在这里。”旅伴死后，法显抚其尸痛哭，随后忍着悲痛翻越山岭。

这条古老的道路，不知已埋葬了多少旅者。

到达天竺后，法显游历二十余国，数年间一边学习佛法，一边打探返回中原的路。

▲年过花甲的法显，走在丝绸之路上 | 纪录片《佛国记：法显西行》

他没有再走陆路，而是改走海路。

公元411年，法显在当地商人的帮助下，登上东归的商船，途径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与爪哇岛，以南海沿岸的广州为目的地。

意外的是，风吹浪打之下，船只逐渐偏航，比预计时间晚了三个月才靠岸，早已绕过了广州，险些陷入断粮危机。上岸后，法显向当地猎人询问，才知船已到了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即墨）。

这是中国僧人首次前往印度取经求法，法显成为有史可考的第一个环游中国与印度的旅行者。

更难得的是，法显的来回旅程，分别经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印证了“一带一路”的悠久历史。

回到故土时，法显已经是一位78岁的老人了。

▲斯里兰卡的海滩 | 图虫创意©

丝绸之路

最早为“丝绸之路”命名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辟的起点，他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定在公元前114年。

这一年，张骞去世，距他第二次出使西域回国刚过去不久。

张骞通西域后，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两条路线，即中道与南道（唐代以后，从河西通往哈密的北道也逐渐成熟）。

在汉代，一般来说，丝绸之路从都城长安出发，经过关中平原，进入河西走廊，至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越过古籍多有记载的白龙堆沙漠，穿过古罗布泊，到达西域著名的楼兰古国。

据后来法显的记载，罗布泊是西域最艰难的路段。沙河中经常有“恶鬼”横行，热风肆虐，行人只要碰上就必死无疑，这里的天空无飞鸟，地上无走兽，想要找到一条走出去的道路，只能以沿途的死人枯骨作为路标。有学者推测，法显听到的“鬼语”可能是大漠风沙的声音。

到楼兰后，丝绸之路分为两条路线：

一路向西南，为南道，到达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沿着昆仑山北侧西行。

向西北的路线，被称为中道，走塔里木盆地北缘，沿着天山南麓前行。

张骞与无数行走在这些道路的商贾、使者、士卒、僧众，都是丝绸之路的开辟者。

张骞的早年事迹，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他作为郎官（宫廷侍从），于公元前139年响应汉武帝的征召，出使西域，欲寻找西迁的大月氏，以夹击匈奴。

张骞出使时，河西走廊与塔里木盆地一带属于匈奴的控制之下。张骞一行人刚出陇西，就遭遇匈奴大军，被匈奴人扣留。匈奴人将张骞软禁，还给他找了个胡人老婆。

但张骞一直没有忘记他的使命，无论匈奴人如何PUA，他都没有交出代表汉朝使者身份的符节。就这样，他在匈奴的地盘被扣留了13年，终于找到机会逃跑，继续西行，寻找大月氏。

当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阿姆河畔找到大月氏的移民时，后者已经放下对匈奴的仇恨，不愿与汉朝结成军事联盟。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但此行有意外收获。

张骞归国后，不仅向汉武帝汇报了天山一带西域三十六国的情况，还使汉朝了解到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以西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中亚诸国的风土人情。他在大夏时，还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汉帝国的西南方向有一个叫身毒（今印度）的古老国度。

在帕米尔以西的大夏访问时，张骞发现了产自大汉蜀地（今四川）的邛竹杖与蜀布。

张骞问当地居民，你们是如何得到这些商品的？

大夏人告诉他，这些都是从南方的身毒运来的。

因此，张骞推测，在大汉的西南方有一条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国再转至大夏。

汉武帝听说此事后，派人从西南方向寻找前往印度的道路。这次探索将云贵高原一带的西南夷纳入汉朝的统治下，也发现了从云贵高原通往印度的“夜郎道”。

这就是“南丝绸之路”的东线。

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并非只有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方向，还同时存在其他几条路线。

高纬度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迁徙的通道，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形成。

这条道路从黄河中游出发，北上蒙古草原，越过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通往黑海岸边。世界史上著名的雅利安人东迁、匈奴西迁，都曾发生在草原丝绸之路上。

比草原丝绸之路年代更早的“玉石之路”，也是丝绸之路的前身之一。

这条路线从古老的中原向西延伸至昆仑山一带。安阳殷墟发现了商王武丁（公元前13世纪）之妃妇好的墓，其中有许多产自新疆和田的玉，即“昆山之玉”，为玉石之路的存在提供实证。

张骞出使西域时，也发现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多玉石”。

尽管第一次出使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结盟，但张骞归汉后，根据自己对西域的了解，向汉武帝建议，与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区的游牧民族乌孙联盟。

于是，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率领三百人的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往伊犁河流域的乌孙。

不曾想，乌孙人也很怂，没有答应汉朝的联盟要求，只是派使者随张骞还朝，答谢汉武帝。

张骞到达乌孙后，又派遣副使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第一次出使时已经知道中亚诸国“其地无漆、丝”，因此第二次出使西域时，他请朝廷准备大批名贵的丝绸作为给沿路各国的赠礼。

对此，《汉书》记载，张骞使团所带礼品“牛羊以万数，资金市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

这是丝绸之路西传的第一批有记载的中国丝绸。远方的国度在见到张骞的部下后，由衷感受到大汉的强盛，才知道大汉不差钱。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张骞通西域这一历史事件用了一个更生动的词——“凿空”西域。

▲甘肃敦煌阳关景区张骞雕像 | 图虫创意©

东西之路

在汉朝的西行之路被匈奴人阻断前，西方的希腊人已经开始了对东方的探索。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统一希腊全境后，挥师东进，横扫西亚、中亚，将希腊文明的影响推进到天山和吉萨尔－阿赖山之间的费尔干纳盆地。

亚历山大的军队一度渡过阿姆河，攻占了中亚的核心区域——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

正所谓天妒英才，这位“永远要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征服者，在东征班师不久后就去世了，他的军队没能继续向东探索，与当时正处于战国时代的中国擦肩而过。此后，亚历山大的帝国分崩离析，希腊文明也逐渐退出中亚。

汉武帝时，张骞到达的中亚，正处于亚历山大时代之后的“希腊化时代”。

随着汉朝使者的到来，大汉取代早已解体的亚历山大帝国，向中亚输送中华文明的文化与财富。

东方与西方两大帝国在中亚争夺话语权与影响力，这样的历史将在此后的东西方关系中不断上演。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欧洲人开始在文献中留下关于中国的痕迹，他们称东方的古老国度为“赛里斯国”，意思是丝之国。

当罗马贵族身着来自东方的珍贵丝绸观看斗兽场表演时，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用他的诗句描绘了想象中的东方幻境：“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

当时的罗马人不知道丝绸产自食桑为生的的蚕，于是幻想出一幕“树上抽丝”的童话故事。

大汉帝国也渴望了解更遥远的西方。

张骞通西域的200多年后，东汉使者甘英接受西域都护班超的任命，沿着天山南麓西行，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两河流域，一路来到波斯湾的海边。

一般认为，甘英此次西行，是为了寻找通往“大秦”（即罗马帝国）的道路。

但正当他准备渡海时，船上的安息水手阻止了他。

安息人说，通往大秦的海路极其遥远，如果遇到逆风，常常要两三年才能抵达，因而入海者至少要准备三年的粮食，且海中有令人思慕的妖物，可使人思念故土，悲伤发狂，坠海而死。

有学者认为，安息人吓唬甘英的这个故事，原型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传说。

安息，也称帕提亚帝国，这个几乎与秦汉同时期的西亚强国，位于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间，长期垄断丝绸之路的巨大利润。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也不愿意罗马与大汉这两个生产国与消费国直接联系。

史载，安息水手说完，甘英“闻之乃止”。

从长安到罗马，丝路绵延数万里，但在浩瀚的大海边，东汉使者距离罗马帝国不过一步之遥。

▲霍尔木兹岛的波斯湾海岸 | 图虫创意©

交换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辟，带来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中西物品大交换。

张骞出使西域后，不仅中国的丝绸大量向西流通，原产自中国的桃、杏、梨等水果也被商人带到了西亚和印度。

浪漫的汉武帝对丝绸之路上的外来事物充满好奇，特别是大宛（在今费尔干纳盆地）盛产的好马，他称赞其为"天马"。据说，大宛马跑起来会流出像血一样的汗液，故也称“汗血宝马”。

汉武帝多年来北伐匈奴，需要良马作为重要的军事资源，他听张骞说大宛出产良马后，便派出使者到大宛国的贰师城（奥什，Osh）交易，想换取当地的汗血宝马。

但是，大宛人不愿献马，每次都以其他地方的劣种马来代替。甚至当汉武帝命人抬着黄金做的马与大宛人交易时，大宛国王仍然不答应，汉使便当面砸碎了他带来的金马，并出言羞辱大宛王。

大宛人真是no zuo no die，舍不得良马也就罢了，随后更是昏了头，竟然在汉使回去的路上埋伏，将其截杀。

听说汉使被杀后，汉武帝大怒，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率军西征大宛。李广利的称号“贰师将军”就是源自这场夺取良马的战争。

但汉武帝这个小舅子李广利，打仗明显不如之前那位叫卫青的小舅子，由于丝绸之路上缺乏补给，他率军到达大宛时，手下数万军队只剩下几千人，被大宛人痛打一顿。

李广利只好退回到敦煌，那时兵马只剩下十分之一。李广利害怕汉武帝生气，吓得留在敦煌，不敢出兵，也不敢回朝。

第二年，汉武帝又召集6万名士卒，让李广利将功赎罪，再次从敦煌出兵，征讨大宛。

这一次，李广利吸取教训，从丝绸之路上的小国强征补给，一路杀到大宛都城。虽然在长途进军的过程中，汉军损失过半，但大宛的军队也分散在各地，来不及防御。李广利率军将大宛城包围40多日，挖断城外水源，迫使大宛投降。

此后，大宛同意每年向汉朝进贡“天马”，换取汉朝的大量赏赐。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汉武帝总算如愿以偿地得到汗血宝马。

大宛人专门用来喂马的草料“苜蓿”，也随着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

苜蓿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栽培历史最悠久的牧草。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沿路诸国看到大片种植的苜蓿，并带回了苜蓿种子。最晚到北魏时期，苜蓿被推广到黄河中下游，称为饲养牛马的重要饲料。

与此同时，一些被冠以“胡”字的商品，也自西向东传入中原。如广泛分布于中亚的胡桃、产自波斯的波斯枣、源自安息的安石榴等。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后赵的统治者石虎十分喜爱这些从丝路上运来的西域水果。

史书记载，石虎动用十六万名男女民工，用车万乘运土，在邺城修建了一座华林苑，引漳水入园，种植西域植物。园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还有“子大如盂椀”的安石榴树。

为人残暴的石虎就这样成了一名西域作物推广者，因为他是羯族人，不喜欢“胡”字，在种植这些植物的同时，命人将其名中与胡相关的文字去掉，倒是让中原百姓更易于接受这些新作物。此后，安石榴在河北地区培育出了优良品种，这里一度成为重要的石榴产地。

乱世之中，中原大地支离破碎，新的信仰在丝绸之路上传播。

▲青涩的新疆葡萄 | 图虫创意©

信仰之路

佛教在东汉时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成为多个政权尊崇的“国教”。

随着统一王朝的覆灭，帝国失去无上权威，儒家所建立的“天人合一”理论濒临破产。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需要新的信仰来支撑压抑的心理状态。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恰好可以抚慰乱世中流离失所的心灵。

这一时期，丝路上涌现出了许多高僧。

除了前文所说的，环游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法显，还有安息人安世高、出自天竺贵族的鸠摩罗什等。

鸠摩罗什从小在西域的龟兹（在今新疆省库车、沙雅二县之间）修行，名声远播到长安。

前秦的君主苻坚听闻后，认为鸠摩罗什是上天派来辅佐他的大德之人，派大将吕光等人出兵西域。军队出发前，苻坚特意嘱咐吕光说：“我听说，西域有个高僧叫鸠摩罗什，乃国运之大宝，你攻克龟兹后，要立刻把他请来。”

吕光沿着丝绸之路出发后，苻坚却在公元383年与东晋的淝水之战中惨败。淝水之败不仅破灭了苻坚一统南北的愿望，也使前秦走向崩溃，鸠摩罗什也就没能到长安给苻坚传经，他在凉州滞留了十多年，直到后秦的姚兴在位时，才被迎到长安，得到国师般的礼遇。

鸠摩罗什入关来到长安的时候，法显正通过丝绸之路，一路西行。

前秦远征军从西域带回汉地的龟兹乐与葡萄酒等奇珍异宝也得以传播，并在之后的隋唐时期大放异彩。

唐朝初年，一位法号玄奘的年轻僧人沿着丝绸之路，踏上了追寻信仰的道路。

贞观元年（627年），凭借玄武门之变上台的唐太宗李世民正为巩固政权焦头烂额，突厥人的侵扰更让他雪上加霜，而这一年中原遭受霜害，出现灾荒。于是，唐太宗下令灾民“随丰四出”，允许他们迁徙到各地，自谋出路。

玄奘藏在人群中向西而行，他不是为了逃荒，而是要前往印度，专研佛学，取回真经。但是，贞观初年，为了避免边境百姓与突厥勾结，朝廷对出境实行严格限制。

玄奘到达河西后，申请“过所”（通关文牒）失败，于是决定通过非法途径偷渡出关。

当时，楼兰古城已经废弃，从唐代瓜州的玉门关通往西域，可向西北穿过被称为“莫贺延碛”的戈壁沙漠，到达伊吾（哈密），向西沿着天山行进。这条道路即丝绸之路北道。

玄奘偷渡玉门关后，在莫贺延碛遭遇了他旅程中的第一次险情。这片戈壁中只有五个烽火台，每个烽燧下有泉水，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补给。玄奘却不幸地迷了路，并失手掉落装水的皮袋。

他在绝望中，忍着饥渴走了五天五夜，险些丧命，总算找到水源，得以活命。

玄奘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说：“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

幸运的是，玄奘到达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后，得到了高昌国王麴文泰的资助。麴文泰是一名佛教徒，他后来多次违抗唐朝，被唐太宗派兵讨伐，惊吓而亡，身死国灭。

正是有了麴文泰的帮助，玄奘才得以继续他的旅程。热心的高昌国王不仅派了4名小沙弥和25个仆从护送玄奘西行，还写信给丝绸之路上高昌以西的24国，请他们协助玄奘，其中包括西突厥的可汗。

玄奘一行人继续西行，在翻越天山时遭遇雪崩（玄奘称之为“暴龙”），死伤惨重。到达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时，玄奘的同伴已经所剩无几。

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后，玄奘终于到达印度。在印度，玄奘走遍北、中、南天竺，并在印度佛教的中心那烂陀寺逗留最久，在此苦学多年。

印度的戒日王多次挽留玄奘，但玄奘没有忘记初心，他学成之后，谢绝戒日王的好意，起身东归。

玄奘没有像法显一样取道海上，而是继续走陆上丝绸之路，沿着丝路回到敦煌，进入玉门关。

贞观十九年（645年），当玄奘回到长安时，唐太宗没有追究其私往天竺的罪过，而是亲自召见他，给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此后，玄奘将他在丝绸之路的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

唐朝统治者对宗教十分宽容，尽管他们自诩为老子（李耳）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在大部分时间仍优待佛教。此外，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通过丝绸之路东传入华。

唐武宗时期的会昌灭法运动（840年-846年）中，遭殃的不仅是佛教僧人，还有3000名景教、祆教教徒也被迫勒令还俗。一些侥幸逃过处罚的教徒逃到了南方的广州继续传教，直到多年后遇到一个叫黄巢的人。

▲西安大雁塔与玄奘像 | 摄图网©

战争之路

大汉与罗马的相遇戛然而止后，便各自走向消亡。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这一年是东晋太元二十年，中国同样深陷乱世的泥潭中。

西罗马帝国存在不到三个世纪，便被“蛮族”日耳曼人摧毁，它的遗产被分裂的欧陆各国继承。东罗马帝国存在的时间更长，直到1453年，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其毁灭的标志，但在此之前，东罗马帝国的疆土便已不断缩小。

东边的阿拉伯人强盛一时，四处征伐，亦是东罗马难以重振雄风的原因之一。

前文说到，自丝绸之路开辟后，东西方总会有两个大国在中亚争夺霸权。唐代，与大唐帝国并立的西方国度是伊斯兰化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后者以惊人的扩张速度在7世纪后强势崛起。

唐高宗（649年-683年）在位时，波斯萨珊王朝被大食打败，末代波斯王被杀，其儿子卑路斯跑到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继续抵抗大食人，并两次向东方的大唐发出求救信号。

由于相隔遥远，唐朝对波斯的事情实在爱莫能助，但还是宣布在波斯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设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隶属安西大都护府统辖。这是唐朝常用的羁縻制，即对管辖不到的异域设立唐朝官职，继续由当地人治理，表示唐朝的影响力已经传播到此地。

然而，对于波斯与大食的战争，唐军毕竟鞭长莫及。不久后，卑路斯仅剩的地盘也被大食人攻陷。这位末代波斯王子沿着丝绸之路东逃，进入大唐，接受唐朝的官职，最后病逝于长安。

此后，大唐在与大食的较量中不落下风。唐军只在一次军事冲突中败给了大食，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场著名的败仗在很多史书中被大书一笔。

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名将高仙芝率军翻越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等天然险阻，进入中亚。但因高仙芝错杀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国王，引发众怒，导致石国反叛，向大食请求出兵攻唐。

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之战中，唐朝名将高仙芝带兵数万孤军深入700里，在怛罗斯（在今哈萨克斯坦）与大食联军相持数日。

由于唐军中的葛罗禄部众临阵倒戈，高仙芝军阵脚大乱，最终还是败于大食军。这是盛唐经营西域遭遇的一场惨败。后世史家认为，高仙芝“七万众尽没”，大败而归。

实际上，怛罗斯之战并未让大唐元气大伤，仅仅两年后，高仙芝的好战友封常清升任安西节度使后，继续向西攻略，兵锋直指大勃律，“大破之，受降而还”，唐军在中亚依然保留较强的军事实力。

直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日衰，无暇西顾，才把中亚留给了阿拉伯帝国。

怛罗斯之战在文化史上留下的另一个成果，来自一个叫杜环的文人。

杜环出身大名鼎鼎的京兆杜氏，他在怛罗斯之战时随唐军出征，不幸被大食人俘虏。阿拉伯人看这哥们儿是个人才，带着他一路从撒马尔罕来到了木鹿（也称末碌，即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

▲北京故宫藏《丝路山水地图卷》中的撒马尔罕段 | 网络

在木鹿，杜环生活了5年。据他回忆，这里灌溉发达，土地肥沃，绿洲“村栅相连，树木交映”，城镇“墙宇高厚，市鄽[chán]平正”。

后来，大食在巴格达（在今伊拉克）兴建都城，调回驻扎于木鹿的大军，杜环等一批战俘随军来到了两河流域。在这里，杜环发现，早就有汉人经过丝绸之路，来到阿拉伯世界，其中有京城的画匠，也有河东的纺织工人。

杜环后来在著作中记录下了他们的名字，而他们只是在两个帝国夹缝中求生的普通人。史学界认为，中国的造纸术、火药等发明，正是由这些工匠，从丝绸之路上传播到西方。

来到西亚后，杜环的行动相对自由，他穿越了三个不同的宗教区域，成为第一个到过耶路撒冷并留下记载的中国人，之后向西穿越沙漠，进入北非的摩洛哥一带。

宝应初年（762年），流落异域多年的杜环乘商船从海路返回广州，后来将这趟漫长的丝路之旅写成《经行记》一书。

这部书现已失传，只有少数内容被杜环同族的杜佑辑入《通典》中。

不太走运的杜环，就这样成了当时唯一有明确记载到过非洲并留下著作的中国人，这个纪录直到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的时代才被打破。

▲摩洛哥街景 | 摄图网©

海洋之路

阿拉伯旅行家马苏第在其著作中提到了中晚唐以后，中亚人到中国贸易的情况。

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与回鹘等部族占据丝绸之路，阻断了东西方交通，中亚的撒马尔罕商人要到大唐做生意，需要先向西到伊拉克的巴士拉，在阿拉伯卖掉一些商品后，再前往印度，走海路去往中国，在当时已知的亚洲世界绕一大圈。

这些中亚商人的目的地，是广州。

早在西汉，南越王统治岭南时，其王都番禺（今广州）已经通过南海与东海亚，乃至中亚、西亚国家贸易。广州出土的南越王墓中，出现了波斯银盒、蜻蜓眼玻璃、托灯胡俑等带有异域特色的文物。

到了唐代，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当陆上丝绸之路交通断绝时，西方的商人通过海丝，将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广州。

唐末，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广州，几乎同时遭到毁灭性打击。

据阿拉伯史料记载，黄巢起义军南下进入广州后，为了掠夺军资，大肆屠杀居住于此的阿拉伯商人，同时被杀的，还包括信仰景教、祆教等宗教的教徒。

在广州休整之后，黄巢率军北上，朝着关中挺进，打到唐朝都城长安。在位的唐僖宗一边派兵平叛，一边灰溜溜地逃到蜀地。尽管黄巢起义军后来被各路勤王唐军扑灭，但大唐帝国已行将就木。

广州被黄巢之乱的战火焚毁后，很快就恢复生机。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领先于世界，广州与泉州、宁波等港口城市，延续万里海丝的繁华。丝绸、陶瓷与香料等货物在东西方往来流通。

直至今日，经过几番盛衰兴替，广州依旧拥有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汉唐帝都长安却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丝路荣光。

英国历史学家霍普金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中有过一段评论：“在达·伽马与麦哲伦的伟大航行之前，在欧亚大陆和广袤的印度洋上，各主要古老的中心文明已经通过陆路与海路形成了一个共生圈际，这种经济贸易、文化与政治上的交流，是一种古典版本的全球化。”

丝绸之路上，时代的季风席卷而过，带走了商队的阵阵驼铃，还有震撼千古的岁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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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主编：《穿越丝路：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中信出版社，2017年

郭建龙：《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天地出版社，2021年